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与怀:青海情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04 次 更新时间:2008-07-23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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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与怀 (进入专栏)  

来到青海湖边的时候,起了风。猛见风从湖中刮来,在八月天里竟寒冷得相当刺骨。随着风,乌云急急飞冲过来,一块接着一块压下,终于按捺不住,立时洒下一场在当地不算小的骤雨。

就在雨中,我们眺望广袤无垠的青海湖。

这片位于日月山下、湖水半咸半淡、面积达四千四百五十六平方公里的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我这个万里之外的南方人早在读小学时就略知一二了。不过,毕竟是地图上的见识,并不实在。现在面对着,感觉该实在了吧?也不。你可以形容它宛如一颗硕大的蓝宝石镶嵌在青海高原之上。你还会对照导遊图上许多赞美它的话:烟波浩淼,碧波连天,群峰环绕,雪山倒影,水中游鱼欢跃,湖上鸥鸟翱翔,湖滨水草丰美,环湖农田如画……但这些词语堆砌起来,不免流于浅薄。使我震撼的是我获得一个奇特的感觉:茫茫大雨中,海天一色,天地一体,似乎接近天人合一的境界了,然而人在天下骤然膨大的渺小感触使得一切如夢似幻,可有可无,分外虚空……

我这霎那而来的感觉也许也因此而引起:面对“海心山”,却可望而不可即,所谓望也只不过是放眼看去知道有这么一个神奇的所在罢了。“海心山”位于青海湖湖心偏南。人们指着说,这个小岛面积仅一平方公里,最高处高出湖面约十米,地势平坦,水草茂盛,景色优美,好似仙境,令人忘返。传说该岛盛产“龙驹”,隋炀帝曾经派人在那里牧马,“以求龙驹”。还传说很早就有人在岛上修行了。

我的奇怪的感觉甚至来自这一连串的名字:青海湖古代称为“鲜水”、“西海”、“卑禾羌海”;它在蒙语中叫“库库诺尔”,藏语叫“错温波”,皆为“青色的海”之意。这一连串的名字,蕴含着多么巨大的历史积沉,透露着何其丰富多采的民族文化。这个以其罕見于世的魅力展現在海拔三千二百米、比泰山顶峰还高一倍的青海高原上的“青色的海”,还被人们以“仙海”称之。

因此,祭“仙海”成了年年祭山祭水的主要活动。过去历代皇帝在京都设坛祭奠,称为“遥祭”,雍正初年改为临湖“近祭”,现在祭奠则成了老百姓自己的节日,体现当地民族的情怀和愿望。民俗专家石葵先生告诉我们:从千百年来祭礼习俗演变的轨迹来看,人们对天、地、山、林、河、湖、海的自然崇拜是一条纵向主线,被附加了“君权神授”、“四海会同”的意义。由人(作爲统治者的人)授权给神,再由神反馈给人……到了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祭祀活动已转向了宗教,转向了民间,剥去了遥祭时代和近祭时代伪装在神祗上面的政治华衮,恢复了自然崇拜的本来面目。但是随著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价值观念的更新,科学的昌明,思维的飞跃,人们从自然崇拜的娱神、敬神的活动中,加进了自娱、自主的生活内容,把对神祗的祭祀变成了载体,最后坐在了主宾席上,人们自我蜕变成为神祗成为上帝,即是娱乐的表演者,又是真正的欣赏者。由此,人完成了自身的独立人格。

在“人定胜天”的无神论者看来,这是一段不错的言説。

在回程的路上,坐在车里,我却一直在想:人真的已经完成自身的独立人格了吗?

所谓“人的自身的独立人格”的真正的、完全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天旋地转,沧海桑田,人类的确经历了多少变迁啊。我的虚空感觉慢慢升华为对时空,对历史,对逝者来者,时而清晰时而迷糊的追问。

也许是奔波了一天,累了,而且这条刚刚在一个多月前通车的109国道修建得很不错,车走得相当平顺,像摇篮一般,我竟有一段时间处于似睡非睡之间。

“遗憾啊遗憾,遗憾啊遗憾……”声音不断在我耳边重复着。这是车声变化出来的幻觉吗?我想起来了,这是刚才当地人对我们说的话。他们说,青海湖环湖景点丰富,起码有十景,是不可不看的。但一般遊人怎么能做到全看?所以当地有句话,“不到青海湖,一辈子遗憾;到了青海湖,遗憾一辈子”,说的也是实情。

带著遗憾,离开青海湖。我心里又想到,也许,这辈子不会再有机会回来了。

此刻是2003年8月27日,下午四点半钟。

这个日子并无特别之处,只是记住了就是记住了。人生其实充满偶然。比如,我必然来到青海湖?必然在这一天?必然在这种场合?

