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渠:《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6 次 更新时间:2014-09-07 15:22:31

进入专题: 万国公报   甲午战争   舆论  

郑师渠  

  

   《万国公报》创刊于1868年,原名《中国教会新报》,为周刊。1874年起改名《万国公报》,其间一度停刊。1889年复刊后,改为月刊出版,并成为刚成立不久的英美传教士团体广学会的机关报,一直到1907年7月停刊。美国传教士林乐知长期主持《万国公报》,参与编辑和撰稿的李提摩太、丁韪良诸人,也多是一些著名的英美传教士。它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中历时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家。《万国公报》虽属教会刊物,但教义宣传不是主要的,它实际上是以评论中国时局与介绍外国情况为重点的综合性刊物。

   学术界对于《万国公报》虽不乏研究(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王宁同志的博士论文,即为《万国公报研究》。),但就其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而言,却尚付阙如。值得注意的是,《万国公报》名声鹊起,产生广泛的影响,恰是以其积极参与报道、评论中日甲午战争为起点的:“其最足歆动中国朝野士大夫之报导,则为甲午战争之际所刊载之中东战纪。《万国公报》遂引起朝野官绅之广泛注意。”(注:华文书局编辑部:《影印“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缘起》,见《万国公报》(1),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影印本。)《万国公报》于1896年底也不无自豪地公开声言:经甲午之役,本刊发行量“从每月一千本逐渐加增,今已盈四千本。且购阅者大都达官贵介名士商绅,故京师及各省直阀阅高门清华别业案头多置此一编,其销流之广,则更远至海外之美澳二洲。”(注:《万国公报》(26),卷94,第16483页。)这也并非虚言。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影响既深且远。作为外国在华传教士的重要刊物,《万国公报》是怎样报道与评论这场战争的?这自然是十分有意义和饶有兴味的研究课题。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万国公报》的立场,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甲午战争及其所由发生的那个时代。

  

   (一)

  

   1894年初,朝鲜南部发生东学党起义,5月底全州陷落,京城震动。6月初清政府应朝鲜国王的要求出兵帮助平叛;而日本居心叵测,以中日《天津条约》为口实,也同时增兵朝鲜,从而形成了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的局面。这是中日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万国公报》于此十分敏感,1894年7月卷3上便发表了《朝鲜纪乱》,初次报道了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的严重事态。其后每月一纪,定名“乱朝纪”(后改称“朝乱纪”),前后共16篇,较为系统地跟踪报道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与此同时,《万国公报》还配发了主要是由林乐知诸人撰写的为数甚多的评论文章及记述各国反应的消息等等,从而形成了自己颇为鲜明的立场与态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战争的前后期,它的立场与态度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战争的初期,《万国公报》支持中国,谴责日本的立场十分明显。上述《朝鲜纪乱》就指出:“中国出师为藩邦戡乱,实属名正言顺”,而日本以《天津条约》为借口,拒绝各国调停,“则是日本自知其曲而思图逞志于戎行,中国于此岂尚甘于退让哉”!(注:《万国公报》(23),卷66,第14555页。)林乐知等且认为,中国应邀出兵朝鲜,并无利人土地之心,其主张不干涉朝鲜内政,中日同时退兵以保全太平大局,是完全合理的,故深得“五洲万国之所共谅”。而日本借口帮助朝鲜改革内政,拒绝退兵,虚伪之至:“然而日本之心,岂真厚爱乎朝鲜哉”!(注:《中日朝兵祸推本穷原说》,《万国公报》(23),卷68,第14646页。)与此相应,《万国公报》不但相信中国必胜,而且积极为之出谋划策,主张狠狠教训日本。1894年9月发表的《乱朝纪三》甚至主张厚集兵力,远征日本,一槌定音。文章说,“愚见所及,中国有亟应措置者五端”:一曰“厚集海军”。中国南北两洋及闽广等省,兵舰之多远驾日本,又有北洋水师,威望素著,“区区岛国,岂敢争衡”?由是,“将得其人,船得其用,征东之大本定矣”。二曰“大发陆军”。海陆并进,聚而歼之,“一弹指间耳”。“韩都恢复可期,保存藩之大局可成矣”。三曰“以攻为守”。不能固守,当主动出击,进兵东京,长驱进入。“东京唾手而可得,彼自称为明治天皇者,行见为拿破仑第三之续矣”。四曰“以战为和”。五曰“以存为灭”。即不必灭日本,但要赔款,“日本偿银,但有一丝一毫之未缴,中国戍卒,即无一日之离防”。(注:《万国公报》(23),卷68,第14684页。)林乐知在另一处也愤慨陈词:“若居今为中国计,则有二策焉:一曰力保朝鲜,一曰痛剿日本。”日本狂妄,不加痛剿,定然为祸天下:“浸假而得志于朝鲜,又将觊觎中华之重地矣;浸假而再毒于中华,又将欺侮欧洲之雄国矣。肆意妄行,何所不至!”(注:《中日朝兵祸推本穷原说》,《万国公报》(23),卷68,第14648页。)直到同年10月,《万国公报》卷69还发表了《英将谭兵》,即对曾在北洋水师任职的英水师副提督琅威理的访谈录。这位英国将军断言,中国海军的实力不容低估,不仅足以战胜日本,即与西方大国战亦觉绰绰有余。(注:《万国公报》(23),卷69,第14747页。)

