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三十年后重聚珞珈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0 次 更新时间:2015-01-25 20: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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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 (进入专栏)  

  

   我这里所说的珞珈山的重聚,是指改革高考招生制度、恢复择优录取后幸运就读武汉大学哲学系本科的头四届的大学毕业生们30年后再回到学校相聚的事。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奋发努力,严格要求自己,经过4年的努力学习,顺利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走向社会,他们是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其实毕业生返校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一般毕业10年、15年、20年都有陆续返校相会的。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学生不觉已毕业30年了,这两、三年来,美丽雄伟的珞珈山展开双臂喜迎一届又一届接踵而来的30年后重聚珞珈山的学子,我也有机会身临其境,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庆贺与令人感慨的事。

   我本着以面对学生的一线教学为天职的意愿,有幸连续为首届即1977届、继而1978、1979、1980四届本科生或讲授《西方哲学史》的必修课,或开设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小逻辑》的选修课、此外还与陈修斋、萧萐父先生共同主持《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生学位专题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一直站在讲台上,特别令人难忘的是一学年的《西方哲学史》课程独自从头到尾贯穿讲下来。站讲台是我为人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进一步实践了我的老师贺麟先生倡导的搞西方哲学的人要把教学、科研、翻译三者结合起来的治学理念,其中教学相长使我受益匪浅。

   我热爱教学,热爱学生,我总是乐于接受当年风华正茂的学子在陆续步入中年、甚至初老接踵而来的返校聚会的邀请,努力克服自身行动不便的困难。这使我好像回到我的中年和初老时代,勾起我对教学生涯的美好回忆。有意思的是,1982年底从生物系转到哲学系的肖静宁因首次在哲学系开设颇有影响的、文理渗透的《脑科学》选修课,也获得邀请,当我们这两个相伴一辈子的老教师双双步入会场时,吸引了不少学子的目光,这是何等令人愉悦的事。现记下点滴感受和花絮以兹留念。

  

   一

  

   我已是88岁的耄耋老者,现在还有机会参加当年的学生30年返校的聚会,我感到这是一种极大的幸事,我为毕生从事教师职业感到自豪,经常与后学交往是我保持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魅力所在,学生多,成才的多是最令人神往的。我想在此首先疏理一下自己的教学生涯。关于译事与学术事项我已在《回眸》中专门阐述过,虽然这三者之间也是密不可分的。我一生的经历其实非常简单,无非是求学读书,教书写书译书。工作单位也很简单,无非是北京大学与武汉大学哲学系。即使是在北大反右后一锅端下放劳动,或文革中在武大到农村斗批改开门办学长达10年之久,始终都没有脱离过学校,1998年我71岁退休,仍住在美丽的珞珈山麓校内教工宿舍,退而不休,继续带完博士生,除了不再上课,我的学术工作比过去更集中、更忙碌。我的一些成果大都是在退休以后进行和完成的,感谢上帝给了我足够的岁月。

   回想自己漫长的教学经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时代的一种折射,平中出奇,起伏激荡,但心中很是充实,几乎没有什么遗憾。我在成都著名的石室中学高中阶段就确立了学哲学的意向,在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复原的北京大学学习,得益于先师们的引领,我一步一步步入了理性哲学的殿堂。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自觉自愿服从组织安排,自觉自愿学习新事物,改变旧秩序,从思想上、行动上荡涤一切不适应新形势的污泥浊水。我于1950年毕业实际上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助教兼系秘书。名义上是留在原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

   有意思的是,我的首次登上讲台,并不是教西方哲学,而是与马列主义教学结下不解之缘。留校不久我就被借调到直属学校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讲马列主义基础,实即讲《联共(布)党史》,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那是一个令人意气风发的年代,令人感到新奇而奋发。在黄枏森等学长帮助下,我当了一名政治理论课教员,参与集体备课、讲授,做苏联专家的助手,做全国各地挑选来的政治课骨干教师的研究生班的辅导员。这一段经历迫使我如饥似渴地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迫使我努力学习俄语力争达到与苏联专家简单交流和借助字典阅读俄文原著的水平。

   更有意思的是,我对马克思哲学了解的越深入,就越想研究我大学时期学习的黑格尔哲学。更加坚定了我那时就树立了的"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洞见黑格尔真谛"的信念。上世纪50年初期我除了从事马列主义基础的教学工作外,还参加了贺麟先生交付的黑格尔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受到了先生的充分肯定,奠定了我平生译事的基础。在我再三要求下,1956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哲学系。我觉得上世纪50年代、以及文革前60年代初学校的整个风气与现在是大不相同的,人们努力工作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肯定。我1954年定为讲师,记得1956年加工资,哲学系只有极少数加两级的名额,我意外地获得了加两级。1959年秋我调来武汉大学后,经历了极其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我咬紧牙关克服各种困难,做出成绩。在1963年罕见的工资调整中我又一次获得了只有两个加两级的指标之一。我怎么会有如此幸运?但幸运并不是总是眷顾我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工资改革就要求我为改革作出贡献了。就拿与肖静宁来比吧,工资改革前她拿了30年不变的研究生毕业的工资59元,我是120元,现在除了我有国务院特殊津贴外,我只比她略多出几百元钱,她是工资改革的获利者,她戏言我们在经济上是平等的。长期以来我们都处于学校人均收入的平均值之下,近来才有些改善。学校的两极分化明显地在逐年加大。好在我们还算健康,子女成才自食其力,经济上也没有什么负担,知足常乐,还能静心做点自己喜爱的学术工作。众所周知,在学校,退休越早退休金越低,原因是退休人员不能再像在职的和离休人员一样按级别加工资了,无论工人、教授只是一律加20元,其实这对退休群体而言也是合理的。学校的一些老教授,其中不乏有真才实学、有贡献的大学者,加上各种因素,他们的晚景极为凄凉。