再往深处想,人生着实有太多的不可思议。

骤雨过去,乌云收起,太阳又露面了。但已经太迟,柔和的阳光瞬间即逝。雨后斜阳,慢慢向群山后面堕落。

暮色沉重,思绪万千……

从西宁到青海湖,要经过日月山。

青藏公路上第一道险隘是西石峡,出峡路过古茶马互市集散地湟源县城,我们便远远看到了日月山。

日月山属祁连山支脉,山峦起伏,峰岭高耸,兀峰白雪皑皑;低处则红土覆盖,红岩垒垒,所以唐朝时叫赤岭。我们经过的是日山月山之间的山口,山口的南北各有一个乳峰,其形状似太阳和月亮。藏语叫日月山为“尼玛达哇”,蒙古语称“纳喇萨喇”,都是太阳和月亮的意思。

日月山闻名遐迩。它是中国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外流河湖区和内流河湖区的分界线,也是黄土高原的最西边缘,是青海省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登山远眺,东西两侧的地理景观竟截然不同。它历来又是从内地去青海西部和西藏的通道咽喉,唐时就为唐“蕃”的分界岭,是唐“蕃”通道上的重要边防关隘和贸易集市……但对我来说,日月山令人神往,是一直覆盖此山的神话色彩,是我自小熟悉的文成公主进藏和亲的传说。

文成公主是唐太宗时期礼部尚书、江夏郡王李道宗之女。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终於同意了吐蕃王松赞干布的请求,把这位年仅十七岁的宗室女嫁给他。

於是,文成公主俨然一位文化使者、宗教使者、外交使者,一位播种祥和进步大爱的使者。

於是,有许多美丽的传说。

这对族异夫妇的神圣的洞房花烛夜是在哪里度过的呢?考究出来了:是在离黄河源头不太远的扎陵湖和鄂陵湖畔的一个美丽的地方,松赞干布在那里建起“柏海行馆”。

传说,文成公主让山羊背土填卧塘,建成了“大昭寺”,又与松赞干布亲自在庙门外栽插柳树,成为后世著名的“唐柳”。现在大昭寺大殿正中供奉著的一尊释迦牟尼塑像,也是文成公主当年从长安请来的。当时,唐朝佛教盛行,而藏地无佛。文成公主携带了佛塔、经书和佛像入蕃,决意弘佛。

传说,文成公主一方面弘传佛教,为藏民祈福消灾,同时,拿出五谷种子及菜籽,教人们种植。玉米、土豆、蚕豆、油菜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生长良好。而小麦却不断变种,长成藏人喜欢的青稞。公主还带来了车舆、马、骡、骆驼以及有关生产技术和医学著作,促进了吐蕃的社会进步。

文成公主的历史功绩无疑是值得称颂纪念的。中国的“三江之源”的青海省玉树境内,也就是当年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长途跋涉中曾经休息了一个月的地方,保存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文成公主庙。一直以来,这里香火四季不断,酥油灯昼夜常明。布达拉宫据说是松赞干布专门为公主修筑的。在宫内大量内容丰富的壁画中,有唐太宗五难吐蕃婚使噶尔禄东赞的故事、文成公主进藏一路上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及抵达拉萨时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等。大昭寺大殿两侧的配殿内,也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的十分精美生动的塑像。今天,日月山更竖立了“日月山”石碑,新修了“日月亭”,彩绘壁画文成公主的故事,更加深人们对她的敬仰与怀念。

我是其中的一名。为了表示敬意,我不顾高原反应,气喘喘地爬上月山亭,决意伫留多些时候。对著山下新建的文成公主庙殿和庙殿前的文成公主白石塑像,我独自一个人,久立不动,默默地瞩望著……

但是,我还是发觉了,敬意并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思绪与感触啊。荒山野岭中,寒风飒飒,文成公主白石雕像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她太孤零了。我顿感沧桑。我想对著长空喊出:进藏和亲的大任扛在这位只有十七岁的弱女子肩上,是太严重太残酷了!

