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城市笔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48 次 更新时间:2005-07-24 01: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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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站在哪一块石头上,能望见故乡呢?

  ——北村《归乡者说》

  

  行走在一个闭抑、衰朽而又充满聒噪的都市里,心灵的溃败是不可阻挡的。形形色色的暴虐、骄横,千奇百怪的压抑、欺凌,朝不保夕的工作,日益恶化的环境,疏远的亲情,嘈杂的市声,无往而不在的谎言陷阱,共同组成了一幅现代人为争取有限生存空间的严酷背景。

   然而问题是,我们都成不了陶渊明。抛开僵化的国家户籍管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不说,单是凶恶的乡干部、沉重的“提留款”、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就足以使人望而却步。

  坐在阳台上,我只是时常缅怀我的过去,那些由星星、月亮、流水、落花组成的乡居生活。

  记得有一次,我不知从那里听说了“城市”这个词,就跑去问祖母,她思忖了一会儿,就说:

  从前,有两个老鼠是亲戚,一个住在城里,一个住在乡下。城里的有一天结婚,就请乡下的来赴宴。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来,就跑到车站去迎接。原来乡下的害怕汽车,在离他还有一两里远的时候,就赶紧避开,不敢穿过。城里的于是就很鄙薄,说:“怪不得人家说‘胆小如鼠’,全是你们这些乡巴佬害的,看我的!”说完,就挺肚而出。谁知一辆卡车疾驶而来,城里的老鼠还没有结婚就死于非命。

  这无疑是我所听到的关于城乡差别最早的消息。从它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草创者对高居其上的城市文明没有流露半点俯首称臣的卑顺气息,相反,它用一种近乎残忍的讽谕方式嘲笑了那些愚蠢、无能而又自以为是的家伙。而这则寓言的卓异之处还在于,它用以批判的利剑是双刃的:一面指向别人,另一面却对准了自身。

  这其实是一种心智健全的人格投影。在一幕用来讽刺的幽默剧里,导演将一切无价值的面孔撕破,当然也包括演员自己的小花脸。然而,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懂得了这笑声的消解意义。在自嘲和揶揄的背后有什么东西如岩浆一样地在喷涌?是几世几代积累起来的耻辱和愤怒。嘲弄者抓住了这一点,并用一种想象性的胜利过滤了现实的疼痛。

   那时我已长大,在一所镇上上中学。说是镇,其实只是一个大一点的村。因一条涧水连接了四邻五舍的庄子,人们便在这里做买卖。一片商店,一家信用社,一处邮局,一个无所事事的乡政府,开饭馆的多数是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其中一个塌着鼻子,说话哼哼唧唧,报出的价客人总是听不清,于是常常发生争执。每当夜幕降临,街上人烟稀少,蝙蝠便在空中飞舞。狗很多,冷不丁就会从谁家的院落里窜出,一路小跑,到了靠墙的地方便停住,一只后腿微微翘起,接着便听到一阵便溺声,毕后顾盼自雄,看四下无人,才带着巨大的幸福冉冉离去。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连小偷都怀才不遇,只能靠吹牛、下棋、追打疯女人来度过自己漫长而可笑的光阴。

  然而罪恶正是在这样一个鸡犬相闻、驴鸣不辍,人民百无聊赖、乡长靠手淫打发日子的世外桃源里进行的。

  每年到了春、秋收割完毕,地方长官便停止了手中的活计,带领乡勇、恶少、退伍军人以及地方豪强,以国家的名义征缴钱粮。这时,杜工部的《三吏》《三别》在剥去了全部的古装以后隆重上演:老人跌足,儿童逃窜,妇人的哭声响遏行云,连猪狗都愁眉不展。而清剿的结果是这些散落于各村的男主人被迫从青纱帐和甘蔗林里走出,齐集于镇公所的门前缴纳国税,它是我少年时代最为难忘的节日。

  那是两条一眼望不到边的长蛇队伍。一条由镇公所一直通到我所就读的中学门口,另一条则由粮库起首沿河沿一字摆开、一直通到下游五里以外。每一条都由二三十人组成的民兵连护卫着所部的缓缓前行。他们臂缠红布,腰挎鸟铳(但普通总不常用),手执丈把长的柳条,不断地将溢出队外的人民赶进所属的方阵。

  而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样发生的:它起初并不意味着一定导致暴力革命,只是因为我们队伍里的一些同志态度蛮横,就使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升级。

