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德诚:钱学森四次打压科技导报,讨论三峡工程成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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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诚  


口述人:蔡德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35年出生,1955年参加工作,196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文革”中,因为替彭德怀辩护,反对林彪、江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先后在监狱、干校11年。1986年由航空工业部调至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担任《科技导报》常务副社长、副主编,退休后仍任该刊特约副主编至2003年底。

口述时间:2014年8月20日

口述地点: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整理: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科技导报》(以下简称《导报》)于1980年在美国创刊。创刊时,我国第一任驻美国大使柴泽民从中协助,由方毅副总理批了30万美元,由清华大学教授钱宁带到美国负责运作。然后,聂华桐、谢定裕、潘毓刚等一批华人编委组织文章,操作起来。他们把自己的家作为办刊场所,编好稿件后,送到香港去印刷。1980年出版创刊号,主要在大陆发行,也有很多美国的华人教授订阅。


李政道、杨振宁、林家翘、陈省身等老一辈科学家也支持这个刊物的创办,但其主要的操办者还是那些当时也就40岁左右的少壮派华人教授。他们办这个刊物,主要目的是给中国开放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推动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汇集热诚和智慧,为中国的现代化贡献一份力量”。所以,刊物以“探讨现代化的道路与方法”为宗旨。


1981年,在一共出版了3期、发行了7万多份后,《导报》因故停刊。1985年,它正式复刊,放在中国科协运作,缺一个实际操办人。当时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原航空工业部副部长高镇宁找了我。我在航空部常感觉官场很憋屈,难以思考、探索问题,正希望脱离官场,表示愿意来。但我有一个条件,就是刊物终审必须在我这儿结束,上面的人,不管是多大的官、不管有多大的名望,都不予干预。


高镇宁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1986年,我以常务副社长、副主编的身份主持《科技导报》的实际工作。正式复刊建社时,由清华大学前校长刘达任社长;由沈鸿等几位副部长和柴泽民大使出任副社长。主编是学部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孟昭英。高镇宁说得很明确,请这些人出面领衔,目的是提高《导报》的规格,实际让我来操办,不管是杂志社的行政事务还是刊物的编辑工作,他们都不干涉我。


孟昭英去世后由朱光亚任主编。他和其他领导一样,从来不干预我们。但钱学森不一样,他几次严重干预我们。


第一次责难:你们《科技导报》讨论什么三峡问题?


钱学森对《导报》不满,首先是因为它对三峡工程不同意见的报道。从1986年起,我们《导报》就开始关注长江三峡工程的决策问题,连续五六年,既登赞成意见又登质疑意见。1986~1987年,我代表《导报》长驻美国开辟海外工作,期间曾在美国参与了一个关于三峡工程的两国四方(中、美、台、港)专家会议,并以《科技导报专刊》的方式出版了讨论会的专集。国内很多大专家,以及李锐同志的反对意见我们都登过(李锐. 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科技导报.1992(2):33-36,40.)。


库区移民是专家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三门峡工程的移民问题一直遗留至今,而三峡工程的预计移民规模还要大得多(后来的实际移民又比预计的要大得多)。还有水库的淤积问题。我访谈黄万里时,他说:与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不一样,长江三峡水库是中小卵石淤积;泥沙可以通过水库排放水形成的激流带出去,而卵石是难以被激流带出去的。黄万里说过这样的话:一百年之后,中小卵石的淤积将使长江三峡水库的库容完全失去意义。三峡大坝的蓄水量将不够发电,而航运也要出大问题。到那个时候就必须要炸坝,残块要用拖轮拖入海中。即使届时把水坝炸掉,中国的黄金水道也已大大受损。他的另一个预言是,将来要建二男一女三个铁人,跪在三峡上游的白帝城边,就像杭州西湖岳飞庙前跪二男一女三个铁人一样。他当时是指名道姓跟我说的。


1992年全国人大表决三峡工程前,外媒说,全中国几千家报刊杂志,只有《科技导报》登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第一次压力发生在1990年春夏之交。长江水利委员会给我们编辑部打电话说:“在长江三峡工程上,你们老登不同的意见,是错误的,是不跟中央保持一致。”我当时就让编辑部主任顶回去,回答说:“长江三峡工程还没有作最后决策,中央还没有下红头文件,你们没有权力指责我们不跟中央保持一致。”长江水利委员会是与我们平级的事业单位,应该说,背后没有钱正英部长的指示,他们是不可能对我们这样专横、放肆的。


钱正英、钱学森二位钱老是好朋友,被合称为 “二钱”,交谊很深。我把上述指责顶回去后,钱正英和钱学森很不高兴。钱学森是当时的中国科协主席,几个星期后,他召开科协主席办公会,给我下正式的书面参会通知,并让科协秘书处口头告诉我必须参加。一开会,钱学森就说:“蔡德诚,三峡工程是政治工程,你们《科技导报》讨论什么?!”这是正式的会议,有记录的,他居然这样开门见山地责问我!


