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剑锋:蒯大富:落幕以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399 次 更新时间:2013-11-08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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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剑锋  

 

庚寅年初春,余之深圳,过访蒯大富氏,盘桓数日,作促膝谈,乃有此文之出。所须托言者,褒贬臧否,非余区区一介写字人之职志,不付诸史家之笔乘,即付之于东流。余之片言点墨,非为其他,聊作记闻,仅止有限之观睹耳。是为记。

站在阳台上俯瞰,大半个现代都市尽在眼底。极目远方,蔚蓝色的海岸线隐约在望,水、天、楼群,交相辉映,别有一番韵味。这是蒯大富家的阳台。楼是1995年落成的,属于深圳市当时的高端住宅区,整套房屋,厅堂轩敞,怎么也不下200平米。2001年,蒯大富斥资买入,这可谓成功的手笔。

“那时候是最便宜的,8000块每平米,现在是20000块。这个位置非常好,前面是香港的大海,后面是世界广场。”罗晓波和我们在阳台上即景闲聊,谈笑风生,“那时候没有投资意识,我们就是要房住,就买了一套。要知道房地产发展成现在这样,那时候按揭买它三套,呵呵。”

罗晓波是蒯大富的太太,小她丈夫17岁,一个个头瘦小、皮肤黝黑的女人,性情爽快,精明能干,交际能力极强。那时正是元旦季,深圳温度适中,她穿着一件洗旧了的桃红色卫衣,捋着两只袖子,下身是一条深色运动裤,腹间别着一只黑色的腰包,像个混在菜市场上的小商贩那样。额门高高的,微笑时会浮现皱纹。她将头发往后梳紧,然后随便扎成一个喜鹊尾巴状。浑身上下简便得没有一点多余的装扮,素颜示人,未施脂粉,似乎不屑于保养,皮肤松驰,脸部骨骼明显,不同于一般养尊处优的太太们。

罗晓波毕业于北京大学。1988年,在机电部南京55所工作的她经人介绍,与当年正流放在宁夏的蒯大富结识,并于是年只身赴宁与之结婚定居。整个过程,只用了100天时间,一场名符其实的“闪婚”。

曾是红小兵的罗,这样解释她何以不顾一切要嫁给一个前景黑暗的“罪犯”的动因,“别人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就是好奇。”

在深圳这样一个商业观念高度发达的都市,对于金钱的追捧氛围压倒一切。他们夫妻也是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人,说起生意来就像说书那样随意自在。

“我们是做产品开发和网络的,现在做移动办公系统,都是暴利行业。赚钱要看运气,做互联网行业我没有忽悠到,要拿到一笔风投就好了,肯定高薪咯。没拿到,没有像人家那样暴发。”罗晓波语速极快,很有谈吐欲,说话几乎不停顿,似乎在谈论一桩成年人的消谴玩乐,“做移动内容供应商的时候,我是做得比较好的,后来把股权卖了,那个还挺好玩儿的。”

人不可貌相,别看她一身平常的旧衣裳,可是这对政治上失意的夫妻,身价却值得估量。在深圳,他们不讳言一共打拼出来三套房子,加起来怎么也不会低于七百万。蒯大富公司的员工私下也说,“蒯总家自己就有两三部车子,配了专职司机。”若就财富积累而言,他们无疑称得上成功人士 。

可是像他们这样的富有之人,走到人堆中,绝不显山露水,叫人看不出一丁点儿迹象。这样用心遮掩和营造出来的低调,或许是独特的生活态度。罗晓波说,“他做音响,我做IT,收入都不错。我们又不是要求很高的,就是有个温饱嘛。你看我从头到脚,都不买衣服的。十年不买,都是捡邻居的旧衣服穿,没觉得会怎么样。蒯大富当年不也说嘛,有内涵 不需要外包装。”

富人不露富,仅止于此么?当然不是。蒯大富背负着一重历史身份,这是一个有“污点”的人。那段历史虽然早就烟消云散了,可是到今天他们依然不得不富有心思地考虑保持一种合适的处世办法,只因早年他们曾为在这方面的不够聪明吃足了苦头,“太显眼的话,可能会更麻烦。”

进门后,罗晓波领着我们在家里转了一圈。屋子大,却未经布置,装修并不华丽,每个房间都凌乱地散放着各种什物。蒯大富的床也是一片狼藉的,被子也不折叠,好像是刚睡完午觉,还来不及打理。我们到达时,他正在客厅里忙于接待几位公安局的客人。

手里积攒的钱,一个重要的用途是补偿亲情的。蒯大富家里五个弟弟一个妹妹,当年在他出事后,都受到了牵连,原来在部队的,统统打发回家,到底层谋生活。蒯大富坐牢十七年,不能侍奉双亲,经济转好之后,他将十七年的开销全部补偿给弟弟们。弟妹们的子女就学,费用也一概由他承担。用罗晓波的话说,基本上就是一个希望工程。这样做是想求得心理上的安慰,觉得当年累及大家,跟着一道受罪,挺有亏欠感。蒯大富至今不忘,判了刑,成为另类,家人是怎样支持他的,“你干政治上的事坐牢,我们不怨你,当时环境就那样。你要是刑事犯,盗窃贪污,我们不饶你。”

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深圳,对于每一个前往找出路的人,所给予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蒯大富是1994年来的深圳,彼时在内地他实在是走投无路,呆不下去了。不料到了深圳,如鱼得水,发现这个地方的环境让人耳目一新。政治上、人际关系上都很宽松,形象地讲,有四不问,“小姐不问芳龄、男士不问收入、老板不问出身、吃饭不问价钱”,这种环境允许有本事的人闷声发大财,也扶持了很多人才,昨天才从监狱里出来的,隔天就变成给工人开工资的老板的,不乏其人。

