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论西方近代哲学的转向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性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86 次 更新时间:2005-08-03 03: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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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西方近代哲学发生了“意识论转向”,当代哲学发生了“语言-符号论转向”。现今所谓“认识论转向”其实只是前者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是“意志论转向”。其中,德国古典哲学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德国古典哲学与其说是理性主义的,不如说是意志主义的。

  [关键词] 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意志论;德国古典哲学

  

  关于西方近代以来哲学的历程,现今存在一种普遍的说法:近代发生了“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现代发生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这种说法虽很流行,但却未必十分确切。笔者曾经指出[1]:

  

  西方哲学的两次大转向应该是:第一次是近、现代的“意识论转向”(包括近代的“认识论转向”、近现代的“意志论转向”及现代的“潜意识转向”三个阶段),第二次是现、当代的“符号论转向”(不仅有语言哲学,尤其是有更具一般意义的符号学)。简单说来,古代哲学的基本对象是客观存在,近、现代哲学的基本对象是主观存在(意识、精神),而现、当代哲学的基本对象则是处于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一种“中介存在”——符号、尤其语言符号。哲学对象的这种“客体-主体-介体”的演变,可以简要列表如下:

  

  1.古代: 本体论哲学………以自然客体为对象

  2.近代-现代:意识论哲学………以心灵主体为对象

  (1)近现………“认识论转向”………有意识

  (2)近现代……“意志论转向”………有意识

  (3)现当代……“潜意识转向”………无意识

  3.现代-当代:符号论哲学………以语言符号介体为对象

  

  本文试对其中从认识论到意志论的转向、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加以说明。为此,有必要先对“心灵”作一番一般性的分析。对人的心灵、意识或精神生活,可以依据心理学范畴二分法,分为“认知活动”、“意向活动”两类。认知包括感性和理性两种,即“感知”(经验的)与“思维”(逻辑的);意向同样包括感性和理性两种,即“情感”(情感是一种“感”)和“意志”(所以康德称意志为“实践理性”) (详见下表)。

  

   认知: 意向:

   感性: 感知(经验的) 情感

   理性: 思维(逻辑的) 意志

  

  古代的本体论哲学是要把握实在,而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则是要把握我们的心灵如何把握实在。然而联系到迄今为止的整个西方哲学来看,这种转向与其说是认识论转向,毋宁说是“意识的转向”或者“心灵的转向”,也就是说,哲学研究从外向的对存在的探究,转为内向的对人之自身意识或者精神、心灵的探究。但是,这种探究不止于认知方面,还包括意向方面。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时代是从培根、笛卡儿开始的,他们研究人类心灵的认知部分,这就是所谓“认识论转向”。 培根着重研究认识的感性一面,发展了经验归纳逻辑,从而在英国开创了经验主义传统。笛卡儿则着重研究认识的理性一面,发展了概念演绎逻辑,从而在大陆开创了理性主义传统。此时哲学尚未顾及心灵的意向方面,而只是致力于心灵的认知方面。

  

  一

  

  培根在他的著作《新大西岛》中,描述了一个科学技术主宰一切的理想社会。为了这个理想,他锻造了一种“新工具”,即经验归纳法。这本书的全称应该是:《新工具或关于解释自然的指导》。可见,如果说古代自然哲学的着眼点在于“解释自然”,那么培根的着眼点则在于“如何解释”;此即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然而,与其说在培根心目中“知识就是力量”,不如说在他看来“经验就是力量”,因为在培根看来,“一切自然的知识都应求之于感官。”[2] 经验归纳虽然意在提供一种从感觉经验中导致知识的“逻辑”方法,但其本身也是对人心灵的经验感知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他抓住了科学的两大支柱(即经验与逻辑)之一:经验或实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培根堪称“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3]。

  

