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父亲是清末赴日本、民初回国的留学生，曾任北平铁路局局长；母亲是一个清末举人的女儿。韦君宜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5年12月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后，她辍学离家流亡到南方去，在湖北地区从事中共地下活动，1939年到延安从事青年工作。1945年后，韦君宜参加过土改运动。1949年后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前身）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1954年，她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担任《文艺学习》主编。1958年《文艺学习》停刊后，下放农村劳动。1959年初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副主编，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直到1986年退休。“文革”期间，曾于1970至1973年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地区劳动。2002年1月26日，韦君宜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终年85岁。
一
韦君宜是在中华民族陷于空前的生死存亡危机之际，走向了政治革命的道路。在《思痛录》（下文引用只注页码）中，她写道：“为什么当共产党的？……是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这是她那一代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的共同选择。“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页4）他们在这场民族危机及其后果之中切身体验到共产党的影响。韦君宜在清华上学不久就几乎成为了职业的革命者。其实，凭借她的聪明才智和家庭条件，是完全可以选择继续深造和出国留学的，“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页8-9）这在当时，也是韦君宜那一代仁人志士所遇到的救亡与启蒙的问题，以及个人与群体、学术与政治等关系的抉择。韦君宜当时毫不犹豫地决定了自己的未来道路。数十年后，那些在海外学成并颇有科研成就和学术造诣的老同学归国省亲，他们与韦君宜的经历异同和命运反差，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近七十年后，韦君宜的同级同学、曾在美国留学且成就斐然的史学家何炳棣所著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该书用不少的篇幅来对包括韦君宜在内的清华学子所从事的学生运动的史料进行了“几点考证”[2]，读后令人扼腕叹息。无独有偶，朱学勤对何炳棣与韦君宜作了一个更令人感慨甚至唏嘘不已的对比[3]：
何炳棣和韦君宜是“一二．九”清华同代人，两人在回忆录中都有涉及对方的文字。读完何炳棣，再把前些年读过的韦君宜《思痛录》找出来重读，可谓“破镜重圆”，就能读出韦君宜之痛既深且巨。痛在“林道静”和“余永泽”经扭曲再还原，历史究竟站在哪里？ ……“精悍”如何炳棣者，当年与韦君宜辈怒目相向，到晚年也会被蒙蔽，而这时，韦君宜却已经觉醒！韦君宜早年被蒙蔽，何炳棣晚年被蒙敝，蒙蔽他们的是同一个东西，那一代人竟然会在这个东西上汇合，真是首尾相逐，又一次“破镜重圆”。
韦君宜如同当年的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学生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就辍学，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在辗转流徙各地以后，最终来到当时许多青年学生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韦君宜满怀激情和理想参加革命，以饱满的精神和积极的作风投身革命工作，但是，她很快受到了她不曾想象到的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怀疑和打击，“真正使我感受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页5）在韦君宜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刻骨铭心的、来自自己人的政治整肃，一次是二十世纪40年代初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抢救运动”，另一次就是二十世纪60至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韦君宜给后人提供了来自她那一代亲历者很少提及、很少正视或很少反思的延安“抢救运动”的所见所闻。像“抢救运动”这种革命政治运动不断从革命队伍内部制造出自己的“敌人”，至少是“假设敌”的做法，“这分明是在替国民党发明创造了许多国民党自己都从未想到过的『政策』。……而当时我们的上级却是言之凿凿。而且不止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么干。”（页14）实际上，今天看来，制造革命队伍的内讧或自虐有时是革命的敌对力量所无法做到的。“抢救运动”中的整肃风潮，不仅使成人自危，而且还波及年幼无辜者，“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六岁的小特务！”（页10）革命的张力和革命的恐怖有时更多地来自革命的内部，甚至常常发生于革命的相对喘息和相对安定之际。
