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海南 李实 王小鲁 于建嵘等: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3 次 更新时间:2014-01-01 21:49

苏海南   李实 (进入专栏)   王小鲁 (进入专栏)   于建嵘 (进入专栏)    


【编者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并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全社会的和谐稳定。

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存在问题及原因,探讨其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研究构建合理分配制度和分配格局、促进社会和谐的对策措施,战略与管理杂志社与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于2010年6月11日在钓鱼台国宾馆联合举办“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内部研讨会。

研讨会以闭门方式进行,议题得到了与会者不同视角的探讨。本期特选刊部分与会人员的发言,以期引起有识之士的探索和思考。会议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研究员担任嘉宾主持。


参会人员:苏海南 李实 王小鲁 于建嵘 王天夫 刘军胜 陈有安 郑秉文 谭临庄


苏海南:

各位嘉宾下午好,欢迎参与今天的研讨。

现在收入分配问题是热点、焦点、难点,中央高度重视,老百姓极其关心。今天我们就围绕“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这一主题,进行探讨。我提议这次研讨会围绕这五个问题展开,第一是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及主要原因分析,第二是收入分配对社会稳定负面影响的主要表现与途径,第三是如何控制和消除收入分配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第四是国外在这方面有哪些可供我们借鉴的经验,最后谈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应对。首先有请李实教授介绍一下当前收入分配的基本状况。


李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收入分配问题往往从两个角度看,第一个角度就是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第二个角度就是收入分配当中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我一直认为这两个问题要加以区分。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对收入分配的状态或者差距有一个测量,这是事实判断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规范判断的问题,就是怎么来看待收入分配,这么大的差距到底好还是不好,在收入分配差距变化过程中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

先讲一下收入差距的基本状况。在过去三十年以来,我们国家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不论农村还是从城市,全国收入差距都在不断扩大。这有几个数据。第一个就是基尼系数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收入差距不大,根据现在统计局以及我们课题组的测量,全国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3,现在是0.48。当时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4,现在是0.38左右,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当时是0.16,现在是0.36。这是一个基本的状态,从可比的数据来看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可是对于现有的收入差距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学术界有争论,虽然测量出来的现在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是0.36。很多人认为实际收入差距可能不止这样,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收入可能没有统计上来,包括隐性收入、非法收入、灰色收入等等;如果统计进来,有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差距。从大家现实生活的经验与感觉来说,实际差距确实要比我们测量的差距要大一些。另外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低估还有可能造成全国收入差距拉大,因为高收入人群基本都在城市,如果被低估,这样也会造成全国收入差距被低估。

再来讨论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收入差距扩大,是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前、相对于一个传统体制来说的;那时候收入差距不大,但不意味着当时的收入分配公平,就算是吃大锅饭,也有很多收入不公。在收入差距扩大的现实情况中,我们应该看到一些合理因素。例如企业按照效率与个人的贡献、能力进行工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会扩大收入差距,但这种扩大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当然在整个收入差距当中确实存在不公平的现象,我把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归为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行业收入,特别是90年代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这和市场不完善和市场扭曲有关的。如果一个市场是运行良好、相对充分竞争的,收入差距可能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上的差距,而人力资本上的差距在部门之间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差距。如果部门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其他的原因。特别是垄断部门,像金融、电信、电力这几个部门,

90年代后期以后工资增长非常快,这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第二个方面,就是城乡差距的问题,讨论很少,一般都认为这是一个既定的现实,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没有把它上升到一个制度的层面来看待。实际上城乡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各种各样不公平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所造成的。过去轻视农村发展,对农村包括公共服务等,都做得太少,这样就导致城乡之间整体上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反映了我们对农村歧视性政策的结果,从这个层面认识的话,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显得重要。

第三个方面,就是经常提到的所谓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所带来的收入不公问题。

还一个方面,就是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的歧视性政策。比如工资的性别差异性在不断扩大。我们不久前做了一个研究,从88年、95年、02年和07年的数据看,男性和女性工资比例在不断下降,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女性平均工资和男性工资这个比例大概是88%左右,就是女性工资相当于男性的88%,现在下降到74%。再比如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差别。