看在眼里,蒯大富心里也在盘算。做官、做学问或重拾清华的老专业去搞核化工程,那都是体制内的工作,没有可能。要养家糊口,重新融入社会,求得安身立命,只有投身商场之一途。明确了方向,他跃跃欲试,“满街高楼,没有我一间,满街车子,没有我一个轱辘,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多少人比我们差得多,他都能赚钱,我们怎么就这么笨呢?我也不是很懂经商,但也不是什么高深得不得了的事,毕竟我是清华毕业的,我学嘛。”

最开始,蒯大富在一个同学的公司跑单,这是一家经营音响设备的公司,也是当时深圳唯一一家挂着美国牌子的企业。凭借着历史上造就的名气和积攒下来的人脉,蒯大富很快就施展开手脚了。第一单生意来自深圳一家建筑设计院,院长是他当年在清华当红卫兵司令时的老部下,给了他一层楼的音响设备装修工程。完工后,院长帮他向单位里报黑价,一千块钱报一万四,五十几万的工程投入不到三十万成本就告竣了。公司老板高兴得不行,当即给他提成一万五千块。当时中国的万元户还不多,毕生不曾见过那么一笔巨款,拿在手里未免感到恐怖。确定的是,从此以后,他们家再不用为钱发愁。连罗晓波也诧异这境况扭转得突然,“你这么挣钱太容易了,吃着喝着玩着就把钱赚到了。”

当时在深圳,老清华毕业生就四五千人,且他们中很多人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子,蒯大富很能结交,可谓资源联系广泛,连市里领导对他都予以关照,政府部门、机关、企事业单位,凡有业务,只要蒯大富出马,单子十拿九稳没有不到手的。如是这般,在同学公司干了四年半,生意额做到九千万,按照口头约定,蒯大富每单须提成百分之一,总共90万,但那同学一发财人就变了,往外掏钱艰难得如同割肉,只给了他二十二万外加一套房子,折算下来一总只拿到60万。蒯大富忍无可忍,只好与之分道扬镳,单干去了。同学的公司随之也就垮了台。

“人要发财,要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勤奋,你要成天跑,有单就去跑,有机会就抓住;第二要聪明,要知道怎么谈生意,怎么抓机会;第三是运气,你很勤奋吃苦,也很聪明,运气不好,你也发不了财;第四就是德行要好,待人要宽厚。这四条差一条,肯定发不了财。”

如果要把蒯大富的人生截作两段,这中间应以深圳为分界线,线的两边,分别呈现两种不同的情形,可以一副对联综揽之。2005年,蒯大富60岁生日,在深圳的酒店中高调庆祝,大宴宾朋。当日的餐厅张贴眉批为“六十大富”的对子,上书“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下书“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那日张灯结彩,宾客喧阗,一派欢喜,好不热闹,寿星蒯大富坐在主席正中位置上,春风盈面,很在状态。失意政治,得意商业,这一副对子,将他一生沉浮写尽。

夜色降临,罗晓波在厨房里忙活起来,准备晚饭。蒯大富坐在客厅的长条沙发里,聊着天。那年他64岁,身材虽仍壮实,但连续三次被中风击倒。奇怪的是,每次又都能爬将起来。这靠的一半是毅力,一半是调养。以前他的信条,是生命在于静止,他执拗地坚信,这世上只有千年的乌龟,万年的王八,对崇尚运动的罗晓波很是不以为然。出于康复需要,保命要紧,终于他也慢慢地配合起太太,在她的引领下练瑜珈、游泳、散步,发现生命终归还是在于运动的好,为此他放弃了坐专职司机开的车子,上下班去挤地铁,徒步行动,不需要人跟随。

“这个很有用,以前走路不稳的,容易跌跟头,说话嘴巴容易漏风,现在恢复得差不多了。”蒯大富穿着一件衬衣,外面罩着一件竖条纹的毛线背心,说话时仍有轻度的口龄不灵,面部肌肉间或微微抖动或抽搐,但这并不过于严重地妨碍到他的语言表达和思维能力。

身体不行了,公司也关了张。第三次恢复之后,他没闲着,又被聘到一家旧同事开的音响公司当首席顾问。这样的人,名人效应是开发不完,使用不尽的。公司里对他也是推崇备至,人人景仰,老板甚至将他当作一种信念的存在与象征。不用他过问具体事务,只需要他帮着把控一下大局。从前的“蒯司令”,在公司年轻人的嘴里都叫成了“蒯总”。自从商海闯荡,这是深圳这座城市赋予他的新生角色。在公司,他也没有任何架子,从前是多么了不得的任何一点痕迹在身上都找不到。有事没事去办公室呆着,上网下下象棋,和年轻人去户外走走,爬爬山,KK歌,说说笑笑,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罗晓波说,“现在这家公司的老总也说,等效益好起来,给蒯 总每个月发点营养费。我说不用, 你给他个办公室,我就挺感激了。因为他喜欢出去嘛,就有个办公室的感觉。”

深圳不只是吸引了蒯大富,很多早年在政治上失势的人,尤其是文革人物一时都往这里栖息驻扎。这些人的涌入,据说曾引起当时深圳地方首脑的注意,纳闷于“怎么这些人都跑到深圳来了?”一度有风传地方上计划把蒯 大富这样的人轰走。如此一来,蒯大富要想站稳脚跟,就不得不夹着尾巴,小心收敛一点。

94年甫一踏上深圳地头,港澳记者得知此讯,围追堵截,蒯大富否认了自己的身份,改名为“戴明”,以便避风头。可是出去跑业务,客户认的还是蒯大富的招牌,“戴明”其人名不见经传,无人熟识,他又不得不两个名字并用,往往“戴明”的名片发出去一盒,蒯大富的名片已经用了五盒。

