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自由的思想最重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1 次 更新时间:2014-09-13 23: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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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了金子到延安

   我们各自回到家中偷金子出来当路费。我在家偷了一只金笔和一块金表,后来把笔给卖了,表没卖。

   我小时候成绩并不好,留了两级。1939年的时候,我跟随父母从北京转到昆明,先是在一所县立中学,后来才转到西南联大附中,跟不上他们的教学,只好复读初一。

   初中二年级的下学期,一个叫余绳荪的同学拿了一本《西行漫记》来给我们看。读之后大家觉得延安非常有意思,很想去看看,而且那时我们都对训导长不满意,于是我们五六个人就相约去延安。

   我们各自回到家中偷金子出来当路费。我在家偷了一只金笔和一块金表,后来把笔给卖了,表没卖。一个同学从家里偷了个金镯子出来,那个比较值钱,我们的开销主要靠它。

   可是到了贵阳我们就被抓起来了,因为学校发现我们逃走之后,就往各地打电报。我们被关到警备司令部。大家商量着,如果被审查,就众口一词地说我们是想去重庆读书。

   我那时候还带着《西行漫记》那本书,这在当时要被发现可就麻烦了。恰好关我们的那间屋子里铺的是很破旧的木地板,我们就把书一张张地撕了,让它们从地缝里飞下去。

   学校的教务长来到贵阳把我们带回了昆明。父母并没有责怪我们,而且我父亲还写了封信给西南联大附中,批评老师把孩子逼得逃走。

   但学校不想收我们了,我们也不想回去,觉得很没面子。我有个堂姐在重庆的南开中学教书,我就到那儿去念书了。本来我初二还没有念完,但我就想读高一了。

   结果一考试,我的数学、物理都不及格,只好留级。班上同学都比我小,我觉得不自在,下半学期就回到了昆明。

   1945年的时候,我先是在西南联大的预科班读书,但学习跟不上。抗战胜利后我们返回北京,在重庆等飞机等了两个多月。期间我尝试考大学又没考上,所以1946年我又去读北大预科班,然后才考上北大。

    

   夫妻间甘苦相随

   后来人家告状说我和她划不清界限,狠狠批评了我一顿,给我严重警告处分。划不清界限就划不清界限吧,我还是继续这样写。这些信本来应该保留,可惜的是,“文革”中怕抄家……

   我和乐黛云是1952年9月13日结的婚。“9·13”林彪掉下来,这是不好的日子,是吗?13在西方是不好的数字,但在中国是好数字,中国有十三经,小说《儿女英雄传》里最有本事的是十三妹,还有十三太保……我们结婚时当然没考虑这么多,但后来人家老说13不好,我就要说13好,总得找到根据。

   我的婚姻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两年前,我们在北欧度过了金婚。我们去参加一个会,别人都回国后,我和她去了瑞典,在海边的一个旅馆里住了几天,回忆我们的往事。她送我一个兔子,她每到一个国家都想办法买一只兔子送给我,我送她一条丝巾,是在瑞典的皇宫里面买的,很贵,好像要一二百美元。

   但这些都是小事,主要是多年来我们很好地生活过来,没有发生过矛盾,尤其是在很困难的时候,没有发生问题。反右中,她成为右派,当时因为政治原因离婚的也很多。她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的时候,我写信给她都是写“乐黛云同志”,我觉得她根本不是右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完全弄错了。

   后来人家告状说我和她划不清界限,狠狠批评了我一顿,给我严重警告处分。划不清界限就划不清界限吧,我还是继续这样写。这些信本来应该保留,可惜的是,“文革”中怕抄家,我们将它们埋在蒋家胡同的一个院子的葡萄架下面,后来就找不着了。等到几百年、1000年以后被人挖出来之后就是重要文物了吧。

   “文革”中我受冲击,她也尽量保护我。因为我在会上公开反对北大造反派的头目聂元梓,所以成了黑帮。他们主要是打倒北大校长陆平,而我又是保卫陆平的,陆平每一两天就被弄出来批斗一次,我是陪斗。有一两个月,我白天劳动,晚上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写检查,乐黛云怕不知道我在哪,找不到我,就每天晚上都坐在哲学楼外面的坎上等我回来。

   我们在困难时候都是相互关怀和信任的,这在50多年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我在25岁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结婚。

   我们常常一起回忆我们的快乐时光:当北大还在沙滩的时候,我们在景山下的图书馆读书,然后就去爬山;八十年代我们一起去旅游,见到非常美丽的冰川。这中间的那几十年,我们都不愿意再去想了。

    

   只能听自己的

   “文革”一结束,我就开始想:从此以后我应该听谁的?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听毛主席的话,如果我的思想跟毛主席不一致的话,那一定是我的不对。那毛泽东去世之后我听谁的?