这桩婚姻是松赞干布几番软硬兼施逼成的,一开始就注定是场政治联姻,并无情爱可言,更何况松赞干布还有个元配──尼泊尔国王的女儿赤尊公主。还传说,残酷的命运之神还让文成公主爱上了护送大臣噶尔东赞,结果这位大臣莫名其妙地死掉了,而她要在距离拉萨几百里的列麦山村一住就是一年。当然,公主最后还是进了拉萨,不过那却是在大唐质问松赞干布何以竟敢冷落公主之后。

关于公主与松赞干布在年龄上是否般配,至今是一个谜。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松赞干布二十五岁就去世了,这当然也就肯定了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另一说松赞干布虽然活到很老,但也是在公主嫁过去没有多久就去世了。有史料记载,他们在一起只生活了三年。

松赞干布去世后,文成公主在西藏的生活,人们已经无法知道多少了。一般的想像,她该是寂寞的;也许——出于同情而又善良的想像——公主对佛祖的虔诚可以安慰她那颗寂寞的心。

想到这一层,似乎,我更为这里的一条称为“倒淌河”的传说所感动。

倒淌河,东起日月山,西止青海湖,一条与众不同的从东往西蜿蜒四十多公里的小河。它被这样描写:一脉清凌凌的水,温柔地流淌著,象雨中的一束彩虹,象夜空中一条流动的星河,清冽淡泊,透明晶莹,涓涓绵长。地质学家解释很清楚,地壳变动,日月山隆起,水流折头向西注入青海湖——“倒淌”并不奇怪。然而,不知为什么,人们只喜欢记著远古的神话传说,我亦更向往日月山以东的汉族民间千百年来那个富有世俗情怀的说法——

传说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时,唐太宗特地铸了一面日月宝镜,给她带在身边,让她不论走到哪里,都能从镜子里看到家乡长安的亲人。文成公主途经湟源峡,登上赤岭,此时环顾四野,雪山绵亘,寒风凛列,一片苍凉;而身后春色渐远,长安不见,归路已断。她万分悲愤,掏出日月宝镜,摔落山中。结果,镜子碎成两半,变成今时称为“日月山”的一座双峰高山。当文成公主翻过山口,临近山下的一条河边时,泪水滴入河中,原来东流的河水突然改为向西倒流,成了“倒淌河”;而那洒过文成公主眼泪的草滩,就称为“眼泪滩”了。

神州河流皆向东,唯独此河向西流,因为文成公主不愿远在长安的亲人知道她的忧伤。然而,一泓细流,一千三百多年来,却在日夜倾诉这位少女的哀怨,让天下所有人都知道。这显然是一出千古悲剧。

“自从公主和亲后,一半胡俗似汉家。”我该如何对此诗句表示我的意见呢?这是善意的期盼?这是大汉族主义作祟?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都是不易处理的非常复杂的问题。我知道,直到今天,西藏问题还是一个尚未彻底解决问题。

何况让一个年轻柔弱的女子承担!尤其是以这种方式来承担!

那天上午,来到青海湖之前,我们途中造访了闻名中外的塔尔寺。

这个具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古寺,今天已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它坐落在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西南隅的莲花山坳中,占地面积六百余亩,有殿堂二十五座,内室九千三百余间,僧侣最多时达三千六百余人。进入寺院范围,便不禁为它深奥的文化内涵所折服。这是完整的藏汉结合的建筑群。只见殿宇依山起伏,高低错落,交相辉映,气势壮伟,不仅整体造型独特,协调统一,富于创造性,而且细部装饰也达到高超的艺术水平。塔尔寺还有“艺术三绝”——栩栩如生的酥油花、绚丽多彩的壁画和色彩绚烂的堆绣,让人叹为观止。塔尔寺如何集佛法、文化、艺术、建筑美学,以及藏医学、天文科学、印刷术多方面研制于一体,并在中国寺院中达到一个极顶,我们虽然所知浮浅,但多少是亲身感受到了。

对于我,我还为寺名的来由所深深感动。

塔尔寺藏语称“衮本贤巴林”,意为“十万尊狮吼佛像的弥勒佛寺”。原来这里有一个温馨的故事。首先要知道宗咯克巴大师,他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是一世班禅与一世达赖共同的师父,其地位仅次于佛教开山祖师释迦牟尼。公元1357年,宗咯克巴大师在湟水边诞生,一株白旃檀树从母亲剪断脐带的血滴里长出。树上十万片叶子,每片叶子上自然显现出一尊狮子吼佛像(释迹牟尼神像的一种),“衮木”(十万身像)的名称就源于此。宗喀克巴大师成年后去西藏学法六年,其母香萨阿切思儿心切,但大师为佛事无法返回,捎信说,若能在他出生地点用十万狮子吼佛像和菩提树为胎藏修建一座佛塔,就“见塔如晤儿面”。1379年(明洪武十二年),香萨阿切在众信徒的支持下建塔,取名“莲聚塔”,这便是塔尔寺最早的宗教建筑物。另有一个说法是,大师为安抚母亲的思念,便请人把原来的白旃檀树修进塔里,以藉慰母亲。此后便围绕塔身逐年修寺,形成今日的规模,因此是先有塔而尔后有寺,故汉语名称为“塔尔寺”。总之,六百年来,这些寓含平朴而深刻的人性力量的佳话,广为传颂,深得万众拜服。佛心即人心啊!

