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林:认识这个时代 与它保持距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7 次 更新时间:2014-10-20 13: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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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林  

   ——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2013级新生入学典礼上的致辞

   首先欢迎各位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掌声。

   你们来到的这所学院叫做社会学院。对本科新生来说,可能会有疑问:社会学是干什么的?根据我的理解,它是一门解剖社会的学问。进一步说,是“社会病理学”。当然,解剖病理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镶嵌在墙壁上的我们的院训:“创造健康社会”。

   然而,解剖病理容易吗?“病”与“非病”的标准是什么?在取得社会医生的资格的过程中,如果你学到的知识本身包含着大量有毒有害的东西,你标榜为“健康”的东西恰恰又是病态的,社会将会怎样?

   因此,为了将来能够成为合格的社会医生,在你们进入这所学院的第一堂课,我有义务给出忠告:认识这个时代,与它保持距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如果与12年前的今天联系起来,想到纽约世贸中心那个令人震撼的时刻,以及后来,在世界各地更多而不是更少发生的血腥场面,你会说,这是一个恐怖的时代。

   如果只限于中国,你可能会想到狄更斯的名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句感性的话语包含了广阔的解释空间,可以把许多你认为了不起的成就,以及令人痛心的弊端,都与“最好”和“最坏”挂起钩来。比如“世界工厂”、“第二大经济体”、高速经济增长率,甚至“大国崛起”、“伟大复兴”,以及弱肉强食、坑蒙拐骗、贫富分化、没有信仰和信心,如此等等,都放在“时代”的前面。你如何定义它,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以及你的性格,可能还有家庭背景。想象一下,你们分属于不同的“二代”,你们当中一位的父母不幸地成为当今中国的“上访”队伍中的一员,而另一位的父母每到节日就会迎来络绎不绝的“送礼”的人群,那么,在你们各自的眼里,这个时代的面目就会明显不同。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些社会学的知识,以及一定的想象能力、比较能力和概括能力,你会自然地想到一些更加具有趋势性的特征。比如全球化和个体化,与个体化相关的碎片化;想到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甚至“异化”。什么是异化?宽泛地说,见怪不怪,只有竞争而缺少谦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钱不要命,要名不要脸,要房子不要家,只有价格没有价值,“休闲”变成“休忙”,都是异化。但是从马克思所说的异化,以及它后来的深化来看,实质性的异化在于权力、资本、媒体和机器彻底控制了人,使人不仅要充分发挥生产力,变成高速运转的生产机器,还必须形成“消费力”,变成高速运转的消费机器。进一部的问题在于,被控制的人可能并没有觉悟,甚至会幸福地认为,自己的嘴巴、身心和胆量,都获得了无限解放,非常“high”。

   当然,用上述所有词汇来定义这个时代,显得漫无边际。因为,其中的许多现象,也适合于这个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许多定义说的只是现象或病状本身,而没有触及我所关注的这个时代——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的病源和病理。

   讲到对中国社会的病源和病理的认识,我必须感谢我们院的李晟台教授。他来自韩国,能够说四种语言,兼有东洋和西洋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是文化社会学。在前天晚上的一次小酌中,他曾经问大家:“如果用一个汉字来描述当今中国的社会特征,你们会选哪一个?”大家的回答有“累”,有“乱”,也有“脏”,而李先生最后给出的选择是:“迷”。

   一个很耐人琢磨的汉字。我很佩服他的穿透力,我发现,我原来喜欢使用的六个字,也就是“迷思、迷恋、迷信”,以及没有使用的迷惑、迷惘、迷失,以及迷狂,都被他的一个字给“盖”住了。当然,普通人和高人也会有相同之处。我不准备抄袭李教授的说法,而只是接受他的影响。我将从近年来做了一些思考、也曾有文字表述的“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来诊断这个时代和社会。我的判断是:这是一个欲望爆发的时代,它塑造了一个欲望社会。

   大家知道,关于“核心价值观”的说辞,原本属于宣传的范畴,社会学界通常不屑一顾。但仔细推敲,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灵感。如果承认观念与行为、社会后果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那么至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应当成为理解当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关键词。