   应当说,《万国公报》取上述的立场与态度自有其合理性。其一,中日甲午战争全然是日本奉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蓄谋挑起的,尊重事实的明眼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点。人所共知,美国在其时中日交涉中一直是站在日本一边的,但其驻朝鲜公使西尔向他的政府报告中日对峙时,却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人赞成同时撤出,日本人固执己见。疑其别有用心,日本似乎要战争。”又说:“日本在这里的行动被指责为轻率的、无理的好战行动。虽然从来没有一次国际争端比这个更缺乏正当的理由,但两国军队间的冲突似乎是迫在眉睫了。”(注:〔英〕菲利浦·约瑟夫著、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4、46页。)足见《万国公报》此时是正视了事实的。其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虽国势衰堕,但在西方人的眼里,仍不失为东亚的大国。中日相较,就国土与人口论,中国占绝对优势,固不待言;即就军力而论,中国行洋务运动30年,购舰练兵,在在进行,北洋水师声威尤著,至少当不在日本之下。因之,西人推论,两国开战,中国可操胜券,也在情理之中。但问题在于,他们高估了缘国之大小所决定的诸多有形因素,而低估了包括清朝统治者的腐朽程度、日本统治者励精图治及其处心积虑等诸多无形因素,因之对中国优势的估计,不免失之乐观;至于上述显然不负责任的夸大其词,更多地还是流露了参与撰稿的中国士人传统的虚骄心理。

   但是,自1894年11月卷70起,《万国公报》对中日战争的立场与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首先,林乐知等人由中国必胜论者转变成了中国必败论者。9月,经平壤之役,清军兵败如山倒,战火烧到辽东之后,《万国公报》惊呼事出意料之外,对中国顿失信心。林乐知写道:“中国昔日自夸之处,至此而扫地殆尽……总而言之,中国至今日,实已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注:《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论》,《万国公报》(23),卷72,第14910页。)“吁嗟乎悲哉!余壹不知夫中国之懦弱孱怯,竟至于斯也。呜呼,惜哉!”(注:《乱朝纪六》,《万国公报》(23),卷70,第14811页。)而1895年2月《万国公报》卷73刊载的对前英驻华公使威妥玛的长篇访谈录,则已是在强调中国之败,事有固然了。其次,由肯定中国的正义性,转而极力混淆是非,甚至不惜颠倒黑白,为日本侵略者张目。如果说,随着战争的进程,时移势异,《万国公报》由看好中国变为看好日本,这自有根据,无可厚非;那么,其后一种的转变,则完全暴露了《万国公报》最终信奉的仍无非是“强权即公理”这一殖民主义者的信条。

