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东亮:寻找表述生命存在的方式

——论邵丽的小说创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3 次 更新时间:2014-12-12 11: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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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东亮  

   在长久以来男性作家强势主导的河南文坛,邵丽的崛起是一个引人注目并且值得深入讨论的现象。也是从邵丽开始,乔叶、戴来、计文君、傅爱毛等河南女作家以迅猛的态势、骄人的成绩向文坛发起了阵阵冲击,展露了中原文学的巨大潜能。在这股方兴未艾的女作家冲击波中,邵丽无疑是一个急先锋。她也最早引起全国文学界的关注,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得《人民文学》、《当代》、《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期刊文学奖多项。她创作起点很高,创作练习期很短,从1999年开始创作,到问鼎全国最高级别的文学奖,尚不到十年时间。这种创作上的成熟和饱满,在中国女作家中是比较少见的。邵丽创作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缘于生命意识的自觉。对生命存在状态的深切注视和不懈追问成为邵丽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东西,也支撑了并且将一直支撑着邵丽的创作之路。关注生命、关注人性并不是新颖的文学话题和另类的写作姿态,但在邵丽这里,对生命的书写却呈现出令人震颤的文学风景,不可等闲视之。

   一、女性自我的生命观照

   邵丽早期的中短篇小说的代表性作品结集为《腾空的屋子》,作为著名批评家孟繁华主编的“短篇王”文丛之一出版。这套“短篇王”文丛标示的是“为了精致的写作和阅读”[1]1的文学理想,“精致”确实是这套书的品格,邵丽的《腾空的屋子》也显示了对写作技艺的高水准追求。语言的弹性和话语蕴藉的丰富性、不露声色的叙述控制力、叙述者价值立场的适度介入以及一些不时出现的精妙的感慨,是小说文本比较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比较稳定地出现在邵丽后来的创作中。

   《腾空的屋子》中的小说,多是作者对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场景的描摹,叙述语态情感化、情节组织散文化的倾向比较明显。一些篇子比如《腾空的屋子》就是对自我成长记忆的追述和清理,伤感、怅惘的心绪也是怀旧时常见的调子,今昔对比中的复杂感慨伴随着对世事的日渐洞明是作品的主要内容。过于浓郁的主观情绪甚至影响了叙述的进展,一些情节也因而显得突兀,随处出现又随处隐遁,这些大概是抒情小说普遍存在的倾向。而《生活轨迹》、《长命百岁》等虽然有丰富的情节,但却无法衔接成一个扣人心弦的好故事,只是如标题所示的对于“生活轨迹”的记述而已,作者存留这些轨迹的目的不是要讲一个好故事,而是记录进而整理一下对生活、对自我生命的感知。作为一个女性小说家,邵丽在作品中呈现的女性性别意识十分明显,尽管这些作品中的女性主人公的性格和行为并不显得激烈和富有对抗性。邵丽笔下的女性,身份总体上讲是芸芸众生,在男权主导的社会中处于附属和边缘地位。作品中关于这些女性的叙述多是对其现实境况的真实书写,但这些女性比较特别的是对于自己的生命存在有着深入的自省意识。《腾空的屋子》的自传色彩比较明显,“屋子”的隐喻也和英国著名女性主义作家伍尔夫的名作《一间自己的屋子》有着精神上的联系;《迷离》中的安小卉之所以在生活中迷离,是因为在纷扰生活中无法安放自己的情爱理想,甚至也无法确认自己的理想情爱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长命百岁》、《生活轨迹》中的生活密度虽然较大,但小说的叙述焦点却是在紧张而有波折的生活缝隙中生出的别样情愫和深沉感慨;《寂寞的汤丹》和《大礼拜》则直接书写了女性由于对情爱生活的不满而出现的逾越现实伦理的冲动,而大胆的行为实施之后却无法赋予其情感意义,女性的情感呈现出更深一度的匮乏状态;《戏台》、《安子的拳头》、《爱情2000年》、《废墟》、《礼拜六的快行列车》等或是讲述一个迥异于常人的情爱故事以及其间令人困惑的心理状态,或是素描般地呈现一个恋爱片段进而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都写得真实淋漓、入木三分。