  那是我在初中二年级的一天下午,我因为要到镇上去借一本黄色小说,恰好就遇见了当年度秋粮收购的盛大场景。黄米,小麦,数不清的搭裢,摩肩的人群,戴红箍的民兵喘着粗气,抱怨、指责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尘土、汗味、鞋袜生臭的气息。前面忽而发生了什么,人群中传来辱骂声,我耸起瘦削的身体,从难以计数的大腿中间穿行——粗的、细的、有毛的、无毛的、多数镶嵌着泥巴——挤到了事发地点。原来是一个老农少交了五斤麦子,他说,他在家称得好好的,肯定是粮站的秤有问题。而收粮的则大声地呵斥着,要他赶紧补齐。他说,我已将明年的种子都交来了,哪里去借?他们便挥舞着鞭子(柳条)恫吓。

  这时,我听到了一句终生难忘的精彩格言:“官不打收粮的,狗不咬尸屎的”。我知道这出自一个目不识丁的老人之口,而它的合理性则来源于上帝,来源于自然,来源于造化赋予人类心灵深处的公共法则。而罪恶的鞭子却置若罔闻。它代替了那个有罪的人施行了对这个无辜者的错误惩罚。也就是说,在“的”字还未说完的时候,它就从高处飞速落下,像一道闪电击打了老人苍桑的脸。这样,柳条就有祸了。我看见被打者趔趄了一下,重新站立,而鲜血却不由分说地从鞭痕上流出,无言地穿过密布的皱褶,滴在了地下。

  “你们是流氓——”一个尖利的声音从一个小孩的嘴里发出,但可以想象这并没有制止罪恶的发生。我看见老人的脸转向了我,也就是转向了这个声音的策源地,嘴唇飞快地抖动、嗫嚅,像两艘在狂风浊浪中行走的船只,而终于没有说什么。只是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从他的眼眶里流出,与鲜血一起,控诉着这个不义的事件。

  这时,乡长出现了,也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手淫大师现在神话般地立在了看台上。面对骚动的人群,他气定神闲、语重心长:“同志们、父老乡亲们,论理,大家不出三代都是沾亲带故的。发生了这样的事全是由于人民子弟兵没有走群众路线,让贫下中农受了委屈。但话说回来,皇粮国税自古如此,你们不交,城里人吃什么?”

  是的,“你们不交,城里人吃什么?”这话是如此地刻骨铭心,以至于十年以后,当我读完余秋雨《脆弱的都城》时,我几乎是凭着一种本能就认定,这是一场斗争,一场有关灵魂、信念以及基本立场的斗争。

  这个凭吊大师,这个戴着白手套游山逛水的文化明星,这个奔走于权门、以充当“顾问”为荣的学术侍臣,这个一度曾助纣为虐、失贞于暴君而后又装聋作哑、讳莫如深的人,在这篇长达万言的名文中,对农民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农业文明有许多石破天惊的论述。

  在他看来,中国的“都城”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在农民眼中,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拥有财富的人,大抵是不义之人,因此需要定期地把自己直接生产的财富抢回来,农民起义军一次次攻陷城池,做的就是这件事。”而且“中国农民历来认为,在乡间打家劫舍是盗贼行径,而攻陷城池则是大快人心的壮举”。如果余秋雨不是和我们故意打诳或玩“脑筋急转弯”的话,它至少使我懂得了以下几个道理:一、历代农民起义都不是因为苟捐杂税、横征暴敛或水旱蝗害、饿殍遍野,仅仅是因为“相对贫困”造成的“红眼病”就足以使他们抛家别子、铤而走险了;二、农民起义的动机不是为了获得土地、争取“生存权”,而仅仅是为了把自己先前卖给别人的土特产抢回来,而且还像取走自己名下的存款(定期的)一样理直气壮;三、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李自成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后现代”青年,你看他们仅仅为了“玩酷”、为了“找乐”就甘冒杀头、凌迟、灭门九族的危险,而且还非要跑到城里;四、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如果施耐庵不是生于淮北小镇、又亲历过农民起义,而是落户大上海、并兼任许多城市的“文化顾问”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得出“官逼民反”的结论。因为农民起义军“攻陷城池”之后,“城池”里的文化人不但云游讲学不大可能,就是“顾问”能不能当成也得看城防司令的心情。

  为了进一步批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简单农业思维”,余秋雨给我们例举了宋代张俞的绝句:“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他说: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一种极其正常的城市逻辑,一点不值得惊异,但让农村眼光的人看来却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反应:竟然是“泪满巾”!

