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中国法制史学研究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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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发展历程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法制史学经历了60年曲折的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初创、奠基以及恢复与发展三个阶段。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早在先秦的典籍《尚书》、《周礼》中,便记载了法制历史的事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至汉以来,正史《刑法志》中虽以断代法制史为主,但也含有法制通史与法律文化史的内容,至于《通典》、《通考》、《通志》等类的志书中,更集中地收录了典章法制史料。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便规定“此时暂行摘讲近人所编《三通考辑要》”。1906年,《京师法政学堂章程》正式确定《中国法制史》为法政学堂基本课程,相沿至今,已逾百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法制史学经历了60年曲折的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初创阶段(1950年至1961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法律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中国法制史学开始新的创业。1950年6、7月间中国人民大学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确定法律系开设国家与法权通史课程。8月,招收第一批法制史学研究生,共四人,学习国家与法权通史、苏维埃国家与法权历史,由苏联专家讲授。

   1951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由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调来刘琦任教研室主任,参与教研室成立者有系主任何思敬、历史学家尹达、民法学家李祖荫等,这是当时全国第一所法制史学的教学研究机构。

   1952年第一届法制史学研究生毕业后,张晋藩、孙丙珠(后从事宪法学教学)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完全阻断了清末以来中国法制史学的教学与研究的传统,既无导师也不得参阅已有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只能根据马列主义观点,以中国法制史料为对象,按照苏联法史教科书的模式,开始建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体系,走着一条事倍而功半的道路。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又招收了三届法制史学研究生,第二届中现有张希坡教授、杨堪教授、王召棠教授,第三届中刘和正等四人均未从事法制史学的教研工作,第四届中现有邱远猷教授、薛梅卿教授。

   1953年至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开始编写现代法制史,由张晋藩负责南京国民政府及抗日根据地部分,其余由张希坡负责,并打印成册,以供讨论。是为新中国编写中国法制史教材的最初尝试。

   1956年,国务院参事室的一位老先生建议改“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课程名称为“中国法制史”。为此进行过一次小规模的讨论,但多数意见仍主张采用“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理由是没有国家,何来法权?!

   1956年4月间法制委员会就华东政法学院杨兆龙先生提出旧法继承性问题,组织讨论。与会者基本同意旧法可以批判继承。但至1958年掀起批判旧法观点运动,法律继承性遂成为批判的重点。此后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中对古代法制全面否定。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科学研究也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以学生为主体编写建国10周年献礼项目——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这个“大跃进”的产物谈不上任何科学性,这份材料曾保留在笔者手中,“文革”中散失。1960年又展开对资产阶级法制观点和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由学生对教师的讲稿进行大检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法制史学的教学时断时续,研究工作基本中断。

  

   奠基阶段(1961年至1966年)

   1961年春,《人民日报》发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后,各高校开始稳定教学秩序,恢复科研计划。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组织编写了《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第一分册“古代部分”由张晋藩撰写,第二分册“近代部分”由曾宪义、范明辛撰写,第三分册“民主政权”部分由张希坡撰写。第一分册于1963年出版,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至1965年相继出版。这三册讲义虽仍名为“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但在结构上已初步打破苏联教科书的四段论——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体例,突出了法律制度的内容,对中国法制史的教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此后中国法制史学的教材编写也有某种奠基的意义。

   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招收了唯一的一届法制史学研究生,由张晋藩任导师,研究生四人——刘海年、祝铭山、张天宝、冷玉金。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政法院系先后解散,教师和科研队伍流失,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遭受重挫。

  

   恢复与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与科研开始恢复并走上发展阶段。其主要表现是中国法制史学会的成立、统编教材的编写、中国法制通史等一大批专著的问世,以及由博士、硕士组成的科研队伍。

   1979年6月,在长春召开了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大会。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全国性法学专业学术团体。会上集中讨论了学科的对象问题,一致认为应该以法律制度为对象,不能将国家列为对象,同时应恢复中国法制史的名称。会上还通过了由张晋藩提出的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的建议。此项建议的动因是此前海外曾召开过三次中国法制史的国际研讨会,但都没有邀请大陆学者参加,除政治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为世人所知,因此希望通过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使这一学科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正是怀着这种历史的使命感,会议一致通过了此项建议。