塔尔寺是宗喀克巴大师的降生地,而且,历史上第三、四、五、七、十三、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六、九、十世班禅喇嘛曾在这里驻锡过,因而成为信徒们向往的圣地。关于十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我个人感觉,最为世人(不但是信徒)传扬赞叹的是他于六十年代初,大义凛然,撰写〈七万言书〉上呈北京。其中有这样的描述:

“从基本上来说,除去四大寺等被保护的极少数寺院而外,在西藏的其他寺庙和广大的农牧区的村庄或村镇或城市中,我们的汉藏干部中,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藏族干部动员,积极分子中的不明事理的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带着群众的面具,掀起了消灭佛经、佛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或熔化,对寺庙、佛堂、尼玛墙进行了疯象闯入般的破坏,盗走了许多佛像饰品和佛像神塔体内的宝贵物品。……”

班禅喇嘛把雪域法难比喻为“象难”(在佛教信仰中,象难属于“八难”之一。“八难”为狮难、象难、蛇难、水难、火难、狱难、贼难、魔难)。自然,〈七万言书〉令“当时毛泽东也很不高兴”(班禅在1988年4月4日记者招待会上语)。后来的文革,八难兼有,危害更烈了。班禅喇嘛被抄家、罢官、批斗和凌辱,最后身陷秦城监狱将近十年。在逆境中,大师表现了英勇不屈的崇高品格。文革后复出。1989年1月28日,班禅喇嘛突然盛年圆寂,当时他正在西藏视察。

班禅喇嘛深为藏民所崇拜,如一首流传在青海、甘肃和四川一带的安多民间弹唱所歌唱的那样:

班禅啊!仁波切;

去年有一只雄鹰,

划破层层乌云翱翔苍穹;

一扇扇回旋的翅影,

是一重重成就的再现;

今年像一刹闪电,

消失在天际;

班禅啊!仁波切;

所盟的誓言献给谁,

思啊!念啊!

一滴滴泪水流心窝……

听完讲解描述十世班禅喇嘛如何圆寂、灵童跟着如何转世之后,我们这班喜欢参与精神活动的海外华文作家访华团成员们,意犹未尽,试探地问能否拜见一下今日塔尔寺最高主持第十二世赛赤活佛。当然我们知道活佛不轻易见人,而且赛赤活佛的地位非常崇高,仅次于十一世班禅喇嘛与十四世达赖喇嘛。我们近乎痴心妄想。

不想我们的痴想竟然成真。

在专人带领之下,我们这群红尘凡人驱车到达莲花山顶赛赤活佛的藏式四合院里。于是,屏息静气,放轻脚步,在客厅前脱鞋之后,鱼贯而入。赛赤六岁甄选为活佛,现年三十五岁。只见活佛五官宽厚,气定神闲,一脸慈祥;又感到活佛深藏不露,超然脱俗,具有一种不同凡响的大气。

……肃穆突然降临整个所在。虔诚突然充满整个心灵。我们顺次移步上前,把哈达献给活佛。哈达各有黄、白、蓝三种不同颜色——黄色代表财富,白色代表平安,蓝色代表长寿,以各人最大的愿望选用之。活佛口吐祝福藏语,抑扬顿错,如诉如歌,接过哈达之后,又回挂在参拜人的脖子上(当然现在祝过福的哈达已不是原来的哈达了),并以手掌轻轻按一下参拜人的脑门,之后,赠送一条开过光的、中间有个金刚如意结的红绳子。大家还把随身携带的各种物件交给活佛开光祈福。

我们这群红尘凡人中,有信基督有信圣母有信关公的,也有信佛的,大多却是无神论者,但此时此地,大家是一片虔诚。

有道是佛法无边,心诚则灵,似乎每个人心里都祈望着什么。

此时,肯定每个人心里还为“缘份”两字而美美琢磨。

是啊,我们分别来自万里之外的地球的各个角落,此日竟然一起接受了活佛“摸顶”,这只能用“有缘”解释。连陪同我们的省侨办金丽华处长都说,她在青海工作几十年,但见到赛赤活佛还是第一次!

