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才:中国大学为何难以实现学术为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0 次 更新时间:2014-05-20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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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才  


内容摘要:大学以“学术为本”本是一条公理,但在现实中却屡遭尴尬,常常不自觉地走向行政化、商业化乃至娱乐化。尽管大学行政化的根源错综复杂,但文化因素的影响根深蒂固。在中国文化中,大学首先被理解为教育组织而非学术组织,这从根本上抑制了大学的学术性;而将学与术分离以致也使学术失去自明性;学术长期处于依附地位,从而彰显了它的工具价值而抑制了本体价值。这一切都使学术难以自立,大学自然也难以实现学术为本。大学要实现其学术卓越就必须恢复学术的优先地位,否则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是不可想象的。

关键词:中国大学 学术为本 文化传统 大学校长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高等教育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出现了诸如“一切围绕经费转”、“一切围绕招生转”、“一切围绕排行榜转”等种种不和谐现象。人们普遍感到高等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大学组织越来越行政化,办学活动中的商业化气息越来越浓厚,大学文化越来越充满娱乐化,而大学的灵魂———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也渐渐失去了传统威严,在量化管理的挤压下越来越畸形。此时此刻,大学还能保持对学术的忠诚吗?大学能否在追求经费支持、获取优质生源或在提高自己的办学排名的同时,而不牺牲学术的谨严与自由的作风呢?这无疑是对中国大学的一个严峻考验。

 

今天,中国大学无一例外地加入了“经费大战”、“生源大战”和“排名大战”中,因为没有哪所大学不希望自己的经费是丰盈的、自己的生源质量是最好的,当然也无不希望自己的排名是最优的。大学这种参与竞争的态势无可厚非,但如果牺牲了学术质量和学术自由就值得商榷。因为“经费大战”势必要把每个教师都拖向激烈的课题竞争中,从而使他们无暇顾及真正的科研和教学;而在“生源大战”中各个高校又必然各显神通,极力掩饰不足而过分夸大自己的优势,甚至给予不恰当的许诺;在“排名大战”中则不惜牺牲学术尊严而换得排名制作单位的青睐,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原来的学科特色去搞一些短平快的突击行为,这些行为的后果就是把整个大学拖入浮躁的喧嚣中,而大学所应秉承的知识独立、学术自由的品格则日渐稀薄,这种与学术风骨渐行渐远的情形不能不令人警惕。

大学办学无疑需要充足的经费支持,没有可靠的经费保障就难以办出一流的大学。但大学不能为了经费而牺牲基本的学术伦理。办好大学当然需要优秀的生源,但生源仅仅是一个基础,培养过程才是更为根本的要素,如果忽视培养过程的努力,单纯依靠优秀生源来提高办学声望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办大学当然不仅需要大师,也需要大楼,但大楼和大师不是一种装潢,大楼与大师必须与学校的定位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效益。大学排行榜虽然值得重视,但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大学排行榜,都不可能全面反映大学办学的真实情况,因为大学办学靠特色取胜,而特色往往是独一无二、不可比的,大学成功的根本在于具有独特的大学文化,这恰恰是大学排行榜僵硬的数字所无法反映的。

为了说明学术为本的重要性,我们首先要分析近年来很多高校喊得震天响的“以学生为本”。在生源大战背景下,许多高校纷纷打出了“以学生为本”的招牌。表面上看,这是对学生利益的尊重,是为了弥补过去对学生需求关注不够的缺陷。但从实质上看,它是大学由计划向市场逻辑转变中出现的症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办学策略的调整是必须的,但如果就此认为“以学生为本”反映了大学发展的本质要求则是错误的。不可否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学生理应成为大学关注的核心对象,没有学生,大学就无法生存。但大学生命维系更多依靠的是学术影响力,如果没有学术影响力,单纯强调重视学生需求似乎很难持久。然而当“以学生为本”口号变得日益普遍之后,人们似乎认为这就是对的,也是必然的,至于是否合乎逻辑就无须计较了。这种“不计较”的态度所表现的恰恰是一种“市场本位”,而非真正的“学生本位”。

尽管许多大学都把“以学生为本”解释为“育人为本”,但“以学生为本”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如果大学真的是“以学生为本”的话,是否一切要听学生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提出“以学生为本”的学校一般都会这样辩解:“以学生为本”是指倾听学生的声音,但不是一切都听学生的。这里暗含的意思是:并非学生的意见都是对的,判断对错还得依据学校的办学经验。这其中就包含了办学者的选择性,即学生的声音符合办学者的意志时才听,不符合办学者的意志时就不听。可见,这里的“本”是学校自己的意志,并非学生的声音。

