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游走于真实和戏说之间的《鬼子来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17 次 更新时间:2008-08-05 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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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  

六十年前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人类劫难。这场劫难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但是否“绝后”,无人敢于妄断,因为它取决于能否以史为鉴,而这必须要由每个国家和每一代人来作答。

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四大战胜国之一,早在二战爆发前就被日军入侵,较之欧美国家,遭受了更长时间的战火蹂躏,经历了更深重的民族苦难,理当更加珍惜得之不易的和平,更加珍惜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换来的战胜国大国地位和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然而,当别国致力于战后重建之时,刚经历了八年抗战的中国,人民来不及喘息,内战烽烟又起。一打又是三四年,跟欧美国家经历的世界大战时间也相差无几了。接踵而至的内战暴露了我们并没有从长达八年的民族劫难中获得多少教益。很不幸,不能从苦难经历汲取教益几乎成了、也许更应该说是被塑造成了我们的精神特征。说这特征是被“塑造”的,乃基于如下事实:几十年间,人民持续遭遇了各种各样阻断历史记忆的人为措施。林立的禁区、被遮蔽的真相和篡改过的历史使国人历史记忆短暂,如果说还有一点历史记忆,多半也错乱得一塌糊涂。历史真相已然远去,“以史为鉴”所必须的反思精神就更谈不上。

电影折射着民族精神,也折射着社会现实。不妨透过这一视角反省反省对那段痛史的态度。

一.被帝王、武侠题材挤到边缘的影视题材

欧美人民与我们同样经历了反法西斯战争。他们战后立即着手重建的同时,对这场战争的探究和反思也开始了。这从未停止过的探究和反思活动不限于思想文化界,而是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各界。

对那场灾难的探究和反思,对相关问题的持续关注催生了许许多多二战题材影片。事实上,六十年来,二战题材成了欧美电影一个历久不衰的主题。在不断推出的二战题材影片中产生了众多名片。它们有的真实再现了残酷的战争场景,反映了人民为了战胜法西斯而付出的巨大代价;有的深刻触及战争起因;还有越来越多的影片深刻揭示了处于战争时期或纳粹暴政下人的生存状态,特别对置身极端情景的人的人性作了深入挖掘。优秀的二战影片以生动直观的视听形象作用于人们,从多侧面、多角度提供给了人们去了解和认识那场灾难的广阔视野,而且这些影片本身作为一段惨痛历史记忆的特殊载体,与思想界的探究和民间思考一道,对欧美人民保存这段重要经历的历史记忆和推动灾难反思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在经历了八年艰苦抗战的中国,种种禁区使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在思想、理论界变得十分边缘,关涉抗战的问题就没有进行过像样的讨论。与对理论研究的处处设禁相配合的出版控制则对这方面作品进行逆淘汰:根据政治需要筛选事实、改装历史的伪成果淘汰诚实的研究成果。相应的是,表现抗战时期的影片少之又少。不过,改革开放以前,整个社会精神生活单调、贫乏,人们压根就没有多少电影可看,倒还并不显得这类题材的影片少得可怜。但最近这一二十年电影生产速度异常快,新片之多,令人应接不暇,这才真的突显了抗战题材的边缘化,那些挤爆荧屏的帝王戏、后宫戏、武侠戏则使这一事实更加突出。  

边缘化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屈指可数的这类影片,无论是表现特定史实的还是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无不负载着政治宣传任务,本质上是宣传片。如同那些能够问世的理论“成果”一样,这些电影呈现的是已经改装过的人和事、改装过的历史。人物概念化、按既定需要筛选和扭曲事实是这类影片的共同特征。如果说欧美二战片呈现了那一时期相当完整的历史画面,把关于那段历史的记忆以物化的视听形式保存下来,使人们可以通过它们不断重温和思考这场亘古未遇的灾难,那么,我国的抗战题材片却把一段历史的真相包裹在了重重迷雾中。而影片的概念化通病则使人物和事件缺乏生活的真实而流于虚假,不具有对观众的亲和力,更难于具有震撼心灵、催逼人反省的力量。事实是,概念化、宣传性、与宣传性形影相随的说教意味、伪饰以及渗透其间的任意剪裁和篡改历史的不诚实,等等,都使人心灵钝化。心灵钝化的人对历史真相不是漠然视之,就是玩世不恭。这在国人中甚为普遍的精神特征当然不能归咎于电影,但如果说电影参与了塑造此种精神特征,应该不冤。