   1980年召开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编写研讨会,瞿同祖、张友渔二老均参加了会议。由于当时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的教师全国仅十余人,而且都忙于恢复教学,资料也大量散失,因而不具备编写条件,研讨会最终决定推迟此项工作。

   1980年起,由司法部组织编写法科大学统一适用教材。1982年7月,群众出版社出版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由张晋藩主编,乔伟、游绍尹为副主编。此教材发行50余万册,获司法部优秀教材奖。

   1978年春,中国人民大学招收首届中国法制史硕士研究生,张晋藩为导师。

   1981年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第一届法学学科评议会,陈守一、王铁崖、韩德培、芮沐为正式代表,高铭暄、张晋藩为特邀代表(有投票权)。学科组会议全票通过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设法制史博士点,张晋藩为博士生导师,但学位委员会因张当时尚未评教授故未批准。1983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中国政法大学设中国法制史博士点,导师为张晋藩教授(时已评为正教授)。1984年6月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生,录取朱勇、怀效锋、郑秦三人,1987年三人通过论文答辩,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法制史学博士。

   1985年,编写《中国法制通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支持,此项目遂正式开始,由张晋藩担任总主编,聘请各地专家担任分卷主编,于1998年12月全部出版,共10卷,500多万字。此书从提出到完成共历时19年,参加撰写的专家70余人,其中博士生15人,吸收了中国法制史学界研究累积的多种优秀成果,是中国法制史学的新的里程碑,该书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及中国图书奖,得到海内外法史学界的广泛认同。

  

   60年五方面主要成就

   中国法制史学经过60年的发展,其主要成就可以从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专职研究机构的建立、研究领域的扩展与成就、开展中国法制近代化问题研究,以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提供历史借鉴等五方面大体概括。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家教委正式确认法制史为法学基础学科,纳入政法院校的教学计划,1988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除通史、断代史外,部门法史如中国刑法史、中国司法制度史、中国行政法史、中国监察法史、中国民法史、比较法制史,以及某些专题,如中华法系研究,均列为选修课,使这门学科总体上更加充实和丰满。除此之外,一些新的法制史的分支学科诸如法律文化史、法律考古学、法律文献学、比较法制史学、地域法制史学、少数民族法制史学等相继诞生,并在不同院校纳入必修或选修课的范围。与学科建设相适应,教材建设也呈现异彩纷呈之势,除统编教材、规划教材外,各校根据自己的特点也纷纷编写了法制史教材,为学生们提供了宽泛的、优秀的学习资料。

   目前全国法律院校基本设立了中国法制史的硕士点。1990年以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相继建设了中国法制史博士点。仅中国政法大学已培养了100余名法制史博士生。从全国范围看,由硕士、博士组成了一支宏大的队伍,担负着发展法制史学的历史使命。

  

   专职研究机构的建立及其研究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制史教研室

   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设法制史研究室,是法学所保持学科优势的研究室之一。专业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中国近现代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中外法文化比较研究。并拥有中国法律制度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两个硕士点。1978年以来,研究室学者在法律文献整理以及秦、汉、明、近现代法制史和中国职官制度研究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学术成果获多项国家奖和省部级奖。目前承担的重点项目有《中国法制史考证》(33卷本)、《刑案汇览》(8卷本)等。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984年经司法部批准,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中国法制史研究所,时为全国唯一的中国法制史的专业研究所,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法制史学的依托。2004年12月该所被评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遂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其研究方向一为中国法制史,一为中国法律文化史,一为比较法制史。20余年来,研究院(所/中心)承担多项国家级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重大项目。出版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影响的研究成果,如《中国法制通史》(10卷本)、《中国法律的传统和近代转型》、《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清代宗族法研究》、《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清代少数民族立法》、《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等。其中《中国法制通史》(10卷本)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和“第三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年7月)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

   该院采取“任务编组机制”,即以具体课题为纽带,凝聚校内外学术队伍和资源,按照课题承担者在课题研究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决定与课题相关的一切权益。该院虽然成立不久,但研究特色已日益显现。

除上述机构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院校,也成为中国法制史学科科研与人才培养的重镇,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学科特色和专业优势。各院校之间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共同促进了法制史学的发展。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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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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