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读书琐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3 次 更新时间:2014-09-14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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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进入专栏)  


读书的苦与乐


平生没有什么嗜好,只是喜欢读书,也可以把读书看成我唯一的嗜好吧?有人曾问你这嗜好是怎么养成的?读书有什么目的?我答不出,因为的确没有深想过这个问题。现在应人写自己的读书经历时,又遇到这个问题。我想,我大约与自己开知识的时候家贫有关系吧!许多爱好的养成是需要钱的。例如喜欢音乐,最起码是要有钱买件乐器经常操练;好武也要有钱拜师学艺。惟有读书,找来一本书看就可以了。有钱,固然可以买;没钱,也可以借,而且,借来的书往往读得更认真。近一二十年“气功热”中气功师们的口头禅是“富学武,穷学文”,他们把气功是列在“武”的范围之内的,这样说的目的是找信徒们要钱(虽然,各种气功门派都把“德”作为练好气功的“首要条件”),但是他们也承认没有钱的人可以去读书。因为穷,又有些精力,所以便把精力放在读书上,一卷书在手,可以反复读,躺着读,坐着读,甚至上厕所时读,都无不可。久而久之,便成了爱好,甚至成为了嗜好、癖好。读书给我带来了许多欢乐,但是我想更多的还是烦恼和痛苦,因为什么事情一成“癖”,往往是苦多于乐的,因此,苏轼也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对于我来说,烦恼的来源大约有:其一,因为,读书使我知道了许多事情和明白了许多道理,这便是烦恼的根源。古代哲人有云“巧者劳而智者忧”,虽然我不敢以智者自命,但是许多事情是知道了不如不知道。北京人讽刺那些遇事喜欢刨根问底的人说“别打听,打听到心里是块病”,也就是说多知多懂没有什么好处。大家嘲笑“忧天倾”的“杞人”一定不是“鼓腹而嬉”,“一枕黑甜”之徒,然而,那种饥而食、困则眠不是许多哲人追求的境界吗?

其二,我们的国家有那么多年不让读书的历史(当然,担负着教化众生之权的人们什么时候也没有公开说过这样的话,甚至在更多的时候是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要“多读书,读好书”,那种对读书的限制和扫荡是通过对“好书”的定义和种种政策表现出来的),现在年轻人对这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是不能想象的。这大约与有烟瘾的人没有烟抽一样,困难时期,有些瘾君子甚至卷茶叶抽,问起他们,有人说没有烟抽的痛苦更甚于没饭吃(那时也是没有饭吃的时期)。对于我这个爱书人来说没书与没饭的痛苦是相去无几的。困境中,实在没书看时,棋谱、教科书、文件汇编我都用以“遮目”过,好歹消磨一些时日。那个时期的更大的痛苦是因为看书而犯忌,经常会招来不虞之灾。前几年,有人写文章说“雪夜闭门读禁书”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写这种文章的大约是个浪漫的人,他只是幻想偷吃禁果的刺激,没有享受过“读禁书”带来的泪和血。清代乾隆年间浙江布政使彭家屏因为私藏和阅读明朝野史父子两人皆被处死;民国期间湖南某女学生因为读郭沫若的《落叶》而被枪毙;“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因为传抄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而被判死刑。历史真实总是与“诗”有很大差别的。如果说“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人们有类似的经历就决不会感到它富于诗意了。

中国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发展到敌视文化、敌视书籍———闻读书则掩耳而走决非一年两年之功。五七年反右以后,在青年学生中展开了“红专”辩论,在学术领域中提倡“厚今薄古”,批判“厚古薄今”,并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而此时我正上高中,是求知欲特别旺盛的时期,对许多领域的知识都有兴趣,很爱读书,此时就被列为“白专”,不时地会得到同学的“帮助”和批判。对于一个才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这些待遇给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可以想见。因此,在那个时期读书给我带来愉悦的同时也是伴着许多痛苦的。