我为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奇特而难得的经历而久久思索。

下山之后,我们见到一些藏民还在静静的大金瓦殿前廊下,一拜一趴反复不断地磕着长头。他们手掌上的布垫已经磨穿。木头地板也因为他们经年累月的拜磕被磨出了一道道身体大小的凹沟(因此据说三、五年就得更换一次)。我们还见到两个年轻藏女从某个大殿里一路长头磕出去——站起,向前走两步,趴下,五体投地,再站起……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全心身地,或者简直是固执地,重复这套动作。这是一条了无尽头的崎岖山路,烈日之下,车马经过,砂尘滚滚。她们从什么地方来?现在再回到那个地方去?她们要跋涉多少天?要经受多少苦难?为了还愿?为了赎罪?这是怎样一种诚勇和苦行?!望着两个慢慢远去的身影,我一下子感到天地万物不可思议。我的灵魂颤抖。

我们无法与之相比。我们达不到那种境界。但在特定时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和这些虔诚的藏民不是有些相似吗?

我切实地感受到宗教的神奇的力量。

是否由于生老病死难以捉摸,由于生命的奥妙,由于人事多舛与无奈,由于死亡的悲剧性质,芸芸众生其实多少都有些宗教情怀?

佛教有一名词——“慈航”。佛经《大智度论》二十七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佛、菩萨以大慈悲救度众生出生死苦海,有如舟航,所谓的人生就是“苦海慈航”。

“慈航”,好一个名词!我记起来了,这也是一部长诗的名字——这是昌耀流放四部曲中的一部。

我们一行在青海西宁期间,曾到文联大楼和省里文艺领导及作家、编辑座谈。那天上午,一进入室内,就看得出主人很是慎重其事。领导纵谈全省文艺发展形势,有两位作家给我们介绍了各自的创作体会,谈了西部文学、西部电影……

我们问起了昌耀。也请介绍一下昌耀吧,我们诚恳地要求。

主人好像预先没有想到。怎么想到我们这些万里迢迢来自异国他乡的人记得他们青海的昌耀?主人一阵惊喜,马上吩咐工作人员出去拿来一叠书,每人赠送一本。这是青海省作协主席董生龙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昌耀的书:《昌耀:阵痛的灵魂》。

昌耀去世的时候,我们在海外也有所闻。

2000年3月23日,清晨七时。当时昌耀,年六十五岁,遭受肺癌的侵袭和折磨。

天界晨钟隐隐作响。太阳说,来,朝前走。

昌耀朝着满目曙光,从医院三楼的阳台纵身一跃。这样,他——“驾起慈航之舟,绝尘而去,直向着云间堂奥莫测的化境。喜马拉雅丛林,为他燃起一团光明的瀑雨”。

昌耀是在1955年到青海的。当年党和政府发出“开发大西北”的号召。未达弱冠的昌耀欣然响应,他的浪漫的革命情怀显然也为他对中国西部异域情调的向往所激发。请看他写于1957年的那首总共只有八行的〈高车〉:

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

是青海的高车

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

是青海的高车

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

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

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

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的轶诗

所谓“高车”者,不过是当年西北各地那种极普遍的牛挽或马挽的大木轮车,但突厥时代北方草原上又的确有过一支以这种高车为自己命名的高车部族。于是,正如论者所指出,一种陌生古远的联想立时产生。在天低地旷的大高原,那恍然是从地球脊线下端渐渐隆起,逶迤而来,又缓缓而去的高车,一霎时被无限放大在整个天地之间。真是对青海的大感觉!此诗为古汉语浸渗的、带有滞涩感的语境,由现实场景向历史空间推移的陌生化方式,化平淡为神奇的奇崛的诗思,在在令人叹服。而且,人们还会追问,与同一时期作为主流诗歌的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贺敬之的〈三门峡歌〉,以及同是抒写西北或云南边地风情的闻捷、顾工、公刘等人的诗歌相比照,它为什么如此不同?昌耀如何获得这种完全脱离了一个时代基本诗歌语境的语言方式?他怎能如此无视同时代的诗歌时尚?他如何建立这种在对大地之美的追取中决不动摇的自信?

当时昌耀年仅二十一岁。人们感到他对自己诗歌未来的期许,甚至隐隐感到一个不同凡响的大诗人就会诞生。

然而,他发表在《青海湖》1957年第八期的〈林中试笛〉中两首加起来共总不过十六行的短诗竟一下把他送到地狱之门。从1957年下半年起,年青的昌耀开始了被流放的生涯,加上流放中反复抗争,结果刑役层层加码,越走越险恶地流徙于祁连山重峦幽闭的山谷,进入远离人烟的监狱农场。在流放、劳教、劳改期间,作为一个异类,语言上的交流被认为是额外的。在青海广袤无垠的土地上,孤独的昌耀甚至渴望有一只狼过来和他交谈。二十二年之后,“囚徒”生涯结束,昌耀庆幸自己居然存活了下来,但不禁凄然发觉,自己已年过中年,不过是一个流落西部山乡领有五口之家的拖儿带女的“贱民”。