   这些作品中所呈现的很多情感主体都是具有典型性的,尤其是关于情感状态的书写十分充分,有力地传达出新世纪价值观离析的多元化社会在人的情爱心理方面的投射,无疑具有丰厚的社会学上的认识意义。但也毋庸讳言,更多的女性主体形象实际上是作者自我意识的变体。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作品的女主人公都是作者内心的外化,但我们可以很强烈地感觉到,作者的控制力在情节的叙述、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女性心理的揭示中显得过于强大了。作者凭借自己的理解,赋予很多女主人公脱俗的品质,让她们疏离于正常的生活环境之外,做一个执着寻觅纯爱的浪漫女性。由于遵循的是内心的逻辑,小说的情节建构就不大讲究外在的缝接,偶一为之,反而暴露了叙述结构的脆弱。比如《废墟》对于男女主人公的纠结矛盾、备受煎熬的痛苦心理状态的传达令人感同身受,但整体情节的安排却显得生硬,对小说的抒情氛围不能不说是一种伤害。实际上,倒不如一开始就放弃情节的过分经营,淡化情节对于心理描写的干扰,直接切入对恋爱过程的书写。从整体上看来,邵丽的这些小说,有着浓郁的“文艺片”的气息,即不大讲求叙事的流畅,表达的重点是情爱思辨中内心的深度。

   对于具有自觉性别意识的女性作家来说,关注情爱自然是作品的应有之义。但女性千差万别,生存处境迥然有别,因而对情爱状态的书写也不可一概而论。邵丽在《腾空的屋子》中对于女性的书写有着明显的中产阶级趣味的印记。所谓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学界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议,从政治经济状况以及社群规模上看,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确实与西方中产阶级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文化主张上来看,在新世纪以来中国一些阶层确实存在着和西方中产阶级相似的精神趣味。这种精神趣味突出表现在对既有秩序的尊重、政治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注重内心生活的质量。这种趣味当然以衣食无虞的生活为前提。邵丽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大多是以自己熟悉的政府管理精英的生活为题材,作品中女性的生活环境也总体上受制于这样一个环境。根据西方中产阶级的定义,中层官僚精英是典型的中产阶级;而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为官僚精英的配偶的女性也分享了这一阶层的福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趣味,尤其是当这些女性具有一定文化修养和文化能力的时候,这种趣味甚至表现得比男性官僚还要明显,因为女性更容易获得培养、感知和表现这种文化趣味的时间和空间。邵丽以及她笔下的女性,就是具有如此文化能力的人。因而,邵丽的中短篇小说集《腾空的屋子》对于中产阶级生活的写作实践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詹姆逊所说的中产阶级文化的象征行为。她笔下的女性,不需要面对物质生活的困境,但也因为专注于内在的精神生活,而感到了虚设的理想所带来的种种不适,随之而来的为改善这种不适所做的种种努力,都往往是徒然的而且增添了沮丧和困惑。叙述者在这种叙述中既流露出切己的生命感受,有时又不免显露出居高临下且事不关己的优越感,作者对女性心理密切关注的同时又十分自信地对女性形象进行精神分析,进而成功地操控女主人公的精神走向。从叙事伦理上来讲,叙述者不免呈现出一种自我浪漫化或者顾影自怜的人格状态。这应该视为中国女性文学新的动向。在已有的女性叙事中,女主人公要么是在克服物质困境的奋斗中忽视内心幽微的一面,要么是在反抗男权的压迫中激烈悲壮,要么是独自坚守一种情感或者生活信仰,在对外物的移情中从容面对岁月的流逝,比如方方的《奔跑的火光》、《万箭穿心》,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长恨歌》。但在邵丽这里,你会发现这些女性不大愿意反抗既有权力和性别秩序的统治,也没有恒定的生活信念,而是愿意在既有的丰裕环境中立足并同时关注自己的情感质情,并且在有限的范围内尝试改善,但改善往往是虚幻的。《寂寞的汤丹》中的汤丹在女友的鼓励下对新的情感对象跃跃欲试,但结果恐怕不大可能是令汤丹满意的;《大礼拜》中的范青楚勇敢的报复性的越轨尝试则使她的情感状态更加糟糕和绝望。在富足而庸常的生活中生出对情感的不满、不甘,进而寻求以比较安全的方式和较小的代价获得抚慰,但即便如此对于脱离既有生活轨迹的行为仍然怀着巨大的惶惑,所能拥有的只可能是对于生活形态的可能出现的变化的隐隐期待以及具有矛盾性的对于变化的恐惧,这便是经过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塑造后的女性情爱心理。这种女性心理其实颇具有广泛的隐喻意味,尤其是对于中产阶级的既循规蹈矩又不甘平庸的政治取向而言。依据中国文化传统中以男女之爱隐喻君臣之义的文化成规,我们似乎可以把中产阶级和主流社会秩序的关系也作如是观。

