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史学不是年轻人的事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69 次 更新时间:2014-04-14 21: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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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桂英  

    

   茅海建是严谨的学者,平日的生活刻意保持简单与清索,规避喧嚣人事而勤耕史料之海。很多文史学者借着历史以评析当下社会,或从当下社会所残缺与希冀之处出发,怀着现实关怀重新诠释近代史,渐成公共领域内活跃的知识分子,茅海建仍然将自己关在学术象牙塔之内,执著地把历史真实作为学术研究中不灭的梦境,拒绝以言论介入现实的诱惑,拒绝媒体的采访邀请,拒绝被“公知化”。

   中国每年都会有大量史学论文与专著面世,新潮理论轮番更迭,相关结论随之更妆换颜,而其茁长的根基,却是经不起考证的史实,一场场热闹的推导、演绎、归纳,实为海市蜃楼,别人看着兴奋甚至颇为入戏,茅海建却有些许悲凉,反复强调,现今史学之重,为“史料重建”。

    

   平和学术不需要枕中秘笈

   有人感慨,有些文史学者(或写者?),发现一个新史料,就能敷衍成一本书,把历史讲得曲折动人,书与人皆出风头。而茅海建以《天朝的崩溃》出名,之后的书,越写越老实艰涩,比如《近代的尺度》、《戊戌变法史事考》,书中尽是用史料来说明的历史细节,对于习惯从历史著作的阅读中获取如听书般畅快感的读者而言,茅海建的书是繁琐沉闷的,没有宏观的历史叙事,没有精湛的理论演绎,有时连细节都是不确定的,在列举辨析一堆史料之后,茅海建会毫不留情地说,至于事实,仍然缺乏可信的证据。

   关于学术的意义,茅海建自称去了日本才渐明了。那是1999年,茅海建在日本呆了两个多月,京都学派的细密细心让他心向往之,比如,此派学者研究中国外交史,因为不太了解清朝的制度与奏折术语,便自己动手编写辞典,一点点积累起相关知识。日本访学之旅,只有两个月,但茅海建自以为收获极大,最大的收获是明晰了学术的意义:真正的学术是平淡的、平常、平和的,没有太多华丽色彩,也无需那些枕中秘笈;有一颗平实、平静的学术之真心,力行恒久,也就自然地除了平淡、平常、平和,而会成为不朽。

   茅海建对自己的老师陈旭麓有极深的感情,在他为自己著作写的序中,或是论文注解中,常于意料之外蔓逸出对陈先生的思念与敬意,其中深情,自然是在文字之外。2008年陈旭麓逝世二十周年,茅海建在纪念会上回忆陈先生对自己的影响,只用了两个词概括:平常,自然。那是淡然又无限绵长的师生情谊,没有终身受用的警句誓言可以长刻心中,却有各种细节长久回味,“我也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要回报陈先生,那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教好自己的学生。”

   曾经茅海建指导学年论文的学生谈及茅老师,多有敬畏。因茅海建自己极为勤奋刻苦,对学生们形成了潜在的约束,爬梳史料,绝不敢偷懒。茅师对学术的自律与对学识的赏识,却是相近的坦然真挚,“平日里不苟言笑,若写出让他中意的文章,则有激昂的喜悦”,“在他那间狭小的办公室呆上一小会儿,他的气场就足以影响你一生。”

    

   散淡羡慕做完很多事后再离世

   茅海建的文字里,亦很难找到旁逸斜出的意趣,似有意少写较随意或论旨不那么学术化的文字。在今年出版的学术随笔集《依然如旧的月色》的前言里,茅海建反思了自己作为学者的毛病,长期居于学术规范之中,写东西太有腔有调有规范,而无平静闲心去欣赏江河的潮汐、夕阳西下,或是枝上新萌的绿芽,天上灿烂流星……尽管给自己的书起了如此诗意的名字,但书中篇什,除了少数篇忆旧怀人之文,可称得上随笔,其余的文章,大多是考据色彩浓郁的半学术论文。他自嘲说:“真是教书教惯了,什么时候都‘毁’人不倦。”

   而细看他那为数极少的忆旧怀人文,字里行间有一种不受侵扰的平静,抒情表意极为简洁,即便是悼念对那些在他生活与学术生涯中有深刻影响的人物,也是哀而不伤,沉痛或是感激,被他的克制解散成丝丝缕缕状,妥帖地安置于琐碎的私人交往中,很是淡然,反复读之,才能感觉文字之外的深情厚谊。

   比如他写朱维铮意气张扬之外有细腻体贴,“我当时因《天朝的崩溃》稍受小累,他也知道此事,却在长时间的谈话中,善解人意地不提此事,而多次言及他对陈先生的回忆,让我感到温暖。”而写自己对朱维铮的关切,也就一个细节,那是2010年9月,茅海建去探望刚做完手术的朱维铮,当面并没有多谈,离开朱家后,“我到附近书店去看书,却静不下心来,又去了一家咖啡店,坐了很久……”

   台湾史学家黄彰健是茅海建极敬佩的学者,他也曾多次在自己的书中向黄彰健致敬。原因为两个,其一,黄彰健在1974年就发现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作伪,其二,他很早就提出戊戌政变并非起因于袁世凯告密,但袁世凯告密又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两项发现历数十年光芒不灭,对茅海建的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

