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阶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1 次 更新时间:2015-01-16 09: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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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远征 (进入专栏)  

  
2014年,中国经济表现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下行压力加大。一季度GDP增长率延续了上年的下行态势,二季度虽略有反弹,但三季度又开始下行。预计四季度将维持着这一状况。全年经济增长率为7.4%。如果将时间延伸了看,自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就开始下行,至今已经延续了18个季度,已超过以往任何一个经济周期的变动。与此相对应,PPI也连续负增长达34个月,也已打破纪录,并且看来在短期内难以持正。表明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而且有可能进一步加重。

    

   一、中国经济为什么下行

   这轮中国经济下行不仅仅是周期性因素,而且有结构因素,从而呈现趋势性变化。如果和改革开放35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相对照,可以明显看到,趋势性变化是由下列经济增长条件的深刻变动引起的。

   第一,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如其他亚洲国家,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走上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进出口总额一度占GDP的67%左右,为大国所罕见。2007年,经常项目顺差曾达到GDP的10.7%的历史顶点。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主要发达经济体负债消费的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将长期处于“去杠杆化”的状态之中。与此相对应,经济增长乏力,并时时伴随衰退之忧,成为新常态。受此拖累,新兴经济体也普遍放缓了增长步伐,并伴随着金融风险的扩大。世界经济低迷造成外需萎缩,严重影响着中国经济的现实表现。事实上,2014年以来,中小企业的困境,表面上看是“融资难、融资贵”,但本质上是这几年出口订单少,尤其是长单少所致。本以为订单少是暂时现象,为维持生产暂时借入一些高成本资金,但是由于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出口订单难有增长,致使债务沉重化。这表明,传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不可持续,而且现实也难以维持,从而必须转向内需扩大。

   第二,长期以来,中国是有鲜明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农村剩余劳动无限供给的经济增长模式。从上世纪90年代初,受工业部门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能提供较高工资的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沿海异地打工。由于农民工众多,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农民工平均工资多年不涨,增加收入主要靠加班。廉价的劳动力构成中国制造业的低水平竞争优势,中国也因此而成为世界的“工厂”。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刘易斯拐点开始显现。目前超过50%的45岁以下的农村青壮劳动力已不再务农,其中25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70%以上已经离开农村务工。这使农民工工资开始普遍上涨。最低工资的普遍上涨,表明靠廉价劳动力移入的低成本制造的竞争优势正受到挑战。经济增长需要转向技术进步、转向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中国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从2011年开始,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呈下降之势。2012年下降345万人,2013年下降242万人。自此,中国劳动力开始出现绝对减少。一方面,这意味着工资上升将成为普遍现象,今后的经济增长需要更依赖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也意味着抚养比上升,储蓄率也将开始历史性下降。而储蓄是投资的来源,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是靠投资驱动的,在金融危机前,出口的扩张带动了民间投资的高涨。金融危机后,为了保增长,政府投资取代民间投资成为主力。随着储蓄乏力,进而储蓄率的下降,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事实上,2014年9月以来,银行业存款无论增长率还是绝对额都开始下降,除居民风险偏好改变的因素外,不能不视为储蓄率下降现象出现的信号。这表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正在转换,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

   第四,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是资源能源耗费型的、环境不友好型的,伴随着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及生态资源的消耗,这一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已暴露无遗。这表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改弦更张。

    

   二、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吗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是投资驱动型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由于出口的旺盛带动民间投资的高涨;在金融危机后,因出口不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接替了民间,通过巨额负债,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成为新的投资主体。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深度介入投资不可持续,同时又带来诸如权钱交易、腐败等弊端,必须改革。

   顺应历史潮流,回应社会关切,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深化改革的历史性决定。在经济领域最为重要的举目之纲,就是在政府与市场的竞争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由此,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行为都开始发生改变,其投资意识和投资能力都开始受到抑制。与此相对应,投资增速开始显著下降,由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决定的经济周期因此也就出现了变化,下行阶段延长并深化。

   由于投资增速下行,经济增长开始明显下行。人们担心如此快速的下行会不会导致经济“硬着陆”?

   所谓硬着陆,一方面,因经济快速下行导致失业问题严重化,另一方面,由于近几年投资主要由负债构成,投资下滑,会使现金流紧张化,从而引发债务违约风险,进而招致经济的进一步困难。由此,失业严重,债务违约成为衡量硬着陆的关键变量。坦率地说,这一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概率很小,理由如下:

   在就业方面,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快速改变。在“十一五”期间,中国还为服务业发展不快而发愁。在“十一五”规划的22项指标中,唯有涉及服务业的三项指标未完成计划。它们分别是服务业增加值、服务业就业的比重和研究发展经费占GDP的比重。但是到2013年,中国服务业已成为第一大产业部门,2014年仍保持着领先增长态势。由于服务业就业弹性高于制造业,使其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快速扩展。据初步统计,2008年,GDP每新增长1个百分点,就带来120万个新就业机会。但到2013年,GDP增速虽只有7.7%,但新创造就业机会1310万个,平均每个点新增机会180万个—190万个。2014年,计划新增就业机会1000万个,如此看来,GDP增速超过6%就可完成。事实也是如此,2014年9月已实现新增就业1000万个。再考虑到中国人口老龄化,新进入市场劳动力正呈逐年下降之势,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6%—7%还是大概率事件,因此就业不会出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在债务方面,这固然是新的风险点,并集中体现为三个问题:银行坏账增加、影子银行违约和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而三者又高度与当前房地产形势相关联,不容忽视。然而硬着陆的概率依然不大。

