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改善收入提振消费,政府支出重点急需放在民生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54 次 更新时间:2023-07-08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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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进入专栏)  

 

“近年来中国的收入增速不及经济增速,其中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收窄,2017年城镇比农村的人均收入是2.71倍,到2022年是2.45倍,差距缩小了。坏消息是这种差距的缩小,是城镇居民收入减速造成的。”

6月27日,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财经》杂志年度对话2023会议上,做了主题为“收入分配改革与消费提振”的主题演讲。

王小鲁对当前收入分配和消费形势做了分析,指出当前收入减速抑制了消费增长,消费疲软又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过去我们习惯靠“货币刺激”和“扩大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现在效果越来越不明显。他表示,“这是因为在消费过低时,光靠货币刺激和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目前我们需要的是通过改善民生提振消费需求。要从振兴民营经济和改善社会保障入手。”

提振民营经济是做大收入的蛋糕。改善社会保障是通过再分配手段,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王小鲁指出,当前仍有大量外来务工者没有取得城镇户籍,没有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的覆盖,更不可能享受保障房。

“它不光是解决了老百姓的燃眉之急,也改善了收入分配,改善了居民消费,提振了消费需求,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动力。”王小鲁建议,要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政府职能需要转变,支出结构也要相应改变。过去的财政是大量的用于政府投资,今后政府支出的重点要放在解决民生问题上。

以下为演讲内容:

近年来收入分配和消费形势

我们看到从2017年到2022年,过去五年GDP年均增长是5.2%,居民收入实际年均增长是5.1%,其中城镇居民的收入明显减速,这五年平均4.1%,明显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方面有一个好消息,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收窄,2017年城镇比农村的人均收入是2.71倍,到2022年是2.45倍,差距缩小了。但是也有一个坏消息,这种差距的缩小实际是因为城镇居民收入减速造成的。在城镇居民内部我们看到收入差距在扩大,城镇20%的高收入家庭和20%的低收入家庭相比,人均收入差距从5.6倍,五年中扩大到了6.3倍。这五年间中低收入居民和中等收入居民的增长是显著慢于高收入增长的,2022年20%的城镇低收入家庭人均实际收入下降了0.7%。我们注意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这个上升也反应了居民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扩大。

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放缓,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失业。从2018年到2022年,城镇调查失业率从4.9%上升到5.5%。今年到4月为止,城镇年轻人的失业率,从16岁到24岁人口失业率达到了20.4%。从历史上看也是非常高的水平。因此高失业是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居民收入下降的重要原因。

另外是居民消费的增速放缓。从2017年到2022年居民人均消费年均增长经过CPI平减以后只有3.9%,显著低于经济增长。其中城镇居民的消费增长更低,年均只有2.3%。2022年平减以后的城镇居民年均消费实际下降1.7%。虽然从统计上看到居民收入总体上还保持了正增长,但是我们也观察到一个现象,国家统计局计算的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是明显上升了。从2019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是28.2%,去年上升到30.5%,农村居民经济系数从30.0%上升到33.0%。恩格尔系数指的是居民食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在经济学里它是一个和居民收入负相关的指标,当居民收入上升的时候,恩格尔系数是下降的,因为居民收入上升就可以有更多的钱花在食品以外的消费。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互相矛盾的现象,居民收入统计反应的形成是居民收入仍然保持了正增长,但是过去几年恩格尔系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明显的上升了。

居民的消费疲软对经济增长也有不良的影响。我们说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当经济增长疲软的时候,居民收入和消费都会受到影响,可能消费受到的影响更大。但是当居民消费疲软的时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的制约经济增长,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对经济缺乏拉动的作用。

2022年全国最终消费率是53%,也就是说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合计占GDP的比重只有53%,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是37%。这个比例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少有的低消费率。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过去想靠货币刺激来鼓励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和想靠扩大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这两方面的政策效果都变得越来越差。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消费过低。在消费过低的情况下,光想靠货币刺激和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实际是不现实的。目前我们需要的是通过改善民生提振消费需求。

近年来民营经济的走势

从数据来看,过去五年,从2017年到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用PPI做价格平减之后,实际的增长只有特3%,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实际增长3.8%。从全部规上企业营业收入中减去国有控股企业的营业收入以后,剩余的非国有控股的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实际增长只有0.5%。非国有企业的主体就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导致了和国有控股企业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

从营业收入来说,2022年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8.4%,但是私营企业工业收入只增长了3.3%。而且这个3.3%是名义收入,如果用PPI做过价格平减以后实际是下降了0.8%。可以说,国企和民企的营收,表现出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从利润角度来看,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了3.0%,亏损额也有大幅度的上升,上升了9.4%;但是私营企业的情况更严重,利润下降7.2%,亏损总额大幅度的上升53.7%。2023年的1-4月,刚刚过去的4个月中,国企的营业收入正增长0.7%,私企营业收入下降了1.1%,也是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从投资角度来看,2022年国有控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10.1%,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只增长了0.9%,扣除价格因素以后是负增长。刚刚过去的2023年1-5月,国有控股投资增长8.4%,民间投资下降1.1%。

