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7 次 更新时间:2014-03-22 11: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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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 (进入专栏)  

  

   摘要:“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一个非常精辟、非常科学的论断,反映出我们党对国家与政权建设基本规律和治国理政基本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党执政和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根本转变。建设法治中国,就是要在依法执政的总纲领和总布局中,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一论断要求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掌握法治方式,深化法治改革,推进法治建设。

   关键词:法治;治国理政;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法治问题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论述,阐述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理念,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把中国共产党的法治理论和法治纲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法治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法治中国”的科学命题和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任务。可以说,这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新形势下中国法治建设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的集中表达,正在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和行动宣言。法治中国与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平安中国相辅相成,共同编织出“中国梦”。中国梦是一副壮丽的画卷,在中国梦中加入法治中国篇章,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建设法治中国,就是要在依法执政的总纲领和总布局中,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同时,十八大和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的科学论断,为中国法治理念注入了新的要素。“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一个崭新的科学判断,这一科学判断在人类法治文明和政治文明史上是首次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理论。

   把法治上升到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高度,与十年前中央提出依法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的理念互相契合。法治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也必然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两个基本方式的提出和实践,反映出我们党对现代政党制度、政党政治和执政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对自己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国家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到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执政党这一历史地位的根本性转变的深刻认识,对自己半个多世纪执政经验和教训的深刻反思和科学总结,对自己如何担当起执政党的使命、如何巩固执政地位、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如何执政兴国等根本性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理性自觉,反映出我们党对国家与政权建设基本规律和治国理政基本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党执政和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根本转变。两个基本方式的确立是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政治智慧的结晶,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的又一巨大进步。

  

   一、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是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内在的、必然的要求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一科学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较长时期曲折探索之后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依靠人治、依靠政策、依靠道德、依靠群众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基本方式有其合理性,并且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实践证明,抛开法治,实行人治、德治、策治、群治,负面影响很大,甚至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危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及其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浩劫,就是人治和群众运动极大危害的典型例证。经过改革开放新时期三十年的曲折探索,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法治才“靠得住”,并最终把法治确定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就治国理政而言,法治的最大优越性在于,它能够保持党的执政理念、执政路线、执政方针的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真正做到“不折腾”,不出现颠覆性错误。法治的第二个优越性在于,随着革命时代的过去,权威主义时代也一同过去,主要依靠革命家的个人权威和魅力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和治理中国社会这么复杂社会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唯有依靠法治,依靠宪法和法律体系才能凝聚共识和力量,保证中国社会可持续的发展与稳定。法治的第三个优越性在于,宪法和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作为终极力量保证实施的,它能够克服政策、道德等社会规范体系的局限性。

   这里,我们通过法治与人治、群治的比较以及法律与道德和政策的比较,来揭示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内在依据和客观必然性。

   就人治而言,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建国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总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破坏法治、侵犯人权的深刻教训,十分明确地指出人治危险得很,只有搞法治才靠得住。从20世纪80 年代到90年代初,一直到退休之前,他多次语重心长地提醒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只有靠法治。当年,毛泽东逝世的时候,中国人的普遍感受是天要塌下来了,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充满忧虑。邓小平逝世的时候,也曾经出现片片乌云,人们担心“后邓小平时代”能否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江泽民、胡锦涛先后退出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时候,这样的忧虑和担心已不存在,不是说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没有毛泽东、邓小平那样重要,而是因为中国已经走上法治的道路,我们不仅有一部充分体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伟大宪法,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制度在宪法和整个法律体系当中得以确认和巩固,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已经成为宪法的根本原则并且成为全民共识,中国社会已经不大可能因为领导人的更替或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发生大政方针的改变,中国也不可能重演“文化大革命”的闹剧和悲剧。这是法治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伟大变革,是法治给中国人民造就的福祉。

