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壮志:阿富汗变局后的中亚安全:大国博弈与地区合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5 次 更新时间:2022-03-05 12:20:00

进入专题: 阿富汗   中亚   大国博弈   地区合作  

孙壮志  

  

   【摘要】阿富汗与中亚有着非常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同时阿富汗问题对中亚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随着2021年美国仓促撤军、塔利班重新夺取政权,中亚战略地位的特殊性引发大国为争夺地区安全和经济主导权展开新一轮地缘政治竞争,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又遭遇新的挑战。本文通过对新形势下中亚地区安全的新特征、新变化的梳理和分析,发现阿富汗变局后中亚地区面临的安全问题既呈现出本土化趋势,也具有国际化特征。区域国家对内部事务的发言权增多,对外政策选择更趋主动和多元,同时也为进一步扩大区域认同奠定了基础。在如何实现有效的地区安全治理、推动地区国家关系向合作型秩序转变的问题上,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上合组织在区域整合方面的特殊作用,在中亚推动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经济秩序,涵盖多极、多面和多元的新要素,其中上合组织将与“一带一路”倡议融合发展,以构建地区国家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最终完成这一战略性的历史任务。

   【关键词】阿富汗变局;中亚安全;大国博弈;地区合作

  

   2021年,在经历长达20年的所谓“反恐”战争以后,美国军队匆忙撤离饱经战乱的阿富汗,不仅使阿富汗国内形势急转直下,还引发了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担忧,也导致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再度走到“十字路口”。中亚地区位于欧亚的接合部,北靠俄罗斯,东部与中国接壤,东南部和阿富汗相邻,西南部与伊朗毗连,西部与南高加索地区隔里海相望,总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属内陆地区,历史上曾是欧亚大陆陆路交通的必经之地。中亚战略地位的特殊性在冷战后引发了新的地缘政治竞争,全球大国和地区强国纷纷在该地区施加影响,希望在国际安全和经济格局中拥有更为有利的地位。长期战乱的阿富汗与中亚有着非常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同时与阿富汗问题密切相关的国际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等跨国犯罪活动又对中亚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随着美国仓促撤军、塔利班重新夺取政权,加上大国为争夺地区安全和经济的主导权展开新一轮博弈,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又遭遇新的挑战。

   一、阿富汗问题与中亚地缘政治形势的关联性

   19世纪中亚及阿富汗成为俄、英两大帝国争夺的前沿和“缓冲地带”。20世纪中亚成为苏联的一部分,与西亚、南亚地区的政治、文化关系被彻底割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阿富汗在内的欧亚地区发生很大变化,美苏对抗使欧亚腹地的地缘政治格局相对简单化,中亚成为两极争霸的前沿。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南亚和西亚的地缘政治平衡被打破,美国、巴基斯坦等国积极支持阿富汗国内的抗苏斗争。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俄罗斯陷入衰落,中亚五国获得独立,这一长期封闭的地区向外部世界开放,各种力量一拥而进,邻近的阿富汗内战不休,地缘政治形势变得空前复杂。新世纪美国和北约借武装干预阿富汗大举进入中亚,俄罗斯不愿失去对该地区政治和安全上的绝对影响力,导致大国竞争加剧。美国撤军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严峻的安全态势,使原本就不平静的地区国际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

   (一)“9·11”事件后中亚地缘战略地位的提升

   2001年“9·11”事件后,中亚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大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美国等北约国家出动军队,在阿富汗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扫除其训练营地,同时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提供大量财政援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区的安全环境,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其战略目的还在于限制中、俄的地区影响。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中亚和里海的资源开发也受到大国的重视,多条能源管线的建设和规划,也使这个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

   中亚五国独立后都奉行大国平衡的外交战略,希望借助大国的力量尽快被国际社会承认和接纳,巩固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对于中亚国家来说,能否如愿以偿地达到战略平衡,取决于大国在地区的战略均势,主动权并不在自己手里。在国家对外战略理论中,均势战略理论是最古老、最有影响、最有争议的传统理论之一。均势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含义是:在主观上指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一种战略、原则、政策、策略,通过主观能动力促使国际力量对比大致趋于均衡、相对稳定状态;在客观上指国际关系的一种结构、格局、体制,意指国际社会中各种力量维护大体均衡的局面,以防止任何国家过分强大足以控制别的国家,建立霸权地位。在中亚确定一种什么样的地区秩序,要看内部行为体之间、内部与外部之间、外部不同力量之间能否形成某种“均势”,但最终还是取决于行为体的综合实力,实力强大的行为体显然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话语权。

   作为相对封闭的内陆国,中亚虽然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分布非常不平衡,有的国家能源匮乏,甚至粮食都不能自给。无论是实现经济振兴,还是提高国际地位,都需要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拓展外交空间。但是,由于中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量都相对较小,在大国的外交战略中往往只能处于“从属”地位。

   (二)阿富汗变局强化中亚地缘政治的独特性

   所谓地缘政治,基本的含义就是政治权力和地理空间的相互作用,由于伴随着扩张、竞争和冲突,因此成为研究安全形势必须关注的问题。美军撤出阿富汗,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地区政治权力布局的重构,要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状态,需要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

   中亚地区当前的政治地图有其独特之处。一是各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关联性和相似性。中亚各国脱胎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阿富汗也长期受苏联的影响,而在19世纪中叶以前,伊斯兰教、氏族宗法观念对政治都有很长时间的影响。二是各国在体制建设方面的摇摆性。中亚国家形式上要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但同时又要加强以总统为核心的中央政府的权力,甚至是总统个人的权威,用自上而下的控制来避免社会的动荡。三是国家实力的不平衡性。中亚各国强弱分明,经济、军事、国际影响力差距明显,经过30年的发展,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追求的外交目标也拉开了距离。四是大国竞争造成的不稳定性。中亚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决定了大国利益相对集中,外部力量对中亚地区的压力始终是难以排除的。五是外部和周边力量中心的渗透和影响,导致发展目标和方向的不确定性。中亚与周边有着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在主权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外部大国的左右。

