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如梅: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对中国的观照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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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如梅  

 

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在全国上下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形势下,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进行梳理,或许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所裨益。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概述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的学术回顾。

把生态观和生态文明作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进行研究,是因为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视角等方面,确有一些引人注意的学术特征。在笔者看来,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学术内容和视角的转换上。

在国外的诸多研究中,自觉地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努力发掘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伴随西方绿色运动而产生的,在80年代得到充分发展,至90年代初臻于成熟的一种用生态学思想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或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生态思想,并试图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和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潮。当代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主要代表有威廉·莱斯(WilliamLes),本·阿格尔(AggerBen),霍华德·帕森斯(Howardl.Parsons),大卫·佩帕(DavidPepper),安德烈·高兹(AndreGorz),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约翰·福斯特(JohnB.Fos-ter)等。其中,莱斯的《自然的控制》(1972年)、阿格尔的《论幸福和被毁的生活》(1975年)、帕森斯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1994年)、佩帕的《生态社会主义:从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3年)、高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1994年)、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1997年)、福特斯的《马克思的生态学》(2000年),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危机问题,积极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解读、对生态危机的阐释及其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生态文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转变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大卫·佩帕明确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进行生态重建。高兹指出,当前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危机不是现代化本身的危机,也不是理性的危机,而是支配现代化、合理化的“不合理的动机”的危机。因此,要解决当前的危机,必须给理性划定界限,使现代化摆脱经济理性的支配,而代之以生态理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生态重建。高兹的生态重建既不同于环境主义局限于资本主义体制内保护环境的单纯要求,也不同于绿党全盘否定工业文明的“非工业”乌托邦。它主张废除资本主义,建立新型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它又主张生态优先,兼顾经济增长。三是重视民主、平等、公平和正义,尤其是生产领域的民主与正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设想扩展了民主、平等、正义与公正的范围,丰富了民主、平等、正义与公平的内涵,为理解上述内涵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加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佩罗曼(MichaelPerelman)曾发表过《邪恶的经济学———对人和环境的冲击》等多部专著,他因对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的深刻批判而享誉西方学界。在谈到生态文明的未来时,佩罗曼教授强调了马克思和无为生态的理念。在他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在当今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其中有一种传统思想便是无为思想。佩罗曼教授认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相比较,无为思想更能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环境保护论相一致。在其《看不见的资本主义镣铐:市场暴行是如何通过妨碍工人的发展来抑制经济》中,佩罗曼教授详细叙述了现行的市场经济体系是如何妨碍人们能力的发展,而用马克思所描述的科学方法则可以促进其发展。

国内学者的研究则侧重于从下列角度思考:一是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和生态内在统一理论研究生态文明。有学者指出,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必然面对一个世界性难题:即“生产”与“生态”如何内在统一的问题。二是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基本内涵,国内学界普遍认为,其生态思想科学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阐明了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根本途径,开创了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先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智慧和生态文明观念,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和深远的前瞻性。三是从马克思主义与过程思想来审视文明建设的存在论根基。有学者从比较研究的视野,揭示马克思主义与过程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贡献,进而彰显过程思想以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四是从生态辩证法到多元现代性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学界普遍的观点是,生态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内容。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将“建设生态文明”写进了党的政治报告中,并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使中国成为生态良好的国家。倡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下,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科学发展观中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既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发展观,又摆脱了生态文明理论所秉持的生态中心主义,实现了二者的有机整合,即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辩证综合,科学发展观中提出的生态文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人为本”。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和生态伦理都是现实状况与未来前景的结合。当前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是对全球范围内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反映。生态伦理思想觉醒的理论背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生态文明理论的兴起与传播;人们对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的重新认识;对中国古代天人关系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再挖掘;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精华的影响。部分学者以后现代伦理为视角,研究了生态文明与人类的责任。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由现代化过程所导致的问题,形成了人类应有的问题意识,这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

生态文明是人类的基本价值。齐格蒙特·鲍曼说:“在后现代世界中,事情之可能发生可能并没有使它们具有必要性的理由,人们行事几乎不需要通过可以说明的目的检验,更不用说通过‘合理性’目的的检验。”在形成和维护生态文明价值的过程中,必须将责任注入人类的灵魂,使人类重建对自然的信仰,重构我们的精神生活,这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严峻课题。

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价值理想及其困境,学界普遍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伴随着全球性生态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以生态效益为核心价值,致力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勾画出了人类走向理想社会的价值图景,这一图景一方面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出于这一思潮自身理论的不足,其价值理想最终陷入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困境。

生态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与环境恶化的内在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含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速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而生态社会主义者主张实行以“分散化”为特征的“稳态”社会主义生态经济模式,实现使“人类满足的前景必须根植于创造一个运转良好的共同活动和决策的领域,使各个个人能在其中锻造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2]的生产正义性社会。

 

