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我的生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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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藩 (进入专栏)  

  

   读甯恩承著“九一八之夜”

   2000年我在美国翻阅《传记文学》,其中有篇文章是1931年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甯恩承写的《九一八之夜》。在这篇文章里,甯先生以亲身的经历会议了九一八之夜,他作为一校之长所做的一切。

   当日本炮轰北大营的炮声一响之后,他立即电询东北军参谋总部和省政府值班室,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方回答说“日本炮轰北大鹰”。之后,一切信息中断。宁先生顿时感到事态严重和肩上担子的沉重。他迅速召集在校的师生员工,告诉大家,日本炮轰北大营,事态的发展很难预料。他要求住校的学生赶紧疏散,天亮之后有家的回家,有亲友的就投亲靠友。宁先生还让东北大学的总务处长把保险柜打开,把所有的现金都分发给师生员工。这一夜,大家都是在惊恐、愤怒、忧虑不安中度过的。9月19日上午十点钟以前,学校全部都空了。宁先生带着总务处长在校园里巡视了一圈,然后带着总务处长撤离了。

   当时,沈阳市的街头已经布满了日本兵,通往山海关的铁路也被日本兵控制了,他只能乘车到大连,然后搭乘开往天津的客船,再到北京,找到张学良面告沈阳所发生的一切。

   读过这篇回忆文章,感到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随即写下一首七律。诗是这样的:

   冷月霜寒压古城,敌炮狂轰北大营;

   三千倭寇凶如虎,守卒数万各西东。

   江山一夜易颜色,长使哀歌伴秋风;

   读罢痛史心犹痛,知耻而后国方兴。

   我为什么读《九一八之夜》感触这么深呢?因为我就是在九一八事件的前一年出生的。十几年被奴役的殖民地的生活经历,给我留下的伤痕是永不磨灭的。记得1945年6月我哥哥——一个伪满小学教员,因为写了反满抗日的文章,互相传看,被人发觉,一天夜里十几个警察把他抓走,说是思想犯,这在当时是死罪。此后杳无音信,直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才幸运地得到释放。少年时代的生活历程,使我萌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为什么对历史情有独钟?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灭其国者,先灭其史。”对此我深有体会。九一八之后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占领中国东北,奴化东北人民的心灵,便粗暴地篡改历史,说:满洲国人不是中华民族的子孙,而是日本天照大神的子孙。历史被歪曲到这个样子。

   我父亲是读书人,我小时候,常常给我讲历史的故事,讲《三国演义》、《水浒》之类。在我脑子里中国的历史是一个样子的,而在学校课堂上讲的历史,是另一个样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懂得了一个侵略者不仅凭借武力,还要从文化上,从民族的心理上进行侵略。而这其中首要的就是篡改历史。所以揭示历史的真相,对于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和归属感是太重要了。

   1950年9月,调我去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国家与法权历史的研究生。当时很多同学都为我惋惜,说学法理、学民法、学刑法多有意思,为什么学历史呢?但是我都特别地高兴,因为我对历史情有独钟。

  

   大学时代的流亡

   1945年八· 一五光复以后,我正读初中二年级。次年考入私立东北中正大学预科。1947年又顺利进了本科。1948年这个学校并入当时的国立长春大学。这里想讲一讲在我人生经历中很重要的一段,就是1948年从东北到北京的流亡学生生活。

   1948年初东北解放战争迅速发展,沈阳被包围了。学校当局提出来迁校到北平,说:到北平以后“有书读,有饭吃”,就这样东北大学、长春大学、长白师范学院全体学生乘美国的运输机迁到北平。我到北平的确切时间,是1948年的5月8号。

   可是到北平以后,根本没有地方住。为了生存,我们占进了前细瓦厂胡同三号和四号。三号据说是清朝内务府官员的院落,四号据说是梁启超先生的公馆。我们当时就住在这两个大院里头,一个屋子里住了几十个同学。既没有书读,吃饭也很困难,靠国民党社会局的救济。“有书读,有饭吃”的梦想逐渐破灭了。

