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我与辅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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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功口述历史》  第三章《我与辅仁大学》

  

   一、 三进辅仁

  

   我能进辅仁大学,并一直工作到现在,还要从邵老伯和唐老伯说起。我十一岁时,他们帮助我家募集了2000元的七年公债,每月可得30元的利息,到十八岁,这笔公债已用完了。那时我刚中学肄业,还没找到工作,只能靠临时教些家馆,维持生计,偶尔卖出一两张画,再贴补一些。邵、唐二位老伯对我真叫负责到底、仁至义尽、善始善终,他们认为最稳妥的长久之计是为我谋一份固定的工作,于是在我二十一岁时,找到四川同乡傅增湘先生帮忙,他慨然应允。

  

   傅老先生是我曾祖的门生,(图 傅增湘先生画像及书法作品 见《藏园老人遗墨》)他在参加殿试时,我曾祖是阅卷官之一,在他的卷子上画过圈。傅老先生在当时是著名的社会名流和学者。早年肄业于保定莲池书院,当时书院的山长是桐城派著名学者吴汝纶,他十分欣赏傅老先生的诗文。光绪二十四年考中进士,入翰林,任编修,又升为直隶提学使。当时改革风气初开,傅老先生率风气之先,创办女子学校,培养了大批女子人才,直到晚年,当时的女学生还常登堂求教。北洋政府时,因教育成就显著,受任教育总长,后因不满时政,尤其不满当局干涉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而辞职。后又将精力转向筹办辅仁大学的前身“辅仁社”,又任辅仁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对辅仁大学有开创之功。傅老先生博学多闻,退出政界后搜罗古籍,校勘群书,达一万六千馀卷,后都无偿捐献北京图书馆,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大量有关古籍的专著。傅老先生与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先生交谊笃厚。他任教育部总长时,陈校长任教育部次长,他下野后,陈校长接任他作护理部务,掌管大印,相当于代理总长,后来辞去政务,应英敛之之请,专职任辅仁大学校长。二人之间可谓长期共事,于是傅老先生决定为我的事去找陈老校长。而老校长从此成为我终生的大恩师,为了能更清晰地表述陈校长对我的培养,不妨先对他作一简介,特别是我见到他之前的一些情况:

  

   陈校长名垣,字援庵,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广东新会人。(图 见《启功画传》第27页上)幼年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但他自称“余少不喜八股,而好泛览”(《陈垣来往书信集》),研读了大量的子书和史书,接受了很多实用之学。但受时代风气所限,仍不得不走科举之路,于是他“一面教书,一面仍用心学八股,等到八股学好,科举也费了,白白糟蹋了两年时间,不过,也得到一些读书的方法,逐渐养成刻苦读书的习惯。”(《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这期间他参加过县试、府试。二十一岁时先取为新会县试第一名(案首),同年参加广州府试。按惯例,各县案首府试无不取之理,但主试的广州知府施典章对陈垣先生文章中表现出的新思想不满,竟在卷子上批道:“直类孙汶(文)之徒”,后又把“孙汶”圈去改为“狂妄”。所以最初陈垣先生不再复试之列,但在舆论的压迫下,府学不得不在最后时间把他的名字补上。而复试的题目为“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这显然是针对陈垣先生初试文章的“狂妄”而发的。但这次陈垣先生按部就班、四平八稳地作起了八股文章,那位施知府也无话可说,于是陈垣先生顺利通过府试和院试,考取了秀才。后来他在回忆这次经历的时候曾作过这样两句诗:“犹忆当年施太守,嗤余狂妄亦知音。”同年又参加顺天府乡试,广东甄某请陈先生代考,于是陈先生在考试时一口气作了两篇文章。张榜结果,自己的那一篇没中,而给甄某的却中了。“究其原因是自己的文章思想奇特,不和当时口味,越用心越南辕北辙。代别人作文,不下工夫,作普通文章,反而中了。”(见《陈垣年谱》)但也有收获――得到甄某3000元酬金,把历年从家中支出的钱全部还清。第二年又补为廪膳生,即可以拿到“廪”――实物和“膳”――伙食的双重补助的生员,再次参加开封乡试,仍未录取,从此彻底放弃科考,投入宣传新文化运动及反清斗争和辛亥革命,曾参与及创办《时事画报》、《震旦日报》,宣传革命。后又大力兴办教育,在新会、广州教过小学、中学,又考入美国人在广州开办的博济医学院学习西医,后又与广州医学界的中国名流创办光华医学校和“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1912年与广东医学共进会同人欢迎孙中山并摄影留念。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员,北上北京,又创办北京孤儿园,北京平民中学。这时期他的学术研究也取得很大成就,特别是在历史考据方面的成就更令人瞩目。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亲自上街游行。由于社会影响日益显著, 1921年任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2年起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同年辞去教育部任职,专心于办学与学术研究。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兼图书馆馆长,1926 年任辅仁社社长。1929年起任辅仁大学校长,直到1952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继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到1971年故去,享年九十一岁。陈老校长毕生投入到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教育家和史学家。他的学术著作《通鉴胡注表微》、《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等都是史学界不朽的著作。陈老校长作为史学家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他最擅长宗教史,他出身于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从小归依基督教,所以对基督教史,特别是中国传入史有非常深入、精辟的研究,后来他又广集佛教典籍,因此对佛教历史典籍也有非常广泛的研究,如《中国基督教史》、《开封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教)考》、《元也里可温(即天主教)考》、《摩尼教入中国考》、《火 教入中国考》、(以上四种合称“古教四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都是这方面的杰出成果。二是非常强调把中国的各民族当成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来研究,强调中华民族的相互融合和整体文化,如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即是这样的代表作。三是充满爱国激情,把历史学和爱国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语重心长地说:“从来敌人消灭一个民族,必从消灭他的民族历史文化着手。中华民族文化不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致之一。”而他的《通鉴胡著表微》就处处渗透着抗敌御侮的思想和用心。试想,能到这样一个大学者手下工作不是非常难得、非常荣幸的事吗?

