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敬山: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学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 次 更新时间:2014-01-29 14:58:03

进入专题: 经济法   社会本位   国家干预   社会主义  

丘敬山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体包括市场经济理论、社会本位理论、国家干预理论、经济法本体论和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理论,它们密切相关、逻辑统一、自成体系。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本位;国家干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法学经过几十年曲折前行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学理论。

    

   一、市场经济理论

   经济法既然冠以“经济”二字,就应该是有关“经济”之法。问题是这里的“经济”是何种经济?要理解经济法,贵在理解其“经济”,只有正确地理解了其“经济”,才能正确地理解经济法。经济法有什么样的经济理论,相应地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法。尽管经济法不可能空穴来风、突兀而起,各种经济形式如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等都有点点滴滴的经济法因素,但经济法的真正基础是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正确的经济法学理论。

   纵观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法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发展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高于一切,计划就是命令,无所谓法律,也没有经济法可言。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新秩序,从商品经济新秩序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从“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法跟随经济体制改革的路线走,经济体制改革了,经济法就随之而改。为此,经济法走了不少弯路,也浪费了许多精力,但这是一个不断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是一个日益趋近科学真理的进程。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经济法就找到了立足之本。经济法原本就是市场经济之法,市场经济才有需要经济法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才有经济法存在的客观基础,通过揭示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概括市场经济的规律,才能建构经济法学理论,通过记载和翻译市场经济关系才能制定经济法规则。由于立足于市场经济,经济法的许多理论问题都迎刃而解。如经济法学理论之所以能够从众说纷纭走向统一,首先要归功于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人们找到了并共同立足于市场经济这一客观公认和公理性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经济法学理论去伪存真,日益趋同,达成共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人们对市场经济体制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经济有不同的模式,如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有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相应地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法。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法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记载和表述,中国经济法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指导下科学发展。人类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到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到新自由主义、从新自由主义到华盛顿共识(市场原教旨主义)、从华盛顿共识到本次金融危机。不可否认,本次金融危机是华盛顿共识所酿造的恶果,至今还在危害世人。这充分地说明,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把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内在地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是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与社会、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秩序、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为经济法奠定基础、赋予内涵,使其法制合理、理论科学。

    

   二、社会本位理论

   经济法之所以到了市场经济阶段以后才真正产生和发展,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形式,商品为卖而生产,并且卖得越远越好,“有路必有丰田车”,它导致商品大流通,人员大流动,资本四处逐利,市场经济是一种外向型、开放型、社会化的大经济,市场化导致社会化乃至全球化,这对法律提出了特定的调整要求。

   社会化的市场经济不同于过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要求“听民自便”、国家“无为而治”;也不同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甚至排斥国家的经济职能,使国家仅处于“守夜人”的地位。社会化的市场经济要求国家站在整个社会的立场,本着社会公共利益对市场经济进行组织、管理和调节,因而提出了一套新的法律要求,这种要求就是经济法。这就形成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论,社会本位理论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和必然要求。这是因为:

   首先,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的大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化是同步的,市场社会是大社会,芸芸众生,性趣各异,利益多元,方向不一,尽管社会自身具有一定的协调功能,能够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但社会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虽然能够随波逐流,但还是需要舵手才能劈波斩浪,平稳航行,社会需要组织、管理和协调,所以,自有社会以后就有国家或政府,需要它们进行社会协调。实践证明,社会不能处于无政府状态,即使是恶政府也优于无政府,正如过去人们不可一日无君主,现在人们不可一日无政府。

   其次,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在竞争铁律的支配下,优胜劣汰,生产集中,形成垄断,少数垄断寡头控制国计民生,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少数人经济、专制经济,而不是大众经济、民主经济,它必然会走向社会化的对立面,垄断具有反社会性。为了矫正市场经济,使其能够朝向社会、代表社会和服务社会,就必须反垄断,反垄断是实现和维持市场经济社会化的根本途径之一。

   社会化已经成为了经济社会的普遍而客观的要求,它必然要在法律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这种法律不同于个人本位或私人本位的法律,也不同于政府本位或其他本位的法律,它体现社会化的要求,具有社会性的属性,贯彻整体主义精神,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和调整关系,以社会为本位,促进社会公共利益,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法律。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波动、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等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了维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环境、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等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才得以产生和发展。这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所指出的:“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者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

