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了叶兆言的长篇新作《很久以来》（《收获》2014.1），我一直在——，想，作家表达的真正思想是什么呢？
在网上查到了作家在回答《东方早报》记者提问时（2014.1.11）的一个陈述，原来这个故事，叶兆言是考虑了很多年才终于动笔书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年来关于‘文革’中那些死去的人物的故事实在太多了。我不想写是因为，今天这些故事被庸俗化了，这种控诉其实不是文学，更多像是通俗小说，有时候这些悲情成为一种变态。”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对伤痕文学的某种抗拒，“我不喜欢伤痕文学，因为文学性不够，只有对与错。但很多时候对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让读者能感受到历史，再现当时普通人心态。”
由此看来，这部小说的主旨是想“再现”在文革这段非凡岁月中“普通人”的生活“心态”，更追求一种“文学性”，且不想让自己的故事“庸俗化”，也不愿故事落入“伤痕文学”“只有对与错”的窠臼中，而只想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一种文革的“历史”分量。
原来如此！
但是，果真如此么？
一、
这部小说从叙事时间跨度来看，从1941年到2010年，似乎够长够复杂的了；但是，真正从内容上来梳理的话，头绪却并不算繁杂。小说一共有九章，外加一个“后记”，除了第八章，每章都有一个标题，所以光从标题入手就可以大致把握住小说的主要内容。
小说的一、二、三、九章就是直接以时间命名的，分别是1941年、2008年、1941年、2011年，仅从时间上来看，这四章内容便与文革无关。此外，还有三章是以内容命名的，一是第四章，标题为“卞家六少的故事”，时间跨度是从1942年到1945年；二是第五章，标题为“肉联厂的冬天”，时间跨度是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的1957年；三是第六章，标题为“小芋的寂寞”，时间跨度为57年到文革前。此外还有第八章，虽然时间节点在文革，但主要内容讲述春兰和闾逵的关系，与文革的主题关系不是很密切。
仅从这些信息上就不难得知，这个作品有近九分之八的内容是与文革基本无关的。
那么，在这些近九分之八的叙事环节中，究竟讲述了一些怎样的故事呢？细细数来，可大致梳理如下：
主要情节链是围绕主人公欣慰与她的好友春兰展开的。欣慰从十二岁学昆曲开始，就与春兰成为密友。小说叙述了二人之间发生的一些大小事件：各自的读书、恋爱、婚姻、工作生活等。
故事的叙述实在有些琐碎、散漫，能引起读者浓厚兴趣的中心事件大概只有欣慰、春兰围绕两个男人发生的情感故事。先是欣慰、春兰与明德的感情纠葛，其次是二人与闾逵的恩怨。两人与明德的故事有些“三角恋”的模式，明德追求春兰，而欣慰却一直暗恋明德，最后欣慰如愿以偿。这些叙述大致还给人以轻松愉悦的感觉。而两人围绕闾逵的故事给人的感觉却有些纠结甚至恶心。闾逵是欣慰的第二任丈夫，貌似忠厚、诚实，身份是肉联厂的工人，但在文革期间，这个老实的杀猪男人竟然伺机强奸了春兰。事发后，虽然春、欣两人都痛不欲生，义愤填膺，欣慰也铁心要与闾逵离婚，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可以说，这是小说所有琐碎叙事中的一个核心，也是小说的张力所在。这个故事给人的印象极其强烈，尤其是当春兰与闾逵在欣慰被捕后，还不得不在“患难与共”的状况下继续生活，形成名副其实的夫妻关系。
我以为，如果要寻找小说的亮点，这里或许才称得上是小说深刻的地方：两个受过优雅艺术熏陶的民国贵族美女，却在命运的捉弄下，不得不先后忍屈受辱委身于同一个萎缩、平庸的职业屠夫，让人禁不住产生一种“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的慨叹，这里真正体现了一种人生的无奈和悲哀。
此外，在这条主线之中，还穿插了另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即详细地叙述了一段欣慰父亲竺德霖在抗战期间作为银行高管为汪伪政权工作的经历。这段故事可以说讲述得有声有色，跌宕起伏，甚至颇有新意。比较而言，这段叙事还更紧凑连贯，故事更曲折动人；但是结合作家后来极力强调的文革主题来看，这条线索实在有些游离，甚至多余，因为它与后面的文革线索完全不搭界。它可以说是完全独立于主人公故事的另一个故事，而前一条线索与后面的文革线索至少还有一种人物、时间上的承继关系。
