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北京第三女中校长沙坪之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8 次 更新时间:2013-11-14 21: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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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 (进入专栏)  

  

   沙坪,女,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1966 年 8 月 22 日在校中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位于北京西城区,在“白塔寺”附近。白塔寺有一 白色的巨大的圆形尖顶佛塔,从很远处就可看到。文革中女子中学被取消, 这个学校改名为北京 159 中学。

   有人说,在北京所有被打死的中学老师和学校负责人中,沙坪是被打 得最惨的。她在厕所里被打死。她被打死的时候,头发差不多都被拔光了, 连头皮一起薅了下来,嘴里塞满了污秽物。后来她的尸体被放在一间小破屋里,红卫兵强迫其它在该校“劳改队”中的老师轮流进屋去“摸死人”。当时,该校红卫兵以轻蔑和嘲笑的口气告诉外校的人说,有一个老师“吓得浑身哆嗦死活不敢进去。”

   其实,别的学校被打死的老师,也是一样悲惨的。只是死者再也无法 陈述事实,打手拒绝说出经过,以致人们很难知道其中的细节。但是,这些殴打和折磨的共同结果,都是永远不能挽回的死亡。这些老师的死亡最清楚地表明了殴打和折磨的残酷程度。

   1966年8月,女三中的“文革委员会”建立了校园“劳改队”,一共有十个教职工和 4 个学校负责人在“劳改队”中。除了 14 个在“劳改队”中的人之外,教职工被抄家、被毒打、被禁闭、被围攻的还有三四十人。这种校园“劳改队”,或者又被称作“牛鬼蛇神队”,是在 1966 年 7 月底最先在北京大学里建立起来的,后来,在全国的每一个学校都建立了。和所谓“牛棚”一样,校园“劳改队”是最普遍最邪恶的文革风景线之一。

   在女三中,“劳改队”中的人被拘留在学校,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开始 “劳改”,走路不许抬头,搬重东西必须跑步。体罚九十度大弯腰站立,可以长达六七个小时。有人跌倒了,就用铜头皮带抽。罚跪,还要把头低得接近地面,又不许头顶着地,有时还在大腿小腿之间压上大砖。有时让人跪着把木牌子衔在嘴里,有时要人跪在洗衣服用的有槽子的搓板上,跪得膝盖红肿出血。谁要是打盹,不是冷水浇头就是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猛打。

   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数十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第二天,也就是 8 月 19 日,傍晚,在女三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室”(当时该校一共有三个这样的刑讯室。 这是第一室。)里,红卫兵审问“劳改队”里的人:

   “你恨不恨毛主席?”

   “我不恨毛主席。”

   “你他妈的是黑帮,你还能不恨毛主席?你不老实,非打死你不可。”

   在这种审问中,被审问者回答“不恨毛主席”,被作为“不老实”而 挨毒打,但如果回答“恨毛主席”,一定当时就被打死。红卫兵先用窄皮带抽人,又换成铜头宽皮带打。然后,又罚女“牛鬼蛇神”在院子里“跳台阶”。然后,又命令他们互相打,谁要是不肯打,就要被他们用铜头皮带加倍抽。他们用一只塑料鞋底,专门用来打脸,把人打得满脸青肿,口鼻流血,五官变形。抽打声,吼叫声,透过窗户传到外边的大街上,窗下停下了不少行人。

   这样打到凌晨三点,他们又强迫“牛鬼蛇神”们跪在地上写“揭发材 料”,谁要是不写,谁要是写不出,谁要是写得慢了一点,就拳打脚踢,或者用皮带抽打。

   早晨五点,这些“牛鬼蛇神”们又被押去作繁重的劳动。

   1966 年 8 月 20 日上午,红卫兵在学校大礼堂前面召开全校“斗争大 会”。“牛鬼蛇神”们已经被折磨了一夜,并且从前一天晚上起就没有吃饭。这时,他们被用绳子捆着,嘴上叼着写有“黑帮头子”“黑帮份子” “大右派份子”字样的牌子,被押到“斗争大会”会场。还有一些“陪斗” 者,被迫分别列队在会场两旁弯腰到地。在“斗争大会”主席台上,殴打了被斗者。被斗者自始至终被强迫取“喷气式飞机”姿势,低头弯腰,胳膊往后抬起,如果放下一点,就遭到木枪猛戳。

   当两个“牛鬼蛇神”被打倒在地站不起来时,大会主持人大喊“不许 他们捣乱会场,拉下去打。”于是几个打手把他们拉出会场,在他们的第二刑讯室里,用木枪、皮带猛抽猛打,然后又把他们拖进会场,跪在石子上,继续“斗争”。

   “斗争大会”后,一些红卫兵又大声吼叫着,一路毒打,驱赶“牛鬼 蛇神”在院子里爬行。然后,“牛鬼蛇神”们又被赶进“无产阶级专政室”,跪满了一地。红卫兵强迫他们头顶着地,用脚踏在他们背上,踩在他们头上。另外,又强迫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牛鬼蛇神嚎歌”。“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然后,又赶着他们爬出去,爬过校园,到学校西北角厕所里禁闭。