   在邵丽前期创作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这不仅仅是因为《明惠的圣诞》获得鲁迅文学奖,更重要的是这篇小说表现出邵丽视野的广博和知觉的敏感以及对于复杂经验的处理能力。《明惠的圣诞》讲的是一个关于尊严的故事,明惠在乡村的差序格局中成功地保持着尊严,然后在高考梦碎之后这种尊严顷刻瓦解,明惠重建尊严的路只能通往城市,而且尊严建立的过程充满着悖谬的意味。明惠融入城市的道路虽然顺遂,但尊严的真正建立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明惠以死亡的方式确认了这种艰难以及对自身的绝望。在当下中国的物质生活不足以对大多数人构成困扰的情况下,黑格尔所谓的“承认的政治”就成了内心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明惠的圣诞》所讲的尊严流转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切入了时代的内核。邵丽在小说中对于尊严问题的处理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其聚焦于尊严的流转,作者通过尊严初建、尊严破碎、尊严重建、尊严再破碎的过程,成功地书写了中国社会变迁对于尊严秩序的秘密调整,也展示了作者对于乡村经验和都市经验的双重熟稔以及游刃有余的驾驭叙事的能力。这种能力相对于此前中产阶级女性情爱生活的书写来说不能不说是一次重要的拓展,也在后来的写作中得到了巩固和强化。

   二、从“生活”到“生存”的生命体悟

   在《明惠的圣诞》中,邵丽主要讲述了乡村女孩明惠进城寻求尊严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李羊群虽然是城市主体的象征和明惠尊严的赋予者,但其面目相较于明惠来说,仍然显得较为模糊。根据小说的叙述,李羊群是一个事业有成却遭遇婚恋困境的男人,并且他一直无法理解也无从走出这个困境,从而在生活态度上显得有些迷离。应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能够表征中产阶级的男性形象,但这个形象在《明惠的圣诞》中并没有完成,作者似乎也来不及对这个人物展开描写和分析,这当然是为中篇小说的文体和篇幅所限。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捕捉到如此一个具有生长性的形象,自然不能也不会轻易放过。邵丽的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就成功地展开了《明惠的圣诞》中被暂时压抑的关于男性成长和生存的叙述。《我的生活质量》是由中篇小说《王跃进的生活质量》扩写而成,主人公则换成了王祈隆。但不论是王祈隆,还是王跃进、李羊群,在邵丽的文学世界里都是同一个生命体,可以综合起来进行解读。

《我的生活质量》由于主人公王祈隆的官场身份,被很多人尤其是处于大众阅读层面的读者视为“官场小说”。但小说文本真正涉及官场的描写非常少,一些关于官场的片段也没有秘闻的色彩。因而,单纯地把它和官场小说相类比,是不符合文本实际的。而且,相对于一些官场小说对于神秘经验的炫示和暴露而言,《我的生活质量》有意规避此类描写,把叙事的重心放在官场中人的普通人一面的书写,具有自觉的“祛魅”意识。小说对于王祈隆的描写不仅仅限于官场,而是从孩童时代起,也重点写了大学生活以及进入官场之前的故事,甚至写了带有生命前史意味的王祈隆出生之前奶奶的故事,即便是写官场,小说也很大程度上是写官场的场域之下个人的生命状态和情感欲求,所呈现的社会景观也迥异于类型化的官场面相。这是很多官场小说所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触及的,也是很多官场小说作家所无法获得的经验,因为这些经验的缺乏,很多官场小说看似对官场经验津津乐道,实际上呈示的官场世界却内在地缺乏一种可理解性。《我的生活质量》对于所谓官人王祈隆的书写,很大程度上带有“普通人的传奇”的色彩。作为上海文化符号的女作家张爱玲宣称自己的写作就是为了呈现“普通人的传奇”,她认为传奇中有普通人,普通人中有传奇。《我的生活质量》的叙述动力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对生命存在的这种理解,因而王祈隆的故事很自然地获得了一种真实感,这其实建立于作家的这种叙事态度所提供的可理解性。作者在小说中对于王祈隆的生活轨迹的叙写相当的细腻,细腻之中充溢着体贴的温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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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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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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