当然，如果还要说线索的话，还有一条所谓叙述者“我”的故事线索，第二、九章就是专为此而设的，但我以为这两章纯属多余，犹如花拳绣腿，意义寥寥。
二、
上面的内容占了小说的将近九分之八篇幅，剩下的九分之一的内容才真正涉及到作家强调的文革主题。也就是说，小说只在第七章“欣慰之死”部分才正面涉及到文革主题。
即便我们就把这一章视为小说的精义所在，那么，其中体现的有关文革的思想意义究竟又是什么呢？
小说先是简单叙述了欣慰在文革初期的经历：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且成了造反派的头头，但很快就在派系争斗中被抛弃了，这一段叙述文字简单至极，不到千字；然后叙述重点就是她与李军的婚外恋故事。李军是她造反时结识的一位造反派头头，与她一样被革命队伍清理淘汰出去了。欣慰对他非常欣赏，言必称李军。李军的思想应该属于那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具有某种敏锐、独立思想的一类人，因为他对文革的造神运动持有怀疑，欣慰也因此深受影响，而正是这些异端思想为她的枪决埋下了隐患。此外，小说中在叙述两人的恋情关系中，还强调“注定了始乱终弃”的结局，两人都是有家室的移情别恋者；被捕后，两人“互相检举揭发，李军更是栽赃陷害，置欣慰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小说在两人关系的叙事过程中，完全都是采用间接“叙述”而非直接“描写”的方式。这几乎让人困惑：作为一部小说，它的重要思想理当借助丰富的形象展示，但是，小说在叙述两人关系时，偏偏忽略这些。比如李军甚至都没有正面出现过，至于所谓两人相恋相爱的场面或细节、两人的激进思想的具体表现、两人如何互相检举揭发的细节，当然也完全没有，仅仅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而已。所以说，小说中关于文革的展示基本只属于概念化的提及，作为一部自诩为是反映文革题材的小说，对于正面文革内容，采取的居然是这种旁敲侧击的故事梗概的讲述方式，这实在让人困惑？
当然，从这些类似故事梗概的叙述中，我们也大致可以归纳出两人在文革的精神裂变过程：运动初期积极主动地参与了造反活动，并成为造反派头目；其后在派系斗争中被清理排挤以致被主流抛弃；之后两人陷入了个人婚外恋的迷狂中；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文革的冷静思考，认识到了运动的局限和偏颇，产生怀疑，并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当然被当局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背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势所必然；被捕后，李军和欣慰都陷入了同样的模式——相互检举揭发，最后两人双双处死。
如果说，这就是叶兆言的力图为我们展示的文革中“普通人”的生活“心态”；那么，这种生存“心态”，实在有些猥琐和卑微，而本该具有的所谓独立思想者的理性之光也显得极其暗淡，因为二人一方面由关心政治而政治失意，另一方面又由男女相悦而相互爱恋，却又因政治原因而相互背叛，以致于陷入相互检举揭发、自相残杀的可悲境地。这些表现只能让我们为人性的卑微甚或丑陋而悲哀。
这里给读者谕示的文革意义大概只能如此定义：文革中如欣慰、李军这样的“先知先觉”者的政治热情其实也是极其浅薄、幼稚的，在人格思想意识上也是极其自私且脆弱的。他们的命运或许值得同情，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和热情并不值得人们去尊敬，甚至毫无意义。这里还必须强调的一点就是，在小说中，作家是有意识地用这两个人物来影射文革烈士张志新、林昭等人的，小说中多处提及这点。
三、
这些文革意义的思考仅仅是我们从作品的有限的信息中得出的一些粗略印象，其实，在小说的“后记”中作家唯恐读者不明白；于是，通过自己直接的议论不厌其烦地表达了他的文革思考：
“文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走资派必定一直倒霉，知识分子必定被轻视，文化名人都会被人看不起。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实在‘文革’中，即使下台干部，即使手上完全没有权，也依然会掌握着不一般的人脉关系，办点什么事比一般老百姓要容易得多。”