   1971年我从江西劳改回到北京,担任北大哲学系教改组组长,给工农兵学员上课。

   当时有个教授觉得这些学生写的文章不通顺,提议应该让他们学学逻辑,我同意了,有人因此给我贴大字报,说逻辑学是资产阶级方向的学术。

   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代哲学资料》里面说孔子是由奴隶主转化为地主的,这和毛泽东的说法不同。中华书局做检讨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作为参与者之一也应该写检讨……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在1973年夏天反击右倾回潮的时候就让我很危险。

   我担心如果又要被打倒了那该怎么办?正好,毛主席提出要调一批北大教授去编“批林批孔”的材料,这些教授包括冯友兰、周一良、张世英等人。我很愿意去,正好可以让我逃过反右回潮的灾难。

   于是我们每天编材料,写大批判的文章,还到各处去讲解“林彪与孔孟之道”。比如:林彪说克己复礼,我们就说他的意思是想复辟资本主义。也是在那一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江青找我们去给帛书做注解,编大字本给毛泽东看。

   1974年底的时候,江青到北大来,安排我给他讲老子。我心里很紧张,生怕说错话。可是我还没讲几句,江青就开始发言了,那个会上基本上是我们在听她讲老子。

   还有一次,我们陪同江青去天津视察,更让我见识了她的可怕,她的手下都是她让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吃饭的时候,我不小心提到斯大林,她就大发脾气说:“不要提斯大林!”可等到“文革”结束江青垮台后我们就麻烦了,说我们听江青的话,把我们隔离审查了一年。其实我们对她根本不了解,传达给我们的都是毛主席的话。虽然我们是受人差遣,但我听命于他们的错误我都认账。

   1978、1979年我都不能教课,只能给古书做注解,直到八十年代我才重新开始教课。但是,“文革”一结束,我就开始想:从此以后我应该听谁的?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听毛主席的话,如果我的思想跟毛主席不一致的话,那一定是我的不对。那毛泽东去世之后我听谁的?我觉悟到,要是听别人的话你犯错误,到底应该谁负责就很难说。还是只能听自己的话,当然也可能犯错误。

    

   自由思想最重要

   如果说我想让孩子们明白什么人生道理的话,我希望他们知道:自由的思想是最重要的。

   19岁的时候我看到林庚写了篇《生》,觉得他认识不够深刻,就写了篇《死》。我说母亲一生下我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将多一个坟墓。除此之外,我还写了《论善》和《论人生的意义》。

   对于人生的意义的理解,那时我写道:人的生命就像火焰,小小的火焰燃烧的时间长,但它照亮的面积也十分有限。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我想直到现在,我的思想都没有改变,还是宁肯选择做烈焰。

   就好比我现在做的这个儒藏的课题,困难很多,而且学校许诺的条件也有些没有实现,但我还是想去做这个事情,纵然前面是地狱……

   我的孩子没有继承家学,他们八十年代初就都去了美国。女儿在“文革”结束前,受到的正规教育仅仅限于小学。他们学的都是理科,儿子是物理学博士,但他没有做学术,现在在一家企业工作,薪水很高,他自己很满意,但我和他妈妈都不满意,因为毕竟我们的家风是读书人家。只好寄希望于孙子了,他曾在全美国的一次小学生数学竞赛中是全美国第二、纽约州第一,我们中国的学生有学习好的传统。

   如果说我想让孩子们明白什么人生道理的话,我希望他们知道:自由的思想是最重要的。

    

   汤一介,1927年生,湖北黄梅人。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

   或许是因为有一位甘苦与共、又可以一起读书问道的夫人乐黛云,汤一介在人生旅途中十分从容。

   2014年9月9日,汤先生逝世,享年87岁。

    

   记者手记

   我们一起从先生家里出来。他先是推开一扇虚掩的门,轻声说:“乐,我出去一下。”

   先生换鞋的时候,我随口说了句:“您家镜子前挂着这么多羊啊?”先生说:“她属羊。但我家应该还是兔子多吧?”

   我才发现:的确,屋里到处都摆着兔子玩偶。

   先生突然兴致勃勃地说:你来,我带你看个东西。

   于是,我看到了满柜的、各式各样、各种材质、新旧不一的兔子。先生像个炫宝的小孩儿一样,露出天真而得意的笑容:“我属兔,她每到一个地方都想法买只当地的兔子(玩具)送个我。”

   您最喜欢哪只?

   先生指着一个戴着领结的白瓷兔子说:“它!博士兔!”问他25岁生日是怎么过的。谁知这个问题竟然害得先生要掰着指头算:“27年、37年、47年、48、49、50、51、52.”算出来后,他立刻就笑了,不假思索地说:“1952年,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乐黛云结婚。”后来,当他说到:胡世英老师要我去研究逻辑学的哲学基础,我想我这个人数学不好……

   我禁不住放声大笑:“哈哈,我早看出来了,您代数不好。您看您算年龄的时候怎么不直接用27加25呢。”

   此言一出,才惊觉自己的没大没小,但先生性情柔和,并不计较,也随着我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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