韦君宜以自己的丈夫兼大学同学、后来与自己同样进入延安成为革命干部的杨述的不幸经历为例，说明革命队伍内部的整肃或清洗总会是“中规中矩”的，即煞有介事的。从杨述等一大批无辜者被关押、被审查、被迫害的经历，可以看出在延安“抢救运动”中，那种对于有学历或有学识的革命干部的无情打击以至残酷迫害的做法，甚至演化为一种其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历史惯性。
在延安整风以及“抢救运动”中流行的一套“逼、供、信”做法，后来也演变成为这套做法的实施者们自身命运的一个历史的反讽。韦君宜和杨述所在的抗大某分校，“副校长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页19）韦君宜以自己耳闻目睹的经历见证了以“革命”名义进行迫害的恶性循环，即整人者是否能够保证自己不被整治？当革命斧钺的惯性大加实施之际，谁又能保证这种斧钺不会砍向革命者自己呢？
在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的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中，韦君宜对于“抢救运动”中出现的残酷斗争和荒唐怪事作了细致的描写，她借用主人公露沙的心想来说，“早知这样，我就不来了。”（页281）与此相似，韦君宜在1980年讲到她的第一任丈夫孙世实抗战遇难时写道：“我活到了他为之付出年轻生命的『将来』，『光明、理想、爱情、牺牲、残酷、愚昧、民族、国家、命运……这一切复杂的交织，小孙全没有想到。这个『将来』的面貌，他没有想到。”[4]
对于那些“抢救运动”中盛行的“逼、供、信”做法，露沙心想，让我们“撒谎就撒谎，反正你们已经撒遍了弥天大谎！”（页286）“有的单位已经把『一二．九运动』说成特务活动了。幸亏刘少奇出头来说话，才保下了『一二．九』领头的三两个人。”（页295）“露沙看来看去，想来想去，觉得我们以全力挣扎搏斗换来的天下，怎么越看越像明朝。”露沙想：“延安不相信我们，共产党不相信我们，难道我们还要无条件地相信共产党吗？”她对丈夫崔次英说：“这里就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在我一心忠于党的时候，一定要批判我，冤枉我，说我不忠于党。在我心里已经实在没有生命信心的时候，却要我天天宣布自己一心忠于党。这是什么世界啊？”（页297、298）“在这个自己关起门来统治的边区，大家可以算了，我们不说就完了。可是如果将来我们得了胜利，统治了全国，再这么干……”丈夫接口说：“不会再这么干，若再这么干，那就成了自取灭亡了。绝不能再这么干！”（页309）对于露沙来说，“她是带着不满跟他们走的，可是她不能离开他们。这就好比从前一个女孩已经许配了人家，就有天大的不满也要跟着丈夫走，不能弃绝。”（页344）
在《思痛录》中，韦君宜描述了与丈夫杨述从“抢救运动”中深刻地预见到了一些问题，“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页20）
最难能可贵的是，韦君宜还检讨了自己在这种后来似乎成为家常便饭的政治运动中的缺失和过错。“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页24）当革命的整治和清洗成为习俗、成为惯性和成为定势后，必然带来的是会比以往的整治和清洗更大更惨的肆虐和更多更重的牺牲。例如，1949年后，“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没有发现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为重点，这就把『反革命』找出来了！”（页24）这类做法表明，革命的警惕往往比革命的虚无更为必要；没有敌人也要创造出或制造出甚至杜撰出敌人。这类虚构的或扩大的“敌人”或“敌情”，常常会压到了一切，使革命者对于革命敌人的仇恨往往陷于失去了正常理智的境地，陷于革命队伍无止无休的内讧。
像韦君宜这样有学历、有学识的革命者，即使对于一系列荒唐的做法，可也无法公开表示异议，如“骂戊戌变法是卖国主义，当时我实在无法想通”（页27）。又如，反胡风运动“当年把这样的胡说八道当做中央文件，大字刊载在全国报纸上，公布于全国。而现在，像我们这些文艺系统的人，只能从杂志上看到当时的一点点真相。”（页35）对于当时的革命者们，更主要的是像韦君宜这样的革命文人们来说，不是无能为力，就是无动于衷。
更为严重的是，当整治运动波及到自己的家人亲友时，当年韦君宜等人的一系列做法，在几十年后让他们“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的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对他（指引导杨述参加革命的杨述堂兄──引者注）采取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心伤到如此程度！”（页29）在这一系列使人文意识畸形、人性精神吞噬、人道关怀缺失，直至人本理念坍塌的政治运动的整治中，韦君宜等人用了多么长的生命历程和多么大的人生代价才悟出了其中的真谛！