我知道,钱老找我来开会,很可能是为了三峡工程。他在政治上一贯紧跟中央,对于三峡问题持什么态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我早有思想准备。我清楚三峡工程是个政治工程。中国科协的办公厅主任曾经告诉我,有一次他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从王震身边经过时,他亲耳听到,王震拉着华罗庚的手说:“华老,你做做工作嘛!科学界有这么多人反对我们上三峡,三峡是中央要干的大工程,你要争取科学界的人同意我们嘛!”但问题是,我们得有知识分子的良知。这个工程潜在哪些问题?到底该不该建?在还有很多问题没弄清楚,很多事情做起来还没把握的时候匆匆上马,以后出了重大工程技术问题怎么办?子孙后代怎么办?为了避免不堪设想的后果,所以我们要讨论三峡工程的利弊。


因为心理上有准备,我回答得很快,也很干脆。我说:“我赞成钱主席的话,三峡工程是个政治工程。但它首先是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问题。如果在科学上,在工程技术上出了大问题,那就会变成不得了的大政治问题。” 就这么几句话,我回答得斩钉截铁,非常直白。而且,这几句话,逻辑非常清楚,完全站得住脚。所以,钱学森没法反驳我。他接不上话,停了一下,说:“好!这个问题我们会下再说。下面讨论第二个议题……”会后,他并没有找我谈这个问题。所以,关于这个议题,两三分钟就结束了。


第二次打压:要撤销《科技导报》,解散编辑队伍


没能当面压服我,随后的发难接踵而来。我们《导报》本来被定位为中国科协的学术会刊,上述主席办公会约半年后,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高镇宁和《导报》的主管领导——书记处书记李宝恒找我谈话,说,钱老指示,《科技导报》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应予撤销,解散刊物的编辑队伍,另组建一个《现代化》杂志作为中国科协的会刊。


我这个人有些个性,凡事皆要独立思考,从不盲从,也从不仰视任何人。“文革”初期,因为替彭德怀辩护,反对林彪、江青,反对发动“文革”,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我被打成“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先后在监狱、干校十一年。这个性格我一直改不了。一听说要解散我们《导报》,我就毫不客气地对这两位(中国科协书记处的一、二把手)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有什么问题应该摆在桌面上来说。我们《导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什么叫‘完成了历史任务’?我们在不久前得到了300余位院士的反馈意见,说我们《导报》办得非常好。正值我们进入高峰状态的时候,要把我们解散,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 高镇宁和李宝恒为人皆很正派,我跟他们先后谈了两三个小时,他们知道钱老的指示没有多少道理,就把这个事情拖着。一直拖到1991年5月钱老卸任中国科协主席,也没有按照钱老的指示办。


1992年底,国家科委、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联合举办了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活动,在全国3800家科技期刊中,我们《导报》被评为综合指导类一等奖——这是最高奖,全国仅有五个。中国科协书记处新任的党组书记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他问我:“这是我们《导报》吗?”我把奖状、奖牌拿给他看,说:“当然是!”而且,在后来举行的颁奖会上,我还作为得奖单位的代表应邀上台做了一番讲话。我们为什么会得奖?就是因为我们勇于刊登不同意见,负责地介入国家重大决策。


第三次干预:指责《科技导报》的办刊宗旨


卸任中国科协主席后,有一次,钱老在跟继任的中国科协主席和《导报》主编朱光亚谈话时,批评了我们《导报》。主要是:《导报》现在还把“探讨现代化的道路与方法”作为宗旨登在刊物上。钱老指责说,我们国家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已经由中央定性了,还要你探讨什么现代化的道路?他的意思是,我们《导报》跟中央不保持一致,试图探讨另外一条跟中央不一样的现代化道路。他要求我们取消这个宗旨。还有,他对我写的一些评论员文章、“编者的话”也不满意,说它们没有多大意思,没有多大价值。而我们则收到了许多读者、专家的专门来信和专门来电,他们很赞赏这些评论文章。


然后,朱光亚用铅笔写了一封很工整的短信给我。这是他作为中国科协主席和《导报》主编唯一一次对《导报》表达具体的意见——还不是他本人的,只是转达钱老的意见。他只是很客观地转达,并没有表达他本人的态度。他始终没有说你们应该怎么样。没有!为此,我一直很感激,很敬重光亚老。


既然钱老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来直接找我,朱光亚也不来找我,只是把信写完、转达完就完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华人教授创刊时的心意和诚意,所以,在我2003年底离开《导报》前,还是一直坚持在刊物封面上刊出这个宗旨。而且,对于一些重大的现代化建设工程问题,譬如南水北调工程、高速铁路的发展、教育问题的决策,我们《导报》都作为公共平台,坚持刊登两类不同的探讨文章。有时候我还写评论员文章,表达我们的一些分析性的见解。这种办刊方针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我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第四次发难:反对《科技导报》介绍马赫的科学思想


