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禹阶:论商鞅、韩非的国家思想及“法”理念

——兼论商、韩法家理论的结构性缺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8 次 更新时间:2015-02-14 22: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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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禹阶  

   【摘要】秦帝国政府权能迅速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应溯源于商鞅、韩非的国家思想与“法”理论。由于商、韩倡导的君主专制的国家本位理念的结构性缺失与偏倚,构成其国家政治目标的功利性与狭隘性,国、民在利益与价值观上深刻的对立性,“法”“术”共生下的阴暗性,思想文化上的专制性,以及由这些特点所导致的“胜民”、“制民”、“弱民”的治国理念,法律上的工具主义倾向与刑治精神,思想上的抑制多元文化与道德贬黜倾向,经济上的国家极端干预思想。这些思想既对加强秦国社会的控制与整合,一统天下起到重要作用;又形成秦帝国统治思想中的系统性、结构性缺失,隐藏着使秦国家崩溃的潜在的功能性缺陷。

   【关键字】商鞅;韩非;国家思想;“法”理念

  

   秦统一后,使秦帝国政府权能迅速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应该溯源于先秦法家商鞅、韩非的国家思想与“法”理论。商、韩思想对摧毁秦旧有的宗法贵族世卿世禄制,加强秦国社会的控制与整合,富国强兵,统一天下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商、韩国家思想与“法”理论所存在的内在结构性缺失,又使秦帝国政治运行与社会控制有着极大局限,并且隐藏着使秦国家崩溃的潜在的功能性缺陷。所以,我们研究秦帝国崩溃及秦政府权能迅速失效的原因,必须对商、韩法家的国家思想与“法”理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这也恰是我国学术界在秦代思想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

  

   一、商、韩国家思想中的“国”“民”关系研究

   据《史记》卷七十《商君列传》记,公孙鞅西入秦,通过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商鞅以三代“王道”说孝公,“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后商鞅复见孝公,说以瞗国之术的“霸道”。史载“公与语,不自知?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后景监问商鞅何以说中君怀?商鞅回答说:“故吾以瞗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商鞅对秦孝公所说“王”“霸”之道,应是当时现实存在的政治形态及其施政意识。周代时,华夏诸国均是由较小的政治与族氏单位所组成的集合体。这些习华夏礼仪文化的诸侯小国,既是独立的血缘、地缘相结合的政治军事实体,同时又与周王室有着尊卑上下关系。故中国古文献常载有以“家”(宗族)代“国”并尊事周王室者。如《尚书·酒诰》:“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永不忘在王家。”文献上常见之“肇域彼四海”“四方之极”,“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说法,正是当时以周王室为中心,大小相兼的宗法性政治国家的形态写照。这种政治国家形态又是一种早期华夏的“天下”观念。按古人的认识,王朝的政治中心也即天下地缘中心,[1]并且由里及外,由华夏至蛮夷、荒服,这就是古人所理想化的以周王国为中心,以“天下”为“化成”限域的“五服”制或“畿服”制。《国语·周语》记祭公谋父一段话,揭示了五服制这种理想的国家与民族、文化同一性特征:“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这种划分法核心是一种以政治文化为内涵的理想化的层级扩展的观念体系,它表现了早期华夏国家在国家制度与宗法制度的同构,夷夏之间的民族差别与民族同构;同时也表现了以华夏“礼仪”文明为主线而形成的一种有关国家、民族的世界观念。这个以“天下”为境域的观念化体系中,其实也是周代自天子、公卿、大夫、士的层级宗法血缘的政治“家”“国”系统,以及民族观念的现实写照。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人看来,所谓“王道”,既是孔子、孟子所谓周之“德治”的施政举措,同时它又是具有文化开放理念的由近及远的“天下”主义,也即《论语·季氏》所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其实它根本上是一个适应周代政治、宗法与民族结构的理想化的政治文化“礼制”模式。

   随着春秋周王室的衰弱及“五霸”的兴起,由齐国起始的各诸侯国开始强大并凸显出来,形成逐步取代以周王室为中心的政治格局,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进入战国后,随着兼并战争的扩大,各诸侯国自身的富、强及战争能力成为各国君臣关注的焦点,以诸侯自身的“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形态开始上升为当时主流政治态势。随着兼并战争日渐激烈,各国奉行的改革变法也主要围绕这种以“国家”为中心,以富国强兵的“瞗国之术”为主线来展开。这种使诸侯“国家”富且强的“瞗国之术”,也正是商鞅所谓的“霸道”,并且在当时成为各国变法图强的核心。所以,客观而论,战国之际的“霸道”,是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形态出现的产物,它也在当时以富国强兵为中心的诸侯争霸的战争环境中,成为一时之显学。

   商鞅向秦孝公论述的“霸道”,正是围绕这种“瞗国之术”展开,并使孝公“语数日不厌”的重大问题。而商鞅也由此发出了秦“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即重“力”胜而忽视“德”治的慨叹。正因如此,以秦国为中心的国家本位,以及相应的富国强兵的主题,就成为贯穿商鞅变法的主线。从秦变法起始,商鞅等法家人物便以建立秦国中央集权制度,打击与削弱周以来的宗法世卿世禄制为基点;同时以农、战为根本,统一秦国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观,由此达到富国强兵,战胜六国的目的。特别是当时秦国大力推行的奖励军功的二十等爵制,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成为秦国进行社会控制与整合的极其重要的措施。军功爵制一方面将民众从宗法世卿世禄制的体制下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由国家直接统治,并依据军功大小予以统一的政治、经济待遇的子民,形成以国家为中心的对当时各个社会阶层的整合;另一方面,军功爵制规定爵位完全按照军功授予,而不分身份贵贱。其结果是调动了广大民众的积极性,使秦军民致力于“农战”之中。所以,强调国家本位原则,并因此进行对国家各阶级、阶层的整合,是商鞅等法家人物国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在实际变法中,由于商鞅改革适应了君主集权与历史统一的大趋势,因此使秦国在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在商鞅思想中,国家本位思想以及相应的“法治”理念还是其变法思想主流;那么在其后的韩非思想中,随着中央集权的发展,则更加突出了其国家思想中的君主专制原则,使得法家思想原有的专断性与独裁性更加严重。这也是商、韩思想的差异点。但是,尽管有所差异,可他们在君主专制的国家至上这一目的与手段的认识上却是基本一致的。这也是秦国能够一以贯之实行法家思想的重要原因。

