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 次 更新时间:2015-03-10 00: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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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 (进入专栏)  

   祝尚书先生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即从1998年开始,将其研究重点逐步转移于宋代科举与文学,并陆续有专题论文刊出,颇得到学界的关注,我也间有研读。现在祝尚书先生将这二十余篇论文结集,正式题署为《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因我过去曾撰有《唐代科举与文学》,祝先生视我为同道,故特邀我作序。我长期在中华书局工作,祝先生于数年前已在中华书局出版其所著《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近年来我又因受学界友人委托,计划编纂一套较有规模的《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两宋部分约请祝先生主持,因此可以说,我们确有学术合作的深致情谊。也正因此,我遵嘱写序,就按我的惯例,抽时间将这部近四十万字的专题论文集,连续读了两遍,并参阅其他一些文献,可以说,我确是有幸接听了一次宋代科举与文学的系列讲座。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撰写《唐代科举与文学》(1986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主旨是想通过科举来展示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以进而探索唐代文学的历史文化风貌。当时关于唐代科举的文章极少,专著则一本也没有。那时专题研究唐代科举制度本身的,我只见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吴宗国教授的几篇文章,后来他写成《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并赐送给我,已是1992年了。也正因此,我虽然在这部书中也分析论述唐代科举诸科、考试程序,以及进士出身、地区、行卷、科场风习、文学风气等等,但自称是描述,未专注于考索与论述。现在祝尚书先生这部著作,虽然看起来是论文集,实际上是全面考论宋代科举的专著,并且将两宋科举制度的变化沿革与文学、理学、文化风尚、士人生活,甚至举子用书之刻印、发行等,作广泛而具体的探讨,这种细致的考索与极有新意的拓展,是近二十余年来宋代科举与文学、文化交结研究所未有的。

   应该说,宋代科举,在整个中国科举制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其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是前后几朝所不能并比的。其明显特点,一是登科取士人数最多。近七、八年来,我与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学者龚延明教授等合作,编撰《宋登科记考》,即将定稿。据统计,两宋共举行一百十八榜科试,各种科目登科人数,以文科而言,当在十万人以上;即以进士而言,有四万二千余人,平均每科录取人数,为唐朝十八倍,也多于明清两朝。另一特点,是改革频繁,有规范化的趋势,如所设考试科目,常科由宋初十余种,经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后,渐变为进士一科;又确定三级考试制度,即州府发解试、礼部省试、皇帝殿试;废除试前唐时长期流行的“公荐”、“公卷”,实行试时“糊名”、“誊录”;考试期由每年一次逐步定为三年一次,但人数倍增,且及第后,与唐之只取得入仕资格不同,一经登科,即释褐授官。第三个特点,就是科举与政事更为密切,特别是对士人生活及社会风尚、文学风气的影响更为深广。

   就上所述,应该说,宋代科举研究,可以开垦、拓展的领域是相当广阔,而所能获取的成果又将极为丰硕。但要使探索全面开展,难度也大。也正因此,自上世纪前半期起,有关宋代科举,一般均仅限于专题论著。我所看到最早的是前辈耆宿聂崇岐两篇《宋词科考》、《宋代制举考略》,分别载于建国前的《燕京学报》第二五期及《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五期。中华书局于“文革”前曾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计划编印聂崇岐先生的《宋史丛考》,且已排竣付型,但却因事拖延未印。1979年11月,我当时在中华书局主持古代史编辑室工作,就提出将原纸型抽出付印。收于书中的聂先生这两篇文章,应该说是宋代科举制分科研究的开创之作,特别是《宋词科考》一文,在分别论述宏词、词学兼茂及博学宏词三科沿革后,即从北宋哲宗绍圣二年起,直至南宋理宗开庆三年,一一列考登科人名、仕历,创个案研究之先例。当时我读后深受教益,也为后来撰写《唐代科举与文学》受到很大启示。此后数十年间,研究宋代科举的当代学者,虽各有进展,但也仍限于专题。现在读祝先生此书,确使人有俯览全局之感。