韦君宜回忆自己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经历，她所在的“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我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杨述，他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页40-41）因而，韦君宜逃过了一劫。由此可见，当年人们是否被划为“右派”，也是有多样标准和多样做法，甚至多种“平衡”的。“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页43）
韦君宜切身体验到，“反右斗争”“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厉害。那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页42）而“反右斗争”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出现大规模昭雪，但到今天还没有彻底平反。令韦君宜在“反右斗争”中触目惊心的是，同一单位或部门共事的人们之间进行的种种丑陋的揭发、攻讦和诋毁，“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页42）出于政治上的自我保护，实际上更多地是人们为求生存的动物本能，诸如自保而陷害他人的本能，已经使得这种“反右斗争”失去了道义上的理由。
韦君宜并不回避自己在这场斗争中的过错。例如，对于自己的同事和下级李兴华被打成“右派”一案，“制造这个悲剧的人中间显然有我一个，可是我并不想这样。别的人，恐怕也一样。我并不愿意这样做却还是做了。这可以算作盲从，可是这盲从却造成了惨痛的结果。盲从者怎不感到伤痛和忏悔呢？光忏悔还不够，应当认真深思造成悲剧的根源。”（页79）
韦君宜以她自己的反思和忏悔不断证明了政治运动以及政治整治中所发生的撕咬和厮杀的悲剧，往往是由众多的个人合力把受难者推向苦难的深渊的。在“反右斗争”后不久，小到李兴华一案，大至习仲勋一案，给予韦君宜的震动远远超出了她在延安整风运动时的感受。正如韦君宜所言，对于习仲勋一案，“我才开始有点明白了，原来就连老红军也并不是那么绝对受信任的。以前我还以为只有对知识份子干部才是这样呢。”（页81）“知道一个人的作品一上北戴河会议的毒草名单，则此生休矣。习仲勋尚如此，其他何必论？”“则凡小说，均可反党，这似也是一大发明。于是随便挑一句，都能构成『放毒』的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加罪于人的路子就越来越宽了。这已经为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等铺平了道路。”（页84、85）韦君宜明确地意识到：“文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结果。在这个近十年的由“反右斗争”走向“文革”的历程中，革命的异化总是意味着革命者的自我异化，反之亦然。
二
从韦君宜的反思中不难看出，“文革”风暴来临之际，年轻而激进的一代所起的作用和所作出的举动，实际上是“文革”前夕愈益“左”倾的教育的必然结果。例如，戏剧家“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开口是『狗』，闭口是『叛徒』。”（页87-88）“文革”使父子、亲人变为政治仇敌。又如，“我的女儿团团对我说：『以后我们什么书也不念了，只念一本──《毛泽东选集》，别的书都是反动。』”（页93）蒙昧的教化必然导致“文革”独断论的横行。
“文革”初期，韦君宜被迫害致精神失常，既不认识家人，也不知道自己是谁；别人拿毛泽东的照片给她看，她边哭边说：“毛主席不要我了，不要我了。”[5]“文革”按照当年的“副统帅”所言的真谛，真是一场“革命的革命”，因而，理所当然地也是一场对革命者进行革命的革命。
韦君宜体会到，在“文革”中那些大反资本主义的种种表现，只不过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丑陋恶习，“要反资本主义，说句实话，我国群众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水平。”（页99）“文革”中那些变态畸形的民粹主义、民本主义，甚至蒙昧主义，比起人们所要反对的资本主义更加可卑、可耻和可恨。
“文革”把它所怀疑或所敌视的个人的身份、个人的历史、个人的言论和个人的思想等等，无不当成在“文革”刀俎上任意宰割的禁脔。由此，“文革”在个人内心所造成的恐怖是无以复加的。在湖北咸宁那所命名为“干校”的流放地，“那个挨了整的演员董恒山，就曾当面对我说：『你多好啊。头一样你历史清白，他们除了思想，还能揪什么？』这话使人思之失笑。”（页99）其实，韦君宜像那个时代中国大陆所有的成人们一样，决不可能游离于或逃脱于“文革”的天罗地网，只能被动地以什么样的方式或角色置身于“文革”之中。
