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0 次 更新时间:2015-02-05 14: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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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晚清历时半个世纪的所谓教育转型,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它促使培养新式人才机制的形成,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更新,使得中国人的知识系统和思维方式根本改变,促进了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中国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向与此前截然不同,中国得以进入由欧洲中心所笼罩的世界,另一方面,这一进程所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尤其是以西学为外在形式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发生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分科所肢解的中学失去了维系道德伦理的作用,追赶先进开始扮演终极关怀的信仰角色,欧化西化成为时尚。用分科的眼光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觉得一无是处,从而埋下赶上甚至超越他者之后自我迷失的隐忧,难以发挥中国文化之于人类前途重要选项的潜在价值。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改革的渊源流变和利弊得失,认识历史,了解现状,把握未来,已经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

  

   一、教育与“教”、“育”

  

   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学制系统和教育理念始于晚清,使用与之相应的一整套教育观念来考察评判中国历代的相关文本、观念和行事也始于晚清。对此,今日通行的教育史和一般通史,大都用之不疑,就连社会大众也常常将古今教育加以比附,而不能察觉二者形同实异。教育一词,据说语出《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实这并不是专有名词,甚至根本不是名词。古代汉语以字为单位,所以《说文解字》分别解释“教”与“育”的不同意涵:“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所善也”。清末以前,偶然有来华西人以“教育”为对应西文的翻译名词。今日通行的含义及用法,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新汉语所固定,清季输入中国,开始专指西式教育,继而概称历代所有教与育的有关行事。

   集合概念往往后出,作为方便名词,尚无大碍。可是如果因此而求定义,好比附,就难免牺牲事实将就概念,造成对于文献和史事的种种误读错解。有鉴于此,不应以后设的教育观念涵盖裁剪形似而实不同的前后史事,削足适履地强古人以就我,而要探求中外本来的理念系统及其相互传播融会、沿革衍化的历程,以致贯通。

   清代教育,前期集唐宋以来学校体制之大成,后期开现代教育体制的先河。前期学校育才教化,贵通不贵专,所重在于养成做人之道和御人之人。后期学堂分科教学,虽有普通学和国民教育取向,总体上贵专不贵通,所重在于培育治事之人和办事之才,使人人各得其所。偏于人可以因人而异,偏于才则势必一视同仁。此一分界,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转折的影响至深且远。

   中国历来重视人文教化,上古即有学、序、庠、塾的理想。汉代独尊儒术,在京师设立太学,在郡国设立学官,后渐立学校。隋唐时期,科举制形成,逐渐取代与门阀等级制相适应的选举制,并与学校相连接。唐代在京城设国子监,统辖各学,在各地设郡县学校。宋代书院勃兴,元代广建社学。至于明代,学校体制大体已备。清代学校体制远袭《礼记》遗意,近承明代成法,京师设国子监(亦称国学),各省设府、州、县学。又以旗人入主,设宗学、觉罗学,置于国学之上,在京师及各地八旗驻防为满洲、旗人子弟设立各种官学,实行专门教育,并专辟仕进的特殊途径,以保障其族性和特权地位。

   清因明制,以科举取士为正途,而科举必由学校。其规制悬学校之名而导以仕进之路。学校乃教化所从出,以纳民于轨物,在王朝统治中地位极崇,作用至大。一方面,学校为天下士子的晋身之阶,承担王朝储才养士的职责,关系人才盛衰,另一方面,学校又是典礼教化的重要场所以及学政、学官整饬士习士风的机构,引导士林风习,端正世道人心,至关重要。