  不错,“‘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是一种极其正常的城市逻辑”。虽然这些“养蚕人”、“种田人”没有研究过戏剧理论和中国文化史,也不至于愚蠢到会认为只有种田的才能吃饭、打井的才能喝水、纺线的才能穿衣服的程度,更不会由此推断出棺材店的老板希望躺在里面的都是自己,生产灭火器的会因为自家的房间用不着而痛哭流涕。但我仍然不知道像余教授这样不仅具有“城市眼光”、而且又入载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和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的人(注意,这可丢的是国家的人)是怎么进行“复杂工业思维”的。按照一般的情理去推想,作为一个小生产者,看见自己的产品“销路很好”反而两泪涟涟,那么肯定别有怀抱。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个“入城”的蚕农智力健全、神经正常,卖蚕时不但没有短斤少两、增收附加税,而且工商局的同志还给了小费,但他还是哭哭泣泣,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得了一种叫“抑郁症”的病,临床表现为多愁善感、郁郁寡欢、见花落泪、对月伤心,多发于艺术家和女性。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首诗的逻辑”就不是如余教授说的那样,是“只有让养蚕人穿着遍身锦罗,种田人独享一切农产品才算合理”,而是说“遍身罗绮者”在享用绫罗绸缎的同时,也应顾及“养蚕人”的苦辛,至少不要打白条、乱摊派或者“多收了三五斗”反而丰收成灾。

  如果说“首句‘昨日入城市’非常确实地点明了诗作与城市的对立情绪,很有文化研究的价值”的话——虽然我看不出——那么,“盲流”、“黑户”、“剪刀差”、“下乡”、“下基层”、“到农村锻炼”……这些概念是不是明白无误地昭示着城市对农村的傲视与盘剥,很有政治研究的价值?如果说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仅仅因为贫困与落后的出身就应当背负永生的耻辱,那么,我身后的祖国相对于富饶的北美正是一片巨大的农村,那么,是不是说“东亚病夫”、“中国猪”、“支那人”……这些侮辱性的冠冕就是合逻辑的称呼?

  我无意于为农村的黑暗、暴力和落后辩护,但在一个尊卑有序、贵贱分等、城乡二元对立的种姓社会里,我必须坦陈我的倾向,那就是说我必须站在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立场上发言。在我看来,维护乡村就是维护弱势者的利益,就是维护做工的奴隶那不可让渡的价值与尊严,就是替那些最卑微的人寻找表达与歌哭之地。

  然而城市以它永不变更的冷眼敌视着我的叛变。也就是说,根据这个国家的编户制度,我本来属于城市阶层的一员,可后来因为不满于它的倒行逆施,我毅然叛变了本阶级,这样,我就成了反革命。

  那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冬天,我因为一个女孩的原因卷进了一场小县城的黑社会纷争中。其实说是“纷争”,对于彼时的我来说,不过是“纷”而不“争”,因为我没有任何能力进攻或保护一个自身以外的生命。事实上,在祸起萧墙不久,我就遭到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袭击。

  事隔多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午夜,一个月明星稀的午夜。我像往常一样,坐在教室里预备功课,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喊我的声音。我几乎是被一种本能牵引走了出去,而一场横祸却就在这时降临。两个破帽遮颜的恶棍立在了面前,在我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撒但就握住了他们的手。星光、白墙、皎洁的月光映红了打手溅血的面庞。在这飞雪的冬夜,是什么人他的悲痛最沉重?又是什么人掌管着这城市的恶之花?如果百合注定要在石头中死去,那么为什么要在石头中根植正义和美?面对这样的质询,连上帝都顾左右而言它。

  《新约•圣经》有这样一段记载:犹大卖主以后,悔恨万分,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就将三十块工价扔在地上,上吊死了。而祭司长却并没有将这银钱充公,他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就用它买了窑户的一块地,专门埋藏外乡人,谓之“血田”。那么,城市莫非正是这样一块“血田”?一块用众多“养蚕人”、“种田人”及“无辜之人”的“血价”买来的“血田”?我无从回答。

  我只知道一个少年人从此窥破了城市的奥秘。也就是说他掌握了城市的流氓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失范的城市就是一片混乱的江湖,而江湖就是流氓的后宫,里面堆满了脓血、疮液和避孕套。

  然而,我已经说过,我们无法逃避。事实上,当人民公社收走了一切竹林、茅舍、山川、书洞的所有权以后,一切隐居都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到“氧吧”里呼吸新鲜空气,在净水器上喝“天然矿泉”,到“民族小吃城”品尝野菜和粗米的风味,或者利用大礼拜,和人民一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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