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业军:从《小二黑结婚》看阿Q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0 次 更新时间:2014-11-05 2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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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业军  

   阿Q革命“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1。但是,不新鲜未必就是过时、陈腐,反而可能提醒我们此一话题原来如此本源,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时时反顾,一说再说,就像真正的哲学、文学命题决不会新鲜,一定被人们乐此不疲地说了上千年一样。不过,话题可以不新鲜,话题的说法和结论却要足够新鲜,不然,早被说过、说透的话题何劳你再说一次?本文之所以有勇气重拾阿Q革命这个老掉牙的话题,就是因为找到了新的说法——以《小二黑结婚》的后见之明,照亮鲁迅关于中国革命的太犀利、太绝望的洞见。

   一、金旺、兴旺这样的干部

   把赵树理和鲁迅,《小二黑结婚》和《阿Q正传》放在一起谈,怎么看都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味,要知道,赵树理正是鲁迅一辈子都在“衷悲”、“疾视”的“庸众”啊。不过,撇开启蒙话题不谈,这两篇小说分别探讨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未庄的革命与刘家峧的革命在体现着差异的同时,会不会暴露出一脉相承的相似性?如果真有某种相似性确凿无疑地存在着,这样的相似性大概就是中国革命的共性了,这一共性既是由鲁迅藉着阿Q形象先行拈出的,我们就有理由把中国革命径直命名为阿Q革命。其实,鲁迅对于阿Q革命之于中国革命的典型意义早有阐明,或者说隐忧:“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2君不见《小二黑结婚》不正是写于《阿Q正传》发表二十多年之后的1943年吗?那么,刘家峧的上空究竟有没有阿Q的幽灵在徘徊,这一场革命究竟是不是那一场革命的翻版和轮回,究竟有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中国革命存在?别急,让我们先来看看刘家峧的革命是什么样的。

   赵树理一直葆有“问题文学”的创作信念:“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3《小二黑结婚》反映了什么“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人们大抵会想当然地认定:自由恋爱问题。4为了坐实这一判断,人们又会强调小二黑、小芹这一对“新人”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但是,小二黑原也热衷于麻衣神相、奇门遁甲啊,只是在自己因为他爹的“不宜栽种”屡被戏弄之后,才跟他娘“商量成一气”,不再相信鬼八卦的。同样,小芹原也觉得她娘哼哼得很中听,也喜欢跟男人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只是在被金旺调戏之后,才一本正经起来的。再说“新人”本该有的思想觉悟吧,别说共产主义觉悟了,就连恋爱自由的觉悟他们都没有,他们甚至要到被开过斗争会之后,才知道他们的恋爱是“合理合法”的,才敢“索性”公开商量起来。解放区的“新人”竟会如此的不清不楚、懵懵懂懂,赵树理意欲何为?其实,赵树理哪有胆量拿“新人”开涮,他不了解“新人”,无意于“新人”,(或许,所谓“新人”原本就是臆造的?)他感兴趣的全是那些他每天都要照面,都要打交道的“旧人”。“旧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二诸葛、三仙姑一样的不觉悟却又不失善良的好人,也就是“老中国儿女”,一类是金旺、兴旺那样的“旧渣滓”。前一类“旧人”早已是新文学的常客,赵树理并没有多少发明,对于后一类“旧人”的发现,才是他的卓特贡献。需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发现不是排沙简金般搜寻的,更不是无中生有地创造的,而是赵树理凭着自己对于农村生活深入骨髓的熟稔“拾来的”5。正因为是“拾来的”,“旧渣滓”的横行就不会是解放区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的,蔓生的,往重处说,就是解放区基层政权都流氓化了。不过,你敢说解放区的天不明朗吗?赵树理便不得不淡化“旧渣滓”的影响,大说特说起“新人”的团圆。人们对于“旧渣滓”的忽略,对于《小二黑结婚》的批判锋芒的视而不见,本是情理之中的。