  然而很有意思的是,培根的经验主义哲学是从批判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开始的,但他开创的这个哲学派别后来却以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告终。其实不仅培根本人,就是今天的论者也没有意识到,他的“四假象”说,正表明了感觉最终是靠不住的东西。经验主义企图通过感知去把握实在,到头来却发现实在并不买感知的账。这就是从培根开山、中经霍布斯、洛克、贝克莱、直至休谟的近代英国经验主义的滑稽故事。

  

  霍布斯继续探索心灵的感知方面,但是,他在破除其师培根的“二重真理论”方面是彻底的,而在坚持经验论立场方面却是不彻底的:他虽然直捣唯理论祖师笛卡儿的先验“自我”,但自己也陷入了几何演绎法的唯理论;他对事物的“名称”之符号论性质的天才觉察,也是偏离经验主义立场的;他对物体性质所作的两种“偶性”(纯客观的广延和形状,带有主观性的感知“影象”)的区分,已预示了经验主义走向不可知论的方向。不过他基本上还是一个经验论者,例如,他那本著名的论证专制制度之合理性的《利维坦》也是从“经验”出发的。

  

  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是经验主义、乃至于整个认识论研究领域的空前巨著。他第一次明确意识到了认识论的“问题”所在,是反思人的心灵的认识能力,“看看什么物象是我们的理解所能解决的,什么物象是它所不能解决的”。他首先进行“扫清道路”的工作,即对天赋观念论(“普遍同意”论、“理性发现”论)展开批判,由此导出其著名的“白板”说,为把一切知识置于感知经验之上“打定基础”。接下来,他详论自己的经验主义哲学: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这些知识不外来自“内外两种感觉”;感觉提供“简单观念”,心灵把它们组合成“复杂观念”(从具体的感知到概括的“抽象观念”),进而把它们联接成表现为判断句的“知识”。然而,通过划分知识的三种等级(直觉、论证、感觉)、考察“知识的范围”,洛克不但偏离了经验立场,而且已经打开了通向不可知论的大门:“我们知识的范围不但达不到一切实际的事物,而且甚至亦达不到我们观念的范围。”[4] 我们只能获知事物的“名义本质”,而无法获致其“实在本质”或其“实体”[5]。这种作为一切性质之支撑者的实体,颇似后来康德所说的不可知的“物自体”。

  

  贝克莱便是直接继承洛克的经验论哲学的。人们过去总以为他是别有用心地利用了经验论,殊不知他的哲学实乃经验论发展之合乎逻辑的结果。作为宗教神学家,他敏感到“物质的实体从来就是无神论者的莫逆之友”,“我们如果把这块基石一移掉,则全部结构只有垮台了”[6],所以他首先致力于对“物质实体”的解构,证明那不过是一种“假设”;同时作为经验主义者,他进一步证明了“对象和感觉原本是一种东西”、“物是观念的集合”的命题;他那著名的“存在即被感知”的命题,最终宣告了由感知经验以通达客观实在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贝克莱的不可知论是要论证上帝的存在,那么休谟的不可知论则是怀疑经验以外的任何“实在”的,这种彻底的怀疑论,连“上帝”乃至“自我”这样的存在都在怀疑之列。这种彻底的怀疑论,其实正是彻底的经验论;相形之下,过去的经验论都是不彻底的。可以说,休谟才是最早一个“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实际上,休谟所提出的下面这个问题,从此成为哲学史上最引人入胜、以至于成为此后哲学发展的一大动力的课题:“我们借什么论证能够证明人心中的知觉是由和它们相似(如果这是可能的)而实际完全差异的一些外物所引起呢?”[7] 许多哲学家力图回答它并自以为回答了它,其实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康德后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其实没有完全超出休谟的思路,就是:关于“实在”或者“上帝”之类的问题,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而是一个信仰的问题。

  

  从培根到休谟,经验论哲学对心灵的感知能力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分析,但最终却宣告了由感知经验以达至客观实在的不可能。另外一条可能的思路,则是由理性或理智以把握实在的路线,那就是唯理论的方式。这一派对心灵的理知能力进行探索,但最终也不能解决把握实在的问题。

  