以上几个层面应该归结为收入不公带来的问题。虽然在整个收入差距扩大当中,里面到底多少是由于分配不公造成的,从技术说是没有办法估计出来的,因为有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但是从大家的感受来说,在收入差距扩大过程当中,可能不公平的因素所占的比重在不断增加,所以引起老百姓普遍反感。

当然从老百姓的心理感觉来说,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大家对不公平的东西关注越来越多。虽然不公平因素所带来的收入差距比例不一定会再上升,但是老百姓对不公平因素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


王小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我说点个人的看法,一是现在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二是造成收入分配有巨大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收入差距有多大,刚才李实说了,最近的数据显示基尼系数是0.48,这在世界上已经是高收入差距的国家了。从基尼系数来看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是属于世界上比较少数的收入差距相当大的国家。

我们在2005年到2006年做了一项研究,做了一些调查,同时采取了一些方法来矫正统计数据,大致推算是这么一个结果,就是城镇居民收入实际上远远高于现在统计数据。差距特别大的就是10%的最高收入家庭这一组,我们推算的收入2005年是97000元,和28000元相比差了3倍多。如果接受这个数据的话,算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家庭,人均收入之比就不止9倍,而是31倍。这样的话,如果计算基尼系数,那肯定还要高得多,恐怕不止现在的0.48、0.49了。

接下来谈谈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收入差距。比如说我们改革开放时期从过去的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原来是按劳分配,现在变成市场化的按报酬来分配,当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这种由市场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它是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内扩大收入差距,不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无限制扩大。

再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持续的二元经济结构,持续的农民工向城市转移,大量的农民进城。根据上世纪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模型,在二元经济的条件下,劳动力的充分供应会压低工资水平,导致工资水平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不变。尽管人均收入在增长,GDP在增长,但是工资水平可能长期压制在一个不变的水平上。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其实过去也发生,80年代、90年代包括本世纪最初几年都可以看到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工资水平,特别是简单劳动力、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长期没有明显提高。当然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就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而其他的报酬,比如资本报酬、人力资本的报酬和其他政府收入等相对增加。

但是这个问题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是一定时期上的,而且有一定限度。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体制上、政策上的问题:体制方面各种各样的漏洞、管理不健全,造成和权力相关的聚敛财富。比较突出的是同土地、资源、同权力相关的收入分配领域产生的问题比较多。这个可能是突出矛盾,而且可能是最近这些年造成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刚才李实提到的行业之间的,比如一些资源性行业长期以来不用交资源税,资源收入的主要部分变成行业内部可以支配的收入,这些都是财税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些情况的出现可能最主要都是因为现在的机制体制上的不健全。我们多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搞了三十年了,但是政治体制基本上在这方面的改革没有多大的进展,特别是政府管理体制包括财税体制方面,有很多需要亟待改革的地方,然而一直没有太多的进展。


苏海南:


刚才两位专家讲了收入分配问题的表现及其造成的原因,下面请有关专家讲一下收入分配问题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及其程度和表现、途径是什么?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收入差距不公对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现在的分配不公,和权力有关。权力主要是针对资源性的行业,表现在现在的工人、农民问题。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征地问题,而不是农民之间的问题。当然其中也包括比如城市周边地区村支书等村干部对土地资源的掠夺。所以第一个方面对社会稳定影响是由于权力导致分配不公,它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农民最近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土地,市民的问题主要是拆迁,而工人问题比较复杂,其中很大的因素就是国有单位改制存在问题。

第二个问题带来的影响,就是导致社会民众心理的失衡。比如殴打公安等泄愤事件。只要有人有钱有权,就有人对其不满。这种分配不公,它影响社会的心态。最近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表面上他可能是公权力的问题,实际上它的确与分配不公有联系,最近几年发生的泄愤事件增加,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在最近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是分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增大,从而形成一个底层人群。最近六起校园暴力事件的凶手主要都是40多岁的男人(其中一个广东籍男子31岁),什么原因?他越来越感到被社会抛开了,他们的生活来源不稳定。我们原来不认为这个问题会影响社会稳定,最近我发现它应该是对这个社会及政权带来十分重要的影响。比如(郑民生)杀人,我们国家现在为了保护学校,投入了将近四百多亿,重庆5900名警察下了学校。所以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公共安全可能通过财政投入会影响政治安全。