   根据执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表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三大倡导”所涵盖,也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非常周全的倡导。但既然是“倡导”,说明它还不是实践形态,而只是理想形态。实践形态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从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实践经验,以及我个人的体验出发,我的结论是:“发展”和“发财”。“发展”表现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推动者是政府;“发财”表现在社会和个体社会成员层面,主体是“人民”,包括在座诸位的多数,可能也包括我本人。

   “发展”和“发财”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不同,前者可能是在20世纪初,后者可以追溯到先秦(比如在《礼记·大学》篇中,有“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这样的记述),分属舶来品和土特产。但就其实际所指,应该都属于人类共有价值观的一部分,具有“普世价值”的性质。正如人活着需要吃饭,以及在货币经济时代为了有尊严地活着而需要“有钱”一样,可能不会有任何一个社会和文化排斥一般意义的发展和财富积累。但是,当二者成为社会和人生的最高目标,占据核心位置,就分别演化成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

   当然,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也都不是当今的中国所独有。作为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发展主义是欧美国家现代化的产物,属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被看作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手段。根据已有的研究,由于后发国家摆脱贫困和实现“赶超”的需要更加迫切,对于“发展”的强调也更加突出,并基于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推进手段,形成了“东亚型”和“拉美型”的发展主义。

   拜金主义则具有更悠久的传统。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上都曾经有它盛行的时期。关于它的根源,有人性的弱点、私有制的土壤、信仰崩溃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关系异化等被经常列举的因素。但毫无疑问,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使货币的魔力增大,“金钱万能论”有了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拜金主义从此成为一种永久、普遍的重要价值观。

   但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当今的中国,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都完成了它们的升级版。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就发展主义而言,由于“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史情结更为牢固,由于一个曾经伟大过的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热情更加高涨,同时也由于通过经济增长维持制度合法性的需求更高,因此对发展的追求也就更为执着和迫切。在1980年代以来执政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发展”出现的频率能够显示这种状况:十二大为106次,而后逐步增加,十六大为239次,十七大和十八大都超过了300次;相应于篇幅长度,从最初的每300字一次升高到后来的每100字一次。

   与此相应,在“革命”的信仰和80年代的新希望相继破灭之后,由于空洞的灵魂更需要一种替代性满足,同时也由于90年代初的第二波改革开放浪潮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包括制度的松动和漏洞、市场手段的确立、逐渐勃兴的“文化产业”出色地发挥了刺激欲望的功能,原来相对温和的“致富”意识也就演化成强烈的“发财”冲动,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就更为流行。虽然它也曾不断地受到批判,但依然形成了惊人的局面:2010年2月,由环球网实施的网络调查表明,有81%的“网民”认同中国是“全球第一拜金国家”;在另一项调查中,有60%的人承认自己是“拜金主义者”。

   仅仅指出它们更加盛行,还不足以认清它们的中国特征。就已经浮出水面的部分来看,发展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中国特色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发展”和“发财”被高度地统一,这种统一经由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而完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被当做主要矛盾,消除这一矛盾成为国家或政府的重要使命。它既承认了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长”具有正当性,也强调了通过“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才具有号召力,以及合法性。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结合,而不是分离和对立。

   第二,两者的至高无上性,甚至唯一性和排他性都更加突出,分别成了国家宗教和人生信仰,超越了“左”和“右”,也超越了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是中国社会少有的社会共识。“发展”变成了压倒一切道理的“硬道理”,它的众多恶果只被看作“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来解决”。至于“发财”,不仅有钱就是成功,而且有钱才算成功,“谁受穷,谁狗熊”成了真理,“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获得了广泛认同。

   第三,对“速度”的追求异常急迫,成为饥渴症,甚至焦虑症。上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哲学引导,下有“以快发展为荣,以慢发展为耻”的道德训条。“高速度”、“跨越式”、“超常规”、“又好又快”等等宏大修辞,都是陈述发展时的必要定语。两位数的增长率通常才算得上发展,“保八”则被当作底限。发财最好是一夜暴富,“不求天长地久,只求立时拥有”,以至于出现了“四十岁之前赚不到4000万不要来见我”的励志格言。