二、当下中国生态政策成就及面临的现实挑战

作为一个处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迎来了加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期,发展成为执政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我国面临的现实是人口包袱沉重、自然资源不足等局面,正是基于此,我国适时提出了解决发展困局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意志。这就向世界表明,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转折时期,中国要汲取发达国家工业化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走一条以生态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从中国生态政策的实践层面而言,主要遵循着以下三个目标指向: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自然适应并满足人以及人适应自然两者的统一,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二是坚持以人为本,追求全面协调发展。并非一般地要求保护自然环境、保护环境安全,而是把这些要求视为发展的基本要素;三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且分布很不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有限的矛盾突出,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脆弱,必须走出一条生态文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之路。

理论的研究依然囿于“二元论”藩篱中的西方中心论或是东方中心论的争斗,而中国模式实践进程中一个突出的倾向在于越来越热衷于运用现代化的方式思考和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要真正探索一个对中国和整个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模式,必须超越现代性的束缚,实现后现代的生态化转向。

从实践来看,中国发展带来的将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paradigmshift)、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我们需要遵循现存理论解释中国模式的逻辑,深入思考这种分析为什么会出现无法解释的困境。在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慎提中国模式或中国模式失败的分析中,主要指责中国不存在真正西方意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认为中国无法解决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福利等问题。事实上,无论是否看好中国模式,都存在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他们都是以西方的理论范式和分析逻辑来看待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遇到的问题。

实际上东西方的合作融合已迫在眉睫,而这种合作融合的基础和平台就在于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和人类共同的福祉。就我国而言,要实现自己的发展同时又能对人类共同的福祉有所贡献,必须要实现生态化转向,创造符合人类自身利益的生态文明。我国已具备了创造生态文明的基础和条件,物质基础自不待言,更有强有力的政党、政府和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而几千年生生不息并在实现当代转换的中华文明也充满了无限的生态智慧,而且这种生态智慧与西方主要从生存层面关注人的物质存在的生态意识不同,更多地强调的是人类在敬爱、欣赏自然的过程中,自然对人类精神的丰厚回报,包括对人类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以及带给人精神上的巨大愉悦。

从我国生态文明的实践过程来看,正是从发展和实现人类共同福祉良性互动的视角,把我国当前的全面协调发展与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使中国的发展既获得了当代中国所要求的全面协调的现实性特征,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目标性追求。

在提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和谐世界等具有生态意蕴的发展理念的同时,我国政府也开始推动这种生态化的实践探索。如在东部地区,选择上海浦东新区开展以“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率先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在西部地区,选择重庆市和成都市开展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在中部地区,选择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开展以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循着这些试验区的发展脉络,不难看出,我国正致力于推动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齐头并进。

不仅国家政府层面的探索,民间同样也出现了现代化的生态化转向。这些具有生态化价值取向的探索实践,或许并未完全超越现代性的思维框架,这些生态化的努力或许距离真正意义的生态文明亦很遥远,但是,这一系列植根于具有丰富生态养料的中华沃土,成长于具有“高远的整合精神”的东方文明氛围的创造性实践,必将超越现代性困境和浪漫主义空想而创造出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崭新文明。

 

三、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

十八大报告着重指出,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从理论上讲,生态文明是一种有机的文明,相应地,它也呼唤一种有机的科学。而一种具有人文情怀的后现代科学就是这样一种应运而生的产物,它是对西方现代科学和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

以后现代伦理为视角透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责任,需要有较强的问题意识。现代生态伦理无论是非人类中心论还是人类中心论,都存在重要的缺陷。近年来,中国开始摒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认真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提供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公平发展的社会理念。这些发展理念和总体发展目标的转变,正在逐渐改变着中国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发展规划和政策。从环保角度而言,可以称为一次新的环境觉醒。

当然,结合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现实层面、政策层面的成就和挑战,还需要结合我国传统文化探究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入发展;需要从系统科学的视野,从辩证整体论的角度深刻剖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需要从生态文明的城市建设和地区实践汲取营养,探索我国社区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径。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类型,需要一种新的主体承担者,以此表征、创造和建设新文明。当下我国探索生态文明的对策研究,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思考:

第一,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立足于我国生态问题的解决,同时也要着眼于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所谓着眼于全球问题的解决,既包含着解决生态问题要有世界性的全球观念,也包含着解决生态问题要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解决生态问题,总体上来说就是要实现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化,需要从一些相互关联的方面来理解其基本内涵:生态伦理、循环经济、自主创新、绿色消费和生态文化等。

第二,实现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化,就我国当下而言,循环经济是其最基本的生产模式。优化生产过程,实现循环经济的理想状态,必须依靠科技创新。而优化生产过程是以消费方式为导向的,因此,明确什么样的消费方式是人类生活的最佳方式,是优化生产过程的前提,绿色消费的消费方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第三,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化,既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也是一种现实的价值选择。这种追求和选择,必须依靠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才具有行动的基础,需要在取得社会成员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文化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化共同体,是建设生态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区域不均衡的现实特征,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来源:《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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