今天的研究者还进一步指出,昌耀如果不是因为那两首短诗的偶然事端,大约仍难逃过1957年或此后的厄运。一个卓尔不群的艺术个性,其生命姿态往往桀骜不驯,具有决不接受任何摇撼摆布的定向性,因此更易折断。昌耀二十多年后重新露面时,依然故我——他这样向世界宣布:“九死一生黄泉路/我又来了/骨瘦如柴/昂起的/还是那颗讨厌的头颅”(昌耀,〈致友人〉,《诗刊》1979年第十期)。事实上,昌耀复出后的成就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中国当代诗坛普遍认可。一个残酷得令人心头发寒的例证是:诗人骆一禾为昌耀写评论时,赫然发现:从1954年到1988年的三十四年间,有关其作品的系统性评论竟然一篇也难以找到。他不由得深深感叹:“民族的大诗人从我们面前走过去了,竟无人认识他。”九十年代,虽然已和毛时代非常不同,虽然昌耀已“贵”为青海作家协会副主席,然而,他要出版一本《命运之书》,也为多家出版社退稿,而自己又无钱自费出版(最后总算于1994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完成此事)。他在屡次评奖中屡次败北,直至到临终前仅仅被恩赐了一个年度奖(此时他已重病不起,没能亲自到京领奖)。不平人禁不住发问:中国诗坛何以如此迟钝?众佰乐们的见识和尺度何在?这般对待昌耀,使中国诗坛蒙羞,叫诗人汗颜!

昌耀无论在生命的前期或后期,似乎都不属于他那个时代。鲜花和掌声不属于他。他注定苦命一生。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在遗嘱里已经凄酸地想好了:青海作协穷,医药费只能报一部分或者久久拖欠。既然如此,仅有两三万块积攒不必用作治病了,不如留给子女读大学……真是令人心头作痛的遗言。只是,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心存大爱和大悲悯。他领悟了天地间大爱,终于能够说出:“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这是他〈慈航〉的终极体验。

我听到人们说,行吟诗人昌耀以其毕生的苦难和咯血般的吟哦,以他对诗写的宗教般的虔诚,以他的大爱大悲悯生发出的诗艺的大美,使中国当代诗歌达到了一个高度。这是昌耀的高度,是难以企及的独特的高度。人们说,昌耀是不可替代的,如青铜般凝重而朴拙的生命化石,如神话般高邈而深邃的星空,他留给诗坛一个博大而神奇的认识空间。人们说,昌耀对中国西部那种悲剧性的生存处境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感受。与他的同代人相比,昌耀不仅将个人的悲剧历史作为反思民族、国家的悲剧的契机,并且有能力将之上升到一种人类普遍的悲剧处境的地步。人们说,读昌耀,读得人发抖,为生命之卑微,为生存之苦难;读昌耀,读得人感激,为上天之赐予,为活著之幸运。昌耀羞涩又庄严,内心清澈、坚忍。他是一位圣子圣婴。他用诗歌堆垒了一座西部高原,或者说,他已经成为青海高原上的一座巍然耸立的山脉。

而我,在昌耀落难之处又成圣之处,能够亲身感触,应是不虚此行了……

斜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了无踪迹;慢慢明亮起来的,是空旷的天静寂的月。在冷冷月色的割切下,汽车在飞驰,远远可以看到的黑黑绵绵的大山似乎也在滚滚奔腾,一两个小时,都在眼界之内。

这群黑压压的大山就是祁连山脉。我心中一下子就涌现出这些诗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天山者,匈奴语祁连山的汉译也。李白为祁连山写的大气神妙的诗句,可谓千古绝唱,写尽边塞的关、山、月的苍茫浩渺。当年祁连山南北两麓,并列着两条丝绸之路。那么,李白也曾在路上风尘仆仆也曾在哪个驿站歇息过?……我想象着大唐时代中西文明往返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

但是,我脑海某处,又出现一座八宝山,在祁连山脉之中,山下是青海省有名的劳改场所。劳改劳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惩罚制度。在这个惩罚制度的淫威之下,昌耀就曾在那里长年服役劳改,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在那个时代,人们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送你到八宝山去!”劳改犯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相当数量是右派分子。而这些右派分子里面藏龙卧虎,有科技人员、医生、教师、音乐家、美术家、行政干部、作家、诗人……自从昌耀写出五百多行的长诗〈大山的囚徒〉以后,人们便更加无法忘怀雄伟的后面还沾染着这些“囚徒”的热血,还刻记着这些“囚徒”的冤屈。像昌耀,大多右派根本并无什么罪过,只是被认为“从骨子里反党”。何谓“从骨子里反党”?秦始皇时代有“偶语弃市”,汉武帝时代有“腹诽”者斩,而“骨子里”的“反党”,也可算是一种荒谬的“莫须有”,一种恐怖的“发明”!而1957年,因“骨子里”的罪而蒙难者,竟是几十万之众!

