宛小平:梁启超与朱光潜美学之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 次 更新时间:2015-03-23 19:26:47

进入专题: 朱光潜   梁启超   白话   文言  

宛小平  

   【专题名称】美学

   【专 题 号】B7

   【复印期号】2010年11期

   【原文出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合肥)2010年5期第23~27页

   【英文标题】A Comparison of Liang Qichao and Zhu Guangqian's Aesthetic Thoughts

   【作者简介】宛小平,安徽桐城人,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安徽 合肥 230039)。

   【内容提要】

   近现代中国美学大家中,梁启超“人生生活于趣味”的人生观,朱光潜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二者在理趣上是一致的。梁启超倡导的“新文体”和朱光潜对未来“新文学”的思考在方向上也是一致的。他俩都不偏废文言,而主张以生命情趣为本体,把白话文造就成一种既有文言的凝炼,又有欧思的畅达和谨严的文字。无论是梁启超还是朱光潜,他们的文学革命都是来自于生命情趣本体的外化,“新文体”和“新文学”都是“人生生活于趣味”和“人生的艺术化”人生观的体现。

   Liang Qichao thinks that the meaning of life lies in taste and Zhu Guangqian insists that life can be artful. Based on similar aesthetics mentioned above, they both call out for literary revolutions as reflections of their philosophy of life. Liang Qichao advocates “new style”, while Zhu Guangqian proposes “new literature”. They both acknowledge the importance of classical Chinese and uphold the art of life as the foundation. Thus, vernacular Chinese can be established, which encompasses the brevity of classical Chinese and the fluency and strictness of European language.

   【关键 词】梁启超/朱光潜/人生观/趣味/情趣/白话/文言Liang Qichao/Zhu Guangqian/philosophy of life/taste/flavor/vernacular Chinese/classical ChineseEEUU8459302

      中图分类号:B259.1;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0)05-0023-05

      朱光潜与梁启超虽然在年龄上相差整整一代,但他们所面对的西方文化对中土文化的挑战是大致相同的。而且,令人惊奇的是:朱梁两先生在美学思想的许多方面都极为相似,如人生的艺术化和情趣化,白话文代替文言以及适度的欧化;在对科学的态度方面甚至是为学与做人方面也颇相近。无怪乎朱光潜多次谈到幼时读梁任公著作时大受感动的情景。其实,哲学家的灵心妙用多起于对人生的彻悟,生与死、人世与出世这些问题都不断地逼迫着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回答,在我看来,梁先生和朱先生都大致以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予人生以解答。比较两位近现代中国美学大家的思想理趣也是一件极有意味的事。

      一、“人生生活于趣味”与“人生的艺术化”

      梁启超在《美术与生活》一文里提出了“人生生活于趣味”的观点,朱光潜在《谈美》里也提出了“人生的艺术化”的美学命题。这一前一后,骨子里都是要在苦闷的现实外求解脱,是要拿艺术来激发情趣以对付生活的窘迫,是要拿艺术的观照以求“形象的解脱”。因此,他俩的人生观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反对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

      梁启超曾经很打趣地说: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在他梁启超的字典里是没有的。梁启超何以能达到这“仁者不忧”的境地呢?这是因为他深知这个世界、宇宙有不圆满的地方,你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既然如此,你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以“无所为而为”的态度对付生活,你的生活便是“纯然趣味化”的了!

      应该说,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的人生观多少包含着些佛家空无的意味,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纯然超脱观点。由于看到人的渺小,能够把小我和宇宙的大我打成一片,也就能做到“知其不可而为之”,何以会有悲观和厌世态度呢?所以,他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元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甚么就不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的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那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种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那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①

      这里,梁启超的“仁者”的人生观就是审美的人生观,他是把儒家的“仁”、“智”、“勇”分别对应于西方心理学中的“情”、“知”、“意”,所以他说“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梁启超把“仁”和“情”看作一致有无根据呢?回答是肯定的。事实上,孟子说:“仁,人心也。”这其实就是说仁是一种合乎礼义、发而中节的情感,而且这个情感是一个“美情”,是与生俱来的。这与生俱来的“美情”要靠“孝”、“悌”、“忠”、“义”来表达和维护。因此,“仁者”的人生观,也可以说是“情”的人生观。这个“情”不是守着小我,而是把小我溶入大我的宇宙大化中,是“宇宙的人情化”②。

