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晶:甲午战争与日本的世界认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7 次 更新时间:2014-12-21 12: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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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晶  

  

   【内容提要】1894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战争以翌年中国的战败告终。这是一场对近代东亚世界秩序的形成与转换有着深远影响的战争。然而,这场战争在人类政治进程中的意义,还未得到恰当的关注与讨论。从战争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强化了日本对中华文明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误认,最终导致了它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文以甲午战争为事例,具体探讨了当时日本有关世界的思想、话语与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显然,日本失败的经验对于后世人们来说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甲午战争/世界秩序/文明

  

   一、引论:甲午战争的新视角

   不管立场如何,后世的评论家与学者们普遍认为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又称“中日战争”“日清战争”)是东亚史乃至世界史上最重要的战争之一。这场战争的军事技术与军事过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等层面的诸多问题,虽早已得到高度的复原,但时至今日,其政治意义尤其是世界政治的意义仍有待探索。①为什么要从这种世界政治的角度重新探讨这场战争?这里略述三点原因。

   第一,这场战争非但从根本上颠覆了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还深远地影响了交战双方国家此后的成长过程与性格形成。甲午战争前的三十余年间,中国通过史称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实践,形成了关于世界秩序的比较准确的认知。②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因获得了来自当时主要大国、尤其是英国的一系列的正向激励,可以说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③然而,甲午战争结束了这一历史进程。早在1917年,曾在中国海关工作过多年的布兰德就指出过,“这场战争的结果把中国降低到了长久落后的地位”。④这仅仅是现象,而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战败者走上暴力革命的险峻之路,从否定自身开始,最终试图否定世界。另一方面,战胜者本能地将暴力化为自身的血液与养分,最终演变为纯粹的对外暴力装置。此后驯服“暴力”的过程,成为当事者的历史重负。第二,在从历史事实上升到认识的层面,多数研究落脚在战争性质(诸如是否“侵略战争”“正义战争”等)的讨论上。由于这种认识完全依赖于民族国家体系自身,其历史正当性正在急速耗尽,甚至成为有待克服的问题。同时,过于强调战争正义与否的问题,无益于我们清理战争留给后世的真正遗产。事实上,对战争正义属性的探讨,无法触及更为重要的问题:战争对人们意识结构的改变,对此后历史进程发生了更为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第三,在今日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现状中,仍可见这场战争的遗留,传统的历史认识反复得到再生。这种历史认识与现实状况的脱节,无益于人们追求共有的利益。

   因此,值得我们今日反复思考的问题正在于,作为近代国家形态的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建构的实际进程与国际关系、世界秩序有着复杂的相互生成与彼此制约的关系,战争的当事者无法把握这些只有在长时段(尽管时期长短不一)才逐渐显现的结果。这种事实意味着,后世的人们有必要积极利用“后见之明”,从更普遍的、因而首先是超越民族国家视野的角度,将当事者对人类事务的认识、尤其是误认的结构呈现出来。这种误认由于其体系性与相应的封闭性,在国家的成长过程中通常作为稳定而隐微的认知要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当下的揭示虽然对既成的历史进程无丝毫影响,但在人们对政治秩序的生成与演进的认识与主体参与愈加深入的时刻,足以为我们提供超越历史的视角与工具。

   回到本文的主题,作为近代日本的第一场对外战争,“日清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是特定的心理基础、意识形态、世界认识与经验事实的完美结合。胜者的智慧与力量当时就得到了广泛的承认,这不难理解。人们今日广泛探讨的近代日本的政治意识与政治结构——诸如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天皇制等,其形态与特质均可以说生成于这场战争中形成的经验。那么,这种“完美结合”究竟如何得以发生?当事者对这种经验进行了怎样的反思?今日看来,日本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的体验,不单纯是胜者的喜悦,还强化了其特定的心理结构:日本被迫开国时所产生的强烈的心理感受与过剩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固化,最终将自身置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对立面。作为东亚世界秩序生成过程的转换点,此中蕴含的意义仍然有待我们去分析与面对未来的赋予。