   更为恶劣的是,1948年7月4日的《华北日报》公布了一条消息,说北平市参议会通过了一条决议,说要对东北流亡学生进行考试,合格的编入临时大学,不合格则编入国民党的军队。显然要把东北学生当炮灰了。这个消息一出来东北学生愤怒到了极点,第二天7月5日,组织了一次大游行,反对北平市参议会的决议,要求读书。游行队伍在北平市参议会(就是我们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总工会所在地)墙头上写上“打倒北平市土豪劣绅会”,我第一次接触到“土豪劣绅”这个词。之后游行队伍向参议会的议长许惠东的住宅进发,但是当队伍延长安街往南走的时候,国民党的装甲车开过来了,并且向学生开枪。7月5号天非常的热,我们都趴在滚烫的柏油路,机枪疯狂地扫射,路边树上的树叶都震得刷刷落下。当晚东北学生的住所都被警察包围。 “七五血案”的消息在北京市就不胫而走了。

   可是7月6号的《华北日报》却说学生里有暴徒,军警互有伤亡。国民党居然造谣到如此地步。从6号到8号北京的大学生分头到东北流亡学校的驻地来慰问,了解情况。7月9号,华北学联和东北学联联合举行大游行,这次游行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的非常好。华北学联在前边,东北学联在后边,喊出了“枪毙许惠东,枪毙傅作义”的口号。后来知道,7月5日那天下令开枪的是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陈某,和许惠东无关。7月9日的大游行平安地结束。

   这个事件对我的影响和教育,就是打破了对国民党的幻想。过去东北人正统观念很强,所以才会上了迁校“有书读,有饭吃”的当。国民党之所以把东北的学生迁徙到北平,是怕这批大学生落到共产党的手里,毕竟大学生在当时来说是太少了。“七五“枪声使东北流亡学生清醒了,对国民党的幻想破灭了。人们开始心向着解放区。

   七五事件以后,东北也组织了一些父老,来看望自己的子弟。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采取了安抚的手段,原来吃窝头都吃不上,现在提供了大量的馒头。可是等到过了九月份以后,国民党就开始陆续抓领导学运的进步学生,真正是秋后算账。

  

   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

   1948年9月以后,我们时常一揭开被子便可以看到传单,介绍我们到解放区华北大学去,再如“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的歌曲也可以常常听到。

   辽沈战役后,我和两个同学准备回东北解放区,当时天气凉了,我们穿着棉袍从朝阳门奔通县,然后坐军车赴唐山,经过山海关乘火车到沈阳。第一次到解放区觉得非常新鲜,无论是儿童团查路条,还是食宿上的接待,以及军车的无偿运送,都是前所未有的经历,油然而生亲切之感。

   到了沈阳以后,介绍我到东北行政学院学习。由于我在大学喜欢的是文学,对行政、经济感觉格格不入,所以一听说是东北行政学院,就不想去。但我还是到那儿看了看,一看那种学习方式,大课报告、小组讨论,非常不适应,于是就就等着北平解放再回北平读书。

  

   参加土改运动

   1951年暑假参加内蒙古地区土改,是我走上革命之路以后的第一次锻炼。当时,人民大学进行清查反革命运动,只派少部分有培养前途的教师和研究生,参加西北地区的土改。我是很幸运的,参加了那次土改。

   我们坐火车到绥远,现在叫呼和浩特。下车的时候,立刻感到气氛紧张,因为看到解放军押着带脚镣的一队土匪过去。我们所在的村,是土默特旗巴什板申村,是大青山下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

   这个村给我最初的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黑呢?一点灯火都没有,远近都有狼嚎。再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穷呢?结过婚的妇女都没有上衣穿。还有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脏呢?苍蝇蚊子遮天盖地,每天中午休息,都得把头裹得紧紧的,有一点缝儿,苍蝇就钻进来了。

   再巴什村经历了七十三天得土改斗争,9月17号,我回到了学校。土改对我的锻炼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阶级立场的锻炼,另外就是和贫下中农的感情上的融合。我那时候年轻,做青年工作,比如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团员等等。一入九月天气已经很凉了,晚上开会我和青年们共披一件虱子无数的羊皮袄。还有到贫下中农家去吃派饭,根本没有灯,就给你盛一勺子,那一勺子里面,什么苍蝇的都有了。这些慢慢全都适应习惯了。

   有一次省委政策研究主任到土改工作队讨论民族地区的土地政策,会后他请客买了两只羊包饺子。那时候哪有什么调料啊,就是羊肉加一点盐,可是那顿饺子让你永远忘不了,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的饺子了。

   虽然我们没有碰到什么阶级敌人的反抗,但是,每次晚上从外边做工作回来,一进大门的时候,特紧张,不知道门后面有没有人埋伏,因为天太黑了。一推开睡觉的屋的门的时候,也都不敢进,因为紧张。特别那时候晚上出去,还有狼,大青山下狼太多了,有时候狼就在墙头上站着,离你很近很近的。