   商、韩法家思想在秦的治理实践与统一六国战争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效,但这并不意味着商、韩思想就十分完善了。事实上,商、韩思想,尤其是其国家思想及“法”理念,有着巨大的结构性缺失与偏倚。这种缺失与偏倚,其根本点表现在国家政治目标的设定,国家阶级关系的认识方面,还存在极端狭隘的功利性、实用性、片面性,以及由这种功利、实用政治原则指导的,在治法上所表现出的刑治主义、工具主义趋向;在思想文化政策上表现出的抑制多元文化及道德贬黜倾向;在经济上的国家经济干预政策等。正是在这种既适应战争轨道下秦国对国家富强与社会的整合和控制,又有着重大结构性缺陷的政策应用中,使秦这一庞大帝国勃然而兴,又忽然而灭。

   一种国家思想,首先要解决国家与社会、国家与阶级的关系问题。国家既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也是社会控制与整合的工具。作为国家主体思想的一般特性,它是以具有“超越性”与“中立性”的面目而呈现的(即使是表面上的),由此来缓和两大阶级或者各阶层间的矛盾、冲突,达到社会的治理与整合。这种超越性、群体性特征,至少从表面来看,它不是代表个别人、个别阶层或者阶级的思想观念,而是作为具有“大众想法”或大众共识的基础,代表了一个社会背后共同的政治信仰、文化、价值观等,由此保持着表面上凌驾于各阶级之上的话语权优势。但是,作为古代中国最早从权力层级分割的世卿世禄制中产生的法家政治思想,由于其“家天下”的国家本位及王权主义,使其在国家的阶级关系上,以一种赤裸裸的王权与阶级的专断性、功利性和狭隘性表现出来。这就是商、韩国家思想中关于国家、政府与民众关系的认识。

   从商鞅起始,法家人物在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上,就极端放大两者间利益上、价值观上深刻的矛盾与冲突,将秦的国家与社会、统治者与民众看成极端对立的两大利益群体。例如商鞅就首先从政治哲学理论中的人性论出发,主张“人性恶”,将植根于人性恶基础上的“国、民相胜”理论作为其政治与国家思想的出发点。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即“人之性”,尤其是民众之性,均好逸恶劳,趋乐避苦。“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东,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以性之常。”[2]民众本性中普遍存在“六淫”“四难”的恶性,他们追求耳、口、鼻、目、身、心之快乐欲望,厌恶务农、力战、出钱捐税、告奸等四苦。民众这种趋乐避苦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国家与民众在利益取向和价值目标上存在尖锐分歧。在这里,商鞅将人性看成人作为动物一面的生物性与自然性,人性本能关注的是各个生物个体求生求佚的生理欲望及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功利欲念。在商鞅看来,这种个人自富求佚的欲念,必然与君主政治下的国家富强目标相抵触、相矛盾。所以,决定国家治理与战争胜负,则必先“胜民”之性,以达“制民”目的。“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地。”[3]这里的“制民”与治民,虽然一字之差,但是却充分反映了商鞅等法家人物的国、民思想。

   基于这种理念,商鞅进一步提出了国、民“交相胜”中的“弱民”理论,即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民进国退,民退国进:“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4]由此主张政治与法律要作民之所恶,倡民之厌,行苛暴之政,制酷重之刑。“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5]

   商鞅这种观点显然是其国家本位的“霸道”理论基础,也是十分片面的。从人性论上看,人除了有着饥而欲食、寒而欲暖的生物性特点外,更重要的是有能够凝聚在一起,进行社会分工、生产、分配、消费的社会属性,有着区别于自然界生物的礼义廉耻的社会本质。先秦孟子曾经对于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的根本社会属性作了归纳与总结,认为人的根本特性在于他的社会性即人的伦理道德属性,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即在于“礼义”而已。商鞅人性论将人的社会性仅仅看成其动物属性,不仅非常片面,其立论原则也是对儒家孟子人性论的倒退。正是由于商鞅忽视人的社会性这一根本偏颇,使他将人性完全看成自然的生物性特征,其结果就是他将民众之性看成有着“六淫”“四难”的自然生物属性,同时民众的好逸恶劳,趋乐避苦的特性与正处于兼并战争中的秦的国家利益处于尖锐的对立中。所以国家要富强,就必须先“胜民”“制民”,然后才能够制胜强敌。

在这里,商鞅凸显了国家、政府与民众间的深刻的利益上、价值观上的矛盾与冲突,认为两者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中。政治治道,社会控制,本质上是国家与民众谁能战胜谁、驾驭谁的问题。了解这种尖锐的国与民在根本性质上的对立,是国家驱使民众的关键要素。鉴于这种国、民“交相胜”理论,商鞅认为国家要富国强兵,进行统一战争,就必须强制民众,弃其所喜,赴其所恶,实行“恶政”、“暴政”,达到“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的效果。因此,“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则死”。“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6]这样,将民众仅仅作为供其驱使的牲口,削民以弱,就成为商鞅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部分。在这种国家思想指使下,秦国在治政策略上以重刑制民,以暴政驭民,以严刑卑辱民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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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暨南学报》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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