   学校有限,学额不广,遂开设书院,以导进人才,补学校所不及。就实际而言,书院其实是混合当今学校、基金会、纪念馆、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实验室乃至会议厅、宾馆及同乡会等各种功能为一体的基本组织。书院按照功能不同,可分为兼顾授徒与讲学;考课;授徒与祭祀、纪念并重;从事特殊教学;不授生徒,以祭祀、纪念为主等各种类型。书院的地理位置日益近于城市,与行政、经济中心构成对应关系,逐渐呈现省会书院(或称省城书院、会城书院)、府郡书院、州县书院、民间书院的层级。较有影响力的书院往往位于大城镇,其生源可突破地域局限。偏僻州县和乡镇的书院通常规模影响较小,生源受到限制。书院与行政系统对应而形成的等级区分,使得低一级书院生童向高一级书院流动。当然,这样的层级区分只有相对性。书院掌教水平的高下及其依托地域的经济、文化发达程度,对于书院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誉影响更大。

   书院以外,复推广社学、义学,作为府州县学的延伸。社学、义学通常较书院层级低,被视为书院之小者,分工、定位也有所不同,社学、义学以端蒙养,重在推广教化,化民成俗,书院则以育成才,对有一定教养者进行高深教育,积蓄资治人才。社学、义学乃至书院的名实本来分界不严,在不同时期、区域往往混用。各州县及以下地方,社学、义学常有易名为书院者。清中期以后界限益趋混淆。

   学塾(通常有书房、书塾、书屋、书馆、闾学、学馆、馆学等多种称谓,各地特有的名称更是不胜枚举)的情况最为复杂,涵盖各种层次、类型,不可一概而论。书院、社学、义学的设立和运转,每每与朝廷及直省官府发生种种联系,故常有政治影响力施加于此。而为数众多的各种学塾则相对所受干预较少,运作程式依照民间约定俗成者为多。由于学塾名目繁多,星罗棋布,时人难以记之于典簿,或根本不屑于付诸笔墨,留存后世的系统资料反而稀少,向来少人注意研究,而研究者大都以改良私塾的眼光审视。故而关于学塾的实情,只能大体概括言之。学塾渊源甚早,其设置数量、从教受业人数及社会影响都超过书院、社学、义学等,也大量存在彼此混同、难以区分之例,而且并非全由私办。其教学的内容形式未必比其他教学机构守旧落伍。用“私塾”一词指称历代儒学、书院以及官立社学、义学以外各种类型的学塾,始于立停科举前后,趋新人士借此称谓排斥在西式新学堂系统之外的本土学塾,坊间并不通用。直到民国时期,普通百姓仍有不知政府公文与知识人言语中的私塾所指为何之事。

   国子监、府州县学和宗学、觉罗学以及各种官学,均由官办;书院、社学、义学的经费来源多样,既有官办,也有民办,还有官为倡议,集众人之力所设。清前期官设社学较多,甚或成为州县学校的基层单位,由学校教官掌教。学塾名目、形式多样,既有多种方式的个人出资,也有同族同业同籍共立。改良私塾,族学、义学也列入其中。在国子监肄业和归国子监兼管的生徒主要是贡监生,多为正途,另有八旗官学生和算学生。府州县学进学者是按照科举学额通过各级童试取进的生员。就学于书院者,以学校生员为主,举人、童生也所在多有,程度间有高于学校者。社学、义学入学者多为童生,部分面向开蒙者。学塾大体有蒙馆、经馆两种,前者着重于识字发蒙,后者侧重于应试和经典学习。这种情形在社学、义学、族学里同样存在。更为普遍的则是同一学塾兼容各种类型和层次的生徒,因人施教。