总结起来,现在的收入分配不公起码从三个方面引起了社会稳定问题。

第一就是直接影响到利益分配,工人、农民、市民为利益而奋斗;第二由于收入不公影响社会心态,出现了泄愤事件;第三个体的极端事件增加,影响公共安全,这种公共安全又影响到政权稳定。比如为了应对上访问题,我们要花大量的财力、物力去维护,所以它从一般的公共安全到社会稳定的安全最后到政权安全,可能是有一个链条,通过财力的投入可以看出来这个链条。我最近见了几个外国领导,他们的问题集中在为了维稳财力投入有多大,德国总统就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实际很担心。中小学都有冲锋枪站岗了,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治安问题。


王天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收入问题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前的集体主义倾向一直延续下来。比如行业之间的差别。刚才李老师也说到行业之间收入不公的问题,其实把这个概念拓展,很多是和集体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地域差别、职业差别、单位职别差别等等。这些差别对于拉大收入不平等作用特别大。如果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得到分配,这个差别拉大速度不会这么快。我们国家从80年代中后期收入分配中,一拨人上去另外一拨人原地不动的现象,就是一个集体一个集体分化的过程。这样的分化过程反映到了收入不平等上,而后来收入不平等对社会稳定又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此外我们在调查整个社会收入不平等的时候,大家义愤填膺,但是讲到他周围圈子的时候,讲到行业内部收入不平等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收入不平等没有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所以它把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观感分成了两节,一个是集体内,一个是集体外的。我觉得从城乡收入不平等也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如果农村人只看到周围,他对收入不平等的感觉相对要小很多。

另外在讲收入不平等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收入不平等和其他的因素最好不要重合。比如上次的新疆事件,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收入不平等和民族因素完全重合到一块,这样很容易把收入不平等这个因素用其他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问题一定要特别注意,在新疆这个问题是民族,到以后是不是跟宗教,跟地域?这些因素不要重合起来,一定要防止。把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纠缠在一块就比较麻烦。

最后一点,逻辑上来讲,收入不平等跟社会动乱,基本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但是有一点,于老师讲的很对,因为收入不平等,所以对于底层一定要照顾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是社会道义的问题。


刘军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所03、04年做了一个《中国收入分配预警系统研究》课题,通过该课题的研究主要是想解决运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课题另辟蹊径,寻求一种更为切实的评价方式,为此我们从四个维度设计了八个指标,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模型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指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是不是已经到了不得不处理的境地。我们所说的四个维度是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度、行业劳动收入差距度、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度等四个维度;我们所说的八个指标是指居民收入分配均等指数、居民贫富差距指数、城乡居民收入分布指数、城乡收入差距指数、行业职工收入分布指数、行业收入差距指数、地区居民收入分布指数、地区收入差距指数。根据上述四个维度八个指标我们构建了一个评价模型,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对当前我们国家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做了一个鉴定。根据这个指数,得出的判断是2010年我国收入分配进入准红灯区,到了应该警示的时候了。这个研究现在看来还很有意义。

那么我们从03年、04年做的课题,到现在数据起了什么变化?近几天我也查了一些数据,的确这四个方面的差距仍然在扩大。比如说城乡差距,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1978年为2.37∶1,1995年为2.47∶1,到了2008年达到3.31∶1,可见,这个差距在1978年到1995年的17年间变化不大,但从1995年到2008年的13年间就拉得比较大了。地区差距也拉大了,比如说1995年,上海地区职工平均工资是最高的,内蒙古是最低的,两者差距大概是2.24:1倍;但到了2008年,上海还是最高的,最低的是江西,两者之间差距扩大为2.69∶1。还有行业差距也在拉大,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两者之间的差距为1.81∶1;1995年工资最高、最低的行业没有变化,两者之间的差距扩大为2.23∶1;到了2008年,工资最低的行业仍为农、林、牧、渔业,但最高的行业变为了金融业,最高与最低之比变为了4.77∶1,差距相对于1995年来扩大了1倍还有余。另外,还有一个城乡居民内部之间的差距也拉大了,如果按照五等份法,将农村居民按平均每人纯收入的高低分为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高收入户、高收入户等五种类型,那么农村居民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平均每人纯收入之比,2003年为7.33,到了2008年扩大为7.53。同样道理,城镇居民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之比,2003年为5.58∶1,到了2008年扩大为5.99∶1。可见不论是农村居民内部还是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在近几年都进一步拉大了。这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这个差距我认为不可怕,不会对社会稳定带来威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收入差距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体现了效率优先原则。那么可怕的是什么呢?所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阳光收入差距拉大,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隐性收入或者说灰色收入或者说不合法、不合规的收入导致的差距拉大,第二个层面的收入差距拉大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主要根源。这些收入现在来说,对我们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这些收入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我大致做了个了解和概括,主要来自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个是国家投资。每年国家都有大量的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表现为一个个的工程项目。这些工程项目通过层层转包,最后到施工单位手里的钱和国家真正下拨的投资之比大致为1∶3,即国家大概每投入三块钱,到施工单位手里大概是一块钱。2008年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大概是8000个亿,也就是说有大约5000个亿流入到各种机构及个人手里,成为了他们的一个收入来源。

