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雨田:未名湖畔之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78 次 更新时间:2005-07-01 01: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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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雨田  

  

  2003年11月,香港作家黄向明先生给我下帖,邀我参与《未名湖遐思》一书的写作。黄向明乃名门之后,翩翩公子,恃才傲物。察其意,隐隐有与吾摆擂之意。余垂垂老矣,昔年豪情灰飞烟灭,于名于利毫不萦怀,惟愿一腔热血化为丹碧,余心足矣。久不执笔,为文大难,谨将数年前余所撰回忆录一份奉上,聊以塞责,庶几不負黄先生之邀也。

  

  我已经10年没见到未名湖了,但我经常思念未名湖。因为那里有我青年时代的足迹,有我的希望、欢乐和悲伤。虽未能至,然心向往之,毕竟我在那里生活了七年。青春易逝,岁月如流,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便永远留在了北大,那是我生命里的阳春和严冬,我永远不能忘记。因此啊,我时时刻刻想念北大,白天想,晚上想,想念夜里学生楼窗口的灯光,想念月光下未名湖波涛的清响。于是,我不知不觉、悠悠荡荡地进了北大西校门。进得门来,满园春色忽然变成了风雨飘摇的秋天,黄叶飘零,愁云惨淡。我正走过办公楼……穿过假山,走过小桥,偌大的学校就笼罩在风雨里,看不到几个人影,偶尔有男男女女骑着单车,披着雨衣,匆匆远去。我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他们也不认识我,风景依旧,人事全非,我和他们就好像阴阳隔界。凄风苦雨,树木凋零。我不禁想起了南朝诗人的句子:昔日种柳,依依汉南,今日摇落,凄凄江覃,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我沿着湖边慢慢地走,不知不觉走到了花神庙前。花神庙是一座赭红色的小庙,年代久远,小巧古朴。为避风寒,我躲进了花神庙,里面如春天一样温暖,我又累又冷,迷迷糊糊就进入了梦乡。“起来!清醒一下,你这浊物!不要玷污了我的栖身之地!”我睁眼一看,一位风姿绰约的青年女子站在我面前,她面带微笑,头上戴着花环,胸前挂着花环,手腕上挎着花环,身上累累垂垂都是花环,就像是站在鲜花丛中。我正惊诧不已,她轻启朱唇,款款咏道:“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索索……”声音凄美、激越,熟悉得令人心疼!我在仔细一看,那女子长得有些像林昭,我颤抖着站起来,哽咽着说:“你……你是林昭吗?林昭不是已经不在人间了吗?你是花神吗?”她微微颔首,我接着说“你这花神是青帝所封还是王母所赐?”她笑笑说:“看起来你这人蛰居乡曲,久不问世事,红楼已经褪化,离时代太远了!你一共说了三句话,就有三处错误。第一,我不叫林昭,我是花神;第二,林昭没有死。世上有两种人不会死,第一种是已经钉在和注定要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他们要滴沥着污血,向世人呻吟着展示或即将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罪恶;另一种人是舍生取义、以身护法、为民请命的人,他们被供奉在生命的祭坛上享受生生世世的祭奠。林昭就是后一种人,因为她坚持真理、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她用自己青春的热血忠实地实践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理念”,因此,林昭是不会死的,在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林昭永生!”“哦……”我似乎大悟大彻,“我还有一处错误?”

  

  “我这花神之号既不是王母所赐,也不是青帝所封,而是群芳众卉推举的!不要说我这样的小区花神,就是在全花木界中也都是推行花木选举的了。花木界早已进入了大同世界了。不象你们人类还是为名为利而倾轧;为权钱交易而堕落,甚至转来转去还没有结束原始资本积累的时代。”说完,花神领我出了花神庙,来到未名湖畔,水面上波光粼粼,看不分明。“你知道为什么叫未名湖吗?”“我不知道。”“你知道无字碑吗?”“听说过。”“无字碑就是无论大善至德,还是大奸巨滑,他的碑上不着一字,一切留待后人评说!至于如何评说,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种瓜得瓜,种蒺藜收刺。这未名湖与无字碑有异曲同工之妙——未名之,未名湖者无名也,名可名,非常名,未名之名,名之曰妙!然这妙在何处呢?”她领我来到湖边,把花环抛向水面。“妙在那儿。”湖水慢慢平静下来,变成了一面清幽的明镜。“你慢慢看吧,我不能陪你了。”她忧伤的大眼睛里泪珠簌簌落下,打湿了胸前的花环,旋即随风逝去,口里叹道:

  

  “矫菌桂以纫蕙兮,

  索胡绳之[纟丽][纟丽](音“索”);

  ……

  阽予身而危死兮,

  览予初其犹未悔.

