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中日新常态

——在第十三次中日友好交流会议上的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77 次 更新时间:2014-12-26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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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 (进入专栏)  

 

(本文是作者在深圳东西南北基金举办的第十三次中日友好交流会议上的演讲,资源由深圳东西南北基金提供)

大家好!今天我应师兄弟们的邀请,给大家讲一讲中日关系及其未来,演讲的题目是"中日新常态"。我一共想讲五个问题:第一,中日之间的历史纠结应该结束;第二,中日之间的相互需要必定取代相互敌视,欧盟就是个例子;第三,日本对中国的需要越来越多于中国对日本的需要;第四,日本的军国主义是一个神话;第五,中日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

今天晚上我要向大家传达的核心观点是:第一,中国要有心理准备,接受日本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包括日本未来可能进行的修宪,因为这是日本国民的正常诉求,别的国家不可以干预。第二,日本也要有心理准备,接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因为这是惯性的驱使,也是别人无法阻挡的。

第一个问题:中日之间的历史纠结应该结束

历史上中国和日本一开始是师生关系,中国是日本的老师。这种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交往在唐代达到了第一个高峰,那时日本多次派出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中国当时的国家魅力非常大,对周边国家的辐射能力强,并且广受欢迎。因为中国没有侵略别的国家的意图。所以说,中日关系最早是以师生关系开始的。这段历史应该持续了数百年,一直到宋代,中国在日本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日本的京都,就是按照唐朝的都城--长安建造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京都是保留中国历史文化元素最多的一座都城,颇有大唐遗风。后来南宋灭亡,日本人认为"崖山之后,再无中国"。由元至明,到清朝再度由异族统治,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也就慢慢衰弱了。明末万历年间,也就是日本的丰臣秀吉时代,他们认为日本已经强大到可进攻明朝的程度了。所以,日本在朝鲜跟中国打了两仗,最终也没有攻到中国,但日本从此失去对中国的敬畏之心。到了明治维新,日本接受西方的文明,很快学生就超过了老师。以后,日本越来越瞧不起中国,认为它自己可以做东方的领袖。

改革开放初期,日本确实代表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是以中国现代化的老师的身份出现的。日本在技术、资金方面,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当年如果没有日本的无息贷款,没有日本企业的投资,改革开放进程是难以这样顺利的。在这件事情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感恩的民族,是不可以忘记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实力也越来越强大。据2013年的统计,中国的GDP已经接近日本的2倍。而且,日本在各项指标上,包括生产能力的指标,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曾经的优势都已经丧失不少。美国作家傅高义曾经写过《日本第一》这本书,当时震憾了全世界。美国人也感到了危机。但今天看来,日本人再也没有做世界第一的雄心。各种事情影响到日本人敏感的心态,他们感到了一种焦虑。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这些年来,中国的GDP以年均8%以上的速度增长,而日本的经济增速一直在徘徊,甚至有"失去的20年"一说。而日本的政治家呢,像走马灯一样地更替。这种状况,就会导致日本国民的焦虑,使得中日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历史上中国曾经做过日本的老师,以华夏和天朝自居,而把日本称为夷狄、倭寇。而在近代,日本就有一种报复的心态。甲午战争后,日本再也不把中国放在眼里。

二战后中国在名义上是战胜了,但是两国间的冤仇从来也没有消除。日本作为岛国,有根深蒂固、与生俱来的自卑心理,不像德国那样有勇于道歉的胸怀。德国地处欧陆,与西方文化共融,还有基督教的宗教背景。这使得德国有道歉的自信,将道歉、忏悔看作宗教文化的一部分。日本人对本国国民的道歉意识很强,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能引咎辞职,甚至谢罪自杀。但在国民心态上,日本不敢向其他民族道歉,是害怕导致民族的自卑,丧失民族生存的基础。所以,日本一直不敢承认错误。这种心态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最大负面因素。