  二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由笛卡儿开创。笛卡儿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哲学”,但他的“实践”却不是肯定、而是否定自己的意志的,“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8] 他把这种“形而上学”视为人类知识之树的“树根”,并把它植根于“理性”之中;为此,他对心灵的理性认知方法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他用数学式的精确的逻辑演绎法,由“自我”心灵的存在,推演出一切实在的存在,充分展示了人类理性的力量。然而从笛卡儿开始,一切理性主义其实都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尽管他们未必意识到或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的逻辑推演确实是很理性、严密、精致的,然而这种逻辑推演的最初前提却是一点也不理性的,准确的讲,是直觉的。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这条所谓“不证自明”的公理,不是不愿“证”,而是无法“证”;它是直觉的产物。他从怀疑一切开始,找到了那条唯一无可怀疑的命题,这说明什么?说明唯有直觉才是无可怀疑的。“除了通过自明性的直觉和必然性的演绎以外,人类没有其他途径来达到确实性的知识。”[9] 由于直觉比演绎更根本,这种理性主义毋宁说是一种直觉主义。这就是一切唯理论的永远不可抗拒的宿命。进一步说,“直觉……是由澄静而专一的心灵所产生的概念。”[10] 可见直觉的结果其实本是“先验”的东西或曰“天赋观念”。 这就需要上帝出场了,难怪笛卡儿首先合乎“理性”地推出的是“上帝”的客观实在,这与中世纪神学家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绝无两样。

  

  斯宾诺莎的唯理论比笛卡儿的更极端,他是用严格的几何学的逻辑演绎法来建立他的“伦理学”体系的。他申明志在“尽力寻求一种医治理智并且纯化理智的方法,使理智可以正确圆满地认识事物”[11],并为此首先写成了《理智改进论》。这表明他的哲学是要为认识自然而首先认识、改进理性本身。而在他看来,“理性”思维的典范就是几何学的方法。然而就对心灵的理智能力的考察而言,斯宾诺莎较之笛卡儿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他仍然是把认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进而把理性建立在直觉基础上:“除了真观念(即直觉——引者注)外,还有什么更明白更确定的东西足以作真理的标准呢?”[12]

  

  莱布尼兹对“单子”或“灵魂”的“知觉”和“表象”能力的探究,实际上也是对心灵的理知能力的研究。单子相互之间的这种“知觉”虽有一定的经验主义色彩(所以他有所谓“大理石纹路”说),但本质上还是理性主义的;例如他称构成人的灵魂的“第二级单子”为“理性灵魂”,就是继承了伯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单子之间的那种“前定和谐”,表明理性能力不是经验的结果,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先验的能力(此乃是上承笛卡儿、下启康德的观念)。总之,莱布尼兹的思想有如他的一篇名文的标题:《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和神恩的原则》。所以,他与经验论者洛克展开论战;贬低经验论的“事实的真理”,推崇唯理论的“推理的真理”。然而“单子”作为真正的“实在”,恰好不是“推理的真理”,而是一种预设的“信念的真理”(首先相信实体应具有“能动性”或“力”的能力)、乃至“类比的真理”(与当时列文虎克等人的生物学结果类比)。

  

  总之,唯理论对心灵的理知能力进行了精湛的分析;但也同经验论一样,未能通过理性达至客观实在;他们所达到的,原来是某种先验自我的直觉。经验论与唯理论对“实在”的证知的最终宣告破产,表明了对实在的把握本来并不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对此,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评论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或者纯粹认识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离开实践的关于思维的现实性、真理性的争论,那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

  

  康德超群绝伦的“问题意识”,使得他意识到关于心灵的这种经验论与唯理论的“认知分裂”的严重。他要对人心灵的认知能力重新加以“批判”,澄清其起源与界限,既批判经验主义的“怀疑论”,也批判理性主义的“独断论”。康德试图弥合这两大派的对立,为此写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康德的这种努力,直到后来在现代分析哲学的逻辑经验主义那里才得以“完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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