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安 王学泰:《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3 次 更新时间:2015-01-04 11: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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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安   王学泰 (进入专栏)  

     一

   注杜千家各苦辛,次公详解迈时伦。语熔经史偏知味,事用祖孙贵辨真。

   断简抛残须获惜,丛书辑佚费精神。林君巨帙存遗烈,杜学重兴势喜人。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以下简称《辑校》)一书,本是山东大学研究生林继中君在萧涤非先生指导下完成于一九八六年的博士论文,我当时因参加此论文之答辩会曾获先睹之快,遂作此诗以赠林君,既述赵书的历史背景与学术价值,亦叹林君辑校的艰辛,喜杜学的后继有人。虽口吻近于老气横秋,而萧先生当时见了亦颇欣悦,曾赐书嘉勉。今林君此书终得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之积极支持而问世,萧先生虽作古人,其平生酷爱杜诗,精研杜学之遗志亦可稍慰于地下。今与学太合作撰述评此书的文章而不能忘怀旧作,亦非无故也。

   赵次公注是杜诗第一部较为准确、丰富、有一定深度的全注本。今存明抄本题名《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它诞生于北宋末、南宋初,正是杜诗受到空前重视的时代,人们读杜谈杜,学杜注杜,蔚成风气。不仅士大夫如此,其他阶层略有文化的人,也习染此风。《蔡宽夫诗话》说:“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有的人,甚至嗜杜成癖,见人就开口谈杜诗,使人不敢近他,说:“怕老杜诗。”蔡宽夫又说:

   老杜诗既为世所重,宿学旧儒,犹不肯深与之。尝有士大夫称杜诗用事广,傍有一经生忽愤然曰:“诸公安得为公论乎?且其诗云:‘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忧。’彼尚不知酒是杜康作,何得言用事广?”闻者无不绝倒。予为进士时,尝舍于汴中逆旅,数同行亦论杜诗。旁有一押粮运使臣,或顾之曰:“尝亦观乎?”曰:“平生好观,然多不解。”因举“白也诗无故,飘逸思不群”相问曰:“既言无敌,安得却似鲍照、庾信?”时坐中虽然之,然亦不能遽对,则似亦不可忽也。

   它说明“杜甫热”还带有点全社会性。从这条记载中亦可见大多数读者在理解杜诗上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只整理、编纂杜甫诗集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还要有注释本,以帮助读者扫清障碍。

   北宋时期的士大夫已经认识到要读懂杜诗是有一定难度的。杜诗用典多,与时事、现实生活联系密切,这些又与杜甫个人的流离播迁息息相关。因此,王直方概括地说:“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老杜诗也。”(辑录本《王直方诗话》)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代替读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注本便大量出现了。

   读者的需要对书商来说是市场需求,因此,杜诗最早的一批注本带着浓重的商业色彩,这主要体现在出得快、出得多上。北宋中叶以后,杜诗开始风行,到了北宋末、南宋初,仅数十年间便有数十种杜诗注本、编年本的出现。较知名者如王得臣的《杜工部诗增注》,薛仓舒的《杜诗刊误》、《杜诗补遗》与《续注杜诗补遗》,郑卬的《杜少陵诗音义》,孙觌的《杜诗押韵》,蔡兴宗的《杜诗》与《杜诗正异》,杜田的《杜诗补遗正谬》与《续注杜诗》,鲍慎由的《注杜诗及文集》,薛梦符的《广注杜诗》,师古的《杜甫诗详说》,卞大享的《改注杜诗》,罗列的《注杜诗事类》,鲁詹的《杜诗传注》等等,从这些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书名,可以想到当时的“盛况”。这些编注者大多名不见经传,许多可能就是为书坊编著书籍赖以糊口的下层文人,文化水平不高,这点决定了此批杜诗注本的质量不会太高。此时还出现了书贾用以招徕顾客而故夸繁富的《十家集注杜诗》、《门类增广十家注杜诗》(尚存残本六卷)。为了促销获利,书贾还假托名人,欺骗顾客。如各种集注本中的“王洙注”、“黄庭坚注”,皆属此类。王洙根本没有注过杜诗;黄庭坚所谓“杜诗笺”可能也仅是庭坚读杜诗时随手笺于书上的数十条备忘文字而已,后被好事者编入《豫章黄先生别集》,遂为书贾剽窃,仿佛黄氏真有专著《杜诗笺》似的。最可恶者为托名苏轼所作《老杜事实》(或名《杜诗事实》、《东坡事实》、《东坡杜诗故事》等),此书在注杜时“随事造文,一一牵合,而皆不言所自出。且其辞气首末若出一口,盖妄人依托以欺乱流俗者,书坊辄抄入集注中,殊败人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书中任意捏造出处,不负责任,在古书注解本中当推第一,又把文责推到苏轼身上,更是可恨。或云此书为闽人郑卬伪造。其三是编注粗糙,那些随口造文、伪造典事的《老杜事实》与师古的《杜甫诗详说》等可不具论,就一些严肃注本看,也多浅鄙可笑之论与常识性的谬误。王直方言:“近世有注杜诗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贾谊少年,‘幽径恐多蹊’,乃引《李广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绝域三冬暮’,乃引东方朔‘三冬文学足用’,‘寂寂系舟双下泪’,乃引《贾谊传》‘不系之舟’,‘终日坎(土禀)缠其身’,乃引《孟子》‘少坎坷’,‘君不见古来盛名下’乃引《新唐书·房琯赞》云:‘盛名之下为难居。’真可发观者一笑。”(《王直方诗话》)对于有学问的读者是可“发观者一笑”,而对于那些要靠注本弄懂杜诗的读者真可使其一哭,因为王氏列举的那些注文还不在于它的正确与谬误,而是这些注文对弄懂杜诗毫无用处,注了等于没注。清代钱谦益谈到宋人杜诗注时说:“杜诗昔号千家注,虽不可尽见,亦略具于诸本中。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并总结了其八大罪状:伪托古人、伪托故事、附会前史、伪撰人名、改窜古书、颠倒事实(以前事为后事,以后事为前事)、强释文义、错乱地理。(见《注杜诗略例》)这些虽有言之过甚之处,大体上还是说中了宋注的缺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代最高水平的杜诗注本——赵次公注出现了。它的出现,杜诗才有了一个较为全面、较为正确的注释本,使一般读者对于杜诗有了较为准确的认识,这是杜诗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

