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皮凤三楦房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4 次 更新时间:2015-01-20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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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 (进入专栏)  


皮凤三是清代评书《清风闸》里的人物。《清风闸》现在好像没有人说了,在当时,乾隆年间,在扬州一带,可是曾经风行一时的。这是一部很奇特的书。既不是朴刀棒杖、长枪大马;也不是倚翠偷期、烟粉灵怪。《珍珠塔》、《玉蜻蜓》、《绿牡丹》、《八窍珠》,统统不是。它说的是一个市井无赖的故事。这部书虽有几个大关目,但都无关紧要。主要是一个一个的小故事。这些故事也不太连贯。其间也没有多少“扣子”,或北方评书艺人所谓“拴马桩”——即新文学家所谓“悬念”。然而人们还是津津有味地一回回接着听下去。龚午亭是个擅说《清风闸》的说书先生,时人为之语曰:“要听龚午亭,吃饭莫打停”。为什么它能那样吸引人呢?大概是因为通过这些故事,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扬州一带的世态人情,说出一些人们心中想说的话。

这个无赖即皮凤三,行五,而?,故又名皮五?子,这个人说好也好,说坏也坏。他也仗义疏财,打抱不平。对于倚财仗势欺负人的人,尤其是欺负到他头上来的人,他常常用一些很促狭的办法整得该人(按:“该人”,一词见之于政工干部在外调材料之类后面所加的附注中,他们如认为被调查的人本身有问题,就提笔写道:“该人”如何如何,“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云云)狼狈不堪,哭笑不得。“促狭”一词原来倒是全国各地皆有的。《红楼梦》第二十六回就有这个词。但后来在北方似乎失传了。在吴语和苏北官话里是还存在的。其意思很难翻译。刁、赖、阴、损、缺德……庶几近之。此外还有使人意想不到的含意。他有时也为了自己,使一些无辜的或并不太坏的人蒙受一点不大的损失,“楦房子”即是一例。皮凤三家的房子太紧了,他声言要把房子楦一楦,左右四邻都没有意见。心想:房子不是鞋,怎么个楦法呢?办法很简单:他们他的三面墙向邻居家扩展了一尺。因为事前已经打了招呼,邻居只好没得话说。

对皮凤三其人不宜评价高。他的所作所为,即使是打抱不平,也都不能触动那个社会的本质。他的促狭只能施之于市民中的暴发户。对于真正的达官巨贾,是连一个指头也不敢碰的。

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即扬州八怪产生的时代)会产生《清风闸》这样的评书和皮凤三这样的人物?产生这样的评书,这样的人物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喔,这样的问题过于严肃,还是留给文学史家去研究吧。如今却说一个人因为一件事,在原来的外号之外又得了一个皮凤三这样的外号的故事。

此人名叫高大头。这当然是个外号。他当然是有个大名的。大名也不难查考,他家的户口本上“户主”一栏里就写着。但是他的大名很少有人叫。在他有挂号信的时候,邮递员会在老远的地方就扬声高叫:“高××,拿图章!”但是他这些年似乎很少收到挂号信。在换购粮本的时候,他的老婆去领,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喊了几声“高××”,他老婆也不应声,直到该负责人怒喝了一声“高大头!”他老婆才恍然大悟,连忙答应:“有!有!有!”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被批斗的时候,他挂的牌子上写的也是:

三开分子

高 大 头

“高大头”三字上照式用红笔打了叉子,因为排版不便,故从略。

(谨按:在人的姓名上打叉,是个由来已久的古法。封建时代,刑人的布告上,照例要在犯人的姓名上用红笔打叉,以示此人即将于人世中注销。这办法似已失传有年矣,不知怎么被造反派考查出来,沿用了。其实,这倒是货真价实的“四旧”。至于把人的姓名中的字倒过来写,横过来写,以为这就可以产生一种诅咒的力量。可以置人于死地,于残忍中带有游戏成分,这手段可以上推到巫术时代,其来历可求之于马道婆。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恶作剧都是变态心理学所不得不研究的材料。)