1995年,《导报》对五六位著名科学家的科学思想进行了系列介绍,4月号上的那篇谈的是马赫的科学思想(注:指李醒民的《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从哲人科学家马赫及其思想来看》)。突然有一天,钱老的秘书涂元季给我打电话,说:“老蔡呀,你们那个文章惹得两位钱老(指钱正英和钱学森)非常生气。两位钱老要你回答,为什么被马克思批判过的马赫,你们还要宣扬他?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大问题。”


我当时就想,马克思好像没有批过马赫啊,他俩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查阅大百科全书,我的想法得到证实。批马赫的是列宁。马赫主张社会主义,但与列宁主张暴力革命不一样,他主张通过工团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马赫是个很有影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所以,列宁写专著来批判他,不但批判马赫的工团主义,还批判马赫的哲学思想等。看完大百科全书,我的底气更足了。我根本就不想回信,打算跟上次一样,对他们的意见不予理睬。但是,当时的科技导报社社长、科协书记处书记刘恕很冷静,很好,她劝导我说:“老蔡,两位钱老一起发怒、发话是很少的。你要认真对待,无论如何都要给个回音。你不回话,在态度上不合适,毕竟他们是领导。作为社长,我也不同意你不理睬的办法。你必须写回信,至于你怎么写、写什么我不管。”


我就跟编辑部讨论这个事。有一两位资深老编辑主张:“既然两位钱老都来压,我们就妥协算了吧,简单承认个错误,说我们以后注意就是了。”我自觉没什么错误,不想这么屈从,就跟李醒民商量。李醒民说:“你们看着办吧,反正是让你们来处理。我本人是不赞成简单认错了事这个意见的。”我觉得李醒民的态度是对的。我就提出,既然钱学森和钱正英指名要我来回答问题,那就不要编辑部负责,我以个人名义回答他们。


于是,我就以个人名义写了个材料。首先,根据刘恕的意见,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大意是:两位钱老对我们《导报》每期必看,而且看得比较仔细。这说明你们对《导报》很重视。我很感谢。写完这番话后,我接着说:由于在我印象中不记得马克思批判过马赫及其政治方面的观点,故而在审稿、发稿时未意识到文中内容观点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抵触。我以后接受教训,注意这类问题。也希望二位钱老继续关注《导报》,帮助《导报》把关。我并没有明确地说马克思没有批判过马赫,只说自己不记得有此事。写信前,我还跟涂秘书说:“我能不能在电话里向钱老报告一下我们的想法?我们编辑部约了好几篇文章,系列介绍几位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关于马赫的那篇只是其中之一,我想把我们的编辑思想向钱老报告一下。”涂元季说:“钱老向来不接电话。他不是耳朵不好嘛。”涂元季拒绝让我跟钱老直接谈话。收到信后,大概他们也去查对了历史,发现自己的指责实在师出无名,后来,两位钱老也再没来找我了。


这就是我跟钱学森打过的四次交道:第一次,他以科协主席的地位正面压我;第二次,他要解散我们《导报》;第三次,他只是科协名誉主席了,还试图通过时任主席朱光亚来改变我们《导报》的办刊宗旨;最后一次,他通过秘书涂元季打电话指责我违抗马克思,违背马克思主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


结语:媒体得有自己的风骨


是的,在接手《导报》之后,我仍努力使其保持了华人教授们在美国创刊时的那种风格和特点:作为综合性的公共平台,就众多重大的科技、工程、现代化发展问题进行开放的、自由的讨论。它因此得到众多知识精英的赞誉,并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肯定(每期印刷发行近2万份)。但从我前面所讲的经历也可以看出,在转型期的中国,保持媒体的独立性、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是需要承受很大压力的。


不过,目前的《导报》跟它在美国时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了。2003年10月,中国科协派了紧握终审、定稿实权的新社长兼主编来接手《导报》。我跟他说:此前的导报我负全责。你要是改变办刊方针,放弃《导报》原来的宗旨和特点,会把它创下的声望、效应、影响及原有的读者群、作者群慢慢丢掉。那是你的责任,与我无关。但他完全听不进我的意见。


像我这种有点个性、敢为真实、真相、真道理而违拗上级意志的人,当然不会受某些领导喜欢。但我并不后悔。我认为,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骨气。而媒体也应当有自己的风骨,特别是科技刊物,要遵从事实,遵从逻辑,遵从科学道理,不能惟权力是从,枉对有独立思考、有识别能力的读者。


(本文由蔡德诚口述,熊卫民整理,后经蔡德诚修订。)


本文为授权转发,原载于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主编的《赛先生》,微信公众号:iscientis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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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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