“当官的被打倒，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遭受苦难，远没有大家假定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很多人只要扛过一时，熬过最艰难的几天，眼前便会豁然开朗。”
“文革最大的特点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天大的事过去也就过去。”
“在一个小孩子眼里，年轻人站在时代风头浪尖上，神气十足风光无限，行为浪漫很有诗意，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被批斗的文化名人，已成为死老虎或者死狗的地富反坏右，一个比一个弱智，一个更比一个可怜。时过境迁，风水轮流转，现在回过头看，当年的年轻人再神气再风光，再浪漫再有诗意，仔细想想都脱不了幼稚，免不了俗气，都是牵着线的木偶，玩得再好，也只是貌似天真而已。”
在“后记”的结束时，甚至还这样提到林昭：“读到了《祭灵耦文》，看到了她为那个叫柯庆施的老男人写下那样的文字，看到她准备以身相许，愿意为柯庆施献出年轻而美丽的生命，幻想着能与他冥婚，让他们的‘灵魂而今如何两情缱绻以胶投漆’，我感到天昏地暗，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
……
请原谅我引用了作家这么多的原话，只因为这些话表达出来的思想意义让人太惊讶了！原来作家对文革的理解竟是如此“惊世骇俗”。对于文革中众多的悲剧人物、悲惨遭遇，作家竟然如此无动于衷甚至不屑一顾：走资派不值得同情；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苦难也不过如此，只要“扛过”“几天”就没事了；自然那些“成为死老虎或者死狗的地富反坏右”更不值一提……而所有的悲剧人物都是“一个比一个弱智，一个更比一个可怜”，都“脱不了幼稚，免不了俗气”，都“只是貌似天真而已”。甚至对于学界高度赞誉的林昭，也因为她的《祭灵耦文》而感到“天昏地暗”，“说不出的悲凉”，不屑之意，溢于言表。由此可知，对于作品中的悲剧人物欣慰、李军，作者即便把他们视为普通百姓（在作者的议论中，对普通百姓的同情似乎更多些），其中的怜悯、同情、理解也是极其有限的，想想作者内心深处将他们视之为“俗气”“幼稚”“貌似天真”的傲慢感，就不难理解这所谓的同情、怜悯是多么矫情。
当然，作者的这些议论中或许含有许多偏激色彩，但依然偏激得离谱，甚至完全丧失了基本的道德理性和人性伦理情感。
对于某些个别的幸运的走资派、知识分子、文化名人，这些论断或许可以成立，但作为对于整个文革性质的普遍论断，这种论断毫无疑问是极其轻率、无知，也是极其残忍的。试想文革中许许多多的没有“扛”过去的著名人物：刘少奇、老舍、傅雷夫妇、吴晗夫妇……还有那无以数计的有名有姓的文革中受迫害者，叶作家，扪心自问，情何以堪！？在作者的轻率论断中，文革中千千万万的受害者、遇难者、自杀者竟然都具有某种“咎由自取”的色彩，这种观点太“雷人”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悲剧、民族耻辱在作家轻描淡写的议论中，竟然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一场政治闹剧？说句老实话，这种文革论断是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文革议论中最奇葩也最无知、最轻率的一种。这里的无知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无知，还有对人性的无知，甚至还有一种道德良知上的无知！
比如对于林昭，对于她的《十四万言书》和《祭灵耦文》，对于她作品中表达出来的复杂思想，我们可以困惑，可以感叹，但决不应该自以为是地产生一种“悲凉”感。如果我们认真研读了林昭的话，就应该明白林昭的思想决不会属于幼稚浅薄一类，她思想的深度和锐利度是学界公认的，是我们今天的人都应该仰视的。张志新、林昭等人是我们这个不幸的民族在那个疯狂年代中稀有的几颗亮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没有资格在今天对他们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文革是一个沉重的现代历史沉疴，不容“戏”说，也不容“轻”说，否则，只能暴露出今人的无知和浅薄！
四、
综上所述，《很久以来》是一部令人极其困惑的作品，其困惑体现为：