    

   三、国家干预理论

   社会化必然要求国家的出场,社会化是国家产生的重要原因,国家随着社会化而产生,是维持社会协调和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尽管国家存在种种缺点,但与其他相比,还只有国家才能最好地代表社会化的要求和体现社会性的属性,如无论是市场规制还是宏观调控都只有通过国家职能的行使才能完成。这样,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论就自然地过渡为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它要求国家干预体现社会性的属性,通过国家履行社会协调的职能,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实现社会化的要求。

   国家干预的介入,是要国家扮演与市场不同的角色和功能,是为了克服和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国家干预的介入改变了市场经济完全自由放任的性质,国家干预提出了与市场调节不同的法律调整要求,需要与之相应的经济法。经济法是与国家干预有关的法律,凡是与国家干预无关的法律不是经济法。可以说,没有国家干预,就没有经济法。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法学都是依据市场失灵—国家干预这样的逻辑来构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把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作为经济法的主要立论基础。其逻辑是,市场失灵必然要求国家干预,国家干预一定能够弥补市场失灵,为了消除市场失灵,甚至不惜以国家干预取代市场机制。这导致许多人对经济法的成见或误解,认为经济法强调国家干预,具有反市场的倾向,这使经济法背着破坏市场、反市场的恶名。[1]

   随着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以来,凯恩斯主义失灵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开始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供应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方法纷纷论证了这样一点:市场会失灵,但国家也会失灵,并且国家失灵比市场失灵更严重、危害更大,因此用国家干预去弥补市场失灵,不但不能弥补市场失灵反而造成更大的失灵,自此国家干预的神话破灭了。有人甚至走极端,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完全对立起来,如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管制,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市场失败,不如说是为了消灭市场。”[2]这样一来,建立在国家干预基础上的经济法学理论似乎也随之摇摇欲坠了。

   但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无缺、自给自足和包办一切的,无论是市场还是国家都是如此。对于都不完善的市场与国家来说,使自身完善的最好办法就是相互包容、密切配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这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德教授所指出的:“实际上,到底是采取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还是采取对个别经济行为进行必要的社会控制?这二者之间常常发生冲突,要抉择何者更优是不可能的。纵观经济政策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理论与实践都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的,人类有时强调自由竞争市场的作用,有时却又希望政府能进行适当的控制。但是,我们始终如一地认为:当人们只考虑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特别干预而忽视市场机制时,应该提请政府注意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功能;当人们虔诚地笃信自由放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时,又必须强调社会控制在什么情况下仍然是必要的”。[3]萨缪尔森把现代经济称之为“混合经济”,并形象而生动地指出:对于“混合经济”来说,“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4]尽管关于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的争论还会继续,但人们已有基本的共识,即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是缺一不可的。

   因此,国家干预是否定不了的,这是由市场失灵决定的,也是市场经济内在需要的。从整个人类经济发展史来看,虽然国家干预的范围和程度变化不定,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还是不断加强的。[5]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国家干预的缺陷,如国家干预导致权力滥用,滋生社会腐败,侵害私人自由,妨碍市场机制,影响效率提高,等等。但国家干预的缺陷不是否定国家干预的充分理由,而是指出必须用比对待市场失灵更严格、更谨慎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国家干预,必须改进和完善国家干预,竭力防范国家干预失灵。为此,需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6]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依法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实现国家干预的法治化。

国家干预失灵并没有否定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恰恰相反,它构成了经济法学理论的基础。正因为国家干预也会失灵,所以需要对国家干预依法予以规范,如依法规定国家干预的范围、方式和程度、等等,实现国家干预的法治化。法律对国家干预的规范,是对国家干预的把关、改进和完善。法律是民主的产物,是集思广益的结果,更具科学性,国家依法干预经济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法律是一种程序,这些程序是道道把关、步步完善和层层改进,国家依照这些法定程序进行干预能够优化干预。国家干预的法治化,是对国家干预的改良和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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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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