“高大头”不只是说姓高而头大,意思要更丰富一些,是说此人姓高,人很高大,而又有一个大头。他生得很魁梧,虎背熊腰。他的脑袋和身材很厮称。通体看来,并不显得特别的大。只有单看脑袋,才觉得大得有点异乎常人。这个脑袋长得很好。既不是四方四楞,像一个老式的装茶叶的锡罐;也不是圆圆乎乎的像一个冬瓜,而是上额宽广,下腭微狭,有一点像一只倒放着的鸭梨。这样的脑袋和体格,如果陪同外宾,一同步入宴会厅,拍下一张照片,是会很有气派的。但详考高大头的一生,似乎没有和外宾干过一次杯。他只是整天坐在门前的马扎子上,用一把木锉锉着一只胶鞋的磨歪了的后跟,用毛笔饱蘸了白色的粘胶涂在上面,选一块大小厚薄合适的胶皮贴上去,用他的厚厚实实的手掌按紧,连头也不大抬。只当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人从他面前二三尺远的地方走过,他才从眼镜框上面看一眼。他家在南市口,是个热闹去处,但往来的大都是熟人。卖青菜的、卖麻团的、箍桶的、拉板车的、吹糖人的……他从他们的吆唤声、说话声、脚步声、喘气声,甚至从他们身上的气味,就能辨别出来,无须抬头一看。他的隔着一条巷子的紧邻针炙医生朱雪桥下班回家,他老远就听见他的苍老的咳嗽声,于是放下手里的活计,等着跟他打个招呼。朱雪桥走过,仍旧做活。一天就是这样,动作从容不迫,神色安静平和。他戴着一副黑框窄片的花镜,有点像个教授,不像个修鞋的手艺人。但是这个小县城里来了什么生人,他是立刻就会发现的,不会放过。而且只要那样看一眼,大体上就能判断这是省里来的,还是地区来的,是粮食部门的,还是水产部门的,是作家,还是来作专题报道的新闻记者。他那从眼镜框上面露出来的眼睛是彬彬有礼的,含蓄的,不露声色的,但又是机警的,而且相当的锋利。

高大头是个修鞋的,是个平头百姓,并无一官半职,虽有点走资本主义道路,却不当权,“文化大革命”怎么会触及到他,会把他也拿来挂牌、游街、批斗呢?答曰:因为他是牛鬼蛇神,故在横扫之列。此“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为“大”也。

小地方的人有一种传奇癖,爱听异闻。对一个生活经历稍为复杂一点的人,他们往往对他的历史添油加醋,任意夸张,说得神乎其神。这种捕风捉影的事,茶余酒后,巷议街谈,倒也无伤大雅。就是本人听到,也不暇去一一订正。有喜欢吹牛说大话的,还可能随声附和,补充细节,自高身价。一到运动,严肃地进行审查,可就惹了麻烦,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高大头就是这样。

高大头的简历如下:小时在家学铜匠。后到外地学开汽车,当了多年司机。解放前夕,因亲戚介绍,在一家营造厂“跑外”——当采购员。三五反后,营造厂停办,他又到专区一个师范学校当了几年总务。以后,即回乡从事补鞋。他走的地方多,认识的人多,在走出五里坝就要修家书的本地人看来,的确很不简单。

