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熙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重超越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43 次 更新时间:2017-08-07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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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熙国  

内容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中西文化的思想资源对时代任务和时代问题的价值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中国传统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有着重大区别,具有二重超越性;既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汲取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思想精华,又抛弃了中华传统价值观中的糟粕,实现了对中华传统价值观的超越;既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合理内容,又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历史局限性,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超越。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价值观是各种价值观念的总称,是人们对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如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的作用?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理解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关系?本文就此作一些探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

从最根源的意义上讲,任何时代的思想和价值观都来自时代的生活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任务和历史使命展开。离开了时代任务和时代主题,没有“开新”的“返本”,没有“创新”的“继承”,都无法形成时代的思想文化,也不可能培育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

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究竟应当继承哪些、抛弃哪些,怎样继承,如何发展,归根到底是由这个时代的任务和需要决定的,也就是由这个时代的生活实践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映,我们当下的生活和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唯一真正动力和源泉。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当今时代的生活实践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简单地说,每一时代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都必须对以往的时代有所超越,都要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和回答所处时代的问题,完成所处时代的任务,最终形成关于所处时代问题和任务的一个形上或理论的阐释和解答,这是实现当代理论和文化创新的根本和关键,也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和关键。

有人认为,当代中国文化或当代中国价值观应当是中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自然延续,因此,中华传统文化应该是当代文化的母体来源和源泉动力。同时,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因此,当代文化的重建、当代价值观的培育应当依赖于儒家文化,在儒家文化中寻找人类文化和价值观念发展的各种“基因”。按照这种观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发展的源泉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而是中华传统文化,因此,中华传统文化是当代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唯一源泉和动力。这一观点的实质就是观念自己产生自己,而不是从社会的物质生活实践中寻找观念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海外一些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对待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态度上大多因循这样一种思维模式。

立足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和动力,更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发产生。道理很简单,一切认识都来源于实践。时代的实践是一切思想文化的真正动力和源泉。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说哲学是时代问题的形上解答,文化则是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必须要回答和关注这个时代的问题,完成这个时代的任务,否则就不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如果我们把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就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化和价值观,而是古代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原封不动地搬过来,那也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化和价值观,而是西方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应和解决了当代中国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论,形成一种回答中国社会问题和时代任务的新理论,才是我们今天需要的文化,才是我们今天培育出来的价值观念。[1]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立足又超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土壤和资源。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里的“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理解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资源和土壤来建设和发展我们当代的价值观,立足时代任务和问题形成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和问题的社会主义新型价值观,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回到中华传统文化那里去,或者是把中华传统价值观通俗化。有了土壤和资源,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这些土壤和资源中自然而然地长出来。关键和根本的问题是创新和发展,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发展都必须植根于已有的文化传统的土壤,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样,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对古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简单承袭或照抄照搬,而是经过一番加工改造和熔旧铸新的工作后,才能予以吸取。

任何一种价值观不仅取决于该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同时还取决于该社会的思想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以中国人所特有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用中国老百姓所熟知的语言词汇,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融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大系中。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中华文化相结合,那么,它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就难以在中国人民中间产生广泛的共鸣和形成普遍的心理基础,因而也就无法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更谈不上发展和壮大。同样道理,今天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须立足于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基本国情。

文化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这是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种具体表现。任何一个民族,只要它的独立性没有遭到颠覆和破坏,其文化的发展就是连续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一样,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脉。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今天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滋养。具体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民本精神、明道正义精神、尚诚守信精神、合和大同精神,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土壤和资源。

一是仁爱民本精神。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见于《管子·霸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但是,第一次发现人并把人从天命神学思想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家是孔子。《吕氏春秋·不二篇》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荀子·解蔽篇》也说:“孔子仁知且不蔽。”在儒家思想中,仁和人具有直接统一性,仁存在,人就存在;仁德完全丧失了,也就不能称其为人了。孔子用“仁”来规定人,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从对“仁”的思考中发现了人的本质属性。孟子说:“仁也者,人也。”《中庸》曰:“仁者,人也。”朱熹则明确地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这是把“仁爱”精神和人的存在直接联系在一起,没有仁爱精神,也就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依据。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讲的。《易经》开篇就讲“元亨利贞”,把“元”(开始和创建一番事业)解释为“仁”,认为有仁爱精神,有使命意识和为民情怀,才能真正开创一番事业。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这种讲仁爱、重民本的思想传统,是今天所倡导的爱国、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思想资源。

二是明道正义精神。中国文化是一种“义利双行”(陈亮语)的文化,它把“利”置于“义”的调节控制之下,用“义”来规范“利”,主张以义求利、以道求功,既讲“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制民之产”(孟子语),又讲“以仁安人,以义正我”(董仲舒语),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孔子明确提出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左传·成公二年》)南宋哲学家朱熹甚至说:“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又说:“利是从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置得合宜,利便随之”(《朱子语类》卷37、卷68)。中国文化理论是在更高层次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照,是沟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的桥梁纽带。正是在此意义上,明道正义精神为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三是尚诚守信精神。尚诚守信是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观念。从《易传》开始,我们的祖先就把“贞”(牢固、持久)解释为“信”,认为诚信友善就能使得自己的事业牢固持久、不倒闭。孔子说:“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主忠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大学》讲:“与国人交,止于信。”有鉴于信之于人的重要意义,孔子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谓做人而不讲信用,不知道那怎么可以。晋人傅玄在《傅子·义信》中也说:“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并要求君应“以信训其臣”,若君不信以待臣,臣也就“不信以奉君”,如是则“君臣相疑于朝”,“祸莫大焉”。我们现在呼唤良知和德性,倡导诚信精神,在这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可以提供丰厚土壤和养分。