名头太大,才到深圳就受到地方公安关注。第一次,电话打到公司邀他赏脸喝个茶,算是结识一下,交上了朋友。之后联系就频繁起来,隔三差五地吃饭喝茶K歌,就是不切入主题。嘴上不说,彼此也都心照不宣,保持友好。“他没有理由赶我走,我在进行商业活动,对深圳也是有用的,”蒯大富显然也懂得规矩,尽量安分守己,“你借人家这方土壤谋生,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合法经营,不干政治,而且我特别害怕公安、工商查,账特别清楚,税是一点也不敢不交,十五年我交了七百多万税啊。”

作为一个历史问题人物,2008年蒯大富要到北京谈一笔生意,正好北京开两会,深圳方面就派了一名警员随行,也不干预,也不盯梢,就让他去谈业务,完了跟着一道回去。甚至蒯大富身体欠安,他们还特别登门探望。一来二去,双方之间就产生了某类特别的“友谊”,蒯氏夫妇总说他们工作非常“人性化,水平很高”。在这种交往中蒯大富也看得明白,“深圳干部的观念也变了,你做生意赚钱,我不管,你有事做,能养家糊口,也就不捣乱了,正好符合我的要求。”

公安局的朋友对他明确坦承,从完全法律意义上讲,他是行动自由的人,而公安部门对待他的方针,就是“给你创造一个挣钱的好环境,但是必须切断你和国外、港澳不必要的联系”。在这一点上,蒯表示接受。我们到访那天,因为一些右派人士拟到深圳开笔会,想约见蒯大富,公安局的朋友建议他不去掺合,他答应一定配合。

“我知道哪些可以干哪些不能干,我明白自己的角色。我多大年纪了,六十多岁了,还能有什么?”不只是他自己这样认为,就连公司里的年轻人都看得清楚,蒯已经过了他的黄金期,对现在的人已不具备什么号召力与影响。但蒯仍不忘表忠心似地说,“我蒯大富永远是共产党的贴心人,我肯定是维稳的力量,我希望社会稳定快速发展,不希望这个社会乱的,社会乱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不要说碰政治,就是他们家所在的小区,因为物业公司侵犯了业主利益,业委会与之发生争执,闹得不可开交,找了蒯家多少次,叫他们也参与维权,他们从来是躲开不去。“我不介入任何群体事件,避免任何是非,因为遇到过的波折太多了,”罗晓波的口气,显得犹有几分余悸未消。

香港有家左倾的电视台,和蒯大富很熟。前些年,几次三番想做他的访问,都没有成功。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他们说,“我说的你不敢播,你让我说的我又不想说,你说我上你节目干嘛?你也别为难,我也别为难。”

保持低调,即意味着蒯大富要对其喜好于社会交际与活动的秉情予以压抑,多有不适应。有时候他也对这样的生活抱有怨言,“凭什么要让我低调呢?因为我曾经的过错,坐了十七年牢,还要怎么着的吧?”

一开始,不仅他自己改名字,为了不成为外界的第二目标,孩子也改了姓。不几年,环境渐好,蒯大富就不用化名了。2004年,孩子十八岁,户口迁入深圳,蒯大富问她户口簿上用什么名字,孩子说姓蒯吧,就又恢复过来。他说,“我不主张孩子改姓的,她就认为有这么个爹,不丢脸。”

罗晓波像在给她丈夫的话作注解,“他觉得走出去让人知道是蒯大富的孩子,说不准 人家还会给予特别关照呢。”

晚饭是在蒯家那张安放着圆形玻璃转盘的红木餐桌上进行的。蒯大富坐在我与罗晓波之间的位置上,食不言,专注地喝了两碗紫薯稀饭,期间他一定客气地坚持要为座中客人也盛上一碗。之后,独自离开餐桌,双手交错枕于脑后,仰靠在沙发里安安静静地看他的电视去了。

“喜欢看碟,然后关心一下政治。还是关心,像陈水扁什么的,他能盯着看、熬夜看,现在已经大不如前了,三年前,哇,记忆力好得很,几千字的人民日报社论,饭桌上聊起来,哗哗给你背出来,”罗晓波在他离开餐桌后对我说。这些因政治而兴起又因政治而更替的过来人,对于政治话题的关心大约是出于排谴落寞心境的必需,或者也算某种习惯爱好的延续,罗像在泄露隐密,“他自己也说,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

1994年,蒯大富初到深圳,见到在清华教过他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文革中不仅被他整得够呛,弟弟也被整死了。那时老师身体很不好,蒯去看望他,要他一定把身体养好,并说,“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这话不仅是用来宽慰人的,也是一个过去式的风云人物对其自身处境的写照。一个病殃殃的老头,在政治无情的浪卷浪舒中被捧起又被摔落,早早撂在了岸上,除了坐观激流鼓荡,已经找不到他原来的位置所在。

蒯大富戴着一副粗框眼镜,神情和悦,谈吐不见波澜,从容平静,但又不失他的洞察。他的居所和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大陆难以得见的书籍,上面讲的都是政坛上的权谋、内幕之类稗官野史。公司里的人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香港专门有人送给他的。”此外,他为自己订阅了多种报刊,划分起来,从左翼到右翼,兼容并包,光阅读这个每天就得花费两个多小时,他管这叫学习思想成果,掌握时事动态。

“我们这些人,不想关心政治是不可能的,政治要关心你,中央某些政策的变化,中央某些领导的变化,就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命运。这种情况下你不关心政治,可能么?”蒯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辞的样子,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认真,好像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超然物外的,他有他的存在感。