   事实上,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们关注的视角与对其进行的意义赋予并非相同。在日本的历史学者看来,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具有三种面相:(1)旨在打破华夷秩序,与中国争夺朝鲜的支配权;(2)掠夺朝鲜、台湾等领土;(3)与帝国主义列强竞争分割中国与朝鲜。该说法由日本近代史专家藤村道生提出,并为其他学者所继承,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定论。⑤不过,历史学家对战争进行的这种堪称公允的定性,仍未触及的问题是:日本为何走上了这种诉诸武力的大陆政策?下文将说明,这种大陆政策正是日本的世界政策自身。

   与此不同,另外一种说法更为大多数人津津乐道,且影响深远——那就是此战是日本进行的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正炽烈的时期,日本政治学者深谷博治公开论述道:“日清战争是我国以全部国运相赌的最初的对外战争,同时是把国家将来发展的全部命运寄托其上的大战,可谓生死攸关。”值得注意的是,他进一步论述说,倘若日本失败,日本将面临相反的命运:支付被中国强加的巨额战争赔款、割让琉球与九州等领土,等等。日本因战胜而摆脱了这种噩运,“日清战争是国内维新事业的完成;同时作为第二维新,具有其历史意义与实质”,成为日本“作为世界国家”的出发点。⑥如果说这是一种特殊的战争观,那么,这种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后世评论家常常指出的一种说法,即旨在揭示日本政治指导者的冒险心理、庆幸日本取得了偶然的胜利吗?如果说这种说法无法让人满足,那么人们就要进一步追问:这种战争观与其更为稳定的心理基础与世界认识有着怎样的关联?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对战争的定位以及其中包含的对华认识,并非出于后世人们通常认为的军国主义的宣传与煽动,而是“相赌”说这种历史观的实质所在。换句话说,上述话语从属于当时日本的世界认识,并建构着相应的事实。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相赌”说的确将某种“偶然”要素提到了认识层面——这种说法暗示主动挑起战端的日本有高度失败的可能。那么,这种看法究竟在何种程度接近事实的真相?

   阅读后世学者的研究,我们发现促成战争发生的若干要素——比如政治领袖的战争意志与国民的支持——在对华开战时期呈现高度一致的状态。历史学家与一般民众常常忽视的问题是,这种举国一致的形势究竟如何在短时间内造就而成?其实,明治政府的指导者在对华开战前,已经形成了对中国与世界(即欧美列强)秩序的独特认识。日本发动这场战争并取得胜利,正是在这种世界认识的基础上,高度掌控并灵活运用内政、外交与军事实力的结果。

   因此,在面对今日世界秩序的演变与生成时,我们有必要再次回到起点,重新观察并反思世界认识与世界历史进程相互作用的具体的历史过程。下面,我们将以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后的世界认识、首先是其中国认识为对象,具体探讨这场战争的一种社会学过程,从而接近本文的主题,即揭示人们的世界认识将对世界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

  

   二、日本政治家的中国认识

   明治政府最重要的战争指导者、外务卿陆奥宗光在战争正酣的1894年下半年,出于“蹇蹇匪躬”、记录“经营苦心之所存”的心志撰写的回忆录《蹇蹇录》,至今仍被日本学者认为是关于日清战争的最重要的文献。包括陆奥在内的当时的日本政治家普遍认为,自维新以来,日本为伸张国权,一直面临着双重的压力:其一是清国皇帝权威下的华夷秩序、即中华世界秩序的压力;其二是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订的通商条约。前者具体是指最终解决琉球王国的归属问题,后者是废除治外法权。⑦选择对华开战,因此也成为陆奥等日本政治家“不得已”采取的手段。事实上,《蹇蹇录》中反复使用“不得已”的字样,正反映了此间日本对世界感受的固有性格,因而并非是简单的“狡辩”与“发动侵略战争的自供状”。