   据说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平均的解放区的基层政权怎么会流氓化?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怎么迎来了金旺、兴旺这样的“旧渣滓”?个中缘由,许多作家都曾只言片语地涉及,唯独赵树理看得分明,说得透辟。以赵树理的论述为蓝本,综合各家之言,我们可以画出一幅解放区基层政权流氓化的草图来。八路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一派欣欣向荣的好景象。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统治机器被摧毁,新的政权如何组构?一片权力的真空中,哪些人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新的领导者?要知道,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都像于福一样,“只会在地里死受”,哪有胆子挑头干那么大的事业?更何况这些胆小却诚实的农民实在太清楚,许多地主都是靠数辈劬劳艰难发家的,怎么好不劳而获地瓜分人家的田地?这一点,张爱玲《赤地之恋》中的佃户冯天佑说得很清楚:“那是他们一家子(唐占魁一家——引者注)齐心,这几十年来都是不分男女,大人孩子都下地干活,甚至他爹在世的时候,七十多岁还下地去。”因为胆小,更因为问心有愧,他们就会抵触土改,就算分给他们田地、浮财,他们也会偷偷退回去,就像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侯忠全,硬是不要分给他的一亩半地。当然,革命者丁玲会武断地宣称这样的农民纯属不开化,他们只能被革命浪涌不由分说地推向前去。农民对土改漠不关心,二流子的好日子就来了。他们好吃懒做,哪有闲工夫、闲钱去治产业,所以,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无产者。他们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钻,哪管什么天地良心,所以,他们都是一往无前得不要命的积极分子。他们心狠手辣,老实巴交的农民哪敢跟他们斗,所以,他们才是当仁不让的新头人。于是,我们看到《赤地之恋》中的支部书记李向前就是个二流子,看到赵树理《李有才板话》里的喜富、广聚等几任村长都是“什么事情都敢做”的泼皮,更看到刘家峧人巴不得无赖出来做干部,“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员,连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做干部之前,金旺、兴旺“又做巫婆又做鬼,两头出面装好人”,“好人”好歹还是要“装”一下的,做干部之后,他们就恣意妄为、无恶不作了,就像刘家峧人所控诉的:“有给他们花过钱的,有被他们逼着上过吊的,也有产业被他们霸了的,老婆被他们奸淫过的……”黄世仁还只是抢人抵债,金旺、兴旺却是钱、人都要,都抢。新社会难道还要把人变成鬼,最凄厉的怨鬼?

   当然,赵树理不是王实味,哪敢一路追问下去,他会小心翼翼地掩盖矛盾,告诉我们村长是外来的,“对村里情形不十分了解”,更会竭力地化解矛盾,凭空添上一个包青天——区长。不过,魔瓶打开了,还盖得上吗?在赵树理抹稀泥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出太触目的真相。比如,金旺、兴旺敢当着村长的面捆小二黑,村长只是一味“劝解”、“调解”,“费了好大一会唇舌”,这样的村长哪里还有一点正气。赵树理夸村长“脑筋清楚”,“清楚”一词极为暧昧:是立场分明还是做坏事也讲分寸?再如,区长如果真是包青天的话,金旺、兴旺还敢捆起小二黑、小芹就往区公所送?送了,就说明他们有最起码的确信:区长乃至绝大多数基层干部与他们都是一丘之貉。二流子的自信,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解放区基层政权已经腐化到了什么程度。

   汪晖认为,鲁迅心中共存着两个辛亥革命,一个是阿伦特所说的“开端”意义上的革命,这个革命承诺缔造全新的政体,带来民主、自由和富庶,一个是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不是“开端”而是重复的社会变化,鲁迅抨击后一种革命,正是源于对前一种革命的忠诚。6同样,在赵树理的心中也存在着两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作为“开端”的,带来“新天新地”的革命,一个是刘家峧的革命。刘家峧的革命让他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他一定要写下《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锻炼锻炼》等小说,《休想钻法令空子》、《干部有错要老实》、《谁也不能有特权》等短评,十多年如一日地痛击金旺、兴旺这样的干部。不过,刘家峧的革命再不堪,也不能推导出革命特别是作为“开端”的革命的不堪,对于刘家峧的革命的抨击,反而越发巩固了作为“开端”的革命的永恒的正义性,并无限地加深了赵树理对它的思念和饥渴。他不会去想,只有二流子敢于闹、抢着闹的革命怎么可能与“开端”扯上什么关联,中国革命注定是恶质化的。他更不会去想,作为“开端”的纯而又纯的革命原本就是不可能的,只要现实化了,就会立刻蜕变为刘家峧的革命,就像“纯粹亲爱对任何人从不是热烈的,它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同情”7。