   就群众运动(群治)而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群众运动具有天然合理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工人罢工、农民起义等群众运动和人民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建国以后依靠群众运动进行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也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并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依然沿用依靠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治国理政,必然导致社会矛盾越来越大、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群众运动最大的危害就是不讲程序,发动起来难以控制。“文化大革命”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发动起来以后自己也控制不住,最后导致国家政治分裂、未遂政变、经济萧条、文化衰败、民不聊生,造成了对中华民族的浩劫。如果我们今天仍寄希望于依靠群众运动、特别是大规模来解决社会矛盾,煽动群众“造反”,那将必然导致江山自毁。当然,不能依靠群众运动治国理政,并不是说不要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群众路线是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原理在党的工作中的体现,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就道德而言,道德、特别是社会公德,对于弘扬社会风气、保证政治清明,促进社会和谐非常重要。在中国,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主政者历来重视道德建设,重视发挥道德的积极作用。但是,就当下中国治国理政而言,道德的作用是有局限的。其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动,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集团,与此相应,以利益为实体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急剧分化,各个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利益集团普遍认同和接受的道德观念、道德标准、道德规范已经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所以,仍然寄希望道德、主要依靠道德来治国理政是行不通了,如果仍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倒退到空想社会主义。而法律则是由国家制定,具有明确性、肯定性、普遍性、国家强制性等特点,是每个公民、法人、社团、政党都必须遵守而不得违反的行为规范,所以,法律不仅能够调整公民个人行为,把公民的个人行为纳入法律秩序范围,而且首先具有调整重大社会关系、组织与协调经济、政治、文化事务的功能,国家体制的建构,国家机构的组成,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的确立和完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意识形态秩序的巩固与发展,国家主权的宣示与国家安全,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基本义务的强制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等等,哪一方面、哪一时段,都离不开宪法和法律。因此,较之道德,法律必然起着主导作用,必然是治国理政的第一选择,必然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就政策而言,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是两种最重要的社会调整机制。政策和法律各有自己的优势,各有自己的调整方式和范围。一种社会关系,究竟是由政策来调整,还是由法律来调整,要以其性质和特点来决定。国家主要是以政策来治理,还是由法律来治理,要看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历史任务。建国之初,中国主要依靠党的政策来治理国家。那时,中国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紧迫任务,不可能、当时的形势也不允许通过制定详尽而完备的法律体系来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以,建国之初,中国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实际发挥着法律的作用,并往往具有高于法律的地位。法律的数量不多,已经制定的法律也非常简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远远不能与政策相比。但是,随着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巩固,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主要依靠政策治国就不再可取,而应当逐步加强立法,健全法制。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均阐述了这种观点。然而,此后不久,人治思想抬头,法制建设中断。20

   世纪50 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治理不仅一直主要依靠政策,而且政策经常代替法律、甚至改变和废止法律,致使法律没有任何权威可言,以至宪法被任意弃之不用,造成了难以换回的影响和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朝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向改革。由于客观规律和现实需要决定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民主政治必然是法治政治,法律在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的调整作用越来越大,相应地,中国社会的治理也从主要依靠政策过渡到了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律,并进一步过渡到主要依靠法律。1997年,党的第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六大提出依法执政,党的十七大做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决定,这些标志着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主要依靠政策治国理政到主要依靠法律治国理政的根本转变。

在当代中国,不能主要依靠政策治国理政的客观原因和内在理由在于政策的局限性。第一,政策,特别是具有规范作用的具体政策,往往因时制宜,根据一时的形势和需要而制定,缺乏连续性、稳定性。第二,政策往往因地制宜,一个地方一个样,缺乏普遍性、统一性。第三,政策的规定往往过于原则和笼统,缺乏确定性和可操作性。第四,政策缺乏国家强制力,政策也是不可诉的。违反政策没有合法的依据去制裁,政策侵权也没有规范的救济程序,由此造成很多社会矛盾纠纷难以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现在引起规模性上访的各种类型的历史遗留问题,大部分是由于政策、土政策或者错误执行政策造成的。在当代中国,尽管已经过渡到依法治国,但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多种原因,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混淆政策与法律的界限,重政策轻法律,甚至用“土政策”取代法律、冲击法律等现象依然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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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家 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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