那么大学的意志是什么呢?大学的管理者怎样判断学生的意见的对错呢?显然是以办学目标而定的。大学的办学目标无非以下几种:一是提高学校声誉,这个声誉主要是学科水平,如果学科水平上不去,学校办学水平也就无从谈起;二是充裕的资金,既包括国家投入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也包括学费收入,但对公立大学而言不是主要的,对私立大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三是有一批名师,这是直接为学科水平服务的,而名师也能够直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四是广泛的社会联络,从而可以显示大学地位的重要性。

从这个序列看,学术地位才是大学最重要的,这也是许多大学提出了“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含义。而其他指标都与这一指标密切相关。但学科只是一个载体,因为建设学科需要的首先是师资,特别是名师,如果没有名师,要提高学科地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一般高校在实施学科建设策略时都把师资队伍建设放在首要地位。这是否说明教师队伍建设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以学术为本的逻辑呢?

我们知道,要建设一支优良的教师队伍,必须提高其学术水平,如果学术水平不高,学术能力不强,那么教师队伍建设很难说是成功的。但教师队伍如何建设却是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不尊重教师的学术自由的话,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很难提升。而采用什么手段进行建设,正是目前大学中最大的问题所在。许多大学在教师队伍建设中都采用了急功近利的措施,最惯常使用的手段就是量化考核和物质刺激,这是一种“科学管理”学派所采用的管理物质生产的方式,但是把它用在从事知识生产的大学教师队伍建设中并不合适。量化考核的方法如今遭到人们普遍的质疑。尽管存在这种质疑,然而似乎并没有更好的手段,于是这种量化考核和物质刺激手段越来越普及。

本来学科建设的路径是指向以学术为本,但结果却走向了行政中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南辕北辙的状况呢?原因就在于我国高等教育缺乏一种科学的学术管理机制,一直采取行政管理学术或管制学术,当真正搞学科建设时却仍然采用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其结果不言而喻。

学界一般公认,要发展学术,就必须尊重学术规律,而学术的基本规律就是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尊重学者的学术兴趣,而不是采取外在管制的方式,因为那样容易使学术活动变成一种被逼迫的行为,违背学术的基本规律,是对学术主体精神的极大无视。奇怪的是,中国的大多数学者一边在痛斥这种无视学者主体性的做法,一边又在乖乖地按照行政设定的规则去做,这似乎非常矛盾,但又显得合情合理,这大概是中国学人已经习惯了长官意志的结果,也算是国情驱使的结果。

 

按照常识,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学术组织,作为学术组织,能不以学术为本吗?当然不能!因为大学不单纯是一个学术组织,它还是一个教育组织,它是高等教育活动的一个单元。而作为教育组织,它的活动与学术组织活动规律就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大学第一位的功能是教育功能而非学术功能。换言之,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人们对于大学第一位的考虑,如何培养人则很少有人去考虑,至于大学是否能够创新知识则是一个更次要的问题。而且从大学发展的历史看,大学首先具有教学功能,其次具有科研功能,再次才具有社会服务等其他功能。这个功能的演化是符合社会对大学的期盼的,因为社会首先是期望大学为其培养人才,其次是贡献知识,再次是提供社会服务,最后才是其他的贡献。

对于大学自身而言,把大学首先理解成一个教育组织是错误的,因为大学在确定自己的教育功能之前首先必须确定自己该教什么、怎么教和为什么教的问题,这显然是对大学自身价值的反思,这正是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特性的表现。这是大学组织身份的自我确认,而不是由外部认定的结果。因此,必须首先把大学理解成一个学术组织才比较合理。大学要确定自己该教什么,首先必须对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否则就没有资格进行教学活动。大学之所以首先是学术组织,就在于大学首先需要对知识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当有了这种能力之后才知道究竟该把什么教给学生,以及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学生。因此,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是大学存在的前提,也是大学能够长期维持下去的依据,这也是大学自治精神的源头,并由此衍生出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观念。

当大学首先作为一个教育组织存在时,它就失去了对何为学术的独立判断能力,因为它首先必须反映统治阶级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意志,不然就很难生存下去。那时关于“什么是对的”的判断就不能以大学自己审定的标准确定,而必须以统治阶级认定的标准确定。换言之,大学的话语权并没有掌握在大学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主管部门手中,这样的大学很难是自由的或自主的。

当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而存在时,它的专业特性就凸显出来了,因为它探讨的是高级的专门知识,门外人是没有发言权的,那么发言权就只能靠专业群体自己。在这样的专业活动中,必须采用大家公认的规则进行,不能采用强制的方式推行,否则的话就不再是真正的学术了。此时大家发现,自由辩论是最好的学术活动规则,因为此时大家是以理服人,而非倚势欺人,这样的学术活动就是自由的,而不设任何先决条件。在此,大家都明确把学术活动的结果放在一边,只忠诚于学术活动本身,因为一旦考虑到结果,就会引起人们的焦虑,人们言不由衷,就会影响判断的公正性。