   这种性格,首先可见于宣战诏书。1894年7月25日上午,日本未经宣战即开启了战端,丰岛海战打响。一周后的8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对清宣战诏书》,要求“百僚有司”在不违“万国公法”的前提下,尽一切手段达成国家目的。诏书虽指责清国“动辄视朝鲜为属国,或明或暗干涉其内政”,为其行为正当化,其最大用意却指向了世界:日本是完全遵守国际法的“文明”国家,是欧美列强的“对等国”。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定位意识。

   无须说,此时日本进行自我定位的参照系统,首先是中国,或者说是中国主导的东亚世界秩序,即所谓的“华夷秩序”。对比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开始时日本的行为,可见这种定位的性格。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阁设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研究是否发布对华宣战布告。该委员会经过仔细权衡得失后,决定不发表宣战书。据说,当时驻华大使谷正之的下述意见起到了决定作用:中国不是日本的对等国,因而无发表宣战布告的必要。⑧这是一种公然的对华蔑视。从这个角度看来,1894年的《对清宣战诏书》表明了明治日本视清国为“对等国”的认识。日本试图通过此战进入由中国与欧美列强组成的世界大国俱乐部。

   明治日本政治家将中国视为战争对手、颠覆中华世界秩序的意图,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比如,时任参议的山县有朋在1883年6月发表的《对清意见书》中,就有如下说法:“清国自长毛贼叛乱以来,海陆军制为之一变,仿西洋方式,雇洋师,购洋舰,已达百余艘之多。近来,更委托日耳曼造铁甲战舰,坚固无比。故此,若清国再出现斗志勇壮之兵卒与威猛熟练之士官,当可称雄宇内。我国自与彼缔约以来,从出兵台湾、琉球处置到朝鲜事变之办理,虽说皆我国不得已而为之,究其实则凌驾于其势之上,大杀其威风。彼对我国抱有不平之意,已非一日。乘彼武备充实、内治稍修之机,或有人起而献策,称霸东洋,问罪我国,实不可测……如今内阁决议,确定以下军机之要。(1)前日议定之铁甲战舰,宜迅速竣工;(2)加速港口炮台之建设,布设水雷,以供内海防御之用;(3)万一不幸,彼开启战端,我国必举全力战而胜之,为此必制定非常政略,终止土木建设,禁止酒席宴会,凡奢华靡费无用之事,一概杜绝,上下一致,勇往直前,鼓动天下之大义。”⑨

   在这段论述中,山县表达了日本非常特异的危机感:中国对双方缔约以来“日本”行为不满,实力强大时将对其进行报复。中国主政的士大夫们诚然对日行为感到不满,但山县未意识到的是,日本对中国的抱怨以及寻求报复,更符合此间日本政治家的对华认识。这种认识,源于两国最初的交往。事实上,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冲突,即663年两万三千人的侵朝军队在“白村江之战”中惨败后,日本的大和王因担忧遭到报复,甚至进行了迁都。正是这种对中国的特异认知,导致了明治日本的对华政策。

   众所周知,1871年9月13日缔结的《日清修好条规》为中日两国自主订立的近代条约。日本最初的目的是获得“日清同格”,即获得与清国对等的地位,以便要求朝鲜开港通商。此前,日本在递交给朝鲜的国书中使用了诸如“皇”“敕”等宗主国清国专用词语,朝鲜以此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就此而言,日本实现了外交目的。问题在于,日本提供的条约原案以1861年的《中德条约》为基础拟成,包含了英、法等在华获得的全部特权、尤其是片面最惠国待遇与内地通商权,因而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条约虽最终在一年半后的1873年4月30日生效,但日本未达成取得特权的目的,此后十数年间一直要求修约。

结果,条约自然未得到日本的认真对待。1874年5月日本以琉球人被害一事为口实,出兵台湾,最后以中国赔款告终;翌年7月,内务大臣到达琉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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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4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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