首先，作品的九分之七甚至九分之八的内容纠缠于一些文革主题之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叙述中，给人的印象作家对于文革的兴趣实在有限得很，明明“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也”，却偏偏要在“酒”上聒噪不已，这实在有些让人费解？
其次，即便终于涉及到“酒”（第七章的“欣慰之死”）时，却依然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遮遮掩掩，始终不肯正面描写主人公在文革时的“危言危行”，以至于连作品中的春兰和闾逵都始终不知道欣慰究竟犯了什么罪。
其三、我们就算把作家的“欲说还休”的遮遮掩掩表达方式视为高深莫测的侧面主题展示手段，以偏概全地拿第七章来说事，其中体现的文革思考也依然显得偏激甚至浅薄。
其四、小说中最奇葩的感觉就是：在小说的正文中，作家对文革的内容总是曲里拐弯地回避，甚至避而不谈，却又要在“后记”中唯恐别人不知道地聒噪不已。这种很明显的思想大于形象的弊病本不应该出现在一个成熟作家的作品中，但却偏偏出现了。
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作家过于迷恋于那些琐碎、平庸的细节叙事。如小女孩学昆曲的新奇、高雅，闺密相处之间那些细腻而无聊的情趣，抗战期间汪伪政权中特殊阶层的特权待遇等。比如作家在小说的一开始就不厌其烦地形象地描写了汪伪政权下的特权司机老王在上厕所时的一个“故事”，与一个便衣警察因抢位置发生的冲突，蹲坑时的“请客递烟”以及用旧报纸擦屁股之类的琐碎平庸的细节，体现出老王的身份特殊（当便衣警察明白其身份后，就没有再与他争抢了）和悠闲。再如描写日伪期间南京汪伪政权治下，欣慰母亲蔡秀英在丈夫“去世”或“失踪”期间与其它贵妇人打麻将度日的闲暇时光，甚至与一位推拉医生险些发生暧昧情感的“艳事”……对于这些事件，作家叙述得津津有味，情节跌宕起伏，技法娴熟精巧。但类似的叙述方式，在关于文革期间欣慰与李军的故事中却从未出现过。所以，与前面那些大量具体生动的叙事相比，有关文革的叙事不过一个匆匆过客而已，明显只具有一种点缀、附庸性质而已。但是，正是在这里，却出现了诡异之处：作家似乎意识到了前面的叙事再形象生动，却不免琐碎、平庸，其思想意义不过尔尔；而关于“文革”的主题却明显可以具有一种思想意义上的深度，可事实是在正面描述中，这方面实在是笔力欠缺，于是，只好在“后记”中“喋喋不休”，聒噪不已，似乎想依靠这种“出位”的议论方式来达到“后发制人”的效果，把“文革”的主题扶上“正位”，全然忘记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是要通过形象细节才能展示出来的。
这不仅让我想起了最近看到的著名作家徐星在关于他拍摄的讲述“文革”的纪录片《罪行摘要》中说过的一句话：“历史被层层的谎言覆盖着，其实只要有一些有力量的细节，就能戳穿这些谎言。”而在《很久以来》中，实在太缺乏这一类的“有力量的细节”，不，其实连最基本的细节都谈不上。作家明明只对那些琐碎平庸的过往历史或日常情感兴趣浓厚，浸淫甚深，迷于其中而不自觉；而对于文革的理解明明只是浮光掠影、浅薄之极，却又自认为是别出心创，深思熟虑，因而忽略基本的文学规律，以议论代替描写，以至于口出“轻薄之言”，漠视、轻贱文革中众多遇难者的悲剧命运，将一场史无前例的民族悲剧淡化、戏谑化，使之成为那些陈旧琐碎的历史片断中最后的花絮点缀，却又想以“偏”代“正”，强作解人，以致于说出了这么一大堆的关于文革的“奇谈怪论”，实在有些惊世骇俗！
这种价值迷失现象实在发人深省！
五、
这种价值迷失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其实，早在2012年叶兆言的中篇《一号命令》面世时，这种价值迷失就已经出现了。叶兆言说，《很久以来》可以看作是《一号命令》的姐妹篇，可见这两部作品之间的某种“血缘”关系。
其实，从文学表现的角度来说，《一号命令》较《很久以来》要更为“成功”些，因为前者确实是通过文学形象和故事来体现作家思想的，而后者则是通过生硬的主观议论来强化作家思想；只不过，二部作品体现出来的文革思想都同样出现了明显的价值错位和迷失。
《一号命令》中关于文革的主题用《很久以来》“后记”中作家的话来说就是：
“当官的被打倒，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遭受苦难，远没有大家假定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很多人只要扛过一时，熬过最艰难的几天，眼前便会豁然开朗。”