第二个是金融贿赂。这里主要指银行发放贷款过程中收取的各种好处费,现在据说企业从银行贷款除了支付正常的利息以外,还需要支付各种好处费,总额相当于该笔贷款的6%左右,高的甚至达到9%。也就是说我如果想从银行获得一百万元的贷款,我就要拿出六到九万元来送礼,或者拉各种各样的关系。2008年我国银行的贷款大致在30万亿元,如果按6%算的话,有大约1.8亿元流入各种机构和个人手里面,这是一笔非常可怕的腐败收入。

第三个是权力寻租。当前在我国还存在大量的行政审批制度,审批就是权力,有审批就为权力寻租创造了条件,而这个寻租也就成为了权力机构和个人的一个收入来源。比如,有的官员用权力来入股,分得相应的资金。有的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来获得相应的收益,所以在社会上造成了人人都想当官的局面。这个权力对收入分配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据说各种类型的企业,用于各种政府公关的费用大致占到了营业收入的1.5%。2008年各种工业企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大致为70万亿元,如果按1.5%测算,这些企业用于政府公关的费用大致为1万亿元。

第四个是土地收益流失,每年大约在5000亿元左右。

第五个是个税流失,每年大约在2000亿元左右

所有这些都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这种差距拉大不体现效率原则,相反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进步有巨大的抑制作用,对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威胁。收入差距如果是效率带来的差距,我想对社会发展都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如果是由于灰色收入或者不合法、不合规的收入带来的差距,就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我认为要分层分类地看待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分析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导致第二个层面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不仅仅是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更多的还应是经济体制的问题,是由双轨制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当然有制度方面的因素,也就是在各种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导致的管理漏洞而产生的收入分配问题。另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落后,比如我国的行政审批还很多,行政机构还非常庞大等等也是导致第二个层面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总之,要分层分类地去看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分析哪种类型的收入分配差距会导致社会稳定隐患,从而采取不同的治理对策。


苏海南:


王教授是专门研究灰色收入的,GDP33.5万亿,居民收入按比例算大约是16.17万亿,这其中或这之外有多少灰色收入、非法收入,请做一个简单的评判。


王小鲁:


我在2007年一个研究报告里提到,这些方面的数据都很不透明,所以没有完整的数据,只能做一些推算。推算当中可能有不同的估计,比如刚才十万亿那个计算可能是有问题的。

大家都在讲劳动报酬的比重在下降,居民收入的比重在下降。我看劳动报酬比重下降是确实存在的。但关于居民收入比重下降,这里可能需要再做一些分析。关键在哪儿呢?如果我们把居民收入中的隐性收入都加进来的话,至少它下降的幅度会变小,甚至可能没下降。如果居民收入比重没下降,是不是说收入分配没问题了?恰恰是更大的问题。因为大量非规范的收入导致收入差距在不同居民阶层分配的极度不公平。如果把这一部分考虑进去的话,可能GDP总量也需要做调整。上次经济普查的时候,发现服务业少算了16.9%,普查以后上调了。第二次经济普查又发现少算百分之四点几,又做了一次上调。是不是调够了?考虑到灰色收入问题,可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陈有安(中央汇金公司副总经理、中国银河金控兼中国银河证券董事长):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理论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不应该导致两极分化。社会主义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速度,能够更好地处理贫富问题。现在看来这两条都没做到,只是富了。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中国1%的人持有41%的财富,而美国搞了二百多年的资本主义,5%的人持有60%的财富。