   土改对我来说,是一次受教育的过程,也是经受阶级斗争锻炼的过程。确实体验到了农民的阶级感情及他们的生活情趣,感受是很深的。譬如在土改中间,贫下中农高兴了,也是唱歌啊,跳舞啊,载歌载舞的,什么《五哥放羊》等等,我都会唱,都是跟那些乡亲们学的。我现在还保留一张与农会全体干部的合影照片,很珍贵的。我一直想回到这个地区去看看,前几年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多次做了安排,却始终未能成行。

  

   邀请侯外庐先生讲座

   1952年夏天,我开始做教员。有一天,系主任何思敬教授让我去请侯外庐先生来讲讲国家的起源问题。这看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对我一生都有影响。在接送侯先生的车上,我体会到专家学者所以受到尊重,就在于以他的知识滋润着青年学子。我当时研究生已经毕业做教员了,我暗下决心一定努力学习,将来也要做侯外庐先生样的学者和专家。那时候我刚刚22岁。这件小事对我的人生追求有着长久的影响。实际上就是一个学者的知识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对一些年轻人的感召。

  

   学生对我的保护

   1966年5月文革初期,有一天《人民日报》上以一个版的篇幅,批判两本书,一本是《科举制度史话》,另一本是《南京史话》。《科举制度史话》是我和财经大学教师邱远猷合写的,被批判的理由是该书宣传入党做官论。更重要的是因为“历史小丛书”是吴晗主编的,这就跟“三家村”挂上钩,所以批吴晗、批“三家村”,《人民日报》顺便把我们写的“历史小丛书”带出来点了名了。这就等于被党报揪出来了,当然是被批斗的对象了,至少可以说你是“三家村”的喽罗。可是在那个疯狂地全面批斗的时候,从来没有人点我的名。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母亲告诉我,来了三个学生,让你去一趟。这已经是中午了,我说,“那我赶紧去好了”。母亲说,“这三个学生的态度很好,说吃了饭再去也可以”。我说,“学生叫去,哪敢吃饭呢,赶紧去吧。”我就去了。后来见到这几个同学,他们说:“张老师你怕什么?你不就那本书吗?我们了解你。”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几句话是多么难得,是多大的慰藉啊。

   1996年在我的文集《求索集》出版的发布会上,司法部的肖扬、张耕、刘飏,最高人民法院祝铭山、马原等领导同志都来了。我在会上谈起文革这段经历,我说:“当时鼓励我的同学就坐在我身边,他就是现任中央军委法制局局长的杨福坤。”文革期间同学们保护了我,给我的启示就是只要你认真地去教书,认真地爱护学生,就会得到回报。

   我到法大以后,有记者采访我问我如果再选择职业,你会选择什么?我说,再选择,我还是做老师。的确看到学生的成长,看到桃李满天下,没有比这再欣慰的。

  

   学习蔡元培努力办好研究生院

   1983年我到中国政法大学参与创办研究生院,在研究生院院长的岗位上一直工作了11年。

   在我读书的时候,非常钦佩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我的才力虽远远不及,但却心向往之。当时法大的教师力量不足,我便把京内外的著名学者请来做导师。刑法请了高铭喧、王作富,民法请了佟柔,法理请了孙国华,法律思想史请了张国华,中国法制史请了王永兴、曾宪义,国际法请了王铁崖。京外的韩德培、端木正、俞明仁等等也都是我们的导师。另外,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中国法制大家瞿同祖等等,我们都请来做学术委员,参加我们的科研讨论会。除此之外,实务部门的学者也都请了,由校内外、理论部门和实践部门相结合的导师组,承担组织和教学任务,持续了很长时间。我校前三届硕士毕业生都受到了名家教学的实惠。

   为了建设新学科,在第一期硕士研究生中还招收了法社会学和环保法的研究生。由于政法大学缺乏这方面的师资力量,所以法社会学送到北大培养,环保法请了武汉大学等校外教师讲课。很可惜这二个专业的招生后以师资力量不足被迫停招,否则我校法社会学和环保法也会成为中心了。

   办研究生院这一段,是我这一生中比较精彩的篇章,把我的教育理想多少实现了一点,在我的一生里头,这十一年的辉煌是很难忘的。

  

   访谈时间 :2006年03月23日

   2006年4月1日~4日、5月8日整理于昌平舒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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