  ……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花神刚去,风骤起,吹皱了一湖静水,既而翻起一股浊浪,带着刺耳的喧嚣。啊!我看到了!有林昭,有何其慧,有杨吉林,有刘秉彝,有孙文烁,有王国香,还有我——赵雷,当年我们班的七名右派都在!都垂手默立,像等待屠宰的羔羊,听我们班的极左派孟宪忠训话。孟宪忠说:“你们要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继续作乱,只有死路一条!”我们都身形单薄,如暴风雨中的树叶!

  

  暴风雨中的树叶啊,即使它愿意做暴风雨的顺民,也难保不被风吹雨打去,碾落成泥化做尘。我知道,1957年我班的七名右派,至今已有四人生命已离他们远去,都还不到六十岁,受的苦还没有消化尽,就永远离开了人间。让我一个一个在未名湖的妙镜里细细看来。

  

  一个是林昭,她本应该下乡劳动,接受劳动改造,因为有病(她的肺结核时好时坏),就留在系里搞资料工作。再后来,她回到了上海老家养病。但是拒不认罪,继续独立思考,并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写信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1960年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罪被捕;1962年保外就医,同年再次以扩充反革命罪收监,判刑20年。1968年4月29日,林昭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杀。5月1日,公安人员到林昭家收取了五分钱的子弹费。之后其母精神崩溃,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现在,苏州的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里面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发之冢”!她的遗体埋在何处,没有人知道,其实也不需要知道!因为林昭没有死,她睡在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心中。(近悉林昭骨殖已找到,并已安葬。)

  

  再一个是何其慧,她是我们班里年龄最小的,1958年她才22岁,长得清新可人。打成右派后发配到西北边陲的一个偏僻小县参加劳动。在西去的列车上,她一个弱女子跟一群发配边疆的刑事犯关在一起。汽笛一声长鸣,一去不回头,驶过黄河壶口,出了嘉峪关,一路风餐露宿,山水迢迢。就在途中,共和国法律史上丑恶的一幕发生了,不知是监管人员的疏于职守还是怂恿,何其慧被这群暴徒强暴了!她向监管人员哭诉,没想到头顶国徽的监管人员却恶狠很地说:“该打!不许你这右派分子翻案!”风溜溜从她头顶吹过,风吹干了她的泪滴,关山一望萧索,她欲哭无泪!到了发配地,她几乎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多亏了一个有正义感的光棍汉的保护,使她免受更多的凌辱和迫害。她感恩戴德,以身相许,因为她除了自己的身体,一无所有,她只能这样。不久,她和那位好人生了两个孩子。后来落实政策,她被分到公社的托儿所里当阿姨,多亏了同班同学的帮助她调进县城的一所中学里教书。

  

  1993年,我见到她时,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欲哭无泪。良久才说:“一别三十年,我还记得被打成右派时你送我的两句诗:“十年一觉革命梦,赢得右派反党名。”我们漫步在当年天天走的那些林阴路,风物依稀如旧,人事全非。分别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眼里含着泪。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后来传来消息,她成为人所敬仰的模范教师,毕竟二十二年来,给她心身造成的创伤太重了,她日以继夜的辛劳,过分地透支了她的精力,不到几年,就与世长辞了,刚过了六十岁,值得令人欣慰的是她留下了两个很有出息的孩子。

  

  还有一个是杨吉林,他被发配到东北的深山老林里劳改,每月只给18元的生活费。若干年后他摘掉了右派帽子,每月40元,在一个农场里种药材。孤独寂寞里,他染上了烟瘾,只有劲头极大的关东莫合烟,能给他带来片刻的欢乐。因为有了抽烟这项开销,尽管他没有成家,每月也剩不下多少钱。最后,他在一小县里的药材公司里算是当了职员,恢复了他的原工资,这时他已经53岁了。他一辈子没成家,常常一个人坐在原野上,看晚霞消失了那最后一线光晖。他跟树说话,跟草说话,跟花说话,忧郁从他身上要流下来。北大三次校庆他一次也没来,头一次,知道他的情况,第二次,还知道他的下落,第三次,就没有他的消息了,因为他已经与世长辞了!尽管摘掉了右派帽子,平反昭雪,但是他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太厉害了,再也没能恢复过来。

  

