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当代作家赫拉巴尔一生著述甚丰，他的许多小说都被拍成电影，并获得国内外各种奖项。由于其作品杰出的想象和讽刺，他被誉为是继哈谢克、恰佩克之后的大作家。1914年，赫拉巴尔出生在布尔诺附近的日德尼采，长大后进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学习法学专业，但他却更喜欢文学和哲学，深受叔本华、兰波和波德莱尔的影响，而且对中国诗歌和《道德经》颇感兴趣。

战争期间和战后，赫拉巴尔当过仓库管理员、火车站小工、保险代理人、推销员等，这使他积累了大量素材。为了写作，赫拉巴尔放弃了老家的优裕生活，独自一人到布拉格谋生，住在廉价的出租房里，一边在废纸回收站当打包工，一边埋头写作。直到49岁时，他才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从此一举成名，并担任了《文学报》编委。但不久他的官方作家前程就中断了。由于《文学报》在布拉格之春中的鼓动作用，赫拉巴尔受到了官方的猜忌。

布拉格之春失败后，捷克作家协会被解散，赫拉巴尔的作品也遭到禁止，已经排印好的两部书被送到废纸回收站销毁。整个七十年代，他的作品都无法出版，只能通过萨米亚特的形式传播。1975年，赫拉巴尔接受了一次官方记者采访，对自己在布拉格之春中的行为做了“自我批评”，此后他的一些作品又可以公开出版。这次“自我批评”遭到官方报纸的添油加醋，把他说成是一个热爱现行体制的作家。

赫拉巴尔与哈维尔、克里玛和瓦楚里克等萨米亚特作家都是好朋友。有段时期，他常常去参加被禁作家的小圈子聚会，在聚会上朗读自己的作品，但他并不是个太关心政治的人，也没有参与“七七宪章”的签署。对于他的公开认错，一些年轻人感到愤怒，甚至焚烧了他的作品。尽管如此，他的许多作品仍然只能通过萨米亚特出版，这其中就包括他那部最有力度的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小说写成于1976年，直到1989年底才由捷克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与他的所有作品一样，这部小说也离政治较远，具有寓言特色，主要人物都是完全关注自我的“聪明的傻子”，有着作家自己的影子。主人公汉姆是个废纸回收站的打包工，年复一年在老鼠成群、阴暗潮湿的地窖里处理废旧书籍，独自沉浸在书籍的世界里，沉浸在自己的内心生活中。外界于他，就像城市下水道里那些老鼠之间的战争，哪一方取胜，便有权占有下水道里的排泄物，然后战胜者又立刻分裂为两个阵营，展开殊死搏斗。汉姆由此明白了耶稣的话：我来不是送和平，而是剑。

这些废旧书籍中许多是世界经典名著，但似乎没有人在乎它们，他的工作就是把它们送进压力机粉碎，就像有人得写出它们，有人得出版它们，有人得批判它们。小说没有什么情节，全是繁复的动作描写，场景荒诞，像是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画。当汉姆最后由于失职而被解雇后，他仿佛看到巨大的压力机正在摧毁城市，荒原上立着一个大包，“我看到整个布拉格连同我自己、我所有的思想、我读过的所有的书籍、我整个的一生都压在这个包里，不比一个小耗子更有价值的一生。”

汉姆在地窖里阅尽人类知识精华，在他看来，耶稣是在不停地登山，祈祷着发生改变世界的奇迹，而老子早已站在山顶，沉思着自然法则——天道不仁慈。尽管在汉姆心里，也许还保留着比这天道更可贵的东西，那就是同情和爱。但面对公众的残忍和冷漠，个人的无力和虚弱，他更愿意用他所理解的老子思想去看待世界，把自己看作是处在“时代垃圾堆”上的人。无论世事会如何沧桑剧变，他的一生都是悲剧。

这也是属于赫拉巴尔自己的忧伤故事。捷克社会转型后，舆论界对他从前的认错行为颇有微词。公众永远都是势利的，他们觉得他不勇敢，晚年又很不幸福，没有儿女，妻子也先他而去。因此，他在1996年从医院的一个五层楼窗口坠亡，到底是由于失足还是自杀，便成了一个困扰公众的谜。但这个谜底也许早已隐藏在1989年初他的一篇散文《魔笛》之中。在这篇散文中，他为青年人重新对极权体制展开街头抗争而激动，由衷赞赏青春的勇气和美好，相信人民被剥夺的东西终有一天会物归原主。

他知道这些青年人正在创造奇迹，但他仍然感到孤独和空虚，只是一个历史事件的旁观者。看着广场上警察和青年的对峙，他心头却萦绕着克尔凯戈尔和尼采曾有过的终极不安，下意识想从寓所的五楼跳下去，当他想到卡夫卡也曾想从布拉格的一个五楼跳下去时，他推迟了跳楼。这篇夹杂着社会希望与个人绝望的散文，透露出赫拉巴尔一生行为的原因，也许还有他最后从五楼坠亡的原因。这令人想到他对老子的理解，对人类太多的认识使他面对各种不幸而淡然置之。

也许赫拉巴尔算不上一个勇敢的斗士，但他却是个纯粹的作家。这样的作家生活在自己的思想里，生活在对不幸的真正体认中。因此在这个过于喧嚣的世界，他是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