当然,不能说读书没有给我带来快乐,上面说了许多读书带来的烦恼,然而我还是不能放弃读书,就是其中的乐趣远远大于烦恼。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老先生所云,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可以把这些“会意”写成文字发表出去与大家共享,这更是无比快乐的事。又如,“文革”中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中对杜甫竭尽丑化之能事,许多内容已经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使我这个爱杜者特别气愤,可是我当时没有发表文章的资格(即使有这个资格,也不许批评郭老对杜甫的丑诋,因为有个最权威的理由:“毛主席不喜欢杜甫”)。新时期以来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读书》1980年第三期上,就是批评郭老的《李白与杜甫》的,郁积了多少年的不平,才得以发摅,其快可以想见。

另外,心仪已久之书,突然在书店或者图书馆发现,并得以买到或借到也是极其快意之事。真如辛稼轩词中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种快事是大量的,经常发生的。像“文革”买到《钱注杜诗》《仇注杜诗》;对八股文有兴趣时买到了梁章钜的《制义丛话》和商衍鎏之《清代科举叙录》;研究秘密会社时买到了李子峰的《海底》、日人平山周的《中国秘密会社史》;读到杨宪益的名句“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又得到先生赠送的《银翘集》,这些都是“其快难与外人道也”的。

最近还有一个意外的快事,这就是我的研究课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拿到两万元的研究经费。这笔经费不许买电脑、照相机等高档用品,唯有对买书没有限制,于是,我几乎把它们全部交给了书店。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购书的乐趣。过去买书虽然也有乐趣,但是毕竟因为收入少,每当看到自己满意、而又价格不菲的书都要不自觉地摸一摸钱包,有时书太贵了,又遇到非常想买的书,此时便不免踌躇再三。陶渊明有诗云“贫富长交战”,对于我来说则是对所爱书的渴望与囊中羞涩的交战,这种“交战”的心态,充斥于整个的购书过程中。而有了这笔基金之后,除了买了一些大部头的工具书如《汉语大词典》《佩文韵府》外,还是买了不少我所喜欢的书的。例如《点石斋画报》,对我说来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价格昂贵,可以不买。可是我又十分喜欢这部书,这次有了基金就买了一部。这便是买书之乐。然而,书多了又生出了一件过去不曾想到的苦恼,那就是居室狭小,有了书,没有地方存放。自己有的书,可是需要时却难寻芳踪,还要到图书馆去借,这也是过去不能想象的。


接触最早的书


每当我看到上高中一年级的女儿捧着《机器猫》或《糊涂老爹》等连环漫画津津有味地看时,感到这些有趣的书确实适合天真单纯的孩子们阅读,但又觉得这一代孩子阅读能力下降。无论在内容还是文字上,他们都不愿意阅读稍微深奥一点儿的书籍,嫌读那些书太费力,于是,不由得想起我初接触书的日子。

记忆中能够呈现在我的脑际的第一本书是北京解放前夕,一个冬夜,在观音寺街一家文具店里(当时文具店兼卖小书),父亲给我买的三十二开本的彩色连环图画《史可法》。当时只四五岁,这本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穷书生史可法进京赶考,夜宿北京的郊外破庙,巡坊的御史侯恂巡夜时发现这个穷书生和给他盖皮裘的情景。然而,就这一点印在我的潜意识上,那就是:好学的人们即使贫穷卑微也会受到社会的尊重和爱护。