   清代的学校、书院、社学、义学,不能以晚清以来移植模仿外国的新式教育机构相比附。清代一反前明风气,不尚讲学,学校所设各种教官教职以及书院掌教,虽间有讲学,主要是通过考课以各种奖励激励扶助士子向学,以读书自修和批阅笔记的形式扶掖导进。在较长的时期内和相当普遍的情形下,它们其实并未实施如后来意义上的经常性教学活动,就此而论,很难说是实际承载教育的主体单位。只有蒙馆的塾师才以日常教学为主。民众的启蒙教育多在家庭及各类学塾中进行并完成。各级学校以及书院、社学、义学、学塾之间,不存在学制统系的关联,生徒学习没有一定的年限、层级,一般无须逐层递进地升级升学。即使实施教学,也很少分门别类。学校和书院还担负典礼、祭祀、藏书、刻书等事,形成地方的文化中心。也可以说,在教化的一统之下,中国传统的所谓教育,大体分为追求科考功名和利于日常实用两个部分。与此相应,清朝本来没有专管各类学校学塾的教育行政机构,在京师,主管科举的礼部主要负责与一般学校相关的事务,国子监、内务府、理藩院等分别负责各种专门学校的事宜;在各省,则派差学政,职掌学校政令。学政不仅不是地方官,甚至不是实缺官员,名义上承担教士之责,实际只能以考校定去取。而上自清帝,下至各级官员,都以兴学育才、化民成俗的教化为己任。行省是内外相维政治体制中的分地而治,并非一级行政区划,因而没有省一级的学校建置。反而是在实际推广过程中逐渐形成依托省会、郡城、州县的大中小书院,成为清季改制的凭借。

   乾隆朝以后,学校、书院、社学、义学逐渐废弛,徒具形式,加之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的广泛冲击,大半颓废。一些地方的社学转为自卫结社组织。同光新政,力图振兴,学校成效不彰,社学、义学只有短暂中兴。新立书院则朝着两个方向转变:一是更加着重学术传承,倡导不同的学风,不仅影响一省文风盛衰,而且造成学风转移。二是兼采西学新知,甚至改用西法教学,成为导入新式教育的重要凭借。

  

   二、新学堂与旧学校

  

   大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半个世纪,可以说是新(西)式学堂全面逐渐战胜中国固有学校的50年。西式学堂经历了从无系统到有系统的发展阶段,前一时期步履艰难,后一时期突飞猛进,建立健全起一整套学科体制和教育系统,确立了相对于中国固有学校的制度优势。其背后所反映的则是中西学的乾坤颠倒。本来是作为中学补充的西学反客为主,从层层递进到高歌猛进,直至将中学蚕食鲸吞,一枝独秀,而代表中学的学校,最终却陷入自生自灭的尴尬境地。

   鸦片战后,一些开明官绅主张采西学,设学馆,以应对山雨欲来的大变局,专门学习西学的新式学堂应运而生。来华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学校,一定程度起到示范作用。学堂的组织、管理、教学形式和内容,与中国固有的学校、书院、学塾等全然不同。伴随着自强运动的展开,学堂从学习外国语言文字逐渐扩展到学习工艺、军事、实业,并派遣学生留学欧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出现了学习一般西学知识的普通学堂。这一时期的学堂教育,无论一校之中还是各校之间,缺少配套衔接、循序渐进的层级体系,归属和管理也是五花八门。所学西学知识旨在补充中国固有教育之不足,没有整体取而代之的规划目标。管理则多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相关部门对口负责。是为学堂教育的无系统时期。

   五口通商后,天主教会已在五口和香港开设学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进入内地,逐渐遍布全国,自成系统,构成对中国固有教育体制的冲击和新式教育的示范。而太平天国起义使得广大区域的学校、书院受到严重破坏。官员力图整顿,收效不显。

   由于对外交涉事件及通商日渐增多,办事官员深感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加之中英天津续约和中法天津条约规定,遇有文词歧义之处,以西文为准。因此,创设外语学校,培养通事译员,成为当务之急。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恭亲王奕?等奏准仿俄罗斯馆例,在京师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以利对外交涉。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京师同文馆开馆,一般视为中国近代新教育的肇端。最初仅设英文馆,次年,开办法文馆,并将俄罗斯馆移入同文馆,各设洋汉教习。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奕?等奏请于京师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副、岁、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少年聪慧,愿入馆学习者,一体与考。添设天文算学馆之议,引起朝野上下近半年的论争。焦点在于,是否设天文算学馆、招科举正途为学生、聘请洋人为教习等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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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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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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