但是本地很多人相信他进过黄埔军校,当过土匪,坐过日本人的牢,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新四军的牢。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黄埔军校早就不存在,他那样的年龄不可能进去过,而且他从来也没有到过广东。所以有此“疑点”,是因为他年轻时为了好玩,曾跟一个朋友借了一身军服照过一张照片,还佩了一柄“军人魂”的短剑。他大概曾经跟人吹过,说这种剑只有军校毕业生才有。这张照片早已不存在,但确有不止一个人见过,写有旁证材料。说他当过土匪,是因为他学铜匠的时候,有一师父会修枪。过去地方商会所办“保卫团”有枪坏了,曾拿给他去修过。于是就传成他会造枪,说他给乡下的土匪造过枪。于是就联系到高大头:他师父给土匪造枪,他师父就是土匪;他是土匪的徒弟,所以也是土匪。这种逻辑,颇为谨严。至于坐牢,倒是确有其事。他是司机,难免夹带一点私货,跑跑单帮。抗日战争时期从敌占区运到国统区;解放战争时期从国统区运到解放区。的确有两次被伪军和国民党军队查抄出来,关押了几天。关押的目的是敲竹杠。他花了一笔钱,托了朋友,也就保释出来了。所运的私货无非是日用所需,洋广杂货。其中也有违禁物资,如西药、煤油。但是很多人说他运的是枪枝弹药。就算是枪枝弹药吧: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还在合作,由日本人那里偷运给国民党军队,不是坏事;解放战争时期由国民党军队那里偷运给新四军,这岂不是好事?然而不,这都是******行为。他确也被新四军扣留审查过几天,那是因为不清楚他的来历。后来已有新四军当时的负责人写了证明,说这是出于误会。以上诸问题,本不难澄清,但是有关部门一直未作明确结论,作为悬案挂在那里。他之所以被专区的师范解职,就是因为:历史复杂。

“文化大革命”,旧案重提,他被揪了出来。地方上的造反派为之成立了专案。专案组的组长是当时造反派的头头,后来的财政局长谭凌宵,专案组成员之一是后来的房产管理处主任高宗汉。因为有此因缘,就逼得高大头终于不得不把他的房子楦一楦。此是后话。

“文化大革命”山呼海啸,席卷全国。高大头算个什么呢,真是沧海之一粟。不过他在本地却是出足了风头,因为案情复杂而且严重。南市口离县革会不远,县革会门前有一面大照壁。照壁上贴得满满一壁关于高大头的大字报,还有漫画插图。谭凌霄原来在文化馆工作,高宗汉原是电影院的美工,他们都能写会画,把高大头画得很像。他的形象特征很好掌握,一个鸭梨形的比身体还要大的头。在批斗他的时候,喊的口号也特别热闹:

“打倒反动军官高大头!”

“打倒土匪高大头!”

“打倒军火商高大头!”

“打倒三开分子高大头!”

剃头、画脸、游街、抄家、挨打、罚跪,应有尽有,不必细说。

高大头是个曾经沧海的人,“文化大革命”虽然是史无前例,他却以一种古已有之的态度对待之:逆来顺受。批斗、游街,随叫随到。低头的角度很低,时间很长。挨打挨踢,面无愠色。他身体结实,这些都经受得住。检查材料交了一大摞,写得很详细,很工整。时间、地点、经过、证明人,清清楚楚。一次一次,不厌其烦。但是这种检查越看越叫人生气。

谭凌霄亲自出马,带人外调。登了泰山,上了黄山,吃过西湖醋鱼、南京板鸭、苏州的三虾面,乘兴而去,兴尽而归,材料虽有,价值不大。(全国用于外调的钱,一共有多少?)

他们于是又回过头来把希望寄托在高大头本人身上,希望他自己说出一些谁也不知道的罪行,三番两次,交待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态度很重要。态度好,可以从轻;态度不好,问题性质就会升级!”苦口婆心,仁至义尽。高大头唯唯,然而交待材料仍然是那些车轱辘话。对于“反动军官”、“土匪”、“军火商”,字面上决不硬顶,事实上寸步不让。于是谭凌霄给了他一嘴巴子,骂道:“你真是一块滚刀肉!”