我印象中第二、三本书便是家中两本发黄残破的旧书,一是《三侠剑》、一是《名贤集》。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每天下了学便跪在凳子上看那本令人似懂非懂的《三侠剑》,每当有事时我便用蘸了印泥朱色的毛笔帽在读到的地方一按,于是便在黄色的纸张上留下一个小红圈圈。一年以后,这半本残书上到处都是红圈,但除了“胜英”、“夏侯商元”等一些频繁出现的名字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记住。可是《名贤集》中“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少年莫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日红”等等却使我至今不忘。我读的第一部可以称之为文学作品的是巴金的《家》,那是在高小五年级的时候,记得我连夜把它读完,母亲为了催我睡觉连关了三次灯,书中的故事吸引了我,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对于雪的描写。尽管读书对我的作文似乎没有什么帮助(现在老师和家长们一谈到指导孩子读书就与作文联系起来),读小学时我的作文的开篇,几乎篇篇都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毫无进步,但是书还是给我打开一个与教科书完全不同的新世界。教科书仿佛是时时刻刻不忘教诲责任的老师,课外书才是真正亲密的朋友。

清代的袁子才在《黄生借书说》中曾说“书非借不能读”。文中说自己年幼家贫乏书,向人借书,归来必然认真阅读、抄录;后来做了官,有了钱,买了许多书“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谭灰丝,时蒙卷轴”。书多了,心想它属于自己,什么时候读都成,一来二去,反而不读书了。现在孩子的读书情况也是这样。妻给我们的孩子买了《上下五千年》、《中国通史故事》、《达尔文环球科学探索历险记》、《美国少年百科知识宝典》、《中国少年儿童百科知识全书》。这些大部头的书是我少年时连想也不敢想的。当时给孩子买的时候我就说:“白花钱。只有自己攒钱买书才会看。”事实证明,果然如此。买大部头书只是为出版社作贡献了,孩子仍然在读她自己攒钱买的《机器猫》,从第一到第四十四本,一本不落,全都买了齐整地摆在床头,时时反复阅读。家长再反对也没有用。

我自己走过的读书道路也是如此。记得初中一、二年级时最爱读武侠小说,那时还有租赁书铺,二分钱一本。我是一天两本,常常看到深夜。老师苦口婆心地劝说,报刊对武侠小说也大张挞伐,历数这些作品的“罪行”,然而,没有用,只能增加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的逆反心理。于是,不敢公开看,我们就偷偷看,夜里在走廊或厕所看,眼睛看近视了。我最爱看的是郑证因的小说,其次是徐春羽、白羽的。想当初令我如醉如痴的《鹰爪王》正续集四十四本,以及旁集《子母金梭》《子母离魂圈》等等加起来有六十多本,我是一本不落,全读完了。前两年当我研究游民问题,写《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要引这些作品为例证,再拿起来读时,很奇怪,记忆中的趣味一点也没有了,简直是味如嚼蜡,读这种小说真是受罪。我想,家长、老师对孩子的读书要加以引导,不要立足于禁。禁只能起反作用,只能激起孩子们偷尝禁果的欲望。每个成年人都从青少年经过,大多数人也都有过偷越雷池的隐秘,可是一长大,特别是那些长大后从事教诲青少年工作的人们,就把这些全都忘了,热衷于教导孩子们做这做那,不尊重孩子的意愿。鲁迅先生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曾就这一点发表过现在看来还十分正确的意见,近半个世纪尊崇鲁迅,可是他的许多意见没有受到尊重。


知识的摇篮———图书馆


家里没有读书人,也就没有什么书。小时候我只见到过家里有《皇历》《万年历》《尺牍大全》和半本《论语》。我在上大学以前,先秦典籍基本上读了一过,这都是在图书馆读的。袁枚说,只有借来的书才能读;我再加上一句,只有在图书馆借的书才能认真读。向人家借的书往往也就是读一遍而已,在图书馆里借书读大多是先抄后读。我现在还保留着上高中时,在北京图书馆抄的《老子》《孟子》《庄子》《孙子十家注》《心经》等书。那时很珍视这些作品,又买不到、或买不起,只读一遍等于没读,于是只好抄,抄回家再反复读,因此在图书馆读的书才是认真读。