改革开放以后,收入差距拉大,最近我看网上说是一百倍,不是刚才专家说的11倍。前几年说民国时候基尼系数是0.58,太平天国是0.65,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但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种情况,一搞车展不管豪车多少钱,北京、上海很快一扫光。山西煤炭局的局长,弄了三亿多,判了二十年。78年当工人就30多块钱,大学毕业就56块钱,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觉得怎么样,但现在最低收入北京都提到了960,我们却很少碰到对现状满意的。包括身家几十亿的富翁,他也在抱怨。在这三十年当中,从我们周围感触到的情况来讲,确实发展非常不平衡,分化很严重,所以在收入分配方面确实要认真思考对策。最近几天出现的各种事件,我们要认真分析。目前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这些事件是某个阶层情绪的一种集中反映。他们由于对未来看不到希望,所以就产生了一种绝望情绪,然后就采取这种极端行为,报复社会。这样下去的后果,他们实际上是对政府失去信心,对未来产生一种绝望。现在这样的群体到底有多少人?

这些问题也向公务员队伍提出了挑战,现在确实有些人没有胜任工作的能力,而且服务意识差。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最大的孙子是公务员,爷爷是谁呢?社会的公民。西方当公务员确实得发自内心为老百姓做事,否则千万别当这个。现在出现这些问题,再加上社会又普遍缺乏信仰,不择手段地赚钱,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制度层面来认真研究。这么多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总是修修补补,经济体制在加入WTO以后,和世界一接轨,巨大的差距就出来了。所以,这些东西很麻烦,不动真格不行。

苏海南:

下面有请郑教授讲讲拉美收入分配问题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现象,看看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郑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


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这两者是否有相关性?它是一个实证研究,在理论上很难规范化。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二者是高度相关的。比如,收入分配就基尼系数来说,和社会稳定是有关的。北欧是非常稳定的,基尼系数是最低的,反过来看拉美地区,基尼系数都在0.46以上,社会相对不稳定。经验研究告诉我们,收入分配和社会稳定是有相关性的。

社会稳定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社会治安,基尼系数越低,犯罪率也越低;还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如果分配不公,可能带来社会潜在的群体性不稳定。刚才大家说到群体性事件,这在中国恐怕是收入分配带来的深层社会问题。从初次分配来看,有问题,但好像没有二次分配这么严重。为什么说中国不稳定?中国上访维稳的成本非常高。为什么中国收入差距没有美国大,反倒不稳定?别说美国,就说巴西,巴西比中国稳定吗?绝对比中国稳定,但它社会治安可能不太好。里约热内卢、圣保罗,你带个相机有人抢,但那是社会治安,你能说中国社会比它稳定吗?不能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是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什么是造成目前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一个行业内部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分化,是导致目前中国不稳定的根源之一。

这是我们初次分配当中存在的问题,至于城乡差距,行业之间的差距,我觉得它是市场化的,劳动力是商品,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可以规范市场,不能命令市场,适当的差距是应该有的。

二次分配存在的问题是很大的。劳动力是商品,应该让市场去定价。即使有了民工荒,政府也不要干预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二次分配的政策有很多问题,有些是可以解决的。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是一个重要方面,还有其他二次分配的政策缺失,这是第二个重大因素。


苏海南:


我想听听拉美的情况,他们有什么经验?