只有对于“三开分子”,高大头却无法否认。

“三开分子”别处似不曾听说过,可以算得是这个小县的土特产。何谓“三开”?就是在敌伪时期、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时期都吃得开。这个界限可很难划定。当过维持会长、国大代表、政协委员,这可以说是“三开”。这些,高大头都够不上。但是他在上述三个时期都活下来了,有一口饭吃,有时还吃得不错,且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要说是“吃得开”,也未尝不可。

轰轰轰轰,“文化大革命”过去了。

高大头还是高大头。“三开分子”算个什么名目呢?什么文件上也未见过。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改正落实。抄家的时候,他把所有的箱笼橱柜都打开,任凭搜查。除了他的那些修鞋用具之外,还有他当司机时用过的扳子、钳子、螺丝刀,他在营造厂跑外时留下的一卷皮尺……这些都不值一顾。有两块桃源石的图章,高宗汉以为是玉的,上面还有龟纽,说这是“四阳”,没收了(高大头当时想:真是没有见过世面,这值不了几个钱)。因此,除了皮肉吃了一点苦,高大头在这场开玩笑似的浩劫中没有多大损失。他没有什么抱怨,对谁也不记仇。

倒是谭凌霄,高宗汉因为白整了高大头几年,没有整出个名堂来,觉得很不甘心。世界上竟有这等怪事:挨整的已经觉得无所谓,整人的人倒耿耿于怀,总想跟挨整的人过不去,好像挨整的对不起他。

然而高大头从此得了教训,他很少跟人来往了,他不串门访友,也不愿说他那些天南地北的山海经。他整天只是埋头做活。

高大头高大魁伟,然而心灵手巧,多能鄙事。他会修汽车、修收音机、照相机,修表,当然主要是修鞋。他会修球鞋、胶鞋。他收的钱比谁家都贵,但是大家都愿多花几个钱送到他那里去修,因为他修得又结实又好看。他有一台火补的“机器”,补好后放在模子里加热一压,鞋底的纹印和新的一样。在刚兴塑料鞋时,全城只有他一家会修塑料凉鞋,于是门庭若市(最初修塑料鞋,他都是拿到后面去修,怕别人看到学去)。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他不挨批斗的日子,生意也很好(“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好像特别费鞋,因为又要游行,又要开会,又要跳忠字舞)。他还会补自行车胎、板车胎,甚至汽车外胎。因此,他的收入很可观。三中全会以后,允许单干,他带着一儿一女,一同做活,生意兴隆,真是很吃得开了。

他现在常在一起谈谈的,只有一个朱雪桥。

一来,他们是邻居。

二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经常同台挨斗,同病相怜。

朱雪桥的罪名是美国特务。

朱雪桥是个针灸医生,为人老实本分,足迹未出县城一步,他怎么会成了美国特务呢?原来他有个哥哥朱雨桥,在美国,也是给人扎针,听说混得很不错。解放后,兄弟俩一直不通音信。但这总是个海外关系。这个县城里有海外关系的不多,凤毛麟角,很是珍贵。原来在档案里定的是“特嫌”,到了“文化大革命”,就直截了当,定成了美国特务。

这样,他们就时常一同挨斗。在接到批斗通知后,挂了牌子一同出门,斗完之后又挟了牌子一同回来。到了巷口,点一点头:“明天见!”——“会上见!”各自回家。

朱雪桥胆子小,原来很害怕,以为可能要枪毙。高大头暗中给他递话:“你是特务吧?——不是。不是你怕什么?沉住气,没事。光棍不吃眼前亏,注意态度。”朱雪桥于是仿效高大头,软磨穷泡,少挨了不少打。朱雪桥写的检查稿子,还偷偷送给高大头看过。高大头用铅笔轻轻做了记号,朱雪桥心领神会,都照改了。高大头每回挨斗,回来总要吃点好的。他前脚挂了牌子出门,他老婆后脚就绕过几条街去买肉。肉炖得了,高大头就叫女儿乘天黑人乱,给朱雪桥送一碗过去。朱雪桥起初不受,说:“这,这,这不行!”高大头知道他害怕,就走过去说:“吃吧!不吃好一点顶不住!”于是朱雪桥就吃了。他们有时斗罢归来,分手的时候,还偷偷用手指圈成一个圈儿,比划一下,表示今天晚上可以喝两盅。