北京图书馆原在文津街,距离我读初中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仅五站地,坐14路公共汽车可直达。北京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不接待高中以下的学生,我便在一个大同学的指点下把学生证上记载学历的一页(当时师大附中的学生证是个布皮小本本,大约有五六页之多),撕下,冒充高中生。到了高中便光明正大地办了一个北图“阅览证”。上高中时,除了学校中必须参加的各种会以外,几乎每天四点半下学后必到北图看书,看到九点多闭馆时再回家。当时北图似乎是九点半闭馆,九点一刻清书还书,酷暑和严冬,七点半以后往往就剩一两个人了,偌大的阅览室中只亮着一两盏台灯,空阔而寂寥,但是管理员先生们每天都能坚持到点,直到现在想起这些还是满怀感激的。现在的中学生,特别是高中生完全浸泡在课本教材之中,很少有时间学习课外的东西。我上北图就是为了看课外的书,而且,是学校图书馆没有的书。我是一个特别好奇的人,对于奇特、有趣、我不了解的东西都有兴趣。我对古典诗歌是因为初中一年级语文课改为“文学”,其中收了许多古诗词,又十分偶然地买了一本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拿了这本书在学校教师俱乐部读(当时我住校、俱乐部又很少有老师去,很安静),正碰上我的初中班主任王树声老师,他看我读诗很高兴,给我背了李后主的词,激发了我对诗词的兴趣,至今未改。我对先秦哲学发生兴趣是因为有位高年级的同学给我讲过“白马非马”的故事。可见好奇、追求有趣的事物往往是我读书的动力,因此,在北图看过许多对当时一般的中学生是不会接触到的书。如先秦诸子、弗洛依德心理学、催眠术、千里眼(催眠术之一种)、佛学、战争学等等。大多是似懂非懂、囫囵吞枣式地看,这些书籍,虽然对我日后的学习工作没有多大的帮助,但是它们的确开拓了我的视野,原来除了课本外,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有趣的书。

五七年反右斗争之后,社会上开展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这时学校出现了一个非常独特、古今中外都很少见的景观:学校里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许读书(当然这样说绝对了一些,但是从那时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希望读者不要以辞害意)。学校里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每天有开不完的会,向党交心,红专辩论、批判个人主义、插红旗、拔白旗、放卫星(指体育上的五达标,要通过三级运动员、三级裁判、一、二级劳卫制等)、大炼钢铁、普及超声波、全民除四害(打麻雀)等等,还有许许多多回忆不起来的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唯有对读书则另眼相看。我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古文观止》看,被同学发现了,说是“厚古薄今”(这也是当时批判的一个“封建主义观点”);借一本大学的化学课本看(因为大跃进中帮老师搞小化工厂),说是“走白专道路”。如果同学老师知道在北京图书馆看上述那些书,这还得了!准成为众矢之的。

当然,北京图书馆也不是世外桃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没有放过它。那时,文化单位主要靠大字报自我检讨和互相揭发。北京图书馆也开了一间大字报间,就在文津街主楼的西北侧,现在的敦煌阅览室。大字报间里有北图领导写的号召读者互相揭发、互相“帮助”的大字报,于是,这间不算小的房子里只过了一两天就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报,这大约也是其他国家不曾有过的新鲜事。对于这类的活动我是没有兴趣的,但是却没有躲开被“帮助”的命运。那时赵树理的《三里湾》刚出版不久,有一次和另一个年轻读者谈到这部小说,说我们学校同学读这部小说的人不多,这是当时社会风气决定的。可是这些话被一个华侨读者听到了,他便在大字报室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他在用讽刺的口吻说:图书馆最近来了一个“白面书生”,他说他们学校的同学没有人喜欢看毛主席表扬过的作家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当时赵树理被认为是特别先进的无产阶级作家,这个大字报意在暗示我的感情是与当时的“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是大相悖谬的。不过读者之间毕竟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好事之徒也是少数。我想那位华侨读者也不是立意整人者,因为他很年轻,是个学生,又刚回国不久,想融入这个新社会,又不知道怎么办。他从观察中感到在国内只有主动出击他人才能有个人的位置,当然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可惜的是,他不懂得把这种手段用在与个人前途和位置毫无关系的图书馆,真是用非其所。