二.不一样的《鬼子来了》

已经拍摄了几年但一直未与观众见面的《鬼子来了》,在我国模式化地表现抗战时期的影片中是一个异类。

说它异类,首先在表现角度和内容上。

故事展开的场景是日本占领军眼皮底下的一个小村庄,时段是1944年除夕到次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除夕夜那个漆黑的夜晚,一支枪顶住村民马大山脑门,把一个日本兵和一个汉奸塞给了他,令他和乡亲们看押和审问,八天后取人,倘有闪失,休想活命。近在咫尺的日军炮楼和被硬塞来的两个杀不得放不得更不能丝毫透露风声的俘虏,把马大山和乡亲们抛进一个荒诞处境。

这是一群选择可能被情景限制了的村民。他们被夹在两种危险中间。为了避祸,一边老老实实按来人要求审问和看管俘虏,一边提防事情被日本占领军知道而招来杀身之祸。好不容易捱过八天,却无人来取俘虏。两个俘虏在这里一关就是半年。半年中,两人不断变着法子给村里制造麻烦和危险、还有不时进村骚扰的日本兵引起的恐慌和紧张。马大山和乡亲们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但日子还得要过下去。在如何处置俘虏的事情上,他们争吵不休,但争吵中又始终一道分担了这不期而至的共同危险,最后又在日本驻军实施的屠村行动中承受了共同命运——而这一使全村老少死于非命的血腥暴行发生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因日本人血洗村庄时不在村里侥幸逃过一劫的马大山最终也因复仇行动而死。

影片中没有我国表现抗战时期的影片通常有的叱咤风云、顶天立地的英雄,日本军人也并非一个个都凶神恶煞。无论村民还是被塞给村民的鬼子兵和翻译,无论作为屠村元凶的日本陆军下级军官还是另一位参与了屠村的海军下级军官,都没有被概念化、模式化。每个人物都是立体的,有着多侧面的性格表现和心理活动、身上存在着真实的矛盾和冲突。被俘日本兵从顽抗、一心求死到畏死;驻扎炮楼的陆军小队长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隐瞒消息策划和指挥了屠村行动;屠村开始后,那位平日里笑容可掬、对村里孩子颇为亲善的海军小队长短暂犹豫后把刺刀刺进经常跟在他后面要糖果的孩子;出于生存本能希望与日本驻军井水不犯河水的村民们最后的拼死反抗;而影片主人公马大山为人厚道又不乏狡黠,为了自保也为乡亲们安全,小心翼翼看押和款待两个俘虏,但屠村之恨使这个不肯伤害任何人的善良农民在彻底的绝望和愤怒中持刀冲进日本战俘营,见日本兵就砍杀。在剧情的演绎中,所有这些人物的行动都有真实可信的脉络可寻。像马大山和其他村民那样力图避祸的心态不过是抗战时期生活在敌占区的许多普通人的心态;避祸不得被日本人屠戮而奋起反抗,这样的行为轨迹也是顺理成章的;对侵略者抱有幻想,一厢情愿谋求“中日永结友好”,直到侵略者以杀戮回应善良愿望才觉醒,则有相当的代表性。

影片不光是人物塑造与同类题材电影很不同,展现的关系也对人们长期不假思索接受下来的关系模式很有些颠覆性。譬如村民们与抵抗武装的关系就没有通常电影里表现的那种亲密无间、配合默契,倒是既显得疏离又充满畏惧。