中国有不少人的友谊是在一同挨斗中结成的,这可称为文革佳话。

三来,他们两家的房子都非常紧,这就容易产生一种同类意识。

两家的房子原来都不算窄,是在挨斗的同时被挤小了的。

朱雪桥家原来住得相当宽敞,有三大间,旁边还有一间堆放杂物的厢房。朱雨桥在的时候,两家住;朱雨桥走了,朱雪桥一家三代六口人住着。朱雪桥不但在家里可以有地方给人扎针治病,还有个小天井,可以养十几盆菊花。——高大头养菊花就是受了朱雪桥的影响。他的菊花秧子大都是从朱雪桥那里分来的。

谭凌霄和高宗汉带着一伙造反派到朱雪桥家去抄家。叫高大头也一同去,因为他身体好,力气大,作为劳力,可以帮着搬东西。朱家的“四旧”不少。霁红胆瓶,摔了;康熙青花全套餐具,砸了;铜器锡器,踹扁了;硬木家具,劈了;朱雪桥的父母睡的一张红木宁式大床,是传了几代的东西,谭凌霄说:“抬走!”堂屋板壁上有四幅徐子兼画的猴。徐子兼是邻县的一位画家,已故,画花鸟,宗法华新罗,笔致秀润飘逸,尤长画猴。他画猴有定价,两块大洋一只。这四幅屏上的大大小小的猴真不老少。一个造反派跳上去扯了下来就要撕。高大头在旁插了一句嘴,说:“别撕。‘金猴奋起千钧棒’,猴是革命的。”谭凌霄一想,说:“对!卷起来,先放到我那里保存!”他属猴,对猴有感情。

抄家完毕,谭凌霄说:“你家的房子这样多?不行!”于是下令叫朱雪桥全家搬到厢房里住,当街另外开门出入。这三间封起来。在正屋与厢屋之间砌起了一堵墙,隔开。

高大头家原来是个连家店,前面是铺面,或者也可以叫做车间,后面是住家。抄家的时候(前文已表,他家是没有多少东西可抄的),高宗汉说:“你家的房子也太宽,不行!”于是在他的住家前面也砌了一堵墙,只给他留下一间铺面。

这样,高、朱两家的房屋面积都是一样大小了:九平米。

朱家六口人,这九平方米怎么住法呢?白天还好办。朱雪桥上班,——他原来是私人开业,后来加入联合诊所,联合诊所撤销后,他进了卫生局所属的城镇医院,算是“国家干部”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上学。家里只剩下朱雪桥的父亲母亲和他的老婆。到了晚上,三代人,九平米,怎么个睡法呢?高大头给他出了个主意,打了一张三层床。由下往上数:老两口睡下层,朱雪桥夫妇睡中层,两个孩子睡在最上层。一人翻身,全家震动。两个孩子倒很高兴,觉得爬上爬下,非常好玩。只是有时夜里要滚下来,这一跤可摔得不轻。小弟弟有时还要尿床,这个热闹可就大了!

高大头怎么办呢?也总得有个家呀。他有老婆,女儿也大了,到了快找对象的时候了,女人总有些女人的事情,不能大敞四开,什么都展览着呀。于是他找了点纤维板,打了半截板壁,把这九平米隔成了两半,两个狭条,各占四平米半。后面是他老婆和女儿的卧房;前面白天是车间,到了晚上,临时搭铺,父子二人抵足而眠。后面一半外面看不见。前面的四平米半可真是热闹。一架火补烘烤机器就占了三分之一。其余地方还要放工具、材料。他把能利用的空间都利用了。他敲敲靠巷子一边的山墙,还结实,于是把它抽掉一些砖头,挖成一格一格的,成了四层壁橱。酱油瓶子、醋瓶子、油瓶子、酒瓶子,板子、钳子、粘胶罐子、钢锉、木锉、书籍(高大头文化不低,前已说过,他的字写得很工整)、报纸(高大头关心世界、国家大事,随时研究政策,订得一份省报,看后保存,以备查检,逐月逐年,一张不缺),全都放在“橱”里。层次分明,有条不紊。他修好的鞋没处放,就在板壁上钉了许多钉子,全都挂起来。面朝里,底朝外,鞋底上都贴着白纸条,写明鞋主姓名和取鞋日期。这样倒好,好找,省得一双一双去翻。他还养菊花(朱雪桥已经无此雅兴)。没有地方放,他就养了四盆悬崖菊,把它们全部在房檐口挂起来。这四个盆子很大。来修鞋的人走到门口都要迟疑一下,向上看看。高大头总是解释:“不碍事,挂得很结实,砸不了脑袋!”这四盆悬崖菊披披纷纷地倒挂下来,好看得很。高大头就在菊花影中运锉补鞋,自得其乐。