大学期间,北图仍是我常去的地方,查阅一些校图书馆没有的书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北京图书馆这个文化的摇篮首当其冲,其结果自然是关门大吉。后来,运动中毕竟还是有一些与文化相关的事的,如查查资料、翻翻过去的报纸杂志,这都要在图书馆干,因此,文革中期,北图便重新开门,又接待读者了。当然,此时也不是谁都接待,阅读者都要凭介绍信和工作证双重证明。我在农村工作,拿的是农村教师工作证和农村中学介绍信。每次去看书时,出纳人员都要反复审视我的工作证和介绍信,一脸的不信任的神气,仿佛我到这里是要盗窃什么似的,这可能与我多看史学和佛学书籍有关。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若干年之后,当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以后,一次,我拿了当时副所长许觉民先生(许先生曾在北图某部任领导职务)写的介绍信去办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有位出纳人员似乎认识我,他反复地看了介绍信和我的工作证后说:“你怎么钻到社会科学院去了?”这句话问得我哭笑不得。大阅览室有个负责借阅工具书出纳柜,那几位管理员都是图书馆中负责编目的或者研究人员,他们颇能与我聊得来。这几位刚刚从“五七干校”回来,常与我谈在农村的感受,颇多牢骚,与我相处得不错。从他们那里我得知,当时图书出纳组有公安局文化保卫处的工作人员,负责监视读者。有一次,工具书柜上的一位管理员说,你别看佛学书了(其实看的无非是唯识宗一些经典、赵朴初的《佛学概论》以及《指月录》之类),后面“文保处”的已经注意上你了。这使我出了一身冷汗。

尽管在北图看书过程中遇到一些不痛快的事,但这都是当时社会大环境造成的,与图书馆没有什么关系,总的说来,我还是十分感激北图的。如果我现在还有点知识的话,那么其中十之五六是在图书馆得来的。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解除了书禁,在北图看书宽松了许多。在此之前,连借阅地方志都要局一级以上单位的介绍信。我感到不可理解,工作人员对我说:方志上有地图,那是国家机密!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现在除了淫秽描写较多的通俗小说外,几乎所有的书都开放了。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多方便。我的八十余万字的《古典诗歌要籍丛谈》,涉及历代线装书一千余种,这些书大多是在北京图书馆的普通线装部看的。就这一点,北京图书馆就使我感激不尽。特别是北图普通线装部迁至柏林寺期间,那里条件特别简陋,我在这里读书数年,亲眼看到北图同志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当新馆建成、普通线装部搬离柏林寺,我写了一篇《写在北图乔迁之际》,登载在《人民日报》上,作为对普通线装部工作人员的感谢。


逛书店和买旧书

逛书店和跑图书馆加强了我的读书意识。我最早逛的书店是琉璃厂的旧书店。我的家住在米市胡同南口,1954年至195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中,每天都从琉璃厂过。那时书店尚未公私合营,比现在书店要多多了,鳞次栉比,一家挨着一家,而且各有特色。几乎每天我都要到这里流连一会儿,可惜当时没有钱,看到过许多想买的书,因为囊中羞涩而失之交臂。其中使我数十年而不忘的是《郁达夫十年集》,那是由《沉沦集》、《寒灰集》等十本郁达夫作品编成,皆为精装,出版于三十年代初,纸已发黄,封面与书脊还很新,索价十元,那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还有余(当时中学生伙食费每月8元5角),捧着书,摩挲再三,终于放下了。其他如旧杂志《新青年》《现代评论》《语丝》《拓荒者》《词学季刊》等名刊,也不难得,只是数毛钱到两元钱一本,这对一个中学生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像现在视为“文物”北大学生1957年办的《红楼》(“整风”时学生的“鸣放”文章多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只五分钱一本,我买了一整套(可惜后来送给一个同学了)。那时的琉璃厂不像现在的金碧辉煌,有富贵气,无书卷气;当时的名店来熏阁、富晋书社等都是青墙灰瓦,非常朴实的。我们穷学生在那里站着看书,而且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店里的老板和伙计也很少不耐烦,应该说我是在这些现在看来很不起眼的狭小的书店领略了知识海洋的无限宽广。