为了防止诡辩的发生,人们在辩论的过程中引入了逻辑规则、事实规则。逻辑规则就是辩论者必须观点前后一致,如果自相矛盾就是失败;事实规则就是要为自己的每个观点找到事实的例证,不能凭空想象。正是这两条规则把学术引向了实证主义。西方大学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发展路径,最终导致了科学的繁荣和技术的发达。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中国缺乏学术讨论的氛围,自然也很难形成什么学术辩论规则,学术则走向个体化、封闭化,最后不得不以经典阐释作为学术的主业,从而导致了学术的保守性和僵化,最终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学术体系。这说明,中国学术发展的难点在于很难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如果没有共同体的努力,仅靠个体的努力是没有希望的。

 

上文一直在讲“以学术为本”,但“学术”究竟是指什么?关于这个基本问题的理解,至今还存在着许多歧义。按照《辞海》解释,“学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2]

这个解释有点差强人意。按照一般常识,“学术”不外乎探究学问,探求真知,这是学术的使命或本能。之所以说是本能,就在于它有自己内在的目的,不是外部驱使的结果。因而,学术只对自己的对错负责,不对其产生的结果负责。正是这一点才产生了被西方学术界公认的“学术中立”和“学术免责”的学术自由原则。因而,学术不得进行政治宣传,不能从事商业谋利,也不应从事任何其他具有明显外在目的的活动。

那么,社会对大学的真正需要是什么呢?是不是为了获得真知呢?显然,社会不希望大学传播的是虚假的东西,更不愿意所培养出的是虚伪的人。既然如此,大学把探究知识作为本体,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那为什么以学术为本还会引起争议呢?还是因为人们对学术本身具有争议?也许这正是问题的真正根源所在。

笔者认为,中文中的学术的“学”,只能理解为“学问”;学术的“术”,就是方法。在这里,学术只能理解为以科学的方法即正当的、合理的方法求得学问,不能把学术两字拆开理解,如认为“学”是理论知识,“术”是技术知识,从而使学术分家。[3]

虽然这种理解具有事实性基础,即是对学术界存在的“理论—应用”两种学术取向的反映,然而这种解释却失去了它的本意。

之所以说“术”是指方法,是因为能否称为学问需要获得公认,学术活动是一个共同体,既然如此,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公认的方法来验证。“术”在日常理解中也被指代能力,如“不学无术”的“术”就是这种理解。如果这样理解的话,学术就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认识(即掌握理论知识);二是实践(即具备实际能力)。前者代表认识成果,后者则代表实践能力,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大概也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把“学”代表理论知识,“术”代表技术知识的根源。但这样划分的结果是把学与术分离了。这种拆分很大程度上与汉语词汇是由词组构成有关,如果仅是一个字的话就很难拆分了。如在外语中它作为一个单词academic就无从拆分,而且在西方,学术也主要指理论知识,很少把应用知识称为学术。

我们之所以会对“学术”一词产生歧义,根源在于传统中国人根本不相信真正知识的存在。这种观念也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在人们的头脑中,几乎所有的理论知识都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特征。而人们所认为的真正的知识则是指一种绝对事实,带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意味,而且只能靠直觉进行体验,无法用直接经验的方式获得,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种知识观。这种对知识的近乎迷信的态度产生了对理论知识的怀疑。因为所有的理论知识都带有这种特征,既然如此,就不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知识标准。从这个知识标准看,人们比较喜欢技术知识或事实知识,因为这样的知识是实证的,而不是抽象的、无从证验的。中国的学术风格追求经世致用,也是这一思想的反映,从而也经常被攻击为理论空疏无用。

从严格意义上讲,“学术”应该更强调“术”,但“术”不是指技术,而是指方法。换言之,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不重要,关键是怎么得出的,这也是为什么科学研究非常注重过程的原因,因为过程具有自我证明的作用,它才能保证结论是科学的。

 

国外许多大学的校训大多明确提出学术自由的口号,如哈佛大学把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作为校训:“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斯坦福大学把“让自由之风吹”作为校训。诸如此类的校训不胜枚举。而在中国大学则多把育人作为校训,比如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厦门大学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这说明,中国文化倾向于把大学看成教育机构而非学术机构。这或许能够说明中西大学的学风不同或本质不同,这也是中西大学异质性的表现。