“四人帮”倒了之后,高大头和朱雪桥迭次向房产管理处和财政局写报告,请求解决他们的住房困难。这个县的房管处是财政局的下属单位,是一码事。也就是说,向高宗汉和谭凌霄写报告(至于谭、高二人怎么由造反派变成局长和主任,又怎样安然度过清查运动,一直掌权,以与本文无关,不表)。他们还迭次请求面见谭局长和高主任。高大头还给谭局长家修过收音机、照相机,都是白尽义务,分文不取。高主任很客气地接待他们,说:“你们的困难我是知道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嘛,一定,一定设法解决。谭凌霄对高宗汉说:“这两个家伙,不能给他们房子!”

中美建交。

朱雪桥忽然接到他哥哥朱雨桥的信,说他很想回乡探望双亲大人。信中除了详述他到美的经过,现在的生活,倾诉了思亲怀旧之情,文白夹杂,不今不古,之外,附带还问了问他花了五十块大洋请徐子兼画的四幅画,今犹在否。

朱雪桥把这封信交给了奚县长。

奚县长“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县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谭凌霄等一伙造反派打倒了。“四人帮”垮台后,经过选举,是副县长。不过大家还叫他奚县长。他主管文教卫生,兼管民政统战。朱雪桥接到朱雨桥的信,这件事,从哪方面说起来,都正该他管。

第一件事,应该表示欢迎。这是国家政策。

第二件事,应该赶紧解决朱雪桥的住房问题。朱雨桥回来,这九平米,怎么住?难道在三层床上再加一层吗?

事有凑巧,朱家原来的三间祖屋,在被没收后,由一个下放干部住着。恰好在朱雪桥接到朱雨桥来信前不久,这位下放干部病故了,家属回乡,这三间房还空着。这事好解决。奚县长亲自带了朱雪桥去找谭凌霄,叫他把那三间房还给朱家。谭凌霄当时没有话说,叫高宗汉填写了一张住房证发给了朱雪桥。朱雪桥随奚县长到县人民政府,又研究了一下怎样接待朱雨桥的问题。奚县长嘱咐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尽量不要多谈,还批了条子,让他到水产公司去订购一点鲜鱼活虾,到疏菜公司订购一点菱藕,到糖烟酒公司订几瓶原装洋河大曲。朱雪桥对县领导的工作这样深入细致,深表感谢。

不想他到了旧居门口,却发现门上新加了一把锁。

原来谭凌霄在发给朱雪桥住房证之后,立刻叫房管处签发了另一份住房证,派人送到湖东公社,交给公社书记的儿子,叫他先把门锁起来。一所房子同时发两张居住证,他这是存心叫两家闹纠纷,叫朱雪桥搬不进去。

朱雪桥不能撬人家的锁。

怎么办呢?高大头给他出了个主意,从隔开厢房与正屋的墙上打一个洞,先把东西搬进去再说。高大头身强力壮,心灵手巧,呼朋引类,七手八脚,不大一会,就办成了。

朱雨桥来信,行期在即。

奚县长了解了朱雪桥在墙上打了一个洞,说:“这成个什么样子!”于是打电话给财政局、房管处,请他们给朱家修一个门,并把朱家原来的三间正屋修理一下。谭凌霄、高宗汉“相应不理”。