   第四,两者的至高无上性,以及对高速度的狂热,也就必然导致其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特征。这在1992年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非常明显。“宁可毒死,不愿饿死”,“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就影响他一辈子”,“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主张或宣言,对法律、道德,甚至亲情的无视,“宰熟”现象和坑蒙拐骗的盛行,都是明显例证。

   在认清了两种“主义”的中国特色之后,我们来关注它的总体效用。它们成为巨大的精神文化动力,它推动着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来迅猛奔跑,造就了内涵丰富的“中国奇迹”: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同时也是自然层面的;既包括由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构成的经济大跃进,和异常庞大的经济体(制造业规模在2010年超过美国),也包括由贪污贿赂和暴力犯罪、贫富分化和多元主体对立、信用缺失和羞耻感沦丧所显示的社会溃败,以及由严重的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构成的对自然的摧残,或者说生存基础瓦解。

   如果从时间上做出判断,大致可以说,在1992年之前的十多年间,发展和发财的意识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建设性的,具有很强的“正能量”。但是当此后共同演变为“主义”,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顾后果,就越来越表现出破坏性,甚至毁灭性。当“发展”需要用血肉之躯做燃料,“发财”需要以驱除良心为前提,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把它们看作某种程度的“邪教”。

   如此说来,这实质上意味着非常深刻的文化危机,甚至是文明的危机。虽然21世纪的“中国文明”还没有定型,但是由于“二发”已经侵入了它的躯体,掌控着它的心灵,今天的中国已经只能以膨胀来显示其存在的意义,甚至以此标榜优越性;中国人也似乎都变成了“金童欲女”,养成了一种新的秉性,一种既违背天道、也违背人道的秉性。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提到的“中国人的显著优点”,也即“对生活的目标持一种正确的观念”,已经成为历史陈迹。

   对于这样一种状况,如果任期延续下去,无法预测它的结局。但至少从资源环境和自然生态的角度而言,考虑到中国的庞大,可以肯定,那将不仅是中国的噩梦,也是这个星球的噩梦。介绍一项新的研究结论,是以联合国环境署的名义8月初公布的,地点在鄂尔多斯,国内只有英文《中国日报》和《参考消息》的报道。报告指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资源消耗国,2008年的消耗为226亿吨,占全球消耗的1/3,也是美国的4倍;人均消耗量是16吨,是全球人均消耗量的1.5倍。而在1970年,总消耗量是17亿吨,人均则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你们都听到过类似的说法,说如果地球人都采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将需要多少个地球。较确切的结论是4个。我想强调的是,虽然有90%左右的中国人还没有过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的人均消耗已经与美国一样多。这对于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一位叫做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美国生态批评家曾经警告说:人类社会整体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可能演变为“最后的危机”,或“终结一切的危机”。这句话有些抽象,说的直白一些就是:21世纪,有可能成为人类最后的世纪。

   讲到此处,你们应该能够理解,与这个时代“保持距离”的必要性。你不需要“与时俱进”,你可以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跟在这个时代的后面,慢慢地打量,仔细地品味,把那些急切地奔向终点的人们,甚至于这个摇摇欲坠的星球,当做你的观察和研究对象。虽然,这看上去有些残酷。

   当然,要保持距离,前提是保持警惕。坦率地说,由于有关“现代化”、“发展”、“进步”、“竞争”、“效率”、“做大做强”之类的话语,共同形成了雾霾一样的迷雾,像PM2.5一样无孔不入;由于市场和市场的逻辑几乎支配了所有学科,甚至连社会学也会通向“成功学”,你要想免于中毒受害,确实非常不容易。我的最坏的担心是,你中毒受害了,还沾沾自喜。

   也因此,我在致辞的结尾,要再次重复我的忠告:认识这个时代,与它保持距离!

   至于这样做的意义,它不仅是真正的社会学的要求,是这个不堪的时代对一个社会医生的要求,而且,就你自己的人生而言,还会因此保持一些尊严,甚至泛出一点儿诗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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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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