在客厅里小坐一会儿,蒯大富走进厨房,倒腾起他那个专用的药罐。第三次中风后,罗晓波带着他全国各地寻医问药。他十分听取医生的话,不停地熬药吃,十五块钱一服中药,一气吃了一百八十服,每天两碗,一天不落下,以便求得更好复原。他给我看最新拿到的体检报告,一小厚本,项目很多。据他说,身体基本面都还好。把药罐放在炉火上煨好,他又翻将出一塑料袋首乌粉,泡上满满一海碗,一边看电视一边专心地吃了起来,传说那东西不光有乌发之效,还可以治疗便秘。

他这一生,败就败在政治这两个字上面,可这失败消灭不了他对于官场的热衷与窥探欲,若干年前去昆明,那时主政昆明的一把手是由江苏调过去的一个改革派背景的官员,这位方面大员盛情设宴相款待,蒯大富对他说,“你要是在官场上干得不顺,干脆到我公司去算了,”大有延揽人才之意。这话后面其实隐含了他对于官场文化的逻辑,即自古以来,凡是酷吏,下场都不是太好的。

他显然是一个资深的看客了,坐下来可以讲一连串官场上的小道和笑话。这些东西由蒯大富嘴里讲出来,带有一种游戏人生的况味在里面。

蒯大富这一代从清华园走出来的人,从政是大多数人必走的路子,其中亦有后来登上了国家领导人座位的。而他的辉煌,却只终结于1968年的22岁。多么光彩的年华,夺目而虚幻,只维持短短两年,便没有任何可以延展的余地和空间了。不能博一个衣冠终身,唯一适合他的解释只能是时运不济,命不够好。他身边的人,都说他不幸而成为政治游戏的走卒玩偶,他被命运之手蓄意点中,不知死活还兴高采烈地蹚进了一滩不该蹚也蹚不好的泥泞,好像最后也只能用他的憋脚的牺牲与收场来支撑那段提前被设定好的戏份。

往事历历,烟云难消,就像那向人说道天宝遗事的白头宫娥,总也忘不了里面也有自己参与的几句台词、若干片断。悲哀就是这样,幕布拉起那一刻,事实上他竟一直在卖力地跑龙套,却被人,连同他自己误会是在独挑大梁唱主角。

在罗晓波那里,对她丈夫有各种各样的情感色彩浓重的判定式称谓,比如走狗、打手、可怜的悲剧人物,被卸磨杀驴的人等等,这都是背着蒯大富私下里提及的。蒯大富那时候坐在客厅里,与餐桌相距不远,也不知道他是听见了还是故意装聋作哑,总之我怀疑这些字眼听起来对于当事人的心理会产生刺激,但罗晓波就是口没遮拦,一点也不顾忌。她丈夫当年在政治上的表现之极端幼稚,在她眼里简直是件彻头彻尾的蠢事。她说他充其量只是个政治爱好者,并不具有什么政治智慧。

数十年之后,蒯大富常与文革时期的那批人聚首。那段岁月是他们之间永恒的私房话题,听他们讲故事听多了,罗晓波从中也听出一些道道来。其中一件事让她印象深刻:1968年7月,毛泽东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试图接管乱糟糟的校园,要求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交出武器,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蒯及其手下拒不听令,武力对抗。失败后,蒯匆忙逃出,跑到西单的邮电大楼要向中南海发电报,说什么清华“井冈山”正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救兵非但没搬来,自己还落了个束身待罪的局面。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五大司令,蒯大富还感到激动和委屈,抱着毛主席失声痛哭不已,说不知道是谁派工宣队去攻打红卫兵。毛当时说,你要抓黑手么?黑手就是我。

“人都是毛主席派来的,还向毛主席呼救,你说他有什么政治智慧啊?反正我听着就跟听个笑话似的。”罗晓波不停止她的冷嘲热讽。她意识到是她丈夫那种年少轻狂的风格将他推到了舞台中央,他那么地爱凑热闹好出风头,天天在学校刷大字报,与人展开辩论,她把这称为易于被发现和利用的性格缺陷,以致最终吞没了他自己。

蒯大富看自己的历史投影,却有不同心境。过了耳顺之年,当年那场剧烈风浪差点把他活活葬送,他都不认为自己上了当受了骗,利用这个词,根本提都不用提及,他不相信有这回事。理由简单,当年社会对领袖崇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无人能脱出这一个局限,年少的蒯大富内心也只有狂热没有其他。忆得当年,被毛主席接见,那种欣喜欲狂,无以言表,其荣耀感犹如被神圣摸顶一般,“无比信仰,发自内心”。在这个背景下,舆论上讲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复辟,号召保卫江山,蒯大富是真信的,“我就不能答应了,你走资派,我们当时很自觉就要跟他们拼命了。当时说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基本上就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二十多岁了,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嘛,政治意识还是有的,我不认为是被利用。”

与这话相呼应,在蒯大富的办公室里,至今还摆放着许许多多与领袖有关的资料、书籍、影像,翻阅一过,其中一副照片颇有意思,是被PS过的蒯大富与毛主席的合影。事先他单独在户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将旧照片中坐在藤椅中独自休闲的毛主席人与椅全部抠出来,经过技术处理,置于他的身前。这样一来,蒯站在毛主席的身后,目光喜悦而坚定地一起合影了一次。只是四周的环境过于现代,与主席古朴的衣着打扮不相衬托,一望即知有假。

对于往昔的怀念与迷恋,可谓深到了骨子里面。他们公司里一位负责人说,对于自己的遭遇,蒯大富是“无怨无悔”的,当年他是热血青年,“就是为了毛泽东思想而牺牲自己”,“他是一个忠实的信徒,只有中国才有蒯 总这一类产物存在。”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蒯大富回去过一趟。站在一堵关于文革历史的展板前,这个曾经主宰学校命运的老人笑容可掬地留影纪念。那是他的凭吊。不管是发自内心还是故作姿态,他们这些人,总是愿意相信自己因当年信奉的纯粹而没有失足,仿佛一旦否定与动摇,此生亦将随之推翻,输得惨重。

毕竟,北京埋葬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暮年的蒯大富,内心的“北京情结”依旧很深。

“他前两年还想在北京买房,憋着劲要回北京去。每年校友会他都去了。”罗晓波说,“他想回去,我不去,我说行,你自己一个人回去。去北京怎么活啊?”