令人更为伤感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三年,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青海省劳改的右派分子,相当部分都在饥饿折磨中死去,像垃圾一样埋弃掉了。文革以后,幸存者获得平反,一些返回原籍,一些就地生活,现在很多已近耄耋之年,或也去世了。他们在本地出生长大的孩子,不少无知无识,为生活压得麻木不仁。这些一出世或尚未出世就被父母拖累而注定要跟着潦倒一生的孩子,大概不会读到徐迟1956年创作、1962年发表的报告文学名篇〈祁连山下〉或其他作家的类似作品,大概不会有闲情去想象他们的父辈五十年前曾经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曾经雄姿英发,豪情满怀。

青海有负于他们啊!本地人都这么说。其实青海省甚至整个大西北并不缺乏人才,现在不缺五十年前也不缺,可惜他们壮志未酬却已被迫害得奄奄一息……但在这个事情上,“青海”不过是个抽象名词。如果要追问,能否这样回答:他们是被那个“好无产阶级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自夸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厉害一百倍的人害了,是被这个“伟大领袖”连年大搞政治运动大搞阶级斗争不懂国计民生漠视民众死活的“英明”决策害了。结果怎样呢?结果害了青海,害了中国……

对着远处的群山天上的孤月,车里忽然有人唱起怀旧老歌。

一首又一首,忽起忽落。

一首首怀旧的老歌,把人带进一个个逝去的时代场景之中。

一些激越、甚至动听的老歌,却竟与那些逝去年月的悲剧相连!

我心里想:但愿历史的教训,能够切实得到记取。

但愿:这只是历史长河中,一时翻卷起的某些漩涡。

……冥想之中,传来“在那遥远的地方……”的优美歌声。1941年,鄙人出世那年,王洛宾到了盛开金露梅银露梅因而得名的青海金银滩,为美人美景所震动,引发了高亢的创作灵感,这首名歌因而问世。我接连想到,1964年10月,那年鄙人刚大学毕业,曾经目睹举国为中国第一朵蘑菇云狂热欢呼;而那朵蘑菇云,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青海金银滩升起。本地人说,倘佯在金银滩,耳边会响起两句话:没有原子弹的国家算不得强国;不产生艺术的地方才真正是贫瘠蛮荒。

现在,我又该怎样思考这两句话呢?

这里,确实是富有悬念的境界。

是哪一位曾经这样感叹:这里保持了雪域高原的最原始的沉寂,但又经历过核基地最现代科学的喧哗;这里虽然树疏草浅,但却哺育过一类智慧人群;这里曾爆发过震惊世界的巨响,又诞生过抚慰人心的爱的弦歌……多么尖锐的对比,多么奇异的组合,究竟谁能抗拒此中探寻的诱惑?

是啊,究竟谁能抗拒此中探寻的诱惑!?我也试图探寻。据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那两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荒中,全国不正常死亡的人数多达三千万,而他们本来是可以活下来的,他们本来可以或多或少享受“抚慰人心的爱的弦歌”的……关于这件事,一向順從的刘少奇竟也曾经“有些動感情”地頂了伟大领袖:“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我震怵了。我向窗外望去,企图引开悲伤得可怕的思绪。

窗外,放眼所见,不能不是——广漠、苍凉、贫瘠、人烟难觅。这是青海给游人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印象吗?据统计,这里往往几十公里才有十几户居民,即使是中小城市区域内,每平方公里的居住人口还不到十人;一个县城,还远不如内地一个乡镇的“人气”旺。而根据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会长、北京大学杨开忠教授的最新观点,西部落后的原因,甚至还不是人才和资金在捣鬼;真正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区域人口密度不够。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天真地想,如果五十年代落难到青海的那数目巨大的下放者、流放者、劳改者,当时能够真正获得立功赎罪(即使把无罪也当作有罪)的机会,能够休养生息,能够得到各种鼓励奖励,能够真正像一个人地被对待,那么,现在过了五十年,他们说不定(或者肯定)把青海开发得很像个样子,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会安土重迁,在安家落户之处繁衍得多少也有点人气了。

当然这是已经无可证实的异想天开的假设。

我环顾四周,山都是秃山,不禁又想,环境如此恶劣,如何住人?科学家早就指出,森林是人类的摇篮。根据研究,森林生态系统间接产生的综合效应,是同期产生的木材价值的九到二十四倍。而今天青海森林(包括灌木),覆盖率仅仅百分之三,居于全国的末位。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青海森林的植被和生态系统的好坏程度,对大半个中国的水土保持、空气清洁度、生活环境,都起著控轭作用!这又是那些年代扼杀人才、蔑视科学、不顾国计民生的恶果。当权者急功近利,舍主求次而不省醒,经过“大炼钢铁”等运动的破坏,经过多年来唯利是图者巧立名目的狂砍乱伐,原有的一点森林亦遭到浪费破坏!