然而，“文革”的荒谬和耻辱还在于：“群众花了很大力气，打反革命、打叛徒，打了半天，稍有头脑的人自然逐渐发现：凡是年龄稍大、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就不可能与那个社会毫无关系。我们一个出版社，竟打出这么多人，整个社会的局面就可想而知了。那样越打越多，必然只能把这个社会砸掉。”（页99）“文革” 的逻辑仿佛是：“文革”的潜在敌人或者现实敌人愈多，“文革”就愈可以肆意横行，“文革”就愈有声势，“文革”就愈可整合自身。后来，“文革”初期的积极参与者们几乎都难于逃脱被整治的命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后来他们大反起『五一六』来，我才明白，原来不是反别人，就是他们造反派自己反自己。实际是造反派的这一派打造反派的另一派，互相揪咬，越咬越多，到最后把年轻的造反派差不多全打成了『五一六』。……他们斗这些『五一六』，比斗我们走资派还厉害。……他们无论哪一派，所搞的一切全都是胡扯，把这些胡扯作为国家大计捧出来，只能使人齿冷。”“到最后我们单位的一个『五一六』向我忏悔，说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整人，什么是挨整，以后不干了。”（页100、101）这实质上是“文革”的本性使然。“文革”既能把“文革”的敌人扫荡得体无完肤，也会把“文革”的参与者整治得“灵魂出窍”。
韦君宜以她独有的感受、特定的体悟和细腻的笔触，叙述了她的丈夫杨述的坎坷经历。她认为杨述一生的最大不幸在于：“实际上他最感到痛苦的还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领袖的信仰，当做耍猴儿的戏具，一再耍弄。他曾经以信仰来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现在叫这个为『现代迷信』，他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对于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苦痛的代价的！”（页104）回顾与自己相濡以沫走过数十年风雨历程的丈夫、同学兼同志的一生，韦君宜直言杨述自身的变化：“到后来他在党内工作的时间越长，地位越高，写东西便越加谨慎，文字也越来越短，思想越来越放不开了。到解放初期，他已经是每写一篇文章必先弄清当前党的宣传中心，然后照着去考虑。对宣传办法，他是动了脑筋的，所以『摸精神』是每写一篇之前必须先摸一摸的，从不越乎规矩，而且这后来慢慢变成了他自己的思路。”（页106）
这已经意味着在革命运动的巨大机器面前，自我或个性是微不足道的。革命者们之间的疏离，即使是革命夫妇之间的隔阂，也总是经受着灵与肉分化的煎熬。至少在参加革命到“文革”初期的几十年间，杨述“真正做到了党怎么说，他就怎么想，所谓『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老老实实，不愧为『驯服工具』。……他实在是一个标准忠实的党员，忠实到和古代的忠臣相仿佛。”（页108）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仅在“文革”伊始就成为“文革”施虐的对象，而且在“文革”后期，在中共中央1975年11月颁发的《关于叛变自首问题的案例》文件中，他类似于在“文革”中的某些高级干部，被打成“叛徒”而不予以重新审查或纠正。杨述被列为“被捕被俘后，向敌人供出党的秘密组织或党领导的其他秘密革命组织的，出卖同志或出卖党的机密的”一类的人，被“定为叛徒，清除出党，撤销行政职务。”[6
韦君宜叙述杨述对于“文革”的认识的变化，同样发人深省。“文革”伊始，韦君宜受到迫害而想自杀时，杨述说：“不！我估计这次运动搞成这样一定是有反革命份子混进来了，也许是国民党进来搞的，这种事早晚能弄清，你得忍耐，得等待。”“他坚信所有的坏事都是个别坏人打进党内干的，与党无关。”（页109、110）1973年起，杨述为自己的冤假错案上诉六年之久，都没有得到平反。经历了“文革”的种种非人待遇，“这些事实太无情了、太可怕了，杨述不得不发出疑问：『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想方设法地非把我们都打垮不可呢？』他已经没法再相信这是国民党混进来搞的了，国民党绝没有这么大的本事！”（页113）杨述没有搞明白的事情，韦君宜终于彻底弄明白了。
在“文革”之前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的杨述，在“文革”期间和之后竟有十多年的时间不能从事正常的工作和职业。即使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1月，有关部门还给杨述下达了“维持原有结论”的审定。1979年，杨述收到自己的冤假错案得以彻底平反的结论时，他已是病入膏肓，风烛残年。像杨述这样的革命者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献给了革命，可是到头来他自己得到的和失去的究竟是什么呢？在杨述病逝后，韦君宜向世人、向时代发出了撕心裂肺、掷地有声的哭问：“我哭，比年轻人失去爱人哭得更厉害，因为这不只是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更可伤痛的是他这一生的经历。为什么我们这时代要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发生得这么多？……我要哭着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老人，而且是老党员，实际上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认吗？”（页119）