   1895年1月,林乐知在《以宽恕释仇怨说》一文中说:“至论中日两国之是非曲直,则中国任朝鲜之败坏,而不加整顿,固亦有不是处,亦有曲处,然日本之甘为戎首,而以强词夺理,则其但有曲处,而无是处可知……所惜天下事,往往不论理而论势。今中国亦既败矣,遂有偏于日本者。”(注:《万国公报》(23),卷72,第14914页。)在这里,林乐知强调中国也有不是处、曲处,已经是在有意模糊是非了,而且这种倾向愈往后则愈露骨。5月《万国公报》刊载《追译中东失和之先往来公牍》,其中包括由西文译出的战前中日双方交涉公牍9件。林乐知在按语中说,从这些文件看,双方互相咨照,词意和平,惟中国始终坚持朝鲜是其属国,“轻蔑日本之意,实于言外见得。从此衅隙渐开”。日本坚持“断难坐视朝鲜沉沦苦海”,要求改革朝鲜内政以免乱图治,但是,“中国仍力驳之,而兵祸成矣”。林乐知意犹未足,最后还特别强调指出:“又按中国素轻日本,谓为不过朝鲜之流亚,故日本与朝鲜立约,称为平等之时,毫不过问,岂不曰中国固加于日朝一等哉……中国不谙外事,惟知高自期许,于他人蔑视之耻,偏淡焉其若忘。呜呼,惜哉!吾甚愿中国化其视日朝为平等之心,并化其自视加人一等之心,遂化泰西视我为降等之心,则中日可为同等者,东西亦无异等,耻辱雪而等威定矣。”(注:《万国公报》(24),卷76,第15193、15194页。)很显然,林乐知将中日冲突的起因,最终归结为中国自大,蔑视日本。同时,复将日本说成是欲登朝鲜于衽席和敢于与中国争平等的仁勇之国。其颠倒是非,莫此为甚!这不仅与《万国公报》前期的立场相矛盾,即是与上述“中国有曲处,日本无是处”的说法相较,也已是大相径庭。所以,毫不奇怪,有中国士人指责林乐知“不正日本之罪,而反招中国之过”。但后者一意孤行,随着中国败局渐趋明朗,其偏见也变得更加赤裸裸了。6月,《万国公报》卷77发表《中东失和古今本末考》,内含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两度侵朝所引起的中日交涉的部分文件。明军援朝,两败丰臣秀吉,久成中朝联合抗敌的历史佳话。(注:参看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第八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林乐知不是藉此去揭露日本扩张侵略的历史根源,相反,目的却是要强调现实中的中日战争不过是两国历史上恩恩怨怨的延续,从而进一步抹杀了是非,实际上是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做掩饰。不仅如此,他在“总跋”中甚至公然歪曲历史,说:据所译日方的文件,“几疑曲在中国”。特别要指出的是,文中还收有译自西文的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奏疏各一通:《前左副都御史张幼樵副宪奏请豫防东患疏》和《合肥相遵议豫防东患兼定征东良策疏》。林乐知如获至宝,据此强调说:近30年来,中日“诈虞未泯,猜忌渐深,孰是孰非,孰曲孰直,具备两造各执一词,虽具老吏断狱之才,而竟委穷源,岂能爰书之骤定”?张、李二疏说明,自琉球被灭后,中国不动声色,“实有图日之意”。林乐知称,有人说“中日之役,日本有心以图中华,中国无意而遇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若必欲区分是非曲直,中国固然可以自以为有理,但日本又何尝不可以振振有词?实际上,数年前有西人问日本大臣何以备战,后者就曾回答说:“防中国也,不得已也。中国屡思泄忿于我,我若偶不经心,祸不旋踵矣。”林乐知再一次颠倒黑白,干脆将日本说成是受害者了。

人所尽知,自16世纪末丰臣秀吉初步统一日本和两度入侵朝鲜起,日本便开始了酝酿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而其最终形成正是在明治维新之后。这集中的表现即在于“征韩论”喧嚣一时,并实际上成了日本部分军阀所奉行的国策。故有人提出:“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绥服此地,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国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倘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基于此一考虑,一些军阀叫嚣:“首先要积蓄实力,把朝鲜置于日本的支配之下,并抱持(控制)中国”。(注:转引自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页。)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先后侵略中国台湾,侵犯朝鲜,吞并琉球,小试锋芒,屡屡得手,使其扩张野心倍受鼓舞,从而更加处心积虑和急切地推进它的“大陆政策”。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一点,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洋洋自得,不仅不讳言,且力加宣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万国公报   甲午战争   舆论  

本文责编:lijie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7627.html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四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