蒯大富接过他太太的话头,“你本来在深圳也不工作。要在北京活下来,只要有房子就行,有钱的话就买个小房子。”

蒯大富对于北京岁月的缅怀,在罗晓波眼里之所以不切实际,不完全是虚言。时过境迁,木已老朽,可是风却不止。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蒯大富西装革履,别着荣耀的红胸标,高调在清华园露面,引发了不小的舆论反响,有人质问,“为什么一个文革的罪人今天还能在清华大学那么受欢迎呢”?在此前后,他也到过不少次北京,会同学,见朋友,谈生意,看女儿,不过都不公开,低调来去,免生是非。这种情形,想定居北京便成了他的一厢情愿,连他公司里的人都为此作了毫无可能的结论,“回不去,有些人不愿意他回去,肯定有些私人恩怨,对他有影响。”

罗晓波不喜欢北京的理由,是认为那个大得离谱的地方人文关怀不行。这基本上是早年跟着蒯大富在北京惊皇失措、提心吊胆过日子所遗下的经验。1993年,他们夫妇尝试过重返北京,终告失败。那时北京海淀区准备在北太平庄兴办通讯器材一条街,经人牵线,决定将下海到了山东蓬莱的蒯大富引进,担任管理工作,大有改革开放新举措的意味。考虑到历史背景,海淀区事先与他约定,一合法经营,二不干政治。蒯大富满口答应。尽管当时有朋友劝说此事不靠谱,还是不要涉足北京地界,但他们夫妻一致乐观以为社会开放进步了,环境已改变,可放心大胆前往。就这样,北京方面专车将他们一家子接去,条件优厚,配给一套三室一厅带装修的房子,一台专车,专职办公室人员。

到北京一个月光景,风声突变。地方上似乎为了显示成绩,向上面报告了此事,“好像很了不起,说把蒯大富这样的特殊人才从山东挖到北京,肯定对我区开放工作能有相当大的促进。不报告没关系,一报告,形势 就不对了,公司注册不下来。”罗晓波说,“听说是这样,‘要把蒯大富客客气气请出北京。’”

眼看要被扫地出门了,蒯大富还一门心思想呆在北京。不让当总经理、董事长他倒无所谓,心想去路边擦车、修鞋、开个茶馆,总应该可以吧,合计一下,一天没准也会有三百块钱的收益。但这只是空想。

风风光光地来,灰溜溜地走,那境地让罗晓波终生难忘,“走的时候就比较惨,都没来得及跟我们商量,就知会我们,你们必须离开北京,越快越好。老总和他太太又拿车把我们送回山东,街道上有家肉联厂,搬家时,来了十几个小伙子,开着装肉的冷餐车,把我们的东西一装,把门一锁,就走了,像逃难一样。”

败走京城,没脸见人,回到山东的蒯大富呆不下去,几经辗转,被同学拽到深圳去了。罗晓波不想走,两天后又带着孩子悄悄折回。孩子放到幼儿园,自己找了份工作,默不作声地呆了两年多。然而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和她丈夫一样,性格中有高调爱张扬的成份,80年代下海后,他们就敢于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谈论自己的生活,蒯大富逢人好以“天下无二蒯”自命。在北京生活的罗晓波也是,因为接受了在杂志社工作的朋友的采访,文章登出,大出风头。此后单位受到压力,只好给她三个月工资,请她走人。老总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说,“为了全公司人的饭碗,只好对不起罗晓波。”

罗晓波至今还保存着那份惹事的杂志。

那时蒯大富在深圳,已能负担家中生计,但是失了业的罗晓波带着孩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常常找不到栖身之所,房东怕和他们这种人沾上边儿,都不愿意租房给她,熟人同学也不敢与之接近,几经流离,最后才到深圳与蒯大富会合。这经历让罗晓波讨厌透了北京,“有一阵子,好几年我都不去北京,同学聚会也是,不心酸肯定是不可能的。”

烦恼的事情不只是在关于对待北京的态度分歧上,自从她选择与蒯大富结合,烦恼就没有休止过。正如蒯大富在婚前提醒她的那样,要对今后的各种客观际遇“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虽然一口应承,但现实生活的持续检验,说明她在这方面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应付,多少有点吃力和摇摆。

“几乎一直生活在压抑、无奈的气氛中”,罗晓波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活,“太麻烦,太无聊了。我嫁他是真没想到这么麻烦,要知道我还真不嫁,绝不蹚这趟混水。”

生活的考验,都呈具体而细微的关口。90年代一家人在深圳团聚,户口却是分散在外地。孩子要在深圳上高中,夫妻俩想将之送到最好的学校就读,可是这件事涉及到户口问题,关系全部走不通,孩子连入学考试的资格都争取不到。

在深圳落户,简直难于登天,申请每每石沉大海。无可如何的罗晓波,悲从中来,当即在办事大厅里哭开来。办事人员好心告诉她,如果表格中不填蒯大富其人名字,应该没有问题。这么一来,就想办个假离婚。蒯大富坚决不能同意,视此为晚节不保的耻辱,“为了孩子上学,你非逼得我离婚?不进就不进,不然我就等于在向黑势力投降。”