郑秉文:


拉美有教训,没什么经验。巴西治安比我们差,但是社会比我们稳定。巴西利亚是是个人工城市,市区部局呈飞机形状,总统官邸在飞机头,依次下来两个都是各部的办公楼。在这个基尼系数五点几的国家,这些政府部门没有一个站岗的。为什么?稳定。这不是简单的社会治安。北欧则是社会福利太好了,出生到死国家一直养着你,不能大富也不能大穷,所有的诊所都是国家的,几乎没有私人诊所。而我们整个社会是躁动的,阶层差距远远大于行业和地区之间的差距,所以,每个阶层都不满意,每个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的不同阶层都存在这个差距。富人觉得不安全,出国定居和移民数量有增无减。工人也不稳定,最近炒得很热的工会问题就说明了这种情况。

当然,出国移民未必全部是收入不公带来的,还有政治因素等其他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不是收入分配最不公的国家,但肯定是为维稳付出代价最大的国家。


于建嵘:


利益不公造成的不稳定,和普遍不公、收入差距拉大是两个概念。你刚才的一个判断是非常对的,这不是简单的城乡差距问题。分配不公中包含利益问题,是比较利益,不是绝对利益。原来种地可能一年才五千,今年分地分了一百万,但是农民为什么还是不满意?因为你拿走我的地,得了一千万,比较利益不公。这是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


李实:


失业是造成社会不公非常重要的因素。失业人群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如果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即便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偏低,相对来说工作是稳定的。


苏海南:


最后一个问题,有什么措施可以应对收入分配问题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要把握好分寸,既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并解决引发收入分配问题的深层次弊端,同时又不至于把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直接引到政治体制和政权这个层面,避免把分配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各位专家、嘉宾有何高见?


于建嵘:


利益结构必须调整,同时要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更重要的是一种规则的明确性。这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现在分配不公主要源于公权力的介入使一些人变成弱势人群。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在公权力面前所有人都是弱势群体。即使现在是大老板,让你下台你就得下台,没规则。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把规则制定好。这个问题不解决,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最近老百姓因为征地下跪,市长被撤职。我开玩笑说再撤市长就要开始“下跪运动”了。

第二,在规则确定的情况下,司法应该起作用。问题不在于差距,而在于这种差距的不规则性。

第三,我们需要一个利益表达主体,需要重新认识不稳定。广汽本田的工人罢工,国有单位的人没有工可罢,只好上街。执政党对稳定要看得客观全面。工人罢工不算不稳定,而是利益博弈。

第四,对个体事件应该做到内紧外松。个别人冲入学校杀学生当然很悲哀,但到处派警察拿冲锋枪更悲哀。当然还有宗教、社区工作,都需要解决。


王小鲁:


我认为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解决低收入人群收入过低、生活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主要靠健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现在城镇就业人数是三亿人,参加社保的也就一亿多人,实际上也就覆盖了一半。全国13亿人,到底有多少人享有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应该尽快实现低水平的全民覆盖。如果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就不是公平的社会保障。哪怕现在还做不到社会保障程度上的公平,但每个人都要有最低的社会保障,包括农民在内,这是近期内应该追求的目标。从公共服务来看,医疗、教育、基本住房,不一定买房,租房也可以,大幅度提高廉租房的覆盖率,把低收入居民都覆盖起来,要让农民工住得起房。住房政策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商品房,一条是保障性住房。

另一方面是解决因为分配不公带来的高收入问题。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府透明化,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都摆在阳光之下,让老百姓监督,让社会监督。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收入不公的问题。像征地和拆迁问题,一是现在土地制度不健全,二是过程不透明。制度合理不合理在于制度透明不透明,没有政府运作的公开透明,解决不了收入分配的不公问题。


刘军胜:


我们当时搞《中国收入分配预警系统研究》课题时,提出了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六字方针:“调低”、“限高”、“扩中”,现在看来,这六个字仍是当前我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思路。“调低”是调高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限高”指限制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扩中”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低”除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主要还是要解决低收入群体的教育问题,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素质,使他们有能力就业,因此要强化公共教育。另外在口号上也应该改一改,以前我们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看来这句话有点过时了,我们应该将它改为“让一部分低收入人群摆脱贫穷,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限高方面,美国个税80%来自高收入人群,而我国正好相反,个税大部分来源并不是高收入人群,而是中低收入人群,因此要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高收入人群的税率,也可以考虑施行消费税,强化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调节。扩中就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器;没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社会稳定将受到威胁。


苏海南:


最近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很受关注,请谭临庄先生讲讲。


谭临庄(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特约专家):