   首先,虽然银行坏账在上升中,目前已达1.08%,并不排除进一步上升的可能性。但是由于中国银行业提前采取了《巴塞尔协议Ⅲ》的监管标准,并且将拨贷比提高到2.5%,这意味着坏账比例在一个时点上不超过2.5%,银行的利润仍然可期。如果加上利润,则坏账比例不超过3%,银行的资产不受伤害。而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超过3%的坏账比例是小概率事件。与此同时,尽管房地产贷款占银行贷款的22%左右,但其中18%是按揭贷款,其支付比例一般在20%—40%左右。这意味着房价整体不下跌20%—40%,则不会出现大面积断供现象。并且由于过去5年中,中国的房价几乎翻了一番,即使房价下跌20%—40%,银行也有较大的“止损保障”。尽管不排除个别地区、个别楼盘出现房价下降并引发断供,但就整体房地产市场,房价下跌20%—40%仍是小概率事件,从而不会有银行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其次,所谓“影子银行”是指不受监管或少受监管的资产负债业务,并集中于房地产开发的信托资金安排上。随着2014年年初国办107文件的出台,影子银行业务回到资产负债表的速度不断加快,而年中银行资产证券化的步伐也开始提速。只要短期不出现因房地产市场崩溃而大面积违约现象,风险便正在缓解中。而目前的房地产状况表明,尽管市场形势逆转,但尚不会出现崩溃局面。

   最后,地方政府债务尽管上升很快,但风险仍然可控。根据有三点: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例为40%左右,低于国际通行的60%的债务率标准;二是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或有负债,集中体现为地方融资平台的投资项目上,而这些项目是实物资产,从而使相对可靠的质押品,可通过转买、重组进行债务安排;三是中国的单一制政体使地方政府有能力通过腾挪、转换等各种手段从容处理。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潜在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期限错配。地方政府负债期限一般较短,而对应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则完成时间远长于负债期限;其二,有不少项目是有公益性,难以产生足够的现金流,偿债来源短绌,更何况逐年还需投入资财对这些设施进行维护,构成地方政府收支的“硬缺口”。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的潜在风险已引发各方充分的重视。由于地方债务主要是集中于或有负债的地方融资平台上,主要风险是期限错配,一旦将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公司化改造,剥离出政府财政,并在项目基础上分门别类,采用PPP的方式逐个加以重组,将有利于缓解风险。事实上,2014年以来,为防止债务形势恶化,采取了四种方法:一是“截源”,严格限制诸如楼堂馆所等无现金流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替代”,鼓励各地政府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对期限短或成本高的债务进行替代;三是“重组”,在对融资平台公司化改造的基础上,提倡并支持采用诸如PPP的方式对项目进行重新安排;四是善于改革政府的支出责任,厘清中央与地方政府支出范围和边界,建立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并在此基础上,允许地方政府量力而行发行地方债。

   由上,只要不出现大的经济形势,尤其是房地产形势的恶化,假以时日,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会逐步化解,并由此决定不会出现硬着陆。

    

   三、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何在

   尽管中国经济下行不会导致失业问题严重化,但下行毕竟带来了债务风险。为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稳增长就十分必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前景何在?答案是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快速出现令人鼓舞的结构转变,正在长出可持续发展的“嫩芽”。

   如果将“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经济结构做一对比,可以明显看到,经济变化所表现出的深远意义。如前所述,“十一五”期间的22项措施中,有3项涉及服务业的指标没有完成。它凸显出当时的中国经济结构是以制造业为主的。于是经济结构调整方向自然成为: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重点是发展服务业;内外需共同提高,重点是扩大内需,核心是扩大消费,途经是增加居民收入。

   过去5年间,上述结构转变进展迅速,表现在:第一,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一直超过制造业,到2013年,服务业终成为第一大产业部门,并且继续保持领先增长。与此相关,包括医疗、教育、金融、物流、互联网蓬勃发展,蔚然成势。第二,居民收入与GDP增长率基本保持同步,而农民收入增长快于GDP的增长,达两位数。与此相对应,消费已成为GDP的主要贡献力量。目前尽管产能过剩,但与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相关的产业,如通讯器材、汽车、冰箱、彩电、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并未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第三,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保持持续增长态势,2013年首次达到“十一五”规划占GDP2%的要求。而投入的主体是企业,占总投入的78%。这表明以创新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在加速中,从而给经济带来动力。第四,东中部经济差距明显缩小,中西部经济增速明显高于东部。新兴产业开始在中西部兴起,这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

   在经济结构快速变化前提下,目前以微调、预调为特点的稳增长的政策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在给正在成长的“嫩芽”产业提供适宜的温度,避免经济大幅波动带来的暴冷暴热。一旦这些“嫩芽”成长为参天大树,中国将在一个新的台阶上领跑,并持续发展。中国经济正处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之中,正在迈向新的阶段,这就是2014年宏观经济运行给我们的启示。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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