小小户口并不在蒯大富眼中。这让罗晓波异常恼火。去学校开家长会,校长在台上念文件,说明没有户口不能上哪些学校。火烈性子的罗晓波当即冲到主席台复印文件,带回家甩在蒯大富面前,让他在残酷现实面前清醒清醒。犯了倔犟脾气的蒯,谁劝也没用,最后孩子以不读书相威胁,“清华的爹,北大的妈,有何用”?蒯才软了下来。2004年,法院发出裁定书,同意他们导演的这出“感情不和”的离婚。很快,罗晓波和孩子在深圳顺利落户。

茫茫如丧家之犬,吃苦纠葛大半生,这生活对于夫妻感情的消耗是必然的。事情办成了,很多人又回头敦促罗晓波尽快与蒯大富复婚,他们那已上大学的女儿还要求罗晓波立下保证书,有生之年不再改嫁他人。罗晓波将此视为无礼之举,拒不合作,“在他什么都不是就一个劳改犯的时候,我从南京那样一个虎踞龙盘的地方嫁到宁夏的戈壁滩去,婚姻再不幸福,我维持也要维持到死,什么质量不质量的,就得从一而终。保证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呢?今天复婚了,我明天就离家出走,以后回来签 一个火化证明,有意义么?”

这种情绪突兀的谈话仍是于蒯大富在场的背景下进行的。谁也没有异样反应,两个人似乎已经习惯于这样开诚布公的氛围。罗晓波总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不把这些东西当作是不可示人的私生活。“别人老怕我不管他,觉得他是弱势群体,”她继续说,“我是深圳义工嘛,我说别的孤寡老人我都管,何况还是我孩子的父亲,肯定是要为他养老送终了。”

这个女人把结成喜鹊尾巴的头发打开,重新梳理一遍。那时候,蒯大富早将一海碗首乌喝完。属于他们的散步时间到了。那一夜,蒯大富没有穿外套,趿上一双旧皮鞋就下楼了。距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正是三九季候,深圳的冬夜并不寒冷迫人,只是些许凉意。起风的时候,这城市下了一点细雨。路灯下,蒯大富的身影被打出一种弯曲状。他以一种暮龄病人特有的略显吃力的姿势在林荫道上向前快速移动,碎小的步子不间断地迈出去,皮鞋与地面摩擦时,会发出一连串不大协调的踢踏声。

那时的蒯大富,正在持操人生中也许是最后一件大事:社保。此事之难与当年落户深圳不相上下。用罗晓波的话说,每天干的事就是给这个写报告给那个写报告。抱着病躯,蒯大富不懈地往深圳各个能管着此事的衙门跑动,甚至直接找他那位同乡的市长申诉求告。在一份报告中他这样写,“我的后文革时代的经历依然波澜壮阔,充满困惑、折腾,希望你们能特事特办,给我一个出路。”

2004年,蒯大富以投靠 子女的名义将挂在山东人才市场的户口迁入深圳,属迁移而非调入,这就影响到社保问题,没有交满15年,也是一个妨碍,总之是条文罗列,多有不合之处。蒯大富想一次性补交完毕,好将此事了结,但社保局不同意,声称自己无权许可。奔波半年多,一无所获,一筹莫展。

“弄不下来,现在他一点招也没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罗晓波说着怪话,“他现在做的一些事是很不可思议的。给市长秘书发短信,说请市长担待一下,你的大恩大德我终生难忘。你看这种话都说得出来,以前都是踌躇满志的,根本不求人的啊。”

一个已经完成财富积累的家庭,怎么也会像普通工薪阶层那样为区区一份社保而执著纠缠呢?蒯大富承认这并不是由于日子过不下去了的缘故。他说自己只是想争取使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更加全面一些。“清华大学毕业几十年,最后连一个基本的老保都没有,说不过去啊。”

据他的了解,有一部分文革人物的晚年得到各地的妥善安排,当年和他齐名的聂元梓,就争取到了相关待遇,处境不错。政府给她一套房,什么费用都不出,可以一直住到死,每月还发两千块生活费。住院治病,全部报销,且住的还是干部病房。相比之下,他心里就不免失去了平衡,“出监狱这么多年,到哪里都干不成,但不管怎样,跌跌撞撞踉踉跄跄终究还是走过来了,社保不给我们,那就有点过分了”。

有人建议他干脆设立一个蒯大富救助基金会,这种出格的做法他却是知道不能干的。这么多年过来,他已经具备了十分谨慎的觉悟,并不愿意让自己的行为朝向任何含有示威性质的方面发展,怕被别有用心的“境外反华势力”利用,闹出什么响动。

可是事情不能总没个下文,他还是得经常往衙门里活动。一次他去找社保局长递材料,局长在十二楼办公,坐电梯上去,那一层按键是被取消了的,不能停靠,他就改坐到十层,再走楼道步行上去,终于到了十二层,发现那层楼道也是铁将军把门,进入不得。在那之前,深圳社保局发生过相关官员被人锤砍事件,受阻于一道门的刺激,向来奉行宽厚谦和处世原则的蒯大富当即给那局长发去短信,“百姓与局长的联系被切断,我有点理解社保局官员为什么被砍。”

对于这样一个“大人物”,社保局方面知道也不好过于怠慢疏失。局长得到辞色不豫的抗议,专门抽时间请他过去做解释工作。可是真正的需要仍旧悬而未决。那天他回到家里,向罗晓波透露说,社保局表示在社保这件事情上委实爱莫能助,作不了主的,需要市里面领导的特别批复方可圆满了事。

当我离开深圳后,不久就接到了罗晓波的来信,将深圳方面有望特批解决她丈夫社保问题的消息作一预报。他们曾把自己叫做“上访户”,可是事情能够访出这样一个眉目,看来他们夫妇虽然地位过时,也不是全然无用,犹有活动能量在。