《一号命令》的故事比较简单。讲述一位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赵文麟在文革时的“传奇”遭遇。在文革初期被迫退职，被军校送回到街道，由居委会负责管理，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难免有些冷清和失落。而妻子因为丈夫曾经的国民党军官身份而怀着怨恨自杀身亡。69年，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赵文麟被疏散到县城，林彪事件之后，赵文林重新回到军校，恢复了所有军职和党组织关系，并很容易的就解决了前恋人儿子的当兵问题。
小说中赵文麟人生命运的变幻莫测确实形象地说明了叶作家的所谓“当官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苦难，“远没有大家假定的那么严重”，而“很多人只要扛过一时，熬过最艰难的几天，眼前便会豁然开朗”。这就如“当官的”赵文麟“熬”过了“最艰难”的几天，于是就“豁然开朗”了，而他的妻子却没能熬过这几天，便只能永堕黑暗了。
作家关于文革的这种极其肤浅的理解到了《很久以来》，就更走入了一种偏颇的死胡同，因为这时作家直接把“名人”的象征意义落实在文革的先知先觉者张志新、林昭一类人物身上，这就与旧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文革身份价值迥然不同了。旧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文革遭遇你如何编排无关紧要，因为做为个体的命运，任何偶然性的悲欢离合都可能发生；但对于张志新、林昭这一类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文革遇难者而言，它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一个严肃的作家就绝不可以戏说，绝不可以轻率下结论。从作品中我们不难明白，作家明明对文革的认识理解极其浅薄，根本缺乏一种全面深刻的宏观把握能力，却又自以为是，大言不惭；而更要命的是，作家对于文革的悲剧本质实在缺乏感性认识，因而也缺乏想像空间，所以，无法在作品中如在《一号命令》那样虚构出一个故事来，所以，干脆在其他那些旁枝末节的故事叙述上敷衍成章，以致喧宾夺主，主旨旁移，却又不甘愿主旨埋没，于是在“后记”中絮叨不已，企图强行向读者灌输他的文革理念，却不料这种轻率的理念只足以暴露出作家自身对于文革认识的肤浅。
清代学者袁枚说过一句饶有意味的话，“不写诗亦为藏拙之道”，此言虽为谈诗而发，但其中道理依然与其它文学创作相通。叶作家对于文革的认识肤浅，不谈不写也罢，别人或许还以为你是个“山中高士”，却偏偏自以为深刻，轻率发言，以致于论断失衡，价值迷失，让人深感遗憾。
六、
总而言之，《很久以来》在叙事中过分地迷恋于琐碎、平庸的历史旧事或寻常情趣，在其中倾注了太多的心力，却又要在作品行将结束之际强行将其拽入作家的文革理念中，在明显缺乏形象、故事的前提下不惜以议论简单定性，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文革叙事意义已完全迷失于自己琐碎、平庸的叙事大海中，并且其文革理念本身也由于完全缺乏对于文革本质的清醒理性判断，成为了一个伪命题。由此看来，《很久以来》无论在叙事价值还是在叙事策略上都陷入了迷失的黑洞而无以自拔，作品无论在艺术还是思想价值上都显得平庸而肤浅。联想到作家在事后“创作谈”中对于自己作品的期望值的解释，也让人觉得完全架空：
作家长久以来不想写文革“那些死去的人物”，不想写“被庸俗化了”的文革故事，而且，不喜欢缺乏“文学性”的“只有对与错”的“伤痕文学”，而想写具有真正文革历史“感受”的“普通人心态”的文革故事；可事实如何呢？他的所谓“文革故事”如同飘渺的“空中楼阁”，形神都不见，充斥字里行间的大都是些琐屑、平庸的陈旧故事，“庸俗”无可避免，“对与错”价值虽然无足轻重，但思想价值却极其可疑，迷失，错位，甚至肤浅，以致于作品的主题显得轻飘虚无，连“伤痕文学”的思想深度都不及，只能归于意义寥寥！
作家在“后记”中最后提及：“很多朋友问起这小说完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究竟想说些什么？它精彩吗？有读者愿意看吗？和以往作品相比有怎样变化？是不是又属于集体怀旧的俗套？所有这些真说不清楚。好在读者明察秋毫，眼睛总是雪亮，恳请大家能有耐心读一读这小说，试玉要烧三日满，它究竟怎么样，想说什么，精彩不精彩，盼望读者能告诉我。”如果这是作家的诚挚表达的话，那么，以上便是我想“告诉”给作家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