     二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的学术成就,在《辑校·前言》中作了充分的肯定。这里仅就赵氏注释与编年之风格作些补充评述。

   赵氏注之风格是注释平实准确,编年细致深入。注释平实看似简单,实际不易。历来注释诗文,特别是注释有卓越成就的诗文作品无不喜欢在诗文夹缝中搜索微言大义,以表现自己发隐探赜之苦心,因此极易流于穿凿附会,求之愈深,离原义愈远。《诗经》、《楚辞》的许多注释本皆有这种倾向。杜诗是在宋代被人们广泛理解和重视的,但也是自宋代起被歪曲的。因为宋代有些读者认为杜诗都是表达“周情孔思”的,可与六经相提并论,杜甫是他们心目中的圣人,其一言一行必合于圣人的标准。然而杜甫是唐人,有唐代特有的自信与潇洒,而不是宋代圣人模具中的产品,这些皆一一反映在其诗中。于是宋代一些批评家在解释杜诗时便横加歪曲,使之就范于己。而赵次公注释的最大特点就是把杜甫还给杜甫,下面我们结合例证,作些说明。

   杜甫是极度关心国事天下事的诗人,从他开始,忧国忧民便成为诗人的传统。杜甫的“忧”不是口头禅、门面语,更不是决心要教育读者而进行的表演。他这种“忧”发于内心,时有流露,决非处处标榜。另外杜甫也是普通人,是丈夫、父亲、朋友,因此他也有许多普通人的生活,他把在这些生活中的感受也写入诗中,所以我们才能在杜甫诗集中看到一个完整的杜甫。而宋代一些批评家把忧国忧民庸俗化、表面化,把它视为一种表演,而且要从朝廷、官场一直演到家。有时诗人明明是在与老妻稚子闲语,却被认为是在写君臣论道,有时诗人欣赏自然风光,却被认为是诉说诗人对政局的感受。注释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时要兜好几个圈子,才能扣到这些大题目上,注者累,读者也累,更可气的是歪曲了作者。赵次公认为杜甫不会“打谜作诗”,因此注释者也不必去猜谜解诗。这种理解是极平实的,但又是许多注释者难以达到的。