1973年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到北京，韦君宜被“结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班子，她谈及“文革”中出版领域的诸多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韦君宜谈到那时进驻出版社的军代表执掌着大权，韦君宜这些昔日专职的编辑者和出版者是没有什么工作决定权力的，只能充当“配角”。“我们只是低头照办，把自己关于文艺的一切基本知识一概扔进东洋大海而已。可谁也想不到，就在这种完全缄口不语的局面下，竟然还闹出来了一场『反黑线回潮』。”（页134）韦君宜还深切地作出自我检讨：“更应该惭愧、没脸见人的是我自己和我们这些知识份子干部，跟着那种丑角去参观，甚至还随着帮腔，点头赞扬，闭眼不管，还签字……这是干的什么？是不是帮同祸国殃民？我们能够不再这么干了吗？我只希望自己在没有去见马克思之前，能坚持这十分可怜的一条，不再帮这种腔，不再点这种头，想想古人，好像该并不很难做到这一条。”（页126）韦君宜对于自己在“文革”中所作所为的检查和剖析，远远超过了许多“文革”的过来人。
“文革”趋于破产，在“文革”后期已经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韦君宜用生动而深刻的事例指出，出版社数一数二老实的编辑老王，“小心谨慎地对我说：『我想，这次文化大革命恐怕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嘴里没回答，心里却忍不住哈哈大笑──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了普通老百姓都已看穿的闹剧，书呆子，你还在等它解决什么问题！”（页137）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对于“文革”最有力的否定恰恰来自“文革”本身！
三
“文革”结束后，韦君宜主要从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工作，长达十多年，一直到她离休。“1985年下半年，我们的社长韦老太，坚决要求离任回家。在社里为她举行的全社员工参加的告别会上，她哽咽着，不停地擦着眼泪，说：『……这里是个联合国，我指挥不了人，人人都可以指挥我，上面的，下面的……到这里来，不要想当官，我在这里的官是最大的，当我这样的官，有什么意思？……我一辈子为人家作嫁衣裳，解甲归田，也得为自己准备几件装殓的寿衣了……』”“从那时起，韦君宜就在不停地思索，就在不断地追问：『我们这时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人间悲剧』，而且发生得这么多？”[7]
韦君宜对于自己的清华老同学、入团入党介绍人蒋南翔的怀念就颇值得回味。蒋南翔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长期从事中共青年领导工作，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国家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文革”期间作为教育界最大的所谓“走资派”而备受折磨和迫害。韦君宜在蒋南翔去世后写的〈记领路人蒋南翔〉纪念文章中说：“我当年为什么要跟着老蒋走？那时其实我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更不知道有毛泽东其人。我怎样被他拉上这条路的？相反，我倒知道一些他不尽符合共产党内法规的事情，说起来我真有点迷迷糊糊。”[8]
例如，蒋南翔因为于1945年3月给刘少奇呈送《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后，受到党内批判、处分和贬职，而该意见书直到1988年夏季才见天日，这是蒋南翔在病危之际拿出来要求发表的。“他为什么临死还要公开表示自己这点政治意见，不肯隐瞒，不怕有损对自己身后盛德的歌颂？我思索之后，顿有所悟。”“这篇意见书的作者是何等勇敢，眼光何等明澈尖锐。如果当时的党中央重视并采纳了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如果不再那样地独断专行唯我独尊，如果党内生活多一些公开化和民主化，将会避免后来的多少个伤害全国知识份子和人民群众的可怕运动啊！也许解放后的中国会更稳一点。但是没有！”[9]
韦君宜还清晰地记得，1953年蒋南翔在一次青年团干部会议上讲话时“痛恨宁『左』勿右的情绪溢于言表”，蒋南翔激愤地说：“与其宁『左』勿右，还不如宁右勿左好。”[10]但是，韦君宜对于蒋南翔在“反右斗争”中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辞。“他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地划上了钱伟长。这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页55）