   阿富汗变局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亚上述特征,引发了新一轮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了原有的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大国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而地区内外的行为体也要借势有所作为,更趋活跃,相互之间的关联度也在提升。

   (三)阿富汗问题与中亚安全的密切关系

   中亚是不是可以长期保持稳定,起决定作用的是内部因素,但这些内部因素与外界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亚安全来自外部最直接的威胁,或者说最薄弱的环节,就是阿富汗问题。两者的联系非常紧密,原因有四:一是地理上连成一体,中亚五国中有三国与阿富汗直接接壤;二是历史和文化上彼此难以分割;三是有共同或相似的宗教问题,有众多跨界民族;四是外部因素的影响经常由此及彼,错综复杂。阿富汗和中亚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是陆路交通的要冲,是俄罗斯、中国、印度东进西出、南来北往的门户,而且资源比较丰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随着阿富汗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中亚国家对自身安全的担忧进一步加深,对塔利班政权的不信任也毫不掩饰。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明确表示塔政府不承认塔利班政权,认为塔利班还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国际恐怖组织名单上,夺取政权后没有照顾到阿富汗其他民族的利益。2021年10月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谈时,双方都认为,地区发展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阿富汗局势,而且刻意用“阿富汗政府”指代“塔利班”。对塔利班的回避反映出中亚国家对阿富汗当前局势的矛盾心态。

   推动阿富汗的民族和解与经济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利于为中亚国家消除最大的外部威胁,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促进中亚地区发展。阿富汗问题不是当前中亚安全的全部内容,但阿富汗形势的走向对中亚保持稳定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地区变量。在中亚安全格局和地缘政治角逐中,阿富汗在最近二十余年来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1992年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的垮台,波及到塔吉克斯坦政权发生更迭,导致内战爆发;1996年塔利班把当时的阿富汗总统拉巴尼逐出喀布尔,塔吉克斯坦随后实现民族和解,因为当时在阿富汗北方的塔吉克斯坦反对派已经无法在当地立足;2001年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与乌兹别克斯坦结成“准盟友”,中亚的地缘政治裂痕随之扩大;2021年美军撤离,中亚国家担心再度遭到极端势力的袭扰,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四)美国撤出阿富汗后的地缘政治动荡与多方利益牵动

   美国及其盟友2001年对阿富汗展开军事行动,打垮了塔利班政权,清除了一些恐怖组织在阿富汗的训练营,对维护中亚地区安全是有利的。但是,美国利用在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实现了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引起了俄罗斯的担心。美国还利用中亚国家对其反恐行动的支持,不断扩大政治影响,导致中亚国家政权受到“颜色革命”的现实威胁。面对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政府的强烈反对,美国不得不放弃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基地,改弦更张,利用阿富汗大做地缘政治文章,试图用投资项目“吸引”中亚国家脱离中国、俄罗斯。2020年美国利用与中亚国家的“5+1”外长级会晤机制,提出中亚新战略,涉及反恐、人权、主权、投资及阿富汗问题等广泛议题,特别强调要“平衡”周边大国的影响。

   美国在准备从阿富汗撤军的过程中,并不准备减少在中亚已经实现的政治和经济存在,甚至提出要把撤出的美军装备“赠予”中亚国家,还寻求恢复在中亚的军事基地,遭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对。最终美军匆忙离开,“善后”工作混乱不堪,引起盟友的不满。美国的“不可靠”和俄罗斯的“强势”让中亚国家不得不寻找新的外部平衡力量。土耳其借机扩大影响,在2021年11月的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上,高调宣布与中亚国家成立“突厥国家组织”。美、欧调整部署、改变策略,印度、伊朗、日本等也积极在中亚寻找立足之地。俄罗斯则于2021年8月在中亚与阿富汗的边境地区,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举行多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可以说,美军撤离引发新一轮地缘政治博弈,参与的外部力量更多,目的性更强,竞争的领域从投资、交通、贸易转向政治、军事、人文方面,其带来的结果可能如同2020年急剧升级的纳卡冲突一样,是灾难性的动荡。

   中亚及阿富汗处在中国、俄罗斯、西亚和南亚之间,能否保持稳定,对中、俄、印、伊朗等邻近地区大国的战略利益有直接影响,而美、欧等“外部力量”更是在中亚国家独立之初便在一系列重要领域抢得立足之地,或者在能源开发领域占有先机,或者在跨境交通方面提出宏大计划,还直接插手“指导”中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转型。

   独立30年来,中亚各国一直存在着外交选择的争论,究竟是向东借助中国走向亚太还是向西借助邻国重温伊斯兰文明,是重新依靠俄罗斯再创欧亚“联合体”的辉煌,还是彻底倒向美、欧等国家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虽然最后的选择是不排斥任何一个方向,来者不拒,但实际上无法“兼容”完全不同的政策取向。五国确定的“区域化”路径也各不相同,有地缘上的问题,有经济和人口结构的问题,也有执政者的主观决策。这就导致与中亚相关的多边框架和机制不断出现,各种合作倡议和“路线图”相互竞争,又不幸导致机制“过剩”和“拥堵”的奇特现象。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没有参加2015年启动的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但与俄罗斯的双边经济联系反而不断加强。

由于全球大国和周边地区强国在中亚区域性的制度安排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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