   赵次公注中多次提到“世有《东溪先生集》者,其中有释杜工部诗十六篇,每篇先拟《毛诗》之序,以撮其大要而判释之,自以为启杜诗之关钥”云云,这便是刻意求深、曲解杜诗的典型。“东溪先生”即高登,乃北宋末年与陈东齐名的学生运动领袖,颇以忠义自许。“四库”馆臣称其“每饭不忘君”。他自认为是老杜的知音,以解经的方法说杜,似乎在拔高杜诗的价值,实际上是在贬低杜诗的艺术。他选杜诗十六首,细加解剖,作为理解杜诗的钥匙。于是赵次公便以这位颇有影响的杜甫“知音”为靶子反复指出他的错误,以破除注杜中的穿凿附会之风。高氏解《北风》云:“《北风》悲燕寇衰弱王室,祸以加民。寇来自北,故况北风。”注“北风破南极”云:“寇自北来而破两京。”注“朱凤日威垂”云:“天子将出狩”也。注“洞庭秋欲雪”云:“安史之乱唯不及江南,秋非雪时,言及将乱也。”注“鸿雁将安归”云:“大曰鸿,小曰雁,大小皆无所附,与《诗》万民离散同意。”高氏洋洋洒洒解了一大篇,连此诗写作时间都没搞清楚。赵次公说:“此其不考公赋诗之年辰与处所,直误以安史之乱,故为此注。”此诗写于大历四年(769)潭州(今湖南长沙),距安史之乱被平定的广德元年(763)已有六年,因此,“悲燕寇衰弱王室”纯粹是想当然。赵氏批驳说:“然就其中误两京为南极,夫西京(指长安)天子所居,曰南极犹可,东京何预?亦可譬之南极乎?便自差排朱凤为天子,威垂为出狩,则何所据乎?洞庭自是荆湖路,亦何谓之江南乎?惟以鸿雁为民,则周诗美宣王之说,却与朱凤譬天子之无出处反自攻矣。以此集刊传,恐惑后学,故次公费辞辨之。”赵注中不仅揭示了高注中的自相矛盾及其缺乏依据之处,而且对全诗作出平实的解释。“北风”就是指北方吹来的风,“南极”指楚地,因为,“公在楚,故所见者北风破南极与洞庭秋欲雪也。”“朱凤”为南方之鸟,遇寒而“威垂”,“鸿雁过洞庭,洞庭欲雪而安归?皆言值时如此,于是乎失所也。”用此以“自叹其在风尘之际,方旅泊而未得归也”。赵氏完全从写实角度对此诗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高登在解释内涵较为丰富的寓言诗《朱凤行》、《白凫行》等篇章时则穿凿更甚,诗中所写的朱凤、黄鹄、白凫等动物情态皆有所喻,但这些属于寓言,取譬虽近,所指亦远,其所喻的应是某一类人或某一类社会现象。高氏在分析这些寓言诗时硬是把它们落实在某人某事上,看似确切,实际上是笨拙之极,而且使其神韵全无,变成了枯燥的历史记载。如说《朱凤行》是:“悯天子蒙尘,小大之臣,并罹祸难而恩泽下均也。”此诗开篇即写道:“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可知此诗写于大历五年(770)诗人在衡州之时。杜甫一生经历两次天子“蒙尘”,一是天宝十五载(755),因安史叛军破潼关,唐玄宗西逃入蜀避难;另一为广德元年(763),吐蕃攻长安,代宗东走陕州,以避其锋。两次皆与作诗时间不合,因之,不能将此诗坐实在任何一次“天子蒙尘”上。实际上此诗并不晦涩,诗中虽有寄兴,但却是:“感于物而兴焉也。公在衡州,则衡山眼前所见也,朱凤则山上之物也。因其物而有作,乃以为兴也。”赵氏认为这首诗是托兴朱凤,写君子无朋、怒视小人而悯及弱者。此解通达平稳,不哗众取宠而得其实。在阐释《白凫行》[注]诗旨时,似与高登相类,但在解释诗句上赵注从全诗意象出发,不作胶柱鼓瑟之论。他说:“鹄高五尺,宜高远引,乃推藏低徊,化作白凫之状,象老翁之伛偻,天寒岁暮,困于波涛之中,忍饥西东,无所投迹,此贤者失所之譬也。”“前六句盖公自况,末两句念及同志之人。”再比较一个高登的解释,他认为此诗是:“闵贤者降于黎庶,而不贤者冒名器也。”“黄鹄而化为白凫,贤者降在黎庶也。”然后分解诸句,认为“故畦”二句言“贤者无禄食”,“鳞介”二句言:“贤者不苟禄,而时乱不安其居也。”“鲁门”二句言:“以不贤者冒名器,蹭蹬宜也。”可见高登解说诗句指向太具体,因而破绽百出。赵氏反问道:“以黄鹄为君子,白凫为黎庶,此何所据,于义何取乎?”特别是结尾二句,诗人立意在同情“鶢鶋”,而高氏认为是指斥,并把它视作“不贤者”的象征。所以赵次公说:“所谓亦蹭蹬,义在亦字之悯同类也。”两相比较,高下自见。

传统论人,喜欢把人分作两极。宋代儒者更好谈论君子小人。杜甫在宋代是被视为抱道自守的儒者的,因此人们认为他的大多数作品是表彰君子、指斥小人的。而杜甫有许多描写自然风光与日常生活的作品难作此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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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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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199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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