第二个问题:中日之间的相互需要必定取代相互敌视,欧盟就是个例子

我今天讲的中日新常态,就是要解除这种心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现实是经济的需要大于其他方面的需要,中日之间的相互需要必定取代相互敌视。欧盟就是这样的例子。一战、二战中法德都在交战,按理是宿敌世仇,但现在法德是欧盟体系中的核心国家。这与德国敢于承认错误有一定的关联,但法德抛开过去的仇恨,携手建立经济共同体,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与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有关。二战后,西欧国家沦为二等国家,以前的世界霸主英国的殖民体系分崩离析,法国等国也纷纷丧失海外殖民地。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与美国或苏联抗衡,形势逼迫它们必须联合起来才能与二者抗衡。现在有人认为欧洲的联合主要是为了与苏联抗衡,但我的理解是,欧洲首先抗衡的是美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欧洲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美国,而不是苏联。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较快的经济增速也使欧盟感到威胁。欧盟作为整体,与中国进行反倾销、制裁某些企业的谈判,其力量比单独的欧洲国家强大得多。这就是欧洲国家为什么会忘记彼此间仇恨的原因。任何国家现实的政治和经济需要,一定会超越历史的恩怨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例如,北约和华约国家在冷战期间相互敌视,但后来两德统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纷纷加入欧盟。今年乌克兰也倒向欧盟。大部分的乌克兰居民都希望加入欧盟,除了获取经济利益外,也有对俄罗斯重振霸权的恐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为15个国家,普京上台后从来没有放弃过重整帝国的企图。事实上,无论是乌克兰,还是波罗的海国家,对俄国的雄心是有戒心的。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要以更坚决的态度、更大的步伐倒向西方,主要是为了它自身的安全。

中亚五国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它们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想在中国的调和下,抵抗俄国的帝国雄心。历史上无论有多大的冤仇,或者多么深厚的情感,都不可能超越当下的政治经济利益。这在中国和朝、韩间表现得很清楚。中国以前把韩国看成美国的走狗,而认为朝鲜与中国有兄弟般的情谊。但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决策者不仅亲自访问韩国,韩国领导人也多次访问中国。中国最高领导人至今没有去朝鲜,朝鲜领导人也没有来过中国。各国依据现实利益采取不同的外交姿态。很多历史上发生过战争的国家亲如一家,而曾经亲如一家的国家却彼此对立,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因此,不是历史决定现在,而是现实需要决定对历史的认知。

中日两国都有这样的共同需要,忘掉过去,面向未来。当然,忘掉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是纠结于过去是更加愚蠢的选择。因此,忘掉过去,面向未来,是更明智的选择。前不久发生了两件事,一是中国进行国家公祭,纪念战争中的受难者--被屠杀的南京市民;二是日本众议院选举中,安倍带领自民党在取得胜利。这两件事不能做过分的解读。我认为举行这类公祭是必须的,永远不能忘记在战争中死难的同胞。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要求日本必须接受我们的要求,这就需要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自民党的选举胜利,不能理解为日本人对中国的对抗之举。我认为日本国民不具备被动员的民族意识,只能说日本人有着双重焦虑:一方面是由于日本社会的经济不景气,人口老化,发展停滞;另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民众确实希望自己的国家是个正常国家。如果我们处于同样情况下,民众也会选择一个能够恢复国家主权完整的党派。在我看来,这是民众做出了最符合国情的选择。中日两国都不应该对对方的选择指手画脚。公祭现场也有日本媒体在场,并作了非常平和的报道。我们要相信,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有足够的理性来处理双方之间的问题。十八大之后,双方领导人也清醒、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两国都没有做出使事态激化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表态,为中日下一步和解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基础。中日之间的相互需要一定会取代相互敌视,这也是人类历史的经验。

第三个问题:中日之间相互需要的强烈程度是不一样的

在我看来,日本对中国的需要强度,远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需要强度。为什么呢?日本现在的汽车业、IT业、家电业、造船业、港口业等,都不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代表了。日本可能希望修改宪法,恢复国家主权后,在武器制造业上与美国一争高下,将之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日本修宪成功的把握,也不是百分之百的。

尽管如此,安倍政府的这种期望必定会遇到美国的阻力。现在奥巴马政府不知道是否已经觉察到安倍政府的真正意图。而且,日本也会遇到众多的竞争对手,比如欧盟、俄罗斯的武器出口。它本以为找到了新的增长点,但我认为可能会树敌更多。日本和中国如果能够联合,组建更大的共同体,加快地区一体化进程,或许更符合日本的利益。2005年我出了一本书《果壳里的帝国:洲际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核心观点是:现已进入一种"航母编队"的时代,主力舰有它的护卫舰,比如说美国有墨西哥、加拿大。中国当然会成为另一条"主力舰"。所以,日本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是意义重大的。从微观来看,中国不进口日本产品也可以生存,因为有其他国家的产品来替代,比如说欧盟、美国、韩国等。而中国产品也可以不出口日本,只出口到以上国家。如果真这样,对日本是打击较大的。

不是说中国不需要日本,中国确实需要日本。日本在生命科学、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技术,独树一帜。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但环境污染问题已非常严重。在雾霾治理、水治理、土壤治理等方面,我们都需要日本的帮助。而且,日本还在某种意义上保留了我们的唐宋文化。前两天我在上海遇到刚从日本回来的师弟和师妹,他们说到了日本之后,感觉找到了那种久违的我们祖先的文化,以及生活的亲切感。中国在后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还很多,比如对老人的关爱方面。日本比我们更早步入老龄化社会,对老年人的照顾非常好,是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

第四个问题:日本军国主义会不会复活?

