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淮 甘长山:论香港政党政治的发展空间和限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 次 更新时间:2014-04-14 17:00:32

进入专题: 香港政党政治  

张定淮   甘长山  

    

   摘要:  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框架内,其政党政治是否具有发展空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通过对香港政党性政治组织产生的政治生态进行考察,以中央对香港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承诺作为基本前提,分析了香港政党政治发展存在的空间和限度。研究指出,依据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并以民主政治发展作为方向的前提下,香港政党政治发展存在着三大空间,但基于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域的政治定位,其政党政治发展也受到了一定限制。

   关键词:  政党;政治组织;发展空间;限度

    

   政党政治是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而政党则是议会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对于政党的定义,政治学家们莫衷一是;但对于政党的功能,学者们却具有高度的共识。不过,人们在讨论政党问题时通常是以国家作为背景,而香港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因此,对香港的政党政治问题的讨论本身就可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人们可能会问:香港有政党吗?然而,从香港现时政治看,政党政治现象无处不在。如果我们对香港社会存在的政党政治现象视而不见,我们不仅看不到香港政治的玄机,而且会出现许多误判。因此,客观认识中国这个特殊地方区域的政党政治现象,判断这种政治现象的作用、发展空间和限度,是落实“一国两制”政策所必不可少的。

    

   一、香港政党政治发生的社会政治生态

   如果说西方政党产生于议会政治,那么,香港号称政党的政治组织的产生则主要是香港社会精英对于香港回归这一重大事件做出回应的结果,这也完全符合政党发生学对于重大政治事件引发政党产生的论述。然而,香港情况的特殊性还在于,作为当时香港社会统治者的港英政府对于香港社会的这种政治反应所发挥的推波助澜作用。早在《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之前,港英当局就于1984年7月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开启了香港代议政治的大门。而在《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不久,港英政府就于1985年9月推出了立法局改选的《代议政制白皮书》[1]。香港政制所发生的急剧开放性的变化,使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着眼于香港的未来、以捍卫所谓港人的实际利益为出发点,围绕着香港回归的内容开展议政活动,有一种在中英之间“极力争取自我存在,自争前途的情绪”{1}。比如,香港观察社、汇点和太平山学会是这一时期最为知名的三大论政团体。这些议政团体的出现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各种具有政党功能的组织登上政治舞台奠定了组织基础[2]。议政团体和后来的各路政党的登场,使八九十年代香港的政治气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积极整合民间力量作为自己活动的支撑,参与立法局和区议会的选举并与政府产生持续不断的政策性互动,政府对民意的回应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的港区人大代表邬维庸就将港英政府的这一举动称之为港英政府撤离香港之前的“布雷行动”{2}。

   但是,如果简单考察香港政党产生的背景,并借此分析香港政党产生的其他条件,就只能使我们局限于中英之间围绕香港回归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之中,且只能看到香港政党的产生与发展仅仅来自于港英政府的推动。这对于全面、客观地考察香港政党的产生与发展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事物的产生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事物的内部,外部的力量主要发挥催生和加速的作用。香港政党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它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公众心理及内外压力等一系列与地区政治发展存在互动关系的社会综合环境——政治生态密切相关。美国学者约瑟夫·莱帕洛姆巴拉和迈伦·韦纳认为现代政党的诞生主要受世俗化、自发性的社交以及包括运输工具在内的通讯系统及三种特定的“历史性的危机”影响。这一论述虽然不能涵盖香港政党产生的全部原因,但有助于我们在政治生态层面从香港社会本身的特征及由香港回归所带来的外部压力等方面分析香港政党产生的特点,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香港地区的政党性政治组织的活动性质,以及这些政党性政治组织的政治价值取向,并客观地评价香港政党对地区政治发展的意义。

   对于香港回归的过渡期内的社会特征,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描述:其一,当时的香港是一个“经济至上”、弱化政治诉求的利益分散型社会。这个描述说明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广大港人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弱化了其政治上的诉求,二是香港社会的自由使香港社会呈现出利益多元化的格局。香港这一社会特征的形成,完全是英国殖民统治造成的结果。由于港英政府长期秉持政治上排挤华人,经济上自由开放的政策,致使广大港人普遍存在政治上的无能感,从而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领域的发展,进而形成一种“经济至上”的社会心理。罗伯特·A.达尔在分析“人为什么不愿介入政治”时指出{3},当人们在经济活动上取得的利益大于政治活动所带来的利益,或人们对自己改变政治现状不抱希望或持无所谓态度,或人们在参与政治活动过程中遇到诸多障碍时,人们就不大愿意介入政治,从而产生政治冷漠的心态。达尔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港人的心态。

   其二,香港社会是一个西方理念渗入传统根基的价值融合型社会。港英政府十分清楚,对于香港社会实现有效统治的最好方式是主宰香港的教育,这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手段,也是将英式文明渗入香港最潜移默化的途径。近现代历史上中英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上存在的较大差距,使香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普遍存在着对西方制度的仰慕。香港商业社会的成长,市场经济的规范发展,无形中向港人展示了诸如自由平等、公平交易、尊重他人、诚实守信、遵守规则、互助互利等商业精神,并融入到社会生活中。香港发达的大众传媒在香港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粘合与强化作用。生活在“传媒海洋之中”{4}的港人潜移默化地在中国传统价值和以英国为原型的西方价值之间接受着融合的过程。这种融合的结果是使香港社会呈现出既有中华传统文化依托,又有西方现代价值浸润;既有坚忍静默、安于现状的文化惯性,又有自由平等、自尊自立的心理熏陶的价值融合型社会特征。

