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遏制严重腐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2 次 更新时间:2014-04-10 0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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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 (进入专栏)  

  

   1、高度集中的体制难以解决干部腐败问题

  

   中共靠思想统一和组织严密成为一个强大的党,思想优势加组织优势形成干部优势,是其他政党没有的。共产党是靠干部打天下坐天下的。夺取政权前,激励干部靠理想信念、组织纪律和残酷的党内斗争,艰苦的条件和生死的考验也无情地淘汰意志薄弱者和投机分子。夺取政权后,基本环境变了,党的地位变了,党员干部成了执掌权力的人,毛泽东还想用战争时期那一套管干部,想靠那种革命精神和低水平的乌托邦理想来保持干部的传统,他用不停的党内斗争,甚至不惜发动“四清”和“文革”这样的群众运动来整治干部中的消极现象,但是并没有挡住干部队伍的日益腐败和官僚化,而是导致了十年浩劫。

   邓小平解决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认识到没有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文革后痛定思痛的时候,他在八一八讲话已经接触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问题,指出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弊端一样,是权力过分集中,他说,权力过分集中是个“总病根”。但是他没有破题。他内心深处仍然寄希望于革命时期的那一套体制和权威,六四以后他说的很清楚,毛在毛说了算,我在说了算。改革开放初期对文革反思时出现的民主空气和思想解放稍纵即逝,这些年地方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高度集中的体制有所发展,中国如今到处都是“一把手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本质上是人治,是专制,是与民主法治不相容的。邓小平在接受市场经济的时候他没有真正接受民主。他不破这个题,后面的人更没有能力破,延宕至今,一发不可收拾。没有一把手说了算出不了薄熙来这样大的闹剧和丑剧。其人暴露有一定偶然性,权贵巨贪的滋生则是必然的。历史和现实证明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干部是管不好的。以往中国高度集中的体制与农耕社会相适应,与严密文官制度相配套,靠科举制度严密控制官员思想,靠礼俗教化愚弄百姓,也只管得开国后的头几代。中国古代高度集中体制以明清为甚,严刑峻法、杀一儆百、明察暗访、分化牵制,朱元璋试过了,雍正试过了,历史证明行不通。战争时期高度集中的体制,毛泽东试过了,时过境迁也不灵了。历史来到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在没有民主的环境下,干部的大面积腐败和社会的全面堕落是不可避免的。

  

   2、严重腐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高度集中体制的必然产物

  

   这三十多年,市场经济加全球化,中共执政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体的建立,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型。市场经济的效率是没有人否认的,但是,市场正在把人,包括执政党的干部变成经济人,人的趋利的本性在干部的灵魂中复活了,追求富裕幸福也是他们应有的理想和合法的权利。没有外部巨大压力的条件下,再指望不太富裕的干部能够完全自觉的抵制金钱的诱惑,恐怕只是一种空想。

   关于反腐败,官方的讲话文件应该说动机出发点都是好的,也看到了问题。可是知行不能统一。干部队伍理想信念所剩无几,组织纪律日益涣散,成百上千个文件也管不住楼堂馆所、奢华节会、形象工程;管不住重大事故,重复建设,盲目投资;管不住公款吃、送、游、玩、公车超配私用;管不住行政事业编制膨胀、职级超配、国企干部监守自盗;管不住愈演愈烈的腐败浪潮,前赴后继,汹涌澎湃。公权力部门化、地方化、小集团化、私人化,进而商品化、市场化、黑社会化,滥权导致社会溃烂、民心涣散。贪腐人数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花样越来越新。腐败像空气一样渗透到几乎所有领域,相当多干部有灰色收入,几乎到处都看到干部的消费与自己合法收入不符,千方百计占公家便宜成为普遍现象。官场腐败导致社会堕落,而反腐成为左和右的激进主义的共同口号,腐败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拒绝改革、拒绝前进、拒绝学习西方先进政治治理经验,已经可以过河了,还想停在原地摸石头,希望把现有利益格局、政治关系定型。既想享受高度集中带来的垄断与特权,又想享受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繁荣,鱼和熊掌能够兼得吗?

   高度集中的体制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说它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它有巨大的经济推动和调节力量,能有效应对战争和灾害。但是历史也证明,这种巨大的权力也会产生市场寻租的巨大张力,也会产生船大难掉头,纠错难、调整难,制约一把手难,腐败发现难、惩治难的问题。它的要害是很难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逐步走向人民的对立面。高度集中的体制要求体制内的人向上负责,向最高权力负责,那么当官员与人民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谁向人民负责呢。战争年代、困难时期、封闭的条件下人民可以忍受,在开放的条件下,和平发展的时代,人民不会无休止的等待忍耐下去。世界民主化的历史潮流浩浩汤汤,人们在观看世界各国民主选举的新闻报道的时候,在思考东欧、中东巨变的时候,这种体制还能一成不变吗。

  

   3、权力腐败在金融时代是国家和社会安全的最大威胁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有一种突出的现象,就是权力和金钱迅速大量结合。在农耕社会,剩余产品很少,掌权人能够占有的财富也有限,聚敛财富是个较为缓慢的过程,贫富差距拉大也是个缓慢的过程。当资本和大工商业进入这些国家之后,权力与资本结合,权力的饕餮大口可以瞬间吞噬亿万财富,迅速破环道德原则和社会结构,造成大面积贫困,贫富差距和对立迅速形成,引发社会动荡不安。发展中国家,包括上个世纪末的拉美国家和正在变革的中东国家,大量历史经验证明,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经济任务同样重要、同样艰巨、同样紧迫。在金融时代,如果不能制衡权力,一旦权力与资本相结合,政治和社会的腐败堕落要比农耕社会迅速得多。官僚资本主义既是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溃败的主要原因,也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深渊。大多数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迫切性认识比较容易,对民主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严重滞后,加上既得利益群体的维护,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反复徘徊,国家陷入动荡不能自拔。