近来,党和政府把提高劳动者的收入问题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国家部委的有关负责人和管理专家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成为社会聚焦的热点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如何理解“国民收入倍增”?可以定量地理解为:在“十二五”期间国民收入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五左右,五年内翻一番,这种理解比较形象、直观,具有号召力。也可以定性地理解为:在今后一个时间段,实现国民收入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这种理解反映社会发展的趋势,表述比较含蓄、严谨。两种理解在内涵上是完全一致的。

实现国民收入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是利国利民,符合广大人民意愿的好事,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但也是需要克服许多困难才能兑现和做好的大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通过国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可以富民强国、刺激内需和缓解产能过剩,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缓解贫富差别、维护社会公正与稳定;可以增加劳动收入在收入结构中的比重,实现劳动者的体面劳动;可以促进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等。

国民收入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这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项工作影响面广、实施难度大,可能牵涉到以下有关方面和问题:由于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可能出现工农业产品轮番涨价,CPI、PPI、财政赤字、房地产价格的相伴增长;由于工资水平的大幅度增加,廉价劳动的特色将逐步淡化,将带来国际竞争力、招商引资、经济结构转型等方面出现新挑战、新问题;因为要增加大量开支,可能带来中小型企业的承受力问题和一些企业家的抵触;在操作过程中,需要防止因分配不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等等。

面对这样一项好事、大事、难事,需要运用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作指引:要坚持以人为本、造福人民、构建和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理念,以此指导我们破解难题,促进国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和维护社会稳定。具体来说,要用科学的理念、系统的方法来开拓思路、优化对策、促进工作:

首先要看到,如果国民收入增长不与其它社会经济指标协调增长并相互制约、控制,那劳动者虽增加了工资,实际购买力可能不变甚至倒退。所以,需要建立和实施一个协调配套、合理控制的发展模型,来规划我们的思路和行动。根据多年来国民经济发展实践和人民的实际感受,并参考国际通行的一些标准,这样的一个模型的指标体系在我国是较为可行的:

1、GDP年增8%-10.5%。发展是第一要务,这是基本条件。

2、一定时期内CPI年增3%-4%。(3%是国际公认轻微通胀标准)当大范围、大幅度增加国民收入时,一定时期内轻微、可承受的通胀是难以避免的。今后力争逐步降低至3

%以下。适度的通胀,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缓解国际上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3、财政赤字率(预算赤字占GDP比例,国际公认的安全线是3%)在一定时期如5年内,控制在2.5%-3%。此后可逐步降低。

4、国家财政收入年增20%-25%。这是重要保障。实践证明,在GDP年增8%-10.5%的情况下,这是可以实现的。(金融危机爆发年带来的影响是特殊情况。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已上升至34%)

5、由此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的愿景——年增15 %左右(实际购买力只升不降),五年翻一番。如果实现了这个发展模型,国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进入了良性的协调发展状态。

实现国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和社会稳定,有一些重要的管理措施不可轻视:

1、国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具体到受惠对象,不是绝对平均主义,要注意缩小收入差距。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下列社会群体应该作为优先受惠对象:下岗职工;城市和农村的困难群体;退休人员特别是企业的退休人员;中年和青年职工中的劳动强度大、收入水平低的人员;教师特别是民办教师中的低收入者;偏远、艰苦地区的职工和公务员;公务员中的县以下基层公务员。

2、中央企业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在国家政策和财政支持下,在央企干部职工的努力下,发展速度很快,已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多家企业已进入世界和全国500强的先进行列。央企长期享受不交或少交利润的优惠待遇,目前的上缴利润仅为5%-10%,今后多上缴一些利润,为国家增加更多的财政收入,为国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多做贡献,这是合情合理的,是央企的所有者——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

3、各级政府对于增加国民收入所能直接运作的主要是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减免部分税收、对退休人员提高收入核发财政补贴、为公务员增加工资等。其中制定和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某些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减免部分税收是“放水养鱼”、搞活经济的有效措施。如果在国家财政状况良好时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则要注意防止扩大与低收入群体特别是企业退休职工的收入差距,公务员的收入增长幅度要低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幅度。