现在是什么后果?!这个道理早就应该明白啊。

森林与人,或人与森林,是多么息息相关,尤其是在青海,当是最清楚不过!

一个声音说:青海缺水,无法种树。不见得!这只是一种辩解罢了。有一个很好的实证。在从青海湖回西宁的路上,当途经湟源县时,但见公路两旁一排排枝叶舞动的参天大树,生命之气息大增,精神顿然为之一振,犹如进入另一个世界!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还是民国年间大军阀马步芳的杰作呢!他及其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并非好善之辈,甚至可谓作恶多端。但就是这个马步芳,也深谙植树护林之道。他曾下令:谁砍我一棵树,我就砍他一颗头。湟源县是马步芳的家乡,因此也成了植林模范。共产党干部,应该比过去的一个大军阀高明吧?

……俱往矣!我耳边似乎响着一个声音。

天地世间,万物都很复杂。人也是矛盾复杂的个体。我又一次苦苦自问:所谓“人的自身的独立人格”的真正的、完全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人真的已经完成了自身的独立人格?

作为历史长河中一个极其暂短的活动者,作为社会芸芸众生的一员,所谓人的“自身的独立人格”者,亦是相对而言吧?

我自认自己就远未完成此种变化远未获得此种品格。

过去未来,天上人间,虚幻与现实,多少时候,我因诱惑而去探寻,还是探寻不到清晰的答案;多少时候,我自我探寻,亦无法道出究竟。

那么,我对事物的认识,是否准确?我自问。

我不禁茫然。我只能告诫自己——无论如何,始终切要虚怀若谷,还要向前看,多从好的方面着想。

是啊,俱往矣!今天中国政府又发出“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但愿知来者之可追,我真诚地期望着。

我为每一点觉察出来的进步而感动。

两天前,我们访华团一行是从青岛直接飞到青海的。下午上机,由东至西,横跨神州中土,在西安机场转乘小飞机,最后于傍晚时分到达西宁机场。夕照之下,西宁机场不免显得有些冷清。但当我们的车子进入市区时,我还是吃惊了——我完全预料不到这个远离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西域城市,竟然相当繁华,相当具有规模。特别是,那晚,我们从青海湖归来进入市区时,我更获得一个巨大的感动。当时下着大雨(是青海湖边的大雨的继续?据说这是五年来少有的一场好雨),雨中,灯下,流光拽影,街树婆娑,车来人往,一时竟不知身居何处!一时竟如西域江南!

此后,我脑海里时时浮现这一情景。

以小见大。毕竟,这也是文明的生动的显现啊!

我,一个中华文化养育之子,何尝不知道最同情地、最中肯地赞赏中华文明,赞赏中华文明的进步?

……放眼长空,我仿佛看到,青海之西,便是昆仑——青海人反复赞叹、极为自豪的圣地。鲁迅说:“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和西王母。”出自昆仑,有众多的神话故事,诸如西王母瑶池盛会、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炼石补天、精卫填海、羿射九日、轩辕皇帝故里、姜子牙封神下山……等等。关于西王母瑶池盛会,史载为公元前958年的故事。当年,周穆王登上昆仑拜访西王母,觥筹交错中,一个乐而忘返,一个不舍分别,最后相约三年后瑶池再会,可是周穆王至死也未能践约。唐人李商隐诗曰:“瑶池阿母倚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一首艳丽凄美的诗章!一个千古不解之谜!还在迷惑今人如我者。

不知为何我会想起这个千古不解之谜,这个青海人津津乐道的典故。但我知道,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最主要的源头就在这座构成世界屋脊的、匈奴语意为横山的昆仑。于是,我的情思,便加入这雄伟的赞颂:莽莽昆仑啊,你不仅是山之根本水之源,你也是中华文化之源,中华民族灵魂之源!

昆仑与天地长存,但愿中华文明亦将再度辉煌于世!

中国人民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但愿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但愿历史眷顾他们。

我为青海祝福。

我为中国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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