  

   4、以权力资源激励干部是干部体制的核心弊端

  

   问题出在哪儿?管这么大个国家,不靠干部靠谁。干部听你的话,为你做事情图什么。是我们的干部人不好吗,我们的干部绝大部分是最优秀的人才中选出来的,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官员。发展经济、突发事件、自然灾害、计划生育、卫生迎检、综合治理、各种达标、文明创建、城市管理、征地强拆,报刊发行、文山会海,大办节会树形象、送往迎来搞公关、防火防盗防记者、上稿下稿删帖子,一年到头,疲于奔命,人很累、心很苦。官大一级压死人,实权部门得罪不起,纪组宣公检法,潜规则小圈子,稍一不慎就惹麻烦,荆棘丛生、风险很大。当干部实在不容易,可是为什么千军万马挤这个独木桥,不仅在职的人个个想提拔,而且体制外的人也千方百计想进来。图为人民服务吗,苦行僧是少数;图实现自己的抱负吗,理想主义者并不多;图工资吗,干部平均合法收入并不高,基层和欠发达地区的干部仅靠工资连基本生活都很拮据。更多的人图的是权力,通过权力可以获得更大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权力带来的巨大好处和机会妙不可言,人的本性是趋利的,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既然权力能给人带来那么多好处,为什么不崇拜追求权力呢。

   在制度设计上,我们有两个假定,第一个假定是,干部的觉悟较高,不需要物质刺激就会恪尽职守、廉洁从政。这个假定的误区在于,因为干部没有得到他认为合理合法的报酬,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大多数人就会拿手中的权力去寻租利益,手中的权力就变成了可以谋私的资源。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马儿就会自己找。我们无法忽视千百万干部的切身利益,他们是我们执政的基础。官场渐渐默认以权力资源作为干部辛苦工作的回报,进而默认权力资源作为激励干部的筹码,这种默认既不符合道德也不符合法律,既不公开也不规范。是被迫的,是没有人承担责任的,而且是要极力掩饰的。中组部有一句大实话,提拔使用干部,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实际上默认是用权力资源去奖励激励干部、约束惩罚干部。这就在国家治理上形成了一个大的逻辑悖论,言行不一,所谓宗旨理想信念都黯然失色。执政党可以言行不一,人民当然可以上行下效,社会风气由此堕落。那么能不能高薪养廉呢?现行体制下行不通,第一,与我们口头上必须承认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不符;第二,行政治国必须靠数量庞大的干部队伍,总体上行政开支负担已经相当沉重;第三,减少干部,交给社会多管一点吧,怕体制外的人不听话,怕社会上的人管不住,怕政权不稳。

  

   5、以权治权、以官管官是干部体制的症结

  

   第二个假定是,只要党管得好,干部就不会以权谋私。误区在于,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单靠党自身的力量不可能有效的监督我们的干部。第一,管干部的人本身就是干部,观念相似、利益相关,大家心里或多或少都有点儿意气相投,同病相怜,或多或少都有点儿惺惺相惜、官官相护,管人的和被管的是利益相关者,必然是管不好的;第二,官场有一种潜意识,干部太辛苦、待遇太低,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第三,官场有一种共识,干部选拔提拔票数很关键,为人做事要多种花少栽刺,得饶人处且饶人;第四,怕影响政绩,姑息迁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主要领导捂盖子、包庇贪官,受到爱护干部的好评。面太大了,法不责众,时间长了,这些都成为潜规则,监管大都流于形式,于是我们再设计个机构来管他们,同样无效,而且互相扯皮,这就是帕金森定律讲的现象。这样做,可以延缓腐败的进程,可以缓解老百姓的怨气,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只能使腐败加深、蔓延、变异直至我们灭亡。以权治权、以官管官必然导致以权谋权、以权滥权,从长远看,以权治权是饮鸩止渴,也是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必然消亡的原因。

  

   6、专制思想和极左观念是干部体制弊端的土壤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干打雷不下雨,因为专制思想和左的思想根深蒂固。高度集中的体制依赖并强化了中国几千年以权为本的价值观,把干部带入了权力崇拜的泥潭,包括民企、外企和老百姓的私人往来,权力崇拜成为一种可悲的共识,这是历史的倒退,是专制主义的借尸还魂。我们的官员去世的时候,评价一生的悼词非常有意思,历数曾任的官职,说到最高的官职就完了,官员的贡献价值是以职级论大小。官职大就做了大贡献。社会地位、工资福利、家庭幸福、子孙前途和生老病死都与职级挂钩,职级是干部的生死牌、指挥棒、兴奋剂、和终生的奋斗目标。这已经成为共识,成为不成文的规矩,见怪不怪。这种价值观、严重腐蚀了我们的官员,也在引导社会价值观倒退。

与别的专制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还多了一样,左的东西。这个东西很厉害,是中国的特产,民主革命时期曾经让千百万共产党人和红军人头落地,几乎葬送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的指导思想催生了“反右”、“大跃进”、“文革”浩劫。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问题是他走了没有人再讲这句话了。改革开放以来,左的东西一直在顽强表现自己,近几年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左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左是和权贵结合在一起的,左是和既得利益者结合在一起的。或曰打江山坐江山,或曰靠自己本事爬上高位,把左的一套当革命传统供奉、宣扬。而他们又没有“左”在本义上的理想和热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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