县官不如现管,奚县长毫无办法。

奚县长打电话给卫生局,卫生局没有人工材料。

最后只得打电话给城镇医院。城镇医院倒有一点钱,雇工置料,给朱雪桥把房子修了。

徐子兼画的四幅画也还回来了。这四幅画在谭凌霄家里。朱雪桥拿着县人民政府的信,指名索要,谭凌霄抵赖不得,只好从柜子里拿出来给他。朱家的宁式大床其实也在谭凌霄家里,朱雪桥听从了高大头的意见,暂时不提。

朱雨桥回来,地方上盛大接待。朱雨桥吃了家乡的卡缝鳊、翘嘴白、槟榔芋、雪花藕、炝活虾、野鸭烧咸菜;给双亲大人磕了头,看看他的祖传旧屋,端详了徐子兼的画猴,满意得不得了。热闹了几天,告别各界领导。临去依依,一再握手。弟兄二人,洒泪而别,自不必说。

地方上为朱雨桥举行的几次宴会,谭局长一概称病不赴。高主任因为还不够格,也未奉陪。谭凌霄骂了一句国骂,说:“海外关系倒跩起来了!”

谭凌霄当然知道朱雪桥在墙上打洞,先发制人,造成既成事实,这主意是高大头出的。朱雪桥是个老实人,想不出这种招儿。徐子兼的画在他手里,也是高大头告发的。这四幅画他平常不大拿出来挂。有一天“晒伏”,他摊在地上。那天正好高大头来送修好了的收音机。这小子眼睛很贼,瞅见过。除了他,没有别人!批给朱家三间房子,丢了四张画,事情不大,但是他谭凌霄没有栽过这个跟头。这使他丢了面子,在本城群众面前矮了一截。这些草民,一定会在他背后指手划脚,嘁嘁喳喳地议论的。谭凌霄常窝火,在心里恨道:“好小子,你就等着我的吧!””他引用了一句慈禧太后的话:“谁要是叫我不痛快,我就叫谁不痛快一辈子!”

高大头知道事情不大妙,但是他还是据理力争,几次找房管处要房子。高宗汉接见了他。这回态度变了,干脆说:“没有!”高大头还是软软和和地说:“没有房子,给我一块地皮也行,我自己盖。”——“你自己盖?你有钱?是你说过:你有八千块钱存款,只要你给一块地皮,盖一所一万块钱的房子,不费事?你说过这话没有?”高大头是曾经夸过这个海口,不知是哪个嘴快的给传到高宗汉耳朵里去了,但是他还是陪着笑脸,说:“那是酒后狂言。”高宗汉板着脸说,“有本事你就盖。地皮没有。就这九平米。你就在这九平米上盖!只要你不多占一分地,你怎么盖都行。盖一座摩天大楼我也不管,随便!就这个话!往后你还别老找我来嗦!你有意见?你有本事告我去!告我谭局长去!我还有事,你请便!”

高大头这一天半宵都没有睡着觉,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抽了多半盒“大运河”。

与此同时,谭凌霄利用盖集体宿舍的名义给自己盖了一所私人住宅。

谭凌霄盖住宅的时候,高大头天天到邮局去买报纸,《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能买到的都买了来,戴着他的黑边窄片老花镜一张一张地看,用红铅笔划道、剪贴、研究。

谭凌霄的住宅盖成了。且不说他这所住宅有多大,单说房前的庭院:有一架葡萄、一丛竹子、几块太湖石,还修了一座阶梯式的花台,放得下百多盆菊花。这在本城县一级领导里是少有的。

这一天,谭局长备了三桌酒,邀请熟朋友来聚聚。一来是暖暖他的新居,二来是酬谢这些朋友帮忙出力,提供材料。杯筷已经摆好,凉菜尚未上桌,谭局长正陪同客人在庭前欣赏他的各种菊花,高大头敲门,一头闯了进来。谭凌霄问:“你来干什么?”高大头拿出一卷皮尺,说,“对不起,我量量你们家的房子。”说罢就动起手来。谭凌霄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客人也都莫名其妙。高大头非常麻溜利索。眨眼的工夫就量完了。前文交待,他在营造厂干过,干这种事情,是个内行。他收了皮尺,还负手站在一边,陪主人客人一同看了一会菊花。这菊花才真叫菊花!一盆墨菊,乌黑的,花头有高大头的脑袋大!一盆狮子头,花盆旋拧着,像一团发亮的金黄色的云彩!一盆十丈珠帘,花瓣垂下有一尺多长!高大头知道,这都是从公园里搬来的。这几盆菊花,原来放在公园的暖房里,旁边插着牌子,写着:“非卖品”。等闲人只能隔着玻璃看看。高大头自从菊花开始放瓣的时候,天天去看,太眼熟了。