   8 月 20 日下午,又是几个小时的“斗争”和“劳改”。 晚上,“牛鬼蛇神”们被关在第三刑讯室里。他们被罚跪。监督“劳改队”的大队长叫他们跪着,两手扶地,两眼望天花板,不许合眼。谁要瞌睡,就用皮带套住脖子,用冷水浇或者用皮带打。

   女三中只有女学生,有附近学校的男学生被叫来帮助打“牛鬼蛇神”。

   沙坪是学校的最高负责人,被打得最重。经过三天三夜的殴打和折磨之后,1966 年 8 月 22 日,沙坪被打死了。

   同一时期,这个学校的数学老师张岩梅被抄家和殴打后,上吊自杀了。

   在女三中校园里,红卫兵还抓来校外一个司机的妻子,七个孩子的母亲,说她是“女流氓”。红卫兵把她打死以后,还强迫“劳改队”里的人轮流打尸体的脸。然后,又把“劳改队”中的人也拖上运尸体去火葬场的卡车。卡车开到“西四”(北京的闹市之一)时,命令他们下车,用木枪押着他们在那里“游街”。

   1966年 8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时期,在北京的中学里流行着一句话: “打死个人,不就是 28 块钱的事儿吗。”这句话最早就是从女三中流传出来的。这句话包含着杀人者的轻狂自大和对被害者生命的极度轻蔑。28 块 是当时火葬一具尸体的价钱。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费用要由他们的家属支付,但是不准保留骨灰。

   沙坪所遭受的,在北京的其它学校同样发生。一批中小学教育工作者 被打死,或者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从笔者所作的一项对 115 所学校的调查结果可得知,在 1966 年夏天在北京被迫害致死的中小学教职员工,已知死者姓名和死亡日期的有:

   1966 年 8 月 5 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

   8 月 17 日,北京 101 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被打死。

   8月19日,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语文老师张辅仁和总务处职员张福臻被打死。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血流遍地。

   8月20日凌晨,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关在校中时坠楼身亡。她被宣称自杀,家属始终认为她被谋害。

   8月22日,在沙坪被打死的同一天,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也在校 中被殴打折磨而死。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学校负责 人姜培良在校内被打死。

   8月26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负责人梁光琪被打死。清华大学附中26 岁的物理老师刘树华在红卫兵召开的“斗争会”上被毒打后跳烟囱自 杀;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校长高万春被五花大绑押到“斗争会”上遭到毒打后自杀。

   8 月 27 日,在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

   9月6日,北京第 52 中学语文老师郑兆南被关押殴打折磨数十天后死亡,时年 36 岁。

   9 月 8 日,北京第 25 中学的语文老师陈沅芷在校中被打死。

   10 月 1 日,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被打死。

   10 月 3 日,北京第六中学的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在校中被打死。

   从上面的死亡日期可以看出,受难者中有两名,是在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就被打死的,其它的人,都在 8 月 18 日之后被害。

   笔者从调查中获知的在 1966 年夏天被打死的北京的教育工作者还有: 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老师喻瑞芬,景山学校校工李锦坡,北京第25 中学的一位校工,北京白纸坊中学(现在的第 138 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北京第十女子中学的孙迪老师,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生物教师齐惠芹。他们的确切死亡日期,还有待继续调查。

   从调查已知的在 1966 年夏天在北京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中小学教育 工作者还有: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跳楼 自杀。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汪含英,被剃了“阴阳头”和抄家后,和她的丈夫苏庭伍,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数学教师,一起在北京郊区香山服杀虫 剂“敌敌畏”自杀。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宗投湖自杀。李培英,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得浑身血肉模糊,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 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关押,自杀。萧静,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跳烟囱自杀。北京第 65 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自杀。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自杀,英语老师投水自杀未死。北京第四十七中 学美术老师白京武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赵谦光,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赵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和丈夫一起自杀。他们的确切死日尚有待于继续调查。

   虽然这些受难者的死亡日子仍然不详,但是可以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 1966 年 8 月下旬死亡的,也就是说,和沙坪死于同一时期,即紧接着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

   早在沙坪被打死的 17 天之前,1966 年 8 月 5 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就打死了校长卞仲耘。卞仲耘是北京在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卞仲耘被打死的消息当天晚上就被直接报告给高层。但是没有人来制止持续发生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相反,文革当局绝对控制的报纸和广播每一天热情报道和支持“革命青少年”的行动,在中共中央 8月 8 日作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称呼他们是“勇敢的闯将”。领导文革的“首长”们在各种集会上对红卫兵高度赞扬。起了最大推动作用的,是在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超级大型集会,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这样的接见后来还有 7 次。在 8 月 18 日的集会上,卞仲耘所在中学的红卫兵代表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在 8 月 18 日大会 之后,红卫兵组织猛烈发展,红卫兵的暴力行为也大规模升级。对沙坪的致命的暴力攻击就开始于 8 月 18 日之后。她被杀害于红卫兵暴力迫害和杀戮的高峰期间。

   在沙坪被打死之前和之后,大规模进行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残酷殴打和 杀戮,在北京持续了整整两个月。不但在中学和小学,大学的教育工作者们也受到暴力攻击并发生死亡。另外,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教育工作者都受到了类似北京的迫害。

   沙坪的好友沙立,是第 51 中学的负责人,虽然未被打死,也被严重打伤。

沙坪死后,“劳改队”中的其它老师仍然关在学校中继续被打被侮辱被折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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