   我的第二波教学是从未名湖到珞珈山起步的。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我连一堂西方哲学史也没有讲过,到武汉大学要独挡一面挑重担,这对我来说是何等严峻的考验!撇开从来没有讲过这门课不说,三年困难时期连肚子也填不饱啊。多亏老母"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的安排得以度日。当何定华副校长号召大家多晒太阳保健康时,我正在为自己设计的一套高难度的"自选动作" 废寝忘食呢。好在那几年阶级斗争的弦稍稍松一点,政治环境相对平静一点。这对我在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上的起步是难得的外部条件。我在此要特别感谢系主任余志宏先生对我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教学起步首先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出发的。起初,为了解救燃眉之急,我只得以当时被公认为权威著作的苏联科学院出版、敦尼克主编的《哲学史》中的"德国古典哲学"部分为教材进行讲授。但是,在编写教学提纲的过程中,恩格斯关于"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 论断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心里迸发了解开这种发展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之谜的强烈冲动;而列宁关于近代哲学认识的圆圈运动(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设想,像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在我眼前显示出了解谜的前景。这就使我清楚地看到了苏联的和国内的《哲学史》中的"德国古典哲学"部分所共同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是没有表现出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这个特点和列宁所说的"圆圈运动"的轨迹。我坚信,只有抓住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这个主题和关键,才能把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陈述从苏联和国内学术界所止步的地方向前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为此我迈出了自己独立治学的坚实的步伐。在来到珞珈山的第二轮教学中,为了尽快地编写出自己心目中的教材,时不可待,我就采取了"边讲授、边编写、边印刷、边发给同学" 的这种前所未有的环环相扣的方式。为此,我进行了大量的、艰辛的、创造性的工作。我在广泛搜集和研究浩繁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教学促进研究,在那特殊困难的年月,高度集中,超常发挥,夜以继日。到学期之末再将散页收集装订起来 ,人手一册,就是一部以探索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为目标和特色的教材--40万字的铅印本《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这本讲义就是30余年后正式出版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的蓝本。目前,人民出版社已与我签定合同将此书连同我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列入哲学史文库再次出版。

      回顾我独立踏上西方哲学史治学道路的历程,内心很是充实,而且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过来的。在那种特殊的条件下,我一心一意为追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而达到痴情的地步,思想不断迸发火花,真是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学生们得到这么厚一本铅印讲义高兴得很,记得一个姓夏的同学高高地举着赞叹地说:"这里面有多少学问啊!" 但是回过头来看,我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边讲、边写、边印、边发"的"四边"方式直接的、及时的在课堂传授给学生,在座的同学们还来不及真正消化课程的内容。他们听课的感受肯定并不像我自己由于找到哲学史发展的内在规律那样的为之倾倒,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我理想的教学效果。

   这里尚须提到一件重视教材建设的事。在文革后期,虽然处于襄阳农村生活条件差,知识份子那怕在运动的间隙中能搞一点学术就是最大的追求和满足了。陈修斋先生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还潜心翻译了莱布尼茨的经典著作 《人类理智新论》(后来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我则着手编写《欧洲哲学史》讲义,从古希腊哲学写起,陈先生完成翻译后也参加进来,最后我们共同写就了这本讲义。当时系领导孟宪鸿先生非常支持铅印出版,因为那时一般讲义都是油印的很难阅读。后来在湖北省山区保康县的很小的印刷厂铅印成《欧洲哲学史》(试用讲义)上下册。这里要提一个小插曲,由于小印刷厂也没有技术力量,好多字都不认识,我当时带着一名年轻人到保康住下来当了三个月协助工人师傅认字、拣字、校对的小工,使讲义得以顺利印出。在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这部从山沟里飞出的内部讲义正式出版名为《欧洲哲学史稿》,修订后一再重印,累计达数万册,还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被教育部指定为高等学校哲学类教材,影响了好几代人对欧洲哲学史的学习。这是何等富有传奇色彩的往事。

   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无情地中断了我钟爱的教学与研究。我属于干什么都认真的人,属于没有怨言自觉改造的知识分子。在襄阳分校拉板车我驾辕,养猪不怕脏不怕累。那时各种批判会、"两报一刊"学习会多的惊人。那怕有一点空隙我就立马做一点学术工作。在那个阶级斗争与大批判的年代,最不珍惜的就是知识份子的时间了,像大多数人一样我的最好的年华随着光阴一去不复返了。即使在那种艰难的岁月,在山沟里我们还能出《欧洲哲学史》试用教材这样的成果,回想起来,我感到人的内心对学术的追求与执着是多么强大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人的内心是有尊严的,是非常充实的,是任何力量摧不跨的。

我的第三波的教学又是仓促上阵的,这是与第二波性质完全不同的仓促。如前述,反右后、文革前武汉大学要求北京大学支援把我推到珞珈山,我连一堂西哲史也没有教过,那是一种赶着鸭子上架的仓促。这次不同了,自1968年武汉大学哲学系到襄阳隆中武汉大学分校搞"斗批改",1970年率先招收哲学系"工农兵学员",我作为准黑帮仍在劳动,并没有上讲台的份。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发出"学一点哲学史"(包括中国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的最高指示,才把我从养猪场调出来要我匆忙上阵,这一次教学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时的大学生肩负着"上、管、改"的重任,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管和改主要是针对教师的。果然,我战战兢兢刚上了第一堂课,讲古希腊哲学,一下课学员就贴出了大字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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