   而2005年茅海建去台湾见到了这位令自己心生敬意已久的学者,听他谈戊戌变法,“我认为他所讲的证据,尚难以定论,于是没有说话。”之后当黄寄给他关于“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的稿件时,“我因对此题目较为生疏,没有细看,也没有回信”。2009年,黄彰健去世,茅海建写了文章悼念,至文末才表露同情的理解:“黄彰健先生是做完许多事情之后才离开人世的,应当说是没有太多遗憾的。这又是我内心所羡慕的。”与人交往,散淡至此,似乎也是一种境界。

    

   【治学一例】

   83万字鉴注2.5万字

   关于史料之重建的实践,最常为人称道的,是茅海建对《我史》的鉴注。十多年前,茅海建初涉戊戌变法研究,面对康有为的《我史》,心情很是复杂。《我史》叙述了康有为从出生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这四十年间(1858-1898)的个人历史。作为戊戌变法主要推动者的康有为,其本人的记录,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但已有学者如黄彰健、汤志钧、朱维铮等在研究中发现,康有为此书中作伪。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何处去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

   很多学人面对这样的困局,选择的是与之和平相处,能绕则绕。而茅海建选择的,是迎面而上:既然《我史》中有伪,作伪也有作伪的理由,本身就值得研究。他决定给《我史》做一个注本,将相关史料与研究附注之,以便对康有为的说法一一进行厘定。

   2006年10月,茅海建在国家博物馆读到《我史》的手稿本(共计四万字),便着手开始鉴注工作,主要针对《我史》中从甲午到戊戌的五年(原稿字数约25000字)。康有为生前未来得及发表的回忆录的后五年,被茅海建花了五年的时间以档案文献严格核对,形成83万余字的鉴注本,相当于对已有的史料进行了重建。史料乃史学之公器,茅海建的核对厘正工作,对后续研究者而言其价值不可估量。

    

   【茅海建论历史写作与研究】

   “史学确实不是年轻人的事业,不管你用何种方法,都不可能速成,而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熟悉史料并了解学术史,且动笔越早越可能悔其少作;然而,年轻时若不勤于动笔,又何来成熟?又何能思畅笔顺?很可能会长久地涩于写作。这几乎是一种悖论。”

   ——摘录于《近代的尺度》,2009年

   关于历史学家,有这样的说法:只有年轻的物理学家、年轻的数学家、年轻的文学家,绝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黄金时代是55岁至65岁。由此推到他的白银时代,也要从40岁开始。此说曾让刚入历史本科学习的茅海建产生困惑:对于一个愿意研究历史的人而言,在自己的学术早期,应该做些什么?

   几年后茅海建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研,师从陈旭麓先生,陈先生也是主张学生尽早进入研究阶段,通过研究来学习历史。于是跟随陈旭麓学习的两年,茅海建大约写了十多万字,“几乎不停地写,也在懵懵懂懂之中进入了史学。”

    

   【茅海建主要著作年表】

   1995《天朝的崩溃》、《苦命天子》

   1998《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2005《戊戌变法史事考》

   2009《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2011《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2014《“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戊戌变法另面》

    

   冷板凳推开一切喧嚣集中写作

   硕士毕业之后七年,茅海建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在茅海建的文章中极少涉笔那段生活,大概从一个细节中略能得知些许境况,1988年,得知导师陈旭麓去世,“我当即向领导请假,要求回上海奔丧,谁知竟不批准。我那时还是军人,三次要求之后,只能在北京夜晚寒冷的大街上走了很久……”(《新写的文章依旧请他看——忆陈师旭麓先生》,1999年,刊于《书城》)。

   时间流转至上世纪90年代,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与充满激情与想象的80年代相比,严肃的公共讨论呈退场姿态,严肃的思考也随之在大部分私人生活中缺席,市场社会急剧崛起,知识分子边缘化,市场与资本更具吸引力。1993年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正是基于此种背景。

   茅海建在学术上发力,却刚好就在市场经济于中国掀起狂飙的1992年,已经在社科院近史所任职的他,决意推开一切喧嚣集中写作,要把自己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付诸一本专著。1980年茅海建师从陈旭麓进入鸦片战争研究领域,颇得导师鼓励,但十多年间因工作无暇动笔,而陈旭麓也于1988年离世。这部书的写作,对于茅海建而言,仿如必须偿还的债。他花了十多年收集史料思考问题,花了两年时间写成《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扉页上写的是:“献给我的导师陈旭麓先生”。

   《天朝的崩溃》一书出版后,海内震动,好评如潮。书中有浓郁的民族国家情怀,“天朝”与“泰西”在近代化上存在的差距,仍在当下社会中发出哀怒之声,“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障”,此种论调,既有对社会的反思又含激越的呐喊之声,在日益开放且急于追求现代化的中国,获得了极大的共鸣。

   但茅海建自己很少谈及此书引起的阅读热潮,倒是在一篇写于1999年谈拒绝捧场应景式书评的文章中,他有这样的话:“绝大多数书评只是一味地说好话,而且好话也是同一个套路,无非发掘了新的材料(一般不提新材料对该项研究有何突破性价值),将历史人物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中(其实做到这一点极难,但从目前书评来看似乎很容易做到),文字生动流畅(史学著作文字艰涩实已大大阻碍了读者,影响其销路)云云。此书评与彼书评雷同……”

    

   畅销书失败的尝试

   1994年春节,茅海建回上海省亲,与友人朱金元先生谈论学术著作的市场前景问题,朱金元是一位资深编辑,他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书,认为一定存在一种既有品位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好书应该是能够给专家以启发,又能获得普通读者喜爱的。考虑当时的文化环境,茅海建对“写一本专业和非专业各种层次的人都可以接受的书”,充满兴趣。

茅海建花了一年的时间,最终写成《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是他所有著作中气质最独特的,笔调轻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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