  最后一个是刘秉彝,1962年他从劳动教养队放出来后,他回了故乡浙江温州。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没有姐妹,他的肺结核病也一直没有痊愈。为了吃饱饭,他什么活也干,在生活的最底层奔波。几年来北大校庆他从未参加过,也不知道他的详细经历,只听说不到六十岁他就离开了我们。

  

  唉!林昭死的时候才36岁,何其慧、杨吉林、刘秉彝都不到或刚过六十岁,七个右派还有三个大难不死,历经22年的折磨,还活在人间。在这22年中,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把辛酸泪。他俩都还健在,他们的辛酸泪由他们自己去说吧,无须我替他们诉说。

  

  七个青年右派,十几年前就有四个已经离开人世,占七个右派的百分之五十七,按照这个比例,全国五十五万右派,,,不也死掉了三十一万有余了吗?哪么当初四十岁以上划为右派而能活到今天的尚有几人!?应该说基本死光了,如果这些右派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的话,那大约是十八万。十八万的百分之43是八万,三十一万加八万是三十九万,现在还活着的右派大概不会超过十五、六万了吧?右派和叛徒内奸走资派同为伟大领袖毛主席钦命打倒的阶级敌人,但最后在落实政策时,一再强调把政策落实到实处,却有着迥然不同的两种待遇,叛徒内奸走资派是补发工资、官复原职,提拔重用;而右派呢,仅不过是承认错划,给予改正,不再岐视,就地安排适当工作而已,至于这二十二年呢?是做为对伟大社会主义的无私无偿的功臣的贡献呢?还是给予相应的补偿呢?我想应该有个说法吧,至今时过二十七年,秋菊们到今日再也听不到下文了。这是题外的话,现在再说正题。

  

  关于我个人,因为我一次又一次的舔干了伤口的血迹,所以我不想多说什么,我只想说一句:1961年我才被分配到京西煤矿,有三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容在另一篇中详述吧。总之和我一起劳动的老右们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也就是几十万右派的命运,也就是共和国的命运!

  

  我是在毕业前两个月的1958年4月下放到京西农村,向劳动人民学习,在劳动中改造。适值大跃进开始,全国“发高烧”,梦想一步进入共产主义。因此我们的劳动强度很大。早晨起来不洗脸刷牙,先干一小时叫早战,然后回来吃饭。白天自不必说,晚饭后还要夜战,就这样风风火火,拉屎都没有工夫,一个个累得妖精似的。就在抡收抡种为创建畝产万斤粮苦战的秋季,全乡全村男女老少齐动员,人们皆分类编隊,还真有奌现实意义的戏剧性的热闹:老头组识成老黄忠隊;老妈妈组织成为佘太君隊;妇女组织成为穆桂英隊;姑娘们组织成为花木兰隊;青年儿童组织成为罗成隊,罗成隊贴出了新诗篇:

  

  畝産要破万斤关 敢教日月换新天 拉出罗成问问你 什么叫做试验田

  

  在这非常的日子口里,右派们自然更不能落后,为了省却?砘赝?德飞系氖奔?我们劳动在田间,吃饭在田间,睡觉也在田间,睡觉的时侯,只将几个捆好的玉米秸相互倾斜对立着,就搭成了一个人字形的窝棚,这就是我们的田间卧室了,至于什么蛇蝎、昆虫之类的对我们的干扰或亲近,那就无所谓了,……

  

  仅是劳动,累点也罢,更可怕的是每星期还要写一篇检查,以期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说写检查其实就是自己骂自己孙子,自己把自己搞臭,还要互相揭发,互相搞臭,那就是属于精神上的凌辱,剥夺人的羞耻心。让你唾面自干,人格低贱,尊严全无,斯文扫地,永远爬不起来。

  

  在我们住的村子里,有一个北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叫刘嘉屏,才20岁,怎么检查也过不了关,无奈何说,看来北大中文系也得开一门新课《检查学》,否则误了国家大事!他跟北大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李力,还有法律系教师周士钊很谈得来,私下经常聚在一起说古论今,相互吹捧。周士钊说,你刘嘉屏才华出众,可以当大报的总编。刘嘉屏就说,周老师是法学巨擘,当然能胜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李力呢,本来就是某省公安厅出身,当个公安部长没问题。这本来只是互相吹牛,聊以自慰,寻穷开心罢了。没想到在检查的时候,刘嘉屏把这些胡说八道的话端到了桌面上,说是向党交心。结果交来交去,把三人都交给了公安局。结果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遭逮捕法办。后来是死是活不清楚,据说可能李力不接受改造,判得最重,传说死于“文革”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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