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如何度过大学四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82 次 更新时间:2014-10-19 21: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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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一、大学时代:人生的盛夏

   为什么说这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呢?根据我的经验,十六岁到二十六岁是人生的黄金岁月。十六岁以前什么都懵懵懂懂的,完全依赖于父母和老师,十六岁以后就开始独立了,二十六岁以后就开始考虑结婚啊、生孩子啊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就不多了。而这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十年之间,大学四年又是最独立,最自由的。当然如果你想延长的话,你还可以考研究生,将这四年再延长一下。如何不虚度人生中这最自由的、最没有负担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四年的时间,是摆在每一个大学生面前的问题。

   大学之不同于中学,最根本的转变在于:中学时你是未成年人,对你的要求很简单,你只要听老师的、听父母的,按照他们的安排去生活就行了;到了大学你就是公民了,可以享受公民的权利,但又不到尽公民义务的时候。中学生和大学生最大的区别是:大学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中学生是被动地受教育,而大学生是主动地受教育。当然在大学你还要听从老师的安排、听从课程的安排,那是国家教育对你们的要求。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自由地设计和发展自己。有同学给我写信说我考上大学了,满怀希望进大学,结果一上课就觉得老师的课不怎么样,对老师不满意。我觉得其实每个大学都有一些不太好的老师,北大也一样!不可能所有课都是好的。中学老师不太好的话,会影响你的高考。但是在大学里,关键在你自己,时间是属于你的,空间是属于你的,你自己来掌握自己,自己来学习。不必像中学那样仅仅依赖老师,需要自己独立自主,自我设计。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学是干什么的?你到大学来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我想起了周作人的一个很基本的观点:一个人的成长一切都顺其自然。他说人的生命就像自然的四季:小学和中学是人生的春天;大学是人生的夏天,即盛夏季节;毕业后到中年是人生的秋天;到了老年就是人生的冬天。人生的季节跟自然的季节是一样的,春天该做春天的事,夏天该做夏天的事。自然季节不能颠倒,人生季节同样不能颠倒。而现在的问题恰好是人生的季节颠倒了。我在北京老看见那些老大妈在那里扭秧歌,扭得非常起劲。按说这时候不应该再扭秧歌,是因为她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扭过秧歌,所以到老了就要扭秧歌,而且扭得非常投入、非常狂。我有时候就在想,“老夫聊发少年狂”是可以的,如果“老夫”没完没了地在那里“狂”就不对了,到处都在跳就不大正常了。现在是老年人狂,相反,少年却是少年老成。这就出了大问题。所以我经常对北大的学生讲:“你此时不狂更待何时?”这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按照我的观点,儿童就是玩,没别的事,如果让儿童去救国,那有点荒唐。首先在大人方面是失职,没有把国家治理好,让儿童来救国;而对儿童来说是越权,因为这不是他的权利,不是他的事。但现在的中国经常发生这种人生季节颠倒的事。

   作为青年人的大学生主要该干什么?这又让我想起还是四十八年前我刚进北大一年级的时候,中文系给我们开了一个迎新晚会,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温小玉师姐说过一句话:祝贺你们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就要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爱情这东西可遇不可求,你不要为爱情而爱情,拼命求也不行。现在好多年轻人赶时髦,为时髦而求爱情是不行的。但遇到了千万不要放掉,这是我们过来人的教训。我在大学,其实是在中学就遇到了非常喜欢的女孩子,但是不敢,另外当时我是书呆子,就知道一门心思读书,懵懵懂懂不知道这就是爱情。所以大学里如果遇到了真正纯真的爱情就不要放弃。知识、友谊和爱情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是美的!友谊是美的!爱情是美的!大学期间同学的友谊是最可珍贵的,因为这种友谊是超功利的、纯真的友谊,同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说实在话,进入社会之后,那种朋友关系就多多少少有些变味了,多少有利益的考虑。你们可能体会不到,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我们大学同学喜欢聚会就是回忆当年那种纯洁的、天真无邪的友谊。一生能够有这样的友谊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所以我说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因为你追求的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记得作家谌容有篇小说叫《减去十年》,如果我可以减去十年或二十年,如果现在是当时的话,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去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因为这是我们年轻人的权利!

    

   二、“立人”之本:打好两个底子

   我们还要问的是,在大学期间要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们通常说大学是培养专家的。你在大学里是学得专业知识技能,使自己成为合格的专业人才,以后一方面可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个人和家庭来说也是谋生的手段。我想对谋生这类问题我们不必回避。鲁迅早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求学有这种明确的功利目的——那就是求得知识,成为专家,以后可以谋生。