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风格之所以迥异,关键是中国学术一直把自己放在附从的地位,是为实现政治目的服务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这一思想的极好表达。在这种价值先设的状态下,学术就不可能真正属于自己,只能受制于人。所以,中国学术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官员,“学而优则仕”也是一个必然结果,这正是中西学术的不同路径。中国学术人的学术目的是为了“内圣外王”,它在考虑事实之前就已经在考虑后果,这样的结果就不可能导致真正的科学。所以,中国古代学术都是走了一条自我修身的路线,这个路线就是压抑自我主张,然后与圣人的意见趋同。所谓圣人意见,就是历史上一些先贤的主张,特别是记载在经典中的主张。这样的学术方法压抑了个人主张,学术沦为注疏,很少有新的真见解。这种学问方式是接受式的,而非创新式的。因为创新式的学术需要不断地把个人的不同意见补充到原来的学术系统中去,这样学术才能不断地推陈出新。一旦采取接受式的路线,那么只能是维护或佐证过去的经验,而个人的经验就只能是作为注释为已有的意见服务,这样的结果是,已有的意见即使是片面的,也会逐渐变成真理而被保存下来。特别是当这种接受不是以自觉自愿的方式而是在政治高压下形成的,就更是如此了。

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乐意干预学术,都希望学术为自己统治服务,所以都会采取两手政策,一手就是“拉”,如施以小恩小惠,进行政治册封,使学者获得正统地位,从而满足学术人的虚荣心,使其甘心地为其统治服务;另一手就是“压”,如果不听话的话就采取打击的政策,从而以儆效尤,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文字狱,这样使知识人噤若寒蝉,保持沉默。长久下去,学术失去活力,社会也失去了活力,最终就会以暴力的方式起来反抗。所以,以往的统治者一般都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从而一般都将管制政策掌握在一定限度内,否则就会出现物极必反的结果,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中国在近代引入了西方学术体制之后,开始意识到需要建立一种独立的学术制度或自由的学术制度才能繁荣科学,但并没有剪断传统文化的脐带,或者说在学术自由与学术依附之间经常处于一种博弈的状态。之前的正统意识一直视学术自由为非法,现在则渐渐认识到学术自由是必须的,但在怎么掌握这个度时一直是缺乏信心的。因为有一种担心始终存在于主管者那里:不受控制的学术最终会不会失控?换言之,学术人有足够的自制能力吗?能够实现大学自治吗?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假问题,不仅政府没有信心,就连学术人自己也没有信心,因为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人极端的个人主义基因是非常活跃的,一有机会就会表现出来。换言之,中国学术人缺乏自组织性,一旦缺乏外部管制,就会陷入一种绝对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而不像西方的那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所以,在如何建立一种自主的学术活动规则问题上,中国学界还非常缺乏经验,因此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行摸索。

大学自治经验不可能直接从西方移植而来,但中国大学必须掌握大学自治的经验,不然的话,学术将永远处于一种受控制的状态。这意味着,这种自治经验的获得只能通过自我实验、内部革新的方式获得。如何进行实验呢?这就依靠具有创造性和学术担当的校长的开拓精神,因为没有他们的努力,中国的学术体制变革是无法想象的。在任何国家,大学校长都应当是学术利益的忠实代言人,都应该忠实于大学发展学术的使命,都应该为教授从事学术研究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在中国,大学校长所担负的责任更加重大,他不仅应该成为国家政策的执行人,还应该是学术利益的代言人,同时还应当作为社会利益的反映人和学生利益的保护人,因此校长角色是多元的,而非唯一的,但其核心使命就是维护好这几方面利益的平衡。因此,选择适宜的大学校长人选非常重要。

当然,为了实现大学校长角色的转变,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具有从事改革实验的决心,有意识地挑选一批大学校长去从事这样的改革实验,而且要选择合适的学校开展这样的实验,并且这样的实验是建立在大学自愿和大学校长具有开拓精神的结合上,这样的实验不可能通过命令式的方式推进,因为这需要大学自身必须是主动的,特别是大学校长是具有创造性的。可以说,没有创造性的校长和适宜学校的结合,高教改革将很难成功。

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进行实验呢?985大学明显不妥,因为其学校地位比较优越,学校发展战略容易趋于保守,改革的动力往往不大,他们总是瞻前顾后,顾虑重重。选择211学校或地区重点高校进行实验可能比较合适,因为他们对自己办学地位提高有很大期望,而且顾虑较小,往往希望通过改革来创造发展机遇。

我们正在进行的以学术为本的教育改革需要关注到学校规模因素、学校地位因素、教师素质因素、专业性质因素、校长魄力因素,此外还要关注学校的地理位置因素,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太过中心的地区则不宜进行这样的改革,因为这样改革非常容易引起外界的干预,特别是舆论的干预。在通常情况下,高校对外界舆论的抗干扰能力是相对有限的,外界舆论干预太多对推进学术自主非常不利,常常会将一个新事物扼杀在摇篮中。

 

参考文献:

[1] 王洪才.大众高等教育论.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112.

[3]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126.

[3]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杨东平.大学精神.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22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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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探索与争鸣》2014年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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