4、由于国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对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对于房地产价格涨幅的合理调控,可从两方面采取政策措施。现在议论较多的是征收房产税,这个办法主要面对的是购房者,通过对已购房征税,制约某些投资购房者大量投资购房谋利而推动房价飙升。还有一种办法是借鉴德国等国家的成功经验,管控房地产商的利率标准,面对房地产商的利润征收高额累进税。增收的税收可以用于政府兴建低租房,面向社会出租,增加社会住宅保有量,量多则价降,从而平抑房价,使房价调控在一个合理的价位,而不会出现爆涨。现在由于某些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把地价增长视作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从而和房地产商推高房价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上述第二种办法上。实际上只要采用第二种办法,房价是可以合理调控的,当然这就要房地产商遏制暴利冲动,变自己的部分利润为国家的税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长和社会稳定多做贡献。

5、由于大幅度增加职工工资,我国廉价劳动力的特色会日益淡化,生产成本的部分竞争优势将会衰减。这就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布局来解决。沿海地区要加大产品的科技含量,把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移到内地工资成本较低的地方,同时可促进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

6、增加职工工资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来说,是增加成本的重要因素和不可避免的压力,企业要善于变压力为动力。通过增加职工工资,可以增加职工对企业的好感、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稳定职工队伍、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负责人应和广大职工一道,在科技进步、节能减排、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上开拓新思路、创出新成果,用新增销售收入和新增利润来消化增加工资的开支。做到企业增收、销售增量、职工增薪。许多情况下,企业不仅可以增加工资,还可以通过对新增利润与新增销售收入的分成、根据生产与管理绩效分配奖金等动态形式来增加职工的收入,同时也减轻企业的风险、促进企业的效益。

总之,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树立系统思维、开展科学管理,就能在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大幅度、可持续地提高国民收入,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促进社会稳定。


苏海南:


简单做点小结,关于讨论内容的简单归纳。一,关于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主要问题是由于分配不公导致的收入差距过大,其中,非法收入、灰色收入对拉大不公平、不合理收入差距起重大作用;引发问题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是体制政策上的问题造成的,其中包括资源配置体制、财税体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工资分配制度、要素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农村的分配制度等都存在不少不健全、不公平之处,突出表现是公权力寻租、聚敛财富,扩大了分配不公的收入差距;此外,社会层级流动性减弱,也即社会层级日趋固化,也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二,关于收入分配问题对社会稳定负面影响,多数人意见是没有直接影响,主要是间接影响。其表现和途径,包括两大层次、三个方面。一个层次是隐藏的社会不稳定,即目前还没有表现出来但已经以各种形式积累的隐性矛盾;另一层次是社会治安,即目前已经或可能在个别地方、行业、企业暴露的由于与收入分配有关问题引发的恶性治安事件。

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心态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仇富心态日渐突出,甚至转化为仇官的情况,同时羡慕用不公正手段获取财富的心态在少数人心目中有所发展、膨胀;二是引发了一系列的隐藏矛盾,地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可能不是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的矛盾,但行业和群体之间的不公平、不合理收入差距显然是引发潜在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为这些差距看得见摸得着,直接刺激收入低的人们;三是间接影响到公共安全。最近先后发生的几起杀人案件不能说都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但至少有这方面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三,关于对策。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主线是保底提低、调控过高、逐步扩中。即切实保障并提高低收入群体、低收入劳动者群体的基本生活和收入水平,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调控收入过高的社会群体、行业的收入,打击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并使之公开透明,遏制不公平、不合理收入差距的扩大,争取缩小其差距,这是缓解社会公众不满的极为重要的方面;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这群体,这是长远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成员基础。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思路是:统筹规划、系统设计、标本兼治、抓住重点、配套改革、多管齐下、分步推进。基本措施包括直接措施和深层次措施。直接措施是:改革完善收入分配体系,包括改革完善工资分配制度、其他要素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分配制度等等;深层次的措施,包括改革完善资源配置特别是土地、矿产等资源配置制度,深化改革财税体制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限制公权力直接干预收入分配,限制通过公权力获得暴利,加大打击非法收入力度,进一步健全要素市场,促进社会层级之间的相互流动,防止社会层级固化,把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政策与收入分配政策衔接起来,等等;与此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只有这样,才可能取得成效,逐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为维护社会稳定创造良好条件。


来源:《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5/6期合编本

责任编辑:连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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