   其实,对于作为“开端”的革命的忠诚未必就是正当的,反而可能潜藏着太多恶质化的触媒和因子——失望于刘家峧的革命必定会越发地激起对于作为“开端”的革命的忠诚,一腔忠诚反过来又会汹涌起更强烈的现实化冲动,从而引发又一轮愈益酷烈和堕落的刘家峧的革命,这样的恶性循环正是中国革命的宿命。如此宿命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作为“开端”的革命本身会不会不仅是不可能的,还是疑窦丛生、千疮百孔的,根本不值得我们忠诚?费尔巴哈在分析“三位一体”的秘密时说,上帝是一个“与世隔绝、外于世界和超于世界的存在者”,“孤单的上帝丝毫也不需要二元性、爱、交际”8。作为上帝的上帝既然无法被有限的、感性的人感知,也就不被人需要,神竟是不完整甚至不存在的。于是,上帝需要第二个位格,需要一个神、人之间的居中者——圣子。圣子具有人身,却又确确实实属神,圣子就是神。有了圣父与圣子的统一,上帝才是友谊,是爱,是永恒的完整。以此类推,作为“开端”的革命就像“绝对的孤独和独立”的上帝,拒绝现实化,无需另一个成全了的“我”。这样的革命不愿也无力照临世界,世界便自顾自地重复着,永劫回归。忠诚于这样的革命,也就是忠诚于虚无。要想把世界拔擢出永劫回归,就需要一个作为“开端”的革命与世界之间的居中者,需要革命本身创生出类似于圣父与圣子的位格,圣父是绝对的理智,圣子是对于世界的不尽的爱,理智与爱结合在一起,乃能开辟新世界。那么,居中者哪里来?居中者源于革命对于自身的否定,源于革命朝向世界的涌动,否定和涌动又一定源于世界自身,因为神无非就是人。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洞察作为“开端”的革命的虚无性,竭力开启革命的多重位格,一方面要扎根于世界,拓展开世界,从世界中发现、创建出实在的、完整的革命来,因为革命的多重位格只能从世界中来。

   二、“那些打惯的闲人们”

金旺、兴旺这样的二流子,在哪个地方都吃得开,比如未庄,去任意时代都有市场,比如辛亥。回溯至辛亥前后的未庄,二流子还有另一个雅号——闲人。未庄处处晃荡着闲人的身影。比如,闲人们一见阿Q就会假作吃惊地说:“哙,亮起来了。”撩拨之后,又至于打,打了还要阿Q自己说:“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那些打惯的闲人们”让阿Q胆怯,唯独王胡有一部络腮胡子,让人看不上眼,“向来只被他奚落”,可就是这个闲人,让他遭受了“生平第一件的屈辱”。闲人们不仅是“打惯的”,还很贪婪,在大家都对偷儿阿Q敬而远之以后,他们却还要探出阿Q的底细,阿Q对他们也并不讳饰,“傲然”说出他的经验来。“傲然”一词点出了阿Q与闲人们知根知底的无耻。革命军兴,旧的秩序坍塌,又能打又贪婪的闲人们机会就来啦,他们争先恐后地麇集到革命党周围,成了革命的生力军。阿Q一来到钱府投奔革命党,不就看到假洋鬼子身挂柿油党的银桃子,“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吗?可以揣想,未庄要是成立新政权的话,假洋鬼子一定会成为新头人,那些必恭必敬的闲人,也可以捞个村政委员之类的职务干一干吧,就像王金发进了绍兴,“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9。这里的“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是二而一的关系,他们包围王金发的目的也就是皮袍子。从“三民主义”一下子归结到皮袍子,从少数义士的鼓与呼迅速演变为一堆闲人的打、砸、抢,辛亥革命从“开端”往重复的坠落竟会如此匆猝,如此彻底,就像对于三十年后解放区境况的分毫不差的预演。也许,中国革命一向如此,也只能如此吧!对此中国革命的宿命,早在民国元年,黄远生就有了痛悟:“自国人粗解‘维新’二字以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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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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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文化》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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