近年来民营经济发展面临很严重的挑战。再加上前面说的这些收入、消费挑战,和民营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基本上是同步发生的。

民营经济不景气对收入分配和消费的影响

我们知道民营经济对经济作出了主要贡献,其中城镇就业的80%以上是由民营经济承担的。民营经济发展停滞必然导致就业机会减少,直接影响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而且会进一步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除此之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两个部门不同的走势,也导致了收入的不均衡分配,也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因素。以前有多个实证研究都证明,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东部沿海省份竞争更加公平,民营经济发展更快,占比更高。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长期快速发展,效率明显高于国有经济。那些经济走在前面的沿海省份,它的基尼系数要明显低于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低的那些中西部省份。基尼系数更低,意味着收入分配更加公平。

这个观察和部分人的直接印象不同,有些人认为收入差距过大都是市场化带来的,但是和他们的主张相反,如果按搞平均主义,搞劫富济贫,搞打击民营资本,反而这些是没有办法带来公平的分配,也没有办法导致共同富裕。这些措施在改革以前都用过,它带来的结果是低效率,低效率的结果是共同贫困,而不是共同富裕。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人均GDP只有200美元,农村1/3的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人民币。这种状况应该是处在相对极端的贫困状态。如果用2011年的贫困标准来衡量,改革以前97%以上的农村人口都处在贫困状态。这种情况也说明过去那种反市场的分配体制,实际上不能带来公平的分配。

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我们有初次分配,也有再分配。初次分配取决于生产要素对经济的贡献。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也包括土地,这些要素对经济有更大的贡献就会带来更高的收入。当然这种情况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均。但如果想用权利主导分配来代替市场的初次分配,往往导致钱权交易,导致政商勾结,导致腐败和不公平的分配。在市场条件下,再分配并不是要打乱初次分配的基本格局,而是要靠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财政转移支付这些比较完善的制度,来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发展成果。

如何长期改善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如何得到长期改善?首先是要做大收入的蛋糕,也就是振兴民营经济,如果民营经济发展面临问题,那么收入分配也会面临问题。我们需要公平的市场竞争,保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这是改善收入分配的前提。因此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公平竞争,坚持政策对不同类的企业一视同仁。而且,并不仅仅限于政策宣誓,关键在于具体落实。

落实时侧重三方面。第一要严格遵守《宪法》规定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确保民营经济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第二是要维护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无论是政策还是政府施政,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要一碗水端平,保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长期共存、共同发展。我们的政策早就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配置资源时要更重视“市场”。第三是要减少对市场的不当干预,特别要注意一些政策“翻烧饼”对市场的打击。防止其对营商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第四是在市场基础上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在我看来,完善收入分配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不能忽略。一个方面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公平竞争;但仅靠市场还不能做到完善收入分配,还要在市场的基础上,不断的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我们国家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资源配置主要由市场来决定,在市场基础上,解决那些关键的民生问题,改善收入分配,是政府需要完成的任务。

当前,改善社会保障是当务之急。我们国家城镇劳动者大约是4.6亿人,有一半是新城镇劳动者,也就是外来务工者,他们没有取得城镇户籍,至今被称之为农民工,但他们早就是城镇常住人口,早就在城市长期进行建设工作。因为没有取得城镇户籍,导致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的覆盖。

2021年的数据,按照城镇就业人数来计算,没有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大约25%,城镇就业者中间大约1/4没有纳入职工养老保险。24%的人没有纳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51%的人没有纳入失业保险,这51%基本上都是外来的劳动者。另外,没有取得城镇户籍的劳动者在住房保障方面基本上是0覆盖的局面。这些问题在我看来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还面临着失业保险覆盖率低的同时,领取保险金的比例更低的问题。用2021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来计算,城镇失业人数大约是2300万人,但是有多少人在2021年领到过失业保险金?只有600万人。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失业保险的覆盖率低,只覆盖了一半的城镇劳动者。另一个原因就是哪怕加入了失业保险,因为各种相应手续和规定,也不一定在失业后,能够很容易地领到失业保险金。这是需要解决的一方面。另外,很多外来劳动者在失业后因为没有收入来源,只能尽快回到原籍,回到农村。这样一来,如果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过程还很漫长的话,他们根本等不到领失业保险就只能回到原籍了,也就自动退出了领取失业保险的人群范围。

扩大失业保险对新城镇劳动者的覆盖,和对此前未被纳入失业保险覆盖的人群进行临时性失业救济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在当前高失业率的情况下解决这方面的民生问题,是当务之急。

概括一下,解决好居民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养老问题、失业保障问题、住房保障问题都会大大改善收入分配。而要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政府职能需要转变,政府支出结构需要相应的改变。我们的财政过去是大量用于政府投资,或者用于行政性支出。如果今后政府支出的重点放在民生上,一方面可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解决那些关键的民生问题。特别像刚才提到的失业保险和其他方面的社会保障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可能对改善收入分配,提振消费需求都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它不光是解决了老百姓的燃眉之急,也改善了收入分配,改善了居民消费,提振了消费需求,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动力。

(内容有删减)

整理 | 《财经》记者 张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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