   如书中先按科举考试的程序,前四篇,分别考索发解试、省试(及类省试)、殿试。这里可以提出两点,一是发解试。发解试,也就是唐时乡贡,即县、州两级考试,淘汰选拔。唐代乡贡考试,过去研究很不充分,特别是试题,记载既缺,并多歧异。如拙著《唐代科举与文学》中第三章《乡贡》,举有一例,即李贺于宪宗元和五年在洛阳应河南府试,留世的有其所作《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即从正月写起,每月一首,到十二月,再加闰月,共十三首,非律诗,句子长短不齐,有三言、五言、七言,所写则为民间闺情。而此时韩愈正任河南令,竟保送他赴京应省试。如此不合规格的府试题,却未有提出疑问。祝尚书先生指出,解试是举子“文战”的首个战役,极为重要,但它未如省试、殿试引人注目,极少有人进行研究,本书首篇《宋代科举发解制度考度论》即就发解条制、免解制度、南宋“流寓”发解、发解覆试,及利弊得失,详加论述。另一点,是关于南宋在四川举办的类省试,这也是宋前宋后未有的,书中此篇有关类省试的专文不仅详考其本身条制,还引发出:四川类省试经过长期相对独立的发展,使蜀与东南“文体却间有不同处”,有谓“蜀士之文,则以文势议论为胜”(据宋曹彦约《昌谷集》卷十六《四川类省试监试入院晓谕榜》)由此得出:“南宋巴蜀文化的继续发展,与类省试有密切的关系。”这对宋代科举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能引人作进一步的思考。

   在考试程序之后,就进行科目的全面铺叙,即对诸科、制科、词科等详加考论,就是说,除武举外,宋代常科、非常科,都细加论及。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复述。

   除科举制本身外,本书的重点即考论科举与文学的多方关系与互动影响,这也是这部著作提供给文史学界一个新的景观,值得细阅与统览。书中有些是专题论文,另有些篇章在谈及科举考试本身时也多述及文学活动,很有意思。如《宋代科举省试制度考论》,介绍各地举子赴京省试,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历尽艰苦,就举有慕容彦逢《赴省试到阀偶成》、徐通《赋六人同舟再赴省举》二诗,其“行人畏寒兼畏滑,满溪坚冰如鉴明”,“竹林风月连三郡,北宿光芒聚一舟”诗句,这使我想起唐人刘希夷《送李秀才赴举》“日月天门近,风烟客路长”,张籍《送朱庆蜍及第归越》“有寺山皆遍,无家水不通”,这确使士人扩大行踪,开阔视野,倍增诗意。此文后又叙述知举者、考试官于试前锁院,如欧阳修、梅尧臣等于锁院期间,作诗唱和,时有佳句,这是唐代未有的。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当时经省试,对录取者地区的看法,有所纷歧,但却可提供过去未曾注意的信息,如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有云:“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后范纯仁于熙宁二年所作《奏议特举之科分路考校取人》,有云:“然进士举业,文、赋唯闽、蜀、江、浙之人所长。”苏轼于元丰元年所作《徐州上皇帝书》,也以为,以文词取士,“多吴、楚、闽、蜀之人”。又如《宋代词科制度考论》,着重论述词科的设置,直接导致四六文体在南宋的兴起,主要表现在名家辈出,名篇迭起,尤其是四六文集及评点著作层出不穷,如《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宏辞总类》、《四六话》、《辞学指南》,等等。这在不小的幅度上改变南宋文学的面貌。文学史著作过去对南宋四六文体的兴起,也有所注意,但未从科举制度变革着眼,对词科的设置予以必要的论述。

   至于书中论科举与文学的专题之作,当更令人注意。如一般认为唐代进士试行卷风行,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学的繁荣,宋代则因废除公荐、公卷,行卷就自然消除,一般也就未加留意。而现在书中特设《论宋初进士行卷与文学》一篇,仔细考索北宋初期太祖、太宗两朝及真宗之初,行卷仍很普遍,而与文学之关系,特为提出:这一时期行卷与受卷,并非仅是为了人仕与举荐。文中举柳开、田锡、王禹偁等几位名家为例,说明他们在投书中主要是阐述自己的文学观点,而受卷者也想籍此栽培文学新人,这对促进宋初诗文革新,酿成文坛派别化趋势,起有很大的作用。这确是一个新的视角。又如《论北宋科举改制的异变与南宋文学的走向》,提出北宋中后期几次科举改制,不仅罢诗赋试,且诗赋的创作与传习也一时被禁,这就引起一系列后果,如文士文学水平下降,知识面狭窄,古文写作滑坡,而南宋初词科的设置,又促使四六骈体兴起。有意思的是,文中还以此提出吕本中制作《江西宗派图》及江西诗派之兴起与风行,也都与北宋后期的科举改制有关(当然,这可以作进一步的论述),这恐怕是当前作江西诗派研究,未有及此的。