   其三,在香港回归的前景下香港社会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恐慌和政治焦虑。随着1985年5月中英双方对《联合声明》的批准,香港进入了回归的过渡期。对香港人而言,这一期间的心理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香港人希望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雪去百年耻辱;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回归的前景感到迷茫,对中国大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心存疑虑。特别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更是出现了对回归的恐慌情绪,港岛政治心理显现出前所未有的焦虑状态。这一政治心理从这一时期的两个现象可见一斑:一是外迁移民潮的出现。在通常情况下,香港每年外迁的移民数量大约在2万人左右。但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无论是在移民倾向还是在移民行动上,都出现了很大幅度的增长。据1988年5月16日香港《明报》发表的关于香港移民倾向的调查结果,“24%的被访者表示希望移民。在专上教育程度或以上的被访者中,表示希望移民者高达45.5%”{5}。1987~1996年间,香港外迁移民的数量远远超出正常水平。二是在香港注册的上市公司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外迁。据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统计,从1984~1993年期间,共有107家上市公司迁册,约占上市公司总数的二成{6},这也远远超出普通年份的水平。出现以移民潮和上市公司迁册风为代表的回归恐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具有大陆移民背景的香港居民中的很多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存在着恐惧心理,而这些港人的这一政治心理对其配偶和子女的影响极深,在分析香港社会政治生态特征时,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一点。

   通过对香港当时社会心理的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香港具有政党功能的政治组织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群众基础;通过对八九十年代港英政治的开放过程(立法局、区议会、市政局选举的相继举行)的考察,我们可以看清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港英政府为实现其特定政治目的而做出的刻意安排;而对过渡期内中英关系的跌宕起伏势态的变化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香港各种政治势力进入了一个政治力量整合的过程,并判断香港迈向政党政治过程中各个政党性政治组织的基本政治价值取向。截至香港回归前夕,政党政治的格局基本形成。

    

   二、香港政党的特殊性及其对政治团体的超越

   对于香港的政党政治,学者们有不同的判断。有人认为,香港的政党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政治团体,而不能称为政党。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将香港政党的角色定位简单化了。香港的“政党”组织已经完全超越了“政治团体”的范畴,而具备了“政党”的基本特征。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做出观察:

   从政党的社会基础来看,目前香港各主要政党都代表特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如,民主党成员多来自律师、社工、大中小学教师等行业;民建联主要面向劳工阶层,特别是原属于工联会的成员,中小工商界人士,专业人士和部分工商专业界人士;自由党则代表工商界的利益,主要成员是工商专业界人士,他们拥有或所属的财团与国际资本多有联系。

   从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策主张来看,香港各政党都提出了自己的政纲和政策要求。从各政党宣传的政纲来看,他们均表示拥护香港回归中国,认同香港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认同香港的主权归属。体现他们政党特性的主张有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有关香港政制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同立场上,但各种政党都力争成为管治香港地区的重要力量。

   从政党组织机构和成员方面来看,各大政党都有一套明晰的组织管理机构,设定了领导人及各级组织的职能,并有公开、正式的党员,有些政党成员还需缴纳会费(党费)。此外,各政党对市民的入党要求也做了相应的规定。

   对香港政党和政党政治持否认的说辞主要集中在对香港政党在社会公共权力的诉求缺失问题上,而对政治权力的诉求又通常被认为是判断一个政治组织是否具有政党属性的本质特征。我们不能说“政治团体”论者依据这一本质特征对香港具有政党功能的政治组织的性质判断存在错误,但他们至少忽视了香港这些具有政党功能的政治组织有别于普通定义上的政治团体的三个特征[3],且是以国家为视角来观察香港的这些政治组织的。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认定香港这些具有政党性的政治组织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地区性政党。其实,香港的这些政党性政治团体并非没有权力诉求,但其权力诉求受香港地区属性和由此所决定的政治体制的制约,这使得其权力诉求仅限于参与政府运作而非控制政府。从现实香港的政治制度分析,这些政治组织是可以通过选举获取香港政治权力中的立法权的。在笔者看来,这一特质并不影响这些政治组织作为地区政党的属性,却使其在功能重点取向上发生了转折——从谋求“执掌地区政权”功能转向社会利益整合和利益表达上。

普通意义上的政党权力诉求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执掌、控制国家或地区政府的权力诉求,第二个层面是参与国家或地区政府运作的权力诉求。严格来讲,控制政府和参与政府运作是有本质区别的。控制政府的权力诉求侧重于权力的政治层面,而参与政府运作的权力诉求侧重于权力的公共层面;控制政府的权力诉求侧重于权力的统治层面,而参与政府运作的权力诉求侧重于权力的管理层面。就香港地区而言,港英殖民统治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其政治权力系统是封闭的,也就是说,华人精英几乎不可能进入权力系统之内。正因为如此,香港的政治组织,即使是压力性政治组织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然而,在一个多元社会,统治者如果长期使政治系统只对特定族群开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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