日本一旦修宪成功,摆脱了美国的束缚,会不会成为一个重新武装的军国主义国家?不能说这种担心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日本有些右翼人士是很疯狂的。但我想说的是,当代世界已经不是军国主义时代了。日本当年的军国主义,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那时日本实力达到了顶峰,中国却非常衰弱,而且西方列强也是弱肉强食,广占殖民地。但在当代,即使是美国、俄罗斯,也不敢觊觎中国。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我认为不必担心日本修宪就一定会导致军国主义。

日本进行武器生产,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也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和俄国。所以,修宪和武器生产并不是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的信号。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主流。习李两年来频频出访,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因为他们带去的是经济发展的预期,比如"一路一带"战略。周边国家都向往和平,向往经济增长,几乎没人提到日本的威胁。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合作,才能让本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当代世界的主流意识。

第五个问题: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前景广阔

这次APAC会议,朝鲜没有来,但是日本来了。习近平和安倍进行了时隔两年多的一次中日首脑会晤。会晤后,双方之间相互较劲的调子已经降低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对中日企业的带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不能说海上丝绸之路仅仅跟韩国相关,与日本也是相关的。中韩自贸区谈判可能会很快完成。本来是中日韩三国的自贸区谈判,但由于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日本没有加入谈判。一旦中韩自贸区谈判成功,会成为今后中日自贸区谈判的一个蓝本,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人民币刚刚在韩国实现了自由兑换。日本的资本市场更大,一旦中日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对中日经济的拉动作用会更大。这两件工作做好了,中日之间的一体化进程会大大加快。

现在妨碍中日一体化进程的主要障碍,我认为有两个:一是过去的战争责任问题,但这是比较软性的障碍;另一个跟中国自身的问题有关。

毋庸讳言,现在中国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宪政体制。从体制结构上来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有三十多个地方政治体。所以,其他国家与中国搞一体化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一个政治体和三十多个政治体之间的博弈。比如最近的香港问题,就是一个写照。香港、澳门按照一国两制的规定,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他们的自治权利、司法独立、文化自主权等都应该受到宪法的保护。但是最近七八年,大陆对香港的某些政策还不太够。有两种力量在博弈,一是大陆香港化,一是香港大陆化。由于这种博弈,导致了前段时间香港的社会动荡。如果中国将来走向更加民主的体制,地区一体化的速度就会大大加快,就会消除其他国家,特别是比较小的国家对中央集权和中国化的恐惧。如果中国能在这条道路上迈出坚定步伐的话,那么中日关系的前景,将是非常光明的。

现在世界上有三个跨国的经济板块:①北美(加拿大、美国、墨西哥),2013年的GDP是19.7万亿美元;②欧盟28国,2013年的GDP约17万多亿美元;③东亚地区,即中日韩加港澳台,2013年的GDP是16万多亿美元。这三者基本上是处于分庭抗礼的状态。从动态上来看,东亚经济规模超过欧盟,进而超过北美,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东亚一体化进程加快的话,大家可以获益更多。这样的话,东亚的权力超越西方,很快就会成为现实。

但从历史来看,霸权的转移,可能导致冲突、对抗,乃至战争。中国及东亚的崛起,会不会也引发与西方的对抗?这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比如,历史上的第一次霸权转移,是希波战争。当时波斯帝国辖下的东方多部族联合体,对希腊发动战争,最后打了个平手。若干年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崛起,统一了希腊世界。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波斯,把整个中东,包括两河流域、埃及都占领了,甚至打到了印度。这也代表西方世界战胜了东方。之后,这一带被三大希腊化王国所主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第三次大战--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整个地中海世界逐渐被罗马控制了。第四次大战,是十字军东征。东征的十字军,蹂躏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和部分阿拉伯地区。接着,人类历史就进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和工业革命,西方文明成为这个地球上的主宰。历史也表明,世界大战从来就不是单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一定是国家联合体之间的战争。

我认为,在当代世界格局下,东亚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大于相互分歧的。东亚国家应联合起来,在和平的环境中推动一体化。这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符合当今世界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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