影片还以简洁手法、利用选取的抗战胜利前后这一时代转换的特殊时段,表现了抗战时期的社会百态。其中,日伪统治下和日本投降后的两个街头场景意味深长:同一个地方、同一个说书人、同样是许多过往行人驻足围站几圈听说书的热闹场面,不同的是说书人先前是在歌颂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计划”,再出现时却在控诉日本侵华罪行、赞颂抗日胜利。一旦城头变换霸王旗,便毫不费力大转向,这等敏捷,在我国着实不少见。

然而,不管是通过马大山等村民们所呈现的抗战时期普通人生存状态一侧面,还是与正规的或非正规武装抵抗力量的关系侧面,或是借由两个街头场景表现的部分人的投机性和部分人的看客心理,在我国关于抗战时期的教科书、小说、电影中都难以见到。有的只是截然划分的阵营,而人民这一边,是自觉的、活跃的、有组织的、军民紧密配合的抗日活动。的确,自觉的、军民配合默契的抗日是不可抹杀的事实,但历史的事实是多元的。当一些事实被刻意隐匿了,另一些事实被选出来加以突出,历史的真相也就被破坏了。《鬼子来了》触及到关于那个时期的各种形式的宣传讳莫如深之处,有助于激发人对头脑中关于那个时期的既有观念进行再思考。

除了内容与角度,艺术表现方式上也很特殊。其中,对白的运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部影片对白不但多,而且密集。一般说来,密集的对白对电影这种视觉艺术是大忌。实际上,对白过多也是我国电影曾有的老毛病。不善于运用人物表情、形体语言和电影画面,以对白补表演和画面之拙,这大概是五六十年代电影对白过多的原因之一;但对白过多更主要是拿电影当宣传、说教工具的结果。而《鬼子来了》的对白运用颇具创意。尤其是村民们审问俘虏那一幕:汉奸翻译怕死而多急智、日本兵顽固骄横、村民们和日本兵之间有语言沟壑。在连珠炮般的对白中,汉奸为了活命快速抢答村民的提问并利用语言障碍在翻译上做手脚。于是,提问、抢答、一个只想激怒村民另一个按活命需要专拣好听的话回答,这些对话与汉奸恐惧中带机灵、鬼子兵蛮横中透着怀疑、村民们时而明白时而困惑的表情变化一起,共同构成精彩的情节推进,并且给紧张的气氛注入了幽默的元素。而幽默,在总把观众当白痴、调动一切手段支配人的思维和判断的地方,是没有多少表现空间的,因为说教已经把人调教得过于一本正经或过于假正经。

三.《鬼子来了》也露玩历史的马脚

大致说来,这部由姜文执导和主演的影片不落俗套,不受既有条条框框限制,总体上耐看。而且由于选材和表现手法独到,影片在给人视觉快感的同时,也表现了人性的张力和多种可能性,像马大山被鬼子的凶残逼出来的最后的疯狂与就他先前性格表现呈强烈反差,然而这种突变令人信服;而驻扎村庄附近的日本陆军小队长得知本国投降后利用村民消息闭塞,赶在放下武器之前策划和实施最后的屠杀,这种有历史事实支撑的情节对普遍患历史失忆症的国人修复记忆不无好处;影片呈现的关于抗战时期人和事以及相互关系的一些在以往对这个时期的叙述中被过滤掉的侧面,则为愿意去了解那段痛史全貌、希望面对完整的过去的人提供了新的视角。

不过,看这部片子时我有一个感觉:它对被过滤掉的历史侧面的呈现并非出于对历史真相的追求,而似乎是去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去意识形态使电影叙事摆脱必须循着宣传口径进行的路数,无疑有利于真相的呈现。但一如姜文过去的风格,影片很带了些卖弄意味和玩历史的痕迹。