   我本来还想就本书所论再多说一些,但考虑到序言作为一种文体,它不同于论文与书评,是不必也不能长论细言的。但遍阅全书,还是引发我对当前文史研究的思考:一是要重视文献资料,这是不能回避的基础性工作;二是注意个案研究,这是行之有效的典型性分析方法。大家知道,宋代虽未有如唐代科举那样,有清徐松《登科记考》这样一种科举编年史,但其文献资源却比唐代丰富。如《宋会要辑稿》中,共有三十四节的“选举”类;南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第二十八卷系统记载北宋太祖至徽宗七朝科举取士史实;有三百四十八卷的马端临《文献通考》,其中有十二卷《选举考》;其他如被誉为宋代三家卓然可传的三部私史,即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王偁《东都事略》,以及大型类书王应麟《玉海》,传记类著作郑樵《通志略》之《氏族略》、杜大硅《名臣碑传琬琰集》,及数量更为庞大的宋人诗文别集,等等;这些为研究宋代科举,研究宋代历史文化与文学,提供极为丰厚极为宝贵的资源,祝尚书先生这部著作,对上述各类著作,几乎遍引。当然,对这繁富资源广作开拓,认真挖掘,难度也是相当大的,但真正要有所成就,不能回避。如作自然科学研究,要发现某种原理,或作新的发明,非要长时期甚至几十年在实验室工作不可。某些未有扎实基础的所谓宏论,看起来似颇为炫耀,实际上避免不了烟消云散。这就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二、尽可能保持您原有的文字风格,即文言白话交融,具有某些幽默感的语言,同时又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有译文的意味;

   三、对某些语意不甚明了的,或并非必要的词句稍作删节;

   四、个别段落稍作调整。

   信的最后还特别提出:“润色稿如您认为有不妥之处,请径加改正。”这样做,既坚持编辑工作的规范,又充分尊重原稿和作者写作的意向。中华书局自50年代起就接触过不少专家学者,“文革”前后,因整理、点校“二十四史”,编辑部人员经常与唐长孺、王仲荦、启功、张政烺、王锺翰等先生一起商讨书稿问题,已养成一种不卑不亢、切磋交流的风气。玉成同志在《万历十五年》的文字加工工作上化了不少力气,但当时我们在信中还是表示最后由作者来定稿。

   黄仁宇先生对第一章的修改稿表示满意,由我起草的中华书局编辑部1980年3月22日信中即提到:“三月八日寄来尊著《万历十五年》原稿第一章,以及给编辑部与傅璇琮君的信函,均已收悉。沈君之润色稿(第一章)既蒙首肯,则当照此进行,分随函寄上第二章,亦请审正。”

   这样,我们就把沈玉成同志修改后的稿件,逐章寄给黄仁宇先生,每一次寄时都由我拟写一封信,而这些信函都经当时副总编赵守俨先生阅改,可见当时的中华书局对此书稿很认真。我们充分尊重著者意见,同时也不回避我们的看法,如1980年6月6日一信中就提及:“第七章中有一段对马克思的评论,我们认为以删去为宜,或作必要的修改,均请酌定。”

黄仁宇先生对编辑部的信也很认真、重视,每一次接到修改稿后都加回复,有时还谈得很具体,如1980年3月8日的信,还详细解释明代的“仗刑”与“笞刑”有什么区别,以及他原稿中的笔误;他还注意校样中英文字母的错植处,这封信中即提到该稿所列参考书目,其中Ricciane,其第4个字母C,校样中排成e,可见其十分细心。他也尊重我们的意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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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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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秋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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