北京五六十年代的新旧书店我都跑遍了,西单商场和东安市场的旧书摊,隆福寺夹道的“修绠堂”都是令我流连忘返的地方。东安商场旧书摊最大,新旧书全有,绵延有百米之长。我在六十五中读高中时,中午吃完午饭就利用休息时间跑到这里读书,有时甚至误了上课。那时最时兴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海鸥》《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勇敢》等几乎是中学生必读的书。有位同学在东安商场书摊买了三本一部的《勇敢》,只一元一角钱。打开书的扉页,写满了娟秀的小楷。大意是勉励友人向书中的英雄人物学习,两人联翩前进。从词意和赠书者的名字看是位充满热情的女郎。可是墨迹未干,书就上了旧书摊,真是令人悲哀。那时我们也正在青春期,买到此书的那位同学颇有感慨,在扉页最末写道:“少女一片痴心意,换得书摊一块一。”那时正逢“反右”之后,谁一划为“右派”,他写的书马上廉价处理,上了旧书摊。刘绍棠是较早划为“右派”的青年作家,他的《运河的桨声》《山楂村的歌声》《青枝绿叶》就卖五分钱一本,哪个摊子上都有。秦兆阳是较晚划为“右派”的,他的描写农村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被处理,一角钱一本,旧书店中的书架上常常被该书排满。巴人的“人性论”被批判,他的《文学论稿》也只是卖两三毛钱。

那时的书店与书摊的从业人员们不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小辫子”,而大多是中老年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东安市场的中国书店一位老年女售书员,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那里工作,她高高地坐在收款台上,却还是显得那样的干枯瘦小,看来她近六十岁了,表情严肃,极富敬业精神。去得勤了,我们也熟悉了。她很爱读当时很流行的马南村的《燕山夜话》。有一次与我闲聊:“作者真博学,三教九流、声光化电,仿佛他什么都懂得。”我说:“他大约借助了类书。”她谈吐不俗,经常介绍给我一些好书。《杜臆》《三家注李长吉歌诗》《道咸宦海见闻录》《世载堂杂忆》都是通过她介绍而买的。我非常喜欢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称赞她有眼光。她说作者还有一本《洪宪纪事诗》更有意思,可惜解放后没有出版过。我很奇怪,问她,您很早就爱读书吗?她说:我还是大学生呢,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听过鲁迅先生的课。我们一下便感到亲近了,因为古往今来这么多思想家、作家,我最喜欢的就是司马迁、杜甫、鲁迅。一位坐在书店收款台的女店员竟受过我最崇敬作家的亲炙,真是不可思议!她说:由于家庭的原因,大学未能念完。结婚成了家,没有工作,虽然也时常看些书,但学问荒疏了,解放后便不能从事文化工作,只能卖卖书,总算和文化还能沾点边,每当说到这些时,脸上便会掠过一丝凄凉的苦笑,不知到其中蕴涵着多少辛酸和艰难。她的心很细也很善良,有一次,我在书店看书,旁边有个高中生模样的青年匆匆地将几本书塞到书包里。店员似乎都在忙着上架,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我十分感激书店让我们这些经济不宽裕的学子们到这里自由浏览,因此便特别厌恶这种所谓的“窃书”的行为。我悄悄地把这种情况告诉了那位女店员。她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向那位青年瞟了一眼,又叹了一口气。她把那位青年带到后屋,大约几十分钟之后。那位青年红着脸走了。后来她跟我说:那个学生是个高三生,爱看书,家里很困难。我没有为难他,快毕业了,因为公开了这件事,说不定会影响他的一生。以后,我在书店还看到过这位青年,说明他没有受到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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