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乌克兰事件的世界意义及其对中国的警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03 次 更新时间:2014-12-30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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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  

   【内容提要】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对欧洲的意义是确定了欧洲人主导的“新凡尔赛体制”东扩的极限和边界。边界历来都是武力确定的。克里米亚的结局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俄罗斯守住了生存底线——底线是俄罗斯未来复兴的基础和前提;对欧洲来说,意味着欧洲东扩已抵极限。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俄罗斯只是在波罗的海东岸地区与欧洲进行过边界拉锯,而在乌克兰,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有意收缩和放弃外,俄罗斯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基本没有过失手。从对付拿破仑到希特勒的经验中,西方人明白,在陆军可以发挥作用的近地,俄国人往往可以完胜。黑海离俄罗斯太近且陆地相联,陆军可以直接进驻;而西方海权国家在此则鞭长莫及。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是生死之地,而对欧洲则是重要利益点,为了它俄罗斯会用全部资源,而西方则不会。如果清楚乌克兰归属的历史,也就知道乌克兰事件意味着俄国反击欧洲东扩的历史才真正开始。2014年的乌克兰事件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中国有警示意义。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宣布,暂缓签署旨在强化与欧盟贸易关系的联系国协定,转而寻求同俄罗斯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反对派借机掀起抗议浪潮,要求亚努科维奇下台。由此引发乌克兰的政治危机和东部地区要求脱离乌克兰的分离运动及克里米亚宣布加入俄罗斯的事实。2014年危机不仅对乌克兰,而且对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一、俄欧战略边界的确立及其对欧洲的意义

   乌克兰危机及克里米亚并归俄罗斯,这两起事件意味着一个新的地区性体制的定型,这是什么体制呢?我们不妨称之为“新凡尔赛体制”。有人会说:凡尔赛体制不是已经成为历史了吗?如果我们将今天的欧洲地图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地图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惊人的一致。这也没什么奇怪,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今天的历史是对昨天的否定,却是对前天历史的肯定,用黑格尔的思想表述就是“否定的否定”。

   历史上曾有1815年在打败拿破仑基础上建立的由英俄合作主导的维也纳体制。当时俄国基本上控制了东欧,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很像。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帝国解体。当时有许多国家联合入侵俄罗斯,迫使俄国陷入为时两年的卫国战争。随后西方建立了排斥苏俄的凡尔赛-华盛顿体制。在这个体制中苏俄受到严重打压,东欧曾因不满沙俄的过度挤压而整体性地倒向西方——这与苏联解体后东欧因不满苏联曾有过的过度挤压而整体性倒向欧洲的情况很像。即使如此,当时乌克兰——至少乌克兰东部地区——也没有脱离苏俄。

   但西方不知节制的打压不仅没有将苏俄压倒,反而压出了一个苏联和苏联帝国。要知道,苏联并不是俄国人兼并而来的,它是西方逼压出来的。从奥斯曼帝国解体中独立出来的东欧及中亚国家因不满西方人的剥削和以西方为中心的外交挤压,在一战后纷纷组建苏维埃并积极与俄共领导下的苏维埃联合,在此基础上最终合建了苏联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22年苏联成立,东乌克兰加入联盟,成为苏联的创始国之一[1]。苏联的建立标志着凡尔赛体制东方边界的稳定。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无法征服俄罗斯并与其边界确定后便转向内部挤压。它通过所谓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2]和“洛迦诺公约”(Pact of Locarno)[3]对战败国德国实行超强压榨。1925年12月18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预言说:“道威斯计划本来是为绥靖德国而制定的,但是这个计划必定引起德国革命。”至于洛迦诺公约,“规定把德国的新国界保持下来而使波兰和法国得到利益,德国丧失它的殖民地,这个被绑在普罗克拉斯提斯[4]床上的德国同时还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榨取1300万亿金马克。如果认为日益向前发展的德国会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指望出现奇迹。”斯大林断言:“如果说道威斯计划孕育着德国的革命,那末洛迦诺公约却孕育着欧洲的新战争。”[5]

   欧洲对德国的过度压迫最终压出了希特勒的大搅局,这又为苏联的扩张提供了机会。列宁通过强力抵抗与西方确立了凡尔赛边界——这是普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斯大林沿着列宁的路线,又在西方内部危机中实现了扩张:当时东欧受到西欧的过度挤压求援于苏俄,苏俄的边界就在这种一次次“呼救”中向前推进——2008年在格鲁吉亚内战冲突中的南奥塞梯及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中克里米亚与母体分离以及乌东部地区分离运动的兴起似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俄关系的重演。

   苏联为什么解体?问题出在哪呢?除了意识形态向西方缴械的原因外,其过度扩张也是重要原因:斯大林时期,力量扩张到东欧,这已达到其力量伸展的合理极限;勃列日涅夫时期,手伸到了印度洋——这不仅越过了苏联的力量极限且触及到当时海权大国美国的核心利益。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指出了苏联的短板。毛泽东在回答基辛格“目前中东的问题是防止苏联取得统治地位”的看法时说:

   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统共只有一百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我们也牵制他们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们。欧洲、中东、比如在蒙古,它就驻了兵。我的意见是这个苏联野心很大,就是欧洲、亚洲两个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够,困难很大。[6]