高大头看完菊花,道了一声“谢谢,饱了眼福”,转身自去。

谭局长这顿饭可没吃好。他心里很不踏实:高大头这小子,量了我的房子,不会有什么好事!

高大头当晚借了朱雪桥家的堂屋,把谭凌霄假借名义,修盖私人住宅的情况,写了一封群众来信。信中详细描叙了谭宅的尺寸、规格,并和本县许多住房困难的人家作了对比。连夜抄得,天亮付邮,寄给省报。

过了几天,省报下来了一个记者。

记者住在招待所。

他本来是来了解本县今年秋收分配情况的,没想到,才打开旅行包,洗了脸,就有人来找他。这些人反映的都是一件事:谭局长修盖私人住宅,没有那回事,这是房管局分配给他的宿舍;高大头是个三开分子,品质恶劣,专门造谣中伤,破坏领导威信。接二连三,络绎不绝(这些人都是谭凌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战友)。记者在编辑部本知道有这样一封群众来信,不过他的任务不是了解此事。这样一来,倒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找了本县的几个通讯员和一些群众做了调查,他们都说有这回事。他请高大头到招待所来谈谈,高大头带来了他的那封信的底稿和一张谭凌霄住宅平面图。

记者把这件事用“本报记者”名义写了一篇报道,带回了报社。

也活该谭凌霄倒楣,他赶到坎上了,现在正是大抓不正之风的时候。报社决定用这篇稿子。打了清样,寄到本县县委,征求他们的意见,是否同意发表。县委书记看了清样,正在考虑,奚县长正在旁边,说:“这件事你要是压下来,将来问题深化了,你也会被牵扯进去,这是一;如果不同意发表这篇报道,那将来本县的消息要见省报,可就困难了,这是二。”县委书记击案说:“好!同意!”奚县长抓起笔就写了一封复信:

“此稿报道情况完全属实,同意发表。这对我们整顿党政作风,很有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报道在省报发表后,全城轰动。很多居民买了鞭炮到大街上来放,好像过年一样。

高大头当真在他的九平米的地基上盖起了一所新房子(在修建新房时,他借住了朱雪桥原来住的厢房)。这座房子一共三十六平米。他盖了个两楼一底。底层还是九米。上面一层却有十二米。他把上层的楼板向下层的檐外伸出了一截,突出在街面上。紧挨上层,他又向南伸展,盖了一间过街楼,那一头接到朱雪桥家厢房房顶。这间过街楼相当高,楼下可过车辆行人,不碍交通。过街楼有十五平米。这样,高大头家四口人,每人就有九平米,很宽绰了。高大头的儿子就是要结婚,也完全有地方。这两楼一底是高大头自己设计的。他干过营造厂嘛。来来往往的人看了高大头的这所十分别致的房子,都说:“这家伙真是个皮凤三,他硬把九平方米楦成了三十六平方米,神了!”

谭凌霄、高宗汉忽然在同一天被撤了职。这消息可靠。据财政局的人说,他们自己已接到通知,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他们这两天已经不到机关上班了。因为要是再去,别人叫他们“局长”、“主任”,答应不好,不答应也不好。

在听到他们俩撤职的消息后,城里人有没有放鞭炮呢?没有。他们是很讲恕道的。

这二位到底为什么被撤职呢?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他们在住房问题上对群众刁难勒索,太招恨了;有人说是他们通同作弊,修盖私人住宅;有人说:因为他们是造反派!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选自:《汪曾祺作品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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