1968年7月,因为不服从工宣队的强令缴械,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与工宣队势力冲撞火并,引发了“百日武斗”事件,死伤惨烈。是年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蒯大富,这个在清华大学只手遮天两年多,天王老子一般的人自此失宠,转眼成了罪人。先被打发去了宁夏青铜峡铝厂安置,后又被逮回北京劳改、判刑。

在某类有觉悟的语态中,蒯大富的身份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必然遭人不齿。但也有例外的时候,在青铜峡铝厂,蒯大富既没有工龄又没有职称,就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体制内的待遇本来是按资历走的,但分房时,竟分了他一套40多平米的小三居。有人不满,厂里领导力排众议,“你们和蒯大富没有可比性。”

西北人的热情豪爽,点点滴滴,给处在人生最困难阶段的蒯大富以温存回味。那段日子在他们的记忆中也是过得最开心,“那里的人非常厚道,人情特别浓,不管你的背景怎么样。我的同事,排着队请客,今天到我家,明天到他家,就是吃个便饭,说说话,关系都挺好。我对那个地方也很有感情的。”这种密切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离开那里20来年间,蒯大富回去看望过两次,依然感慨,“多少次请客啊,包括我们自己回请朋友,全部是厂里出钱,招待费用全免,好得不得了。”

让他感怀的不止于此。在青铜峡期间,蒯大富曾被判刑坐牢,先在北京,后转往青海不毛之地服刑。快刑满时,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去青海视察工作,问及关于蒯大富等在押犯人的情况,省里领导力夸蒯大富的表现好。胡耀邦说,表现好就好嘛,出来以后给他分配工作。1987年刑满,在去向上蒯大富不愿回江苏老家务农种地,因为胡耀邦先前的指示,他如愿回到了青铜峡。与蒯大富一道在青海服刑的北航红卫兵头子韩爱晶,也在胡的关怀下进了株洲飞机厂工作。蒯大富说,“胡耀邦特别人性,我们党的干部啊,要能多一些胡耀邦这样的人,真的万岁。”

一个罪犯,身陷牢狱之中,凄凉自然不免。但是蒯大富内心还蛮强大,无论关在哪里,一人一个屋子呆着,无人相扰,他就静下心来读书看报学外语。二十四小时开灯,五六千个单词一气儿拿下来,看完一摞再换一摞。那时期世界名著差不多全被他看了一遍,“秦城监狱图书馆很大,你只要开得出书名的,都能给你找到。”晚上还能看到彩电,那年代电视剧霍元甲甚是风行,在监狱里可以连续播放,他们这些犯人,一边端着饭碗一边儿看,直呼真是带劲。

蒯大富和狱警也处得不错。除了自己埋头学习充电,他还帮带着给准备考大学的狱警儿子做学习辅导。讲课的当口,碰巧中组部的官员去探监,见他精神状态那么好,全然不把囹圄羁绁当一回事儿,感到挺意外,“蒯大富,我怎么看你一点坐牢的样子都没有?”

“我一直坦然活着。很多人问我,17年(刑期)是怎么过来的?讲得黑乎乎的。我还真没有过恐惧。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出狱后到处流转,可谓夹缝中的生存,但蒯大富也不表现绝望,他说,“有时候是很心酸的,但我这个人比较容易找回心态平衡,可能存在一种很大的动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审判了四人帮,传说当时某位中央领导愤怒异常,拍了桌子,誓要把蒯大富“拉出去”(意指判处死刑),但终于没有出此命令。晓得这内幕的蒯大富,既庆幸又释然,“当时把我拉出去,也就拉出去了。那时候我就想,活一天就是赚了,你能活着那就很不错了,不要说活成什么样子了。”

事物的发展,总有其两极,问题人物的存在,亦复如此。蒯大富的坠落,是祸,未尝不可以说也是福。从监狱回到青铜峡,有段时间铝卖不掉,厂长找到他,布置任务,“老蒯,你给我卖铝去,你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都算你出差。”蒯大富接手这任务,带着老婆孩子在外面一逛三个月,形近周游列国,一下子开创性地卖掉了605吨铝,拿回去605万块钱。

再怎么沧落,终归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这就显出了他的优势,形成一条生存缝隙。

“那时候知道我的人太多了,一般都是厂长级的,处长级的,像我这样的年龄段。都是陌生拜访,下面一报告,说蒯大富卖铝来了,那是很愿意接待的,我立刻可以见到他们的最高领导,‘卖个面子,你得用铝,我们价钱也和市场一样,你买一百吨,那好说了。’”蒯说及此事犹语带欣喜,“主要是当年造成的名气太大了,非常方便。”

这证明他此后并非潦倒余生再没有了抬头见人的可能。那时他已经发现名人效应的有用,以后到了深圳,谈单子拉业务,也是如法炮制,无往不利。

临到晚景,和所有老人一样,蒯大富也喜欢回顾和省察自己的人生。今年,全国有不少文革过来人纷纷站出来对当年参与过的暴行检讨忏悔,这其中就包括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当年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振臂一呼可收万众响应山呼海啸之效的蒯大富,在他怀旧的时候,又是一种怎么样的心绪?