四是合和大同精神。“同”有“大同”,也有“小同”。小同就是绝对的“同”,比如孔子说“小人同而不和”,这个“同”就是“小同”。他又说:“君子和而不同”,这就是“大同”。费孝通先生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老说的“大同”,就是“和”,就是“和而不同”。“和”是以承认无限多样和丰富多彩的事物存在为前提,“和”的要义是差别和对立。《国语》记载了史伯对“和”的解释:“以他平他谓之和”,“若以同裨同,尽乃弃已”。就是说互斥者方能互补,相反者相成,这就是“和”;相同的两个事物在一起,什么都不会产生,不能叫做“和”。所以,“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才会产生万物,“同”就会因失去了差别和对立从而什么也产生不了。可见,“合”与“和”二字,关键在“和”,而不在“合”,故应写作“合和”,而非“和合”。《周易》讲“保合太和”、“天下和平”,《尚书》中讲“协和万邦”、“和恒四方民”,司马迁讲“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其思想重心皆落脚于“和”。因此,“合和”这一表述明显地要优于“和合”。张岱年先生说:“中国文化有两个基本精神,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一是‘以人为本’,一是‘以和为贵’。”中国传统文化的“合和大同”精神,要求我们处事待人,要宽厚、包容、友善,视民众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些思想经过创造性转换以后,可以为当今倡导友善精神提供丰厚的土壤和滋养。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超越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现在的问题是,这24个字究竟能不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究竟能不能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对这些问题,学界还有较大的分歧,一些人还存有疑虑,担心这24个字不能从根本上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划清界限。产生怀疑和分歧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真正理解和弄清这24个字所包含着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没有看到这24个字中所包含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元素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内容。

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有人说,“富强”、“民主”怎么成为价值观呢?的确,仅仅从字面上看,“富强”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的富裕和强大,似乎不是价值观,但是,中国人对“富强”的追求,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无限向往和热切期盼,就是一种价值观。毫无疑问,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围绕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进行。什么是社会主义?按照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说法:“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2]用今天的话说,共产主义就是研究如何实现劳动者的自由、发展和解放的学说,更通俗地说就是如何让劳动者过上好日子。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3]他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实现社会的民主、文明、和谐。可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性。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目标,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信念追求,也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落脚点。以这样一个奋斗目标中的关键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我们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显然有着原则的不同和根本的区别。

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确,自由、平等、公正等思想和观念,并不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明。在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的学者已经在讲这些问题了,甚至是讲得很多很透。但是,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是虚伪骗人、不真实的。马克思恩格斯也讲自由、平等、解放,并且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实现劳动者的真正的发展和解放。因为马克思看透了资产阶级所讲的自由、平等和解放仅仅是在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和解放。比如,选举权的平等,每个人都有投票权,都有被选举权。你有被选举为总统的权利,我也有被选举为总统的权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产阶级压根不会也不可能谈经济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解放,他不会考虑也不愿意考虑自己有巨额的财富,也应该让别人有巨额财富。这就是经济上的平等。只有在经济平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政治和精神上的平等。在马克思看来,离开了经济谈自由、平等和解放,就只是单纯的政治自由、政治平等、政治解放。但是,只有政治解放还是不彻底的解放。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曾经对单纯“政治解放”的观点进行了批评,阐述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区别,认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政治解放是不彻底的解放,而真正彻底的解放是以经济解放为基础,在经济解放的基础上,摆脱自然界的奴役和压迫,摆脱社会的奴役和压迫,摆脱思想的奴役和压迫,成为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身的主人。这就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所说的未来社会,人们将“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5]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平等观和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的另一个重大区别是,马克思要实现的自由、平等和解放是劳动者的自由、平等和解放,而资产阶级要实现的自由、平等和解放是有产者的自由、平等和解放。马克思主义就是一门研究如何实现人民群众自由、平等和解放的科学。资产阶级离开经济解放单讲政治解放,是虚伪、不真实的解放;离开经济平等单讲政治平等,是虚伪、不真实的平等。我们要实现的是劳动者在经济、政治和思想各个方面的自由、平等和解放,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社会主义500年,就是实现劳动者和全人类真正解放的500年,是掀开了人类历史辉煌一页的500年。因此,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的平等和自由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归根结底,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仅仅是有产者的特权,而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并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在人类自由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人类的自由置于社会经济的基础之上,弥补了资产阶级自由观的缺陷。

最后来看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爱国、敬业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爱国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在当今时代的集中体现。敬业是我们的时代精神的基本要求。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任务和要求的反映,在当今这个时代最迫切、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改革创新,因此,改革创新就成为我们时代精神的核心。实现改革创新的关键是敬业,一个人的能力再强,如果精神懈怠,不能敬业爱岗,要实现改革创新、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一句空话。诚信友善的价值取向则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集中体现。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容的道德风尚”。这一活动的核心内容,就是努力让每一个公民持守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做到知荣辱,明是非,诚信待人,宽容友善。诚信友善反映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要求。

总之,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即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爱国、敬业,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诚信、友善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即社会主义荣辱观。在此意义上,以这24个字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旗帜,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时代生活和实践的价值认识,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中西文化的思想资源对时代任务和时代问题的价值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中国传统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有着重大区别,具有二重超越性。它既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汲取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思想精华,又抛弃了中华传统价值观中的糟粕,从而实现了对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既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合理内容,又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历史和思想的局限,从而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超越。


【参考文献】

[1]孙熙国.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J].北京大学学报,2011(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30.

[3][4]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23,37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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