   毛泽东的分析有道理且符合历史逻辑。历史上看,俄国的力量边界不能走得太远。但延展至乌克兰东部,一点问题也没有;到东欧,也勉强说得过去——正因此,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达成了关于分割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7]。试想,当年气焰万丈的希特勒都没拿下来乌克兰,遑论今日北约。从1815年迄今欧俄边界进退变动线可以看出,丘吉尔和斯大林划定的这份百分比协定,与欧俄战略力量的平衡点大体相符。
了解国家力量可以达到的极限和可以守住的底线是从事国家管理工作的基本功。斯大林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故此他不仅拒绝了希特勒(还有罗斯福)怂恿他进取印度的建议,而且还对1948年希腊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功败垂成的结果表示爱莫能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为了拉拢斯大林曾提议将印度及印度洋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但遭到斯大林的拒绝[9];希特勒也曾抛出的“波斯湾和印度”的诱饵,也遭到斯大林的冷遇。莫洛托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披露出这段史料并讲了斯大林的考虑:

   希特勒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我对他说:“这可是个有意思的想法。您有什么设想呢?”我引他说,以便让他把想法都讲出来。对我来说,这并非什么严肃的谈话,可他却兴高采烈地论证着,应该如何消灭英国,同时要我们通过伊朗进入印度。这是个毫无远见的人,对苏联的政策缺乏透彻的了解,却要把我们拉去冒险。如果我们在南方陷了进去,他的处境就会轻松得多,一旦英国要和我们作战,我们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就太天真幼稚了。[10]

   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代表谈话中表达了对希腊起义的看法。据南共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米洛凡•杰拉斯回忆:

   斯大林接着把话题转到希腊起义问题上,他说:“应该把希腊起义的事收起来。”他就是这样说的“收起来”。又对着南斯拉夫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卡德尔问:“你们相信希腊起义会成功吗?”

   卡德尔回答说:“如果外国干涉不有所加强,如果不犯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错误……”

   斯大林根本不理睬卡德尔的话,继续说道:“如果,如果!根本没有成功的任何可能。你们以为,英国和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会允许在地中海切断他们的运输命脉吗?简直是胡闹!我们没有海军。希腊起义必须尽快收起来。”

   这时有人谈起中国共产党最近取得的成就,斯大林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是的,中国同志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国家重要的运输线上。美国直接插手这个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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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没有选择希腊和地中海也没有选择印度和印度洋,而是在罗斯福的默认下将其扩张的目标定在伸手可触的东欧,斯大林劝说并使罗斯福同意将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选在法国的诺曼底而不是丘吉尔拼命坚持的地中海北岸,则是苏联达此目标的关键步骤。希特勒的失败和苏联帝国而不是其他帝国的建立同时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苏联帝国建立的法律基础是什么?就是雅尔塔体制;其欧俄边界就确定在丘吉说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所谓“铁幕”一线[12]。

   在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即英美的合作,在雅尔塔体制中,变成了斯拉夫人与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即苏美合作——这似乎是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之前的维也纳体制中俄国人和英国人合作的重演。在这里,欧洲成了牺牲品。

   这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国博弈,不要说朋友,即使是战略性的盟友,仅靠张伯伦式的努力是不够的。当时天要下雨,欧洲张伯伦和斯大林的差别在于,前者忙着躲雨,而后者在雨前积极“插秧播种”。结果,雨停后,苏联已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尤其是苏联当时要解决的而且是最紧迫的战略利益;而英国则将老本赔了个精光。

   这段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大国博弈,只靠希特勒式的莽撞也是不行了。斯大林是俄罗斯历史上少有的谨慎之人。整个二战期间他的武功作用范围始终不出苏联国境线太远。事实上,整个二战中,他只是对入侵者德国真正用兵(1945年对日作战算不上真正的战争)。战后他对出海口的诉求也只是希望通过南斯拉夫和中国分别在地中海和太平洋间接地获得。尽管没有达到目的,但他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始终回避由苏联直接出兵去实现俄国获取出海口的战略目标。斯大林从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之后为出海口搏杀的惨痛经验中认识到,出海口,虽事关俄罗斯的命运,但它们宛如天边的彩虹,处于俄国战略能力极限之外因而是只能看得见却摸不着。斯大林是知道“舍得”的明白人,尽管没有实现进入地中海和太平洋出海口的目标,但在其治下的苏联却得到了波罗的海的入海口。不幸的是,斯大林身后的那些苏联领导人将手越伸越远:为了牵制美国,赫鲁晓夫曾将手伸向古巴。算是幸运,当时苏联尽管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失去了面子却没有失去里子;正是这份近似屈辱性的经验又使赫氏对越南问题采取谨慎的不直接介入政策。为了进入印度洋,勃列日涅夫在将越南、印度及北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国家拉入“社会主义大家庭”后终于在1979年直接出兵阿富汗,试图以此敲开通往印度洋之门。其结果是,即使在家门口动手,勃列日涅夫也没有得到任何便宜,阿富汗反倒成了另一场“越战”,这最终使苏联国力透支并由此于1991年底全面解体。至此,俄罗斯人再次失去彼得大帝和斯大林曾为俄罗斯争取到的波罗的海出海口遑论克里米亚。对此,著名的美国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评价说:

在苏联帝国的根基开始垮塌之前,它几乎感觉不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巨大成就、获得世界上与之相关力量支持的快慰以及在通往世界领导地位的大道上昂首阔步的欣喜。无论苏联军队怎样恪尽职守地凶猛战斗,都不能击败由中美两国支持的阿富汗游击队。苏联经济——即使是最乐观的看法也已经摇摇欲坠——不能再承受对古巴和越南那样的盟国的极为吃惊的援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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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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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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