“多少人问我,你坐牢17年,冤不冤?一种意义上讲,很冤,当时跟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但比起当年被 我们整的好多干部,可能他们更冤。”蒯大富语气有些深邃,“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也被整,有些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

蒯大富当年担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副司令,组建并领导清华红卫兵团体“井冈山兵团”,20岁出头的小毛孩一下子就名震寰宇、炙手可热,俨然成了领袖的心腹与臂膀,那架势简直可以叫人晕了头。当时他主要致力的事业,就是不断掀起血雨腥风的武斗。多少人在这种脑子出错的混乱中无辜丧命,下到学生老师,上到国家主席的家人,命运尽操之于蒯大富的股掌之中。这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将他的运动威力和嗜斗风格发挥到极致,后来更是将在位掌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悉数描绘成一副“百丑图”,不惜丑化渲染之笔墨,连毛泽东看到这些东西都不免要意味深长地说一句,“我们一共才有一百六十三位中央委员,这上面就画了一百多名......”。

蒯大富拉着自己的队伍,打来打去,斗人无数,然而他也终归称不得赢家,也有损失,“有些武斗是可以制止的,或者是应该制止的,但是没有觉察,导致死了十几个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我亲眼看着他们被打死的。那是非常心痛的。”

除了错整一批人,还有就是发端于1968年4月的百日武斗,此次事件,由他的兵团与受命接管学校的工宣队冲突而起,后果严重。蒯大富表明自己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当时如果我领导得好,主张不打,肯定打不起来,我的影响力很大,能起很大的作用。这个事让我多少年都后悔。”

但这只是一种有限的人性复归,更进一步,他就不再愿意承认当年那个可以呼风唤雨的司令属于完全的十恶不赦了。他试图择清一些事情。1966年“红二月”事件,北京一个多月里打死1000多人,抄了几万户人家。蒯大富说这基本上是一些干部子弟干出来的事迹,却未被追究。另有一次,12个学校的红卫兵闯入清华园,把全体干部拖到阶梯教室批斗,红卫兵们站列在两边,每人手执大皮带,让所有干部从中间走过,每过一人辄用皮带猛抽,极尽人身侵凌,并开动拖拉机将清华的二校门也给拉倒了。蒯像是在质问一般,“谁干的?都是当时的干部子弟,他们自己干的坏事,还扣到我头上。”这让他对自己后来被判刑耿耿于怀,甚至站在法庭上还公开抗辩,抱不服言词。

再申辩与澄清,都免不了一个刑事犯的命运归宿,也逃脱不掉伴随一生的那糟糕得无以复加的名声。90年代他与一些也曾风云过的学生领袖聊天,对方说,“你们在我们心目中,如果不是坏蛋,至少也是笨蛋。”蒯大富不明就里,问这话如何说起,对方说,“四人帮那么坏,你们跟着他们干坏事儿,你们不是坏蛋么?四人帮那么坏,干了那么多坏事,你们看不出来,还跟着他们走,你们不是笨蛋嘛。”一听这话,蒯大富立刻心里明白了,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可是怎么也算经历过来的人物,他依然难免指点江山的热衷。人们也总抱着想从他嘴巴里发掘一些新奇东西的向往。1992年,山东一家乡镇企业聘请已获自由的他担任总工程师,按照组织上的规定,他是不能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的,但有一次却破了例,允许日本读卖新闻采访他。记者问了蒯若干问题,分别是对于毛泽东、邓小平、江青等人持何种评价?蒯不回避,从容应答,当着满屋子陪访的省、市外事官员一展其口若悬河的风采。

他说,毛泽东的最大特点是比较维护工农、被压迫者等下层人民的利益,而且他的民族气节是最高的。至少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官员还是比较廉洁的吧,所以老百姓怀念他。至于邓小平,蒯称,我是反对过他,但是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他我是忠心拥护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利益,中国改革开放的车子已经开出去,开放的门打开了,没有任何人能关上,我也坚决支持。谈到江青,蒯 则说,江青是当时中国八亿人当中,尤其是女同胞中最杰出的,她的各方面能力,如马克思思想水平、指挥能力、文艺才能和书法造诣也是一流的。但也有缺点,就是毛泽东批评她缺少自知之明,不可避免的,这就隐藏着后面的悲剧......。两个小时后,日本人走了,省外事办的官员深为蒯大富的口才折服,朝他翘起了大拇指。蒯也很得意,“外国记者是不可能从我这儿抓到攻击中国的把柄的。”

尽管抱恙在身使他的语言能力有所降低,但谈及过去那桩桩件件,蒯大富真有一种世事阅尽之后的自在洒脱气度,言语间节奏铿锵。他说得过瘾和享受,亦给听的人以无形感染。

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我看保存在电脑里的许多照片。其中有不少是与大西北的风物有关。他们一家人都喜好出门远足,2007年,他女儿考上大学,送她入校前,一家人先去了一趟青海,距西宁三百公里之外有一座塘克木监狱旧址,那里曾是用来专门关押全国各地重刑犯的地方。1984年开始,蒯大富在这里服刑三年,故地重履,那个地方只剩了一片断壁残垣,破墙上惟余零星红色标语,说明那里有过怎样杂错恍惚的时代踪迹。高墙深牢全部拆毁,杂草丛生,可以放牧。空荡荡的,警察没有了,犯人也没有了,所有的禁锢格局都因时空而打破。身临其间,他女儿很是新鲜,说那个地方不错,像度假村似的。那块地也是可以买卖流转的,便宜得很,蒯大富一时动念,有兴趣将之买下来,想想也没什么用处,于是放弃了。

“历史有时候是很偶然的,就造成了永恒,多么严重的后果,懊悔不及了”。看着那些残迹,蒯大富难免起了几分情绪。当年他反对驻校文革工作组,因冲撞而被拘执,深陷于“右派分子”的覆灭泥沼中,若不是伟大领袖一手将他拔起继而青云直上,后来他或许没有机会逐一尝尽人世间的繁华与凄凉,领略高踞人上的虚荣得意又瞬间被剥夺一切的彷徨伤悼。他的人生反刍中,竟也嚼出一股不能掌握生命走向的悲情。当他被扶上高位,命运的绳线却不提于自己手中,于是乎丢拿舍取,全凭运气与造化。他说这就叫“身不由己”,“被推上去了,你想退都退不下来。”

(访问于2010年春,写作于2013年夏。版权为著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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