   但是人不仅仅要有功利目的,他还要有更大、更高的一个目标,一个精神目标。我们所确定的上大学的目标,不能局限在做一个专业技术人才、一个学者、一个专家,更要做一个健全发展的人,有人文关怀的人。人文关怀是指人的精神问题。具体地说,你在大学时要考虑这样两个问题:一、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二、怎样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在这几者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健全的关系?思考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文关怀。这样才会建立起自己的一种精神信念,以至于信仰,才能为你一辈子的安身立命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个问题大学期间解决不了,研究生阶段也一定要解决,因为这是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问题。同时要不断开拓自己的精神自由空间,陶冶自己的性情,锻炼自己的性格,发展自己的爱好,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开掘和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审美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人。大学的根本的任务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而且是“立人”。所以大学期间要打好两个底子。首先是专业基础的底子、终生学习的底子。在现代社会知识的变化非常快,你将来工作需要应用的知识不是大学都能给你的。尤其是自然科学,你一年级学的某些东西到了四年级就有可能过时了,知识的发展太快了。因此,大学的任务不是给你提供在工作中具体应用的知识,那是需要随时更新的,大学是给你打基础的,培养终生学习的能力。今后的社会发展快,人的职业变化也很快。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你大学学物理你就一辈子搞物理,你很可能做别的事情。你在大学就必须打好专业技术知识的基础和终生学习的基础,这是一个底子。第二个底子就是精神的底子,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这两个底子打好了,就什么都不怕了,就像李玉和对她妈妈说的:“有妈这碗酒垫底,儿子什么都能对付”。大学里这两个底子打好了,那么走到哪里你都能够找到自己最合理的生存方式。

   前面说过,大学里要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我在这里侧重谈一谈该怎么求知识,怎么读书的问题。关于读书,周氏兄弟有两个出人意外却意味深长的比喻。鲁迅说:“读书如赌博”。就像今天爱打麻将的人,天天打、夜夜打,连续地打,有时候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还继续打。打麻将的妙处在于一张一张的牌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而读书也一样,每一页都有深厚的趣味。真正会打牌的人打牌不计输赢,如果为赢钱去打牌在赌徒中被称为“下品”,赌徒中的高手是为打牌而打牌,专去追求打牌中的趣味的。读书也一样,要为读书而读书,要超功利,就是为了好玩,去追求读书的无穷趣味。周作人也有一个比方,他说:“读书就像烟鬼抽烟”。爱抽烟的人是手嘴闲空就觉得无聊,而且真正的烟鬼不在抽,而是在于进入那种烟雾飘渺的境界。读书也是这样,就在那种读书的境界——它是其乐无穷的。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把这如此有趣如此让人神往的读书变得如此功利、如此的累,让学生害怕读书。我想同学们在中学里都是深有体会的:一见到书就头痛,其实要是我一见到书就高兴,就兴奋。中学教育把最有趣味的读书变成最乏味的读书,这是我们教育的最大失败。现在同学们进入大学后就应从中学那种压抑的、苦不堪言的读书中解放出来,真正为趣味而读书,为读书而读书,起码不要再为考试去读书。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读书是为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好玩!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有一次正讲得得意洋洋、满头大汗,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这位女同学也很著名,就是后来的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在座的同学们都觉得非常新鲜。其实“好玩”二个字,是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的。

   还有一个问题:读什么书?读书的范围,这对同学们来说可能是更现实的、更具体的问题。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年轻人大可看本分以外的书,也就是课外的书。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的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于别人、别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切的理解。周作人也自称是杂家,他主张大家要开拓自己的阅读范围,要读点专业之外的书。

   这里我想着重地谈一谈理科学生的知识结构问题。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说:“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所谓巨人都是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那时候的巨人像达芬奇这些人,不仅是会四、五种外语,而且在几个专业上都同时发出灿烂的光辉。恩格斯说:“他们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这使他们的性格得到完整、全面的发展。在“五四”时期也是这样,“五四”开创的新文化的重要传统就是文理交融。比如鲁迅和郭沫若原本是学医的,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还有好多著名的科学家最初都是写小说、诗歌的,像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他的一篇小说就被鲁迅收入新文学大系,有相当高的水平;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杨钟健先生、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他们的小说创作都具有很高的水平。丁西林是北大第一个开设《普通物理学》的教授,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戏剧家。大家都熟悉、都羡慕的杨振宁、邓稼先,他们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人们在回忆他们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在一棵大树底下背诵古典诗词的画面,他们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前几年我看了几篇杨振宁先生关于美学和外国文学的论文,谈得非常到位,造诣很高。在这里我不妨谈谈我的大哥钱宁——著名的科学院院士、黄河泥沙专家。我大哥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大家可能注意到我有一部关于曹禺的研究著作,最早告诉我曹禺还有《原野》这部戏剧的就是我大哥。他对《红楼梦》很有研究,我在他面前自叹不如。他对《红楼梦》的热爱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在临死之前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富于浪漫主义的想法——建立与“红学”相媲美的“黄学”,研究黄河文化。这样的一种想象力、这样的气魄让我非常佩服。自然科学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一定是与人文交融的。那是一种科学的大境界!

   我们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到第三代自然科学家,他们都是在两个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问题是到了49年以后,由于这种文、理、工、医、农的合校大学体制的改变,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使得学生知识越来越单一,越来越狭窄。现在有些学者的精神气质、气度、精神修养上与前辈学者有距离,而这个距离不是临时努力读书能够弥补的。精神气质差异的根本的原因在于知识结构的不同,在于缺少文理交融的境界。在一般情况下,学理科的人缺少文学的修养,缺少哲学的修养显不出他有什么缺欠。反过来一般学文学的人不懂自然科学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学理工的有没有文学修养和学文学的人有没有自然科学的修养就会显出高低了。知识结构的背后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的问题,而一个人能否成功最主要的是看他的精神境界。

理科学生首先要成为专业的人才,这个门槛是不容易进的。相对来说,学文科的是考试难,进了大学要毕业非常容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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