      总之,梁启超的“生活于趣味”的人生观既是仁者的人生观,也是美情的人生观。他把“美”和“趣”合而为一。他坚信“美”是人类生活的一大要素,甚至认为:“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③

      无独有偶,朱光潜提出了“人生艺术化”的美学命题,这和梁启超的“人生生活于趣味”的命题实在是异曲同工。

      首先,朱光潜和梁启超一样,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有缺陷,并不完美。恰恰是因为不完美,才会尝尽与困难作斗争带来的快慰;也恰恰是有缺陷,我们才会有奋斗的空间,希望和想象就多几分,这个理想的可能空间就是“无言之美”!因此,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要像尼采那样以日神的光辉把现实的苦难照耀,以“从形象中求解脱”,化痛苦为快悦。相反,如果不是这样,只见这世界落个“悲”字,则易于走绝世之路;或者,只图享尽人间快乐,游戏人生,则易于落得个玩世的名分,甚至更有遁入空门者,则以逃世为终了。凡此种种消极的人生观都有欠缺。朱光潜给的答案是:绝我而不绝世。他说:“所谓‘绝我’,其精神类自杀,把涉及我的一切忧苦欢乐的观念一刀斩断。所谓‘不绝世’,其目的在改造,在革命,在把现在的世界换过面孔,使罪恶苦痛,无自而生。”④ 可见,朱光潜的人生观和梁启超的人生观都以“悲”字开始,以夹杂痛苦的“乐”字收尾,只不过朱光潜更强调人生的严肃的一面。

      其次,朱光潜也和梁启超一样,把人生的艺术化和趣味化看作是一种超越小我利害的境界追求。朱光潜说:“文艺到了最高的境界,从理智方面说,对于人生世相必有深广的观照与彻底的了解,如阿波罗凭高远眺,华严世界尽成明镜里的光影,大有佛家所谓万法皆空,空而不空的景象;从情感方面说,对于人世悲欢好丑必有平等的真挚的同情,冲突化除后的谐和,不沾小我利害的超脱,高等的幽默与高度的严肃,成为相反者之同一。……一个对文艺有修养的人决不感觉到世界的干枯或人生的苦闷。他自己有表现的能力固然很好,纵然不能,他也有一双慧眼看世界,整个世界的动态便成为他的诗,他的图画,他的戏剧,让他的性情在其中‘怡养’。到了这种境界,人生便经过了艺术化,而身历其境的人,在我想,可以算得一个有‘道’之士。”⑤

      不难看出,朱光潜的这个破“我执”的人生态度和梁启超主张的在生活中体验美就应该具有宇宙“未济”和人生“无我”的情怀,二者在精神上是完全相通的。

      再次,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特别注重美感经验的分析,在美感经验的分析中,他最看重的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这个“玩索”就是“观照”。他认为:“‘觉得有趣味’就是欣赏。……欣赏也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⑥ 换言之,“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⑦

      显然,朱光潜把“趣味”和“欣赏”联系起来,进一步阐述这个“欣赏”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这就和梁启超对“趣味”的定义——“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以及“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大概也只是侧重点不一样罢了:梁启超更侧重“趣味”的过程,所以他特别举出了“劳作”和“游戏”;朱光潜则更看重对“趣味”结果(目的)的“玩索”(观照)。

   顺便指出,朱光潜虽然在前期美学思想里徘徊于写实与理想、分享与旁观、文以载道与为文艺而文艺、演戏与看戏、内容与形式、联想与直觉等的矛盾中,似乎以“距离”说来调适这些矛盾,主张“不即不离”,但从总体上看,朱光潜更强调理想主义,更愿意把自己放在“看戏者”的行列。这也还是因为“人生艺术化”的精义在于“超脱”,这就是“看”而不是“演”。所以,他说:“谈到文艺,它是人生世相的返照,离开观照,就不能有它的生存。……所以我们尽管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有深刻的情感,若是止于此,我们还是站在艺术的门外,要升堂入室,这些经验与情感必须经过阿波罗的光辉照耀,必须成为观照的对象。由于这个道理,观照(这其实就是想象,也就是直觉)是文艺的灵魂;也由于这个道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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