  

   所以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傅老先生介绍我与陈校长会面时的情景:

  

   我先到傅家,把我作的几篇文章和画的一幅扇面交给傅老先生,算作我投师的作业。他嘱咐我在他家等候,听他回信。然后拿着这些东西直接到陈老校长家。当时我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我知道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机遇,我渴望得到它,又怕失去它,为了它两位学术大师,一位前总长,一位前副总长亲自过问它,这怎么能让我不感动。好不容易盼到傅老先生回来,他用平和的语气传达了令我激动的消息:“援庵先生说你写作俱佳。他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又叮嘱道:“无论能否得到工作的安排,你总要勤向陈先生请教,学到作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职业还重要,一生受用不尽的。”就这样我得以去见陈校长。初次见面还未免有些紧张,特别是见到他眉宇间透出的一股肃穆威严之气,甚至有些害怕。但他却十分和蔼地对我说道:“我的叔叔陈简墀和你祖父是同年的翰林,咱们还是世交呢。”一句话说得我放松下来,还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但事后我想,老先生早已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会对封建科举制度看得那么重要,他这样说是为了消除我的紧张情绪,老先生对青年后生的关爱之心可见一斑。

  

   之后,老校长即安排我到辅仁附中教一年级国文,(图 辅仁附中教职员名录 见《启功画传》第32页)在交派工作时,详细问我教过学生没有,教的是什么,怎么教的?我把教过家馆的情况报告了一番,陈校长听了点点头,又嘱咐我说:“教一班中学生与在私塾屋里教几个小孩子不同,你站在台上,他们坐在台下,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万不可对立。中学生,特别是初中一年级的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也正是脑筋最活跃的时候,对他们一定要以鼓励夸奖为主,不可对他们有偏爱,更不可偏恶,尤其不可随意讥诮讽刺学生,要爱护他们的自尊心。遇到学生淘气、不听话,你自己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无效,你怎么收场?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就是师表,你要用你的本事让学生佩服你。”上班后,我自然不敢怠慢,按陈校长的嘱咐,努力上好每一节课。几十年后,还有当时的学生记得我和我的课,称赞我的课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使他们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应该说我的教学效果还不错,但一年多后,即被分管附中的辅仁大学教育学院的张院长(按张怀字百龄)刷掉。他的理由很冠冕堂皇,说我中学都没毕业,怎能教中学?这与制度不合。于是我一进辅仁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了,这对我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但陈校长却认定我行,他也没有洋学历,自报家门时总是称“广东新会廪膳生”,他深知文凭固然重要,但实际本领更重要。他又根据我善于绘画,有较丰富的绘画知识的特点,安排我到美术系去任教,但限于资历,只能先任助教,教学生一些与绘画相关的知识,如怎样题款、落款、钤印等。(图美术系时照片见《启功画传》第33页)说实在的,凭我的绘画功底和从贾老师、吴老师、溥心 先生、溥雪斋先生、齐白石先生那儿学到的东西,作个美术系区区的助教绰绰有余;实践也证明我我能胜任,很多当时美术系的学生至今还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但不幸的是分管美术系的仍是那位张院长,孙悟空再有本事,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年多后,他再次以资历不够为理由把我刷下。当时陈校长有意安排我到校长室作秘书,便让柴德赓先生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想去,以便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陈校长,但我的处事态度有点守旧,先要照例客气一番:“我没作过这样的工作,我怕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啊!”柴德赓回去向陈校长汇报时却说,启功对我郑重其事地说他不愿来,这真叫我有口难言。于是他把一个和自己非常熟悉的学生安排了进去,也许我那番“谦逊”的话正中柴德赓的下怀,他很想借这个机会安排一个人,以便更多地了解、接触陈校长。后来陈校长见到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愿来呢?你还应好好学习啊!”我一听就知道陈校长误会了,但也无法解释了。就这样我不得不暂时离开辅仁,结束了我二进辅仁的经历。

  

   那年正是1937年,七月七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占领了北平。北平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不用说流离失所的难民了,一般的小康家庭都难以为计,更何况我刚刚工作又失业,生活又面临着重大的危机。我不得不临时去教一两家家馆,再靠写字画画卖些钱,勉强地维持生活。

  

到次年三月,我的八叔祖看我生活实在困难,出于好心,想帮我找个工作,他本人在日本人控制的市政府下作小职员,给我介绍工作也只能从这方面找,严格地说就是找伪职,当伪差。他从商店买了张履历卡,填写上姓名、年龄、籍贯等。我一看他把我的姓名写成“金启功”,就很不高兴,因为我爷爷早就发过誓:“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于是我争辩道:“我不叫金启功啊。”他连哄带压地说:“这有什么关系,你不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我现在不是也叫金禹宗了吗?”当时家族的势力还很强,宗族观念还比较重,虽然一提金启功我心里就恶心,但又不好当面坚决抵制,这样就迫不得已地叫了一回金启功。他把履历表交给当时任日本傀儡政权委员长王克敏手下的祝书原。正当我还在犹豫的时候,恰巧又赶上日本顾问与王克敏被刺事件。当时刺客向他们开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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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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