“文革”结束后，“文革”的经历者们面临着是否反思“文革”、如何反思“文革”的问题。“我有罪过，而且没别的改正的做法了。十年内乱，自己受的苦固然有，也应该把自己的忏悔拿出来给人看看，不必那么掩饰吧。我这么想的。”“有人说自己当时是『拉车不认路』，真的吗？真是看不见路吗？让我们想想当时暗路两旁的状况吧。”（页157）怎样反思“文革”和看待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在“文革”过后，已经成为经历“文革”的当事人的人性和人格映射。韦君宜对于“文革”后人们对“文革”所作的反思非常不满。在她看来，“文革”结束后那些年轻的小说家们，在“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页102）在拒绝遗忘“文革”和避免遗忘“文革”这一点上，韦君宜成为历史的良心。“在『付出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以后，从苦难中坚韧地站立起来的韦君宜，一点一点把奴性从自己的血液里挤出去，恢复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达到了她所能达到的理性深度，进而获得了一个纯洁而高贵的魂灵。”[11]
韦君宜反思“文革”的深刻和显著不仅在于从“文革”本身来进行，而且也从孕育“文革”的某些因素、机制和人事来进行，例如，在对待周扬的问题上，韦君宜直抒己见。在“文革”前的十多年里，“周扬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他经手批判过多少人啊”。“多少作家的一生成败都决定在他手里。然而最后，他竟对自己生平的所作所为作了痛心的忏悔。”（页169-72）“周扬现象”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艺术界一个挥之不去的历史现象和一个远未过时的沉重话题。
此外，韦君宜对于“文革”的反思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不把过去那打倒一切的错误方针从根推倒，如何能够开始改革？不许人做一个人、一个与人平等的人，他如何能够自由地思想？……要把那种把打倒一切当方针、动辄取消人的人格、动不动戴帽子的路线永远推翻，使中国人也有发挥聪明才智的平等机缘，是更重要的。”（页179）“天下最笨拙的民主也胜于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页180）
我认为，韦君宜所作的反思是与她所经历的苦难相匹配的。在“文革”以及经历其他苦难的当事人之中，的确很少有人像韦君宜这样完成了反思苦难、把握苦难和超越苦难的壮举。她给我们留下的影响和启示至少是跨世纪的、跨时代的。在1994年出版了《露沙的路》之后，1998年《思痛录》书稿历经磨难，终于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在中国思想界以及知识份子当中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好评如潮。人们从韦君宜的这两本书尤其是后一本书中，体悟到那种十分罕见的历史记忆责任和异常痛切的历史反思精神。
2001年，由邢小群、孙峰编辑、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回应韦君宜》纪念文集出版，它集中而又广泛地体现了人们对于韦君宜及其《思痛录》一书的回应，并由此也映证了“韦君宜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现代革命儿女自身的命运和归宿之问题的成立理由；以及“韦君宜现象”，即如何对待中国现代革命者们自身的记忆和反思之现象的影响的取向。从这本文集中可以看出，“韦君宜问题”或“韦君宜现象”已经超过了韦君宜本人，它们既是对于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作出转型反思的凸显，又是对于中国现代革命者的“自我性”进行审视的凝聚，更是对于中国现代革命知识份子心路历程加以重新自我把握的尝试。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露沙的路》和《思痛录》发表多年之后，韦君宜的著作所蕴含的意义和影响力并没有减低，反而愈显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2002年2月1日，李慎之参加韦君宜的追悼会时，庄严地写道：“《思痛录》挽回了一代中国知识份子的尊严。《思痛录》证明了中国知识份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总有一天，中国人将以从《思痛录》中汲取到的力量打开通向民主的大门！”[12]
注释
1 韦君宜：《思痛录：露沙的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页3。
2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74-90。
3 朱学勤：〈历史学家的历史〉，《中国新闻周刊》，第244期，2005年9月12日。
4、7、11、12 王培元：《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页122；135-36；138；138。
5 邢小群、孙峰编：《回应韦君宜》（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页451。
6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
8、9、10 清华大学《蒋南翔纪念文集》编辑小组编：《蒋南翔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页13；19；20。
张玲霞，北京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 《二十一世纪》2007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