例如马大山向二拨子娘借白面一幕。如果说怕鬼子寻死而小心款待,只求八天期限一到好“原物”奉还,这说得过去。但马大山和二拨子娘讨价还价,从“借一还一”到“借一还八”,口舌之快越逞越起劲,似乎紧凑、有看头。可我认为,这情景既缺乏生活真实也缺乏当时环境下人们心理的真实,不过是表演的卖弄,而且卖弄太过分以至流于噱头。影片里因卖弄而噱头化并非只此一处,实际上多处有所表露,那二拨子娘等几个村民在鬼子屠村前与之“联欢”时一个个兴高采烈献歌献诗,就很有些不伦不类,让人产生为求视觉效果而编造之感。卖弄伤害了真实,同时也使这部片子的价值大打折扣。尤其因为卖弄中夹杂着一种戏说历史的玩世不恭,就更是如此。这国人中甚为普遍的精神特征被姜文一不留神揉进影片,把好端端一部片子给硬生生安上一个糟糕透顶的结尾,即人物卡通化、场面漫画化的公审和处决马大山这一幕:

马大山冲进战俘营向屠村的日本人复仇,寡不敌众落入管理战俘营的国民党军队之手。接下来的公审大会场面很邪乎。影片安排主持公审的国民党军官滔滔不绝发表长篇演说,已经很倒胃口了。更倒胃口的是让这既有家人死于日本人之手,自己又在战场上被日本人打残腿的军人大放厥词,把“民族败类”的帽子驴唇不对马嘴地扣在向日本人复仇的马大山头上,不仅要对马大山执行处决,而且声称由国军动手处决这等“败类”,会“脏”了手,继而用这拙劣得不能更拙劣的借口命令马大山的复仇对象——屠村元凶来执行处决,屠村元凶又把处决任务交给了受到马大山和村民善待的那个被俘日本兵。影片如此这般以扯淡加牵强完成了一个荒诞的循环。

且不说国民党军官形象的卡通化破坏了整个影片在人物塑造上的努力,最不堪的是公审场面和处决情节虚假得离谱,比宣传片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想说这是在投什么所好,但编导者大概聪明过了头,拿一段民族痛史当随心所欲把玩的东西和胡乱编造的对象,否则,怎会如此扯淡。

不过,影片最后一个画面很有意味。马大山的头颅滚落在地,他的扮演者姜文此时也没忘了幽默一把:这颗脸上沾满泥土的头颅带着姜文特有的嘲弄意味朝观众挤了好几下眼睛。

只是,这个有意味的画面嫁接在一个完全虚假的情节上,起不了发人深省的作用,倒是强化了戏说历史的意味。可惜了!

《鬼子来了》的去意识形态使历史的真实摆脱了宣传的歪曲,却又因编导者和表演者对卖弄和玩世不恭气质的放纵而受损。尽管如此,由于《鬼子来了》的艺术特色以及对那段历史被避讳了的一些面貌的触及,它在吸引观众的同时,也给观众留下了回味和思索的余地。在中国的电影现状下,应该说这就不失为一部有意义的片子了。至于它的意义究竟积极性居多还是消极性居多,应该由观众自己去判断。可片子已经完成摄制好几年,至今没获准与观众见面。据说主要原因是“丑化”了中国人。依我看,影片纵然毛病多多,但恰恰人物塑造上很有功力,除了结尾处那个卡通化的国民党军官之外,片中各类人物大抵都尽量在按与其相宜的性格特征在塑造,人物形象比较丰满、自然。像马大山和其他村民,他们朴实、厚道也自私、胆怯,遇事扯皮、内讧却也并非一定要弄得不能达成一致共同对外,这符合许多中国人的本来面貌;危险来临,他们按自保本能行动但也并不出卖民族大义,这也符合许多普通人在相似处境下的表现。如果说他们在那个特殊时期的种种表现暴露出很多弱点,但这些弱点在国人身上相当普遍,需要正视和面对而不是遮掩、回避,正如编导者流露于影片中的玩世不恭如今也相当普遍,需要直面和反省。

封起来不让人看,是没道理的。如果可以让暴君和奴才形影不离的每天在荧屏上晃悠,封《鬼子来了》就更没道理;如果在封杀《鬼子来了》的同时,对歪曲历史、把暴君捧为“英雄”,替专制皇权招魂的货色既高调宣传又高调授奖,审查标准这等没道理、这等怪异,倒该让公众来认真审视审视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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