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从诉讼案例看媒体言论的法律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88 次 更新时间:2005-05-18 22: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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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进入专栏)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媒体法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媒体法学研究与实践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平衡《宪法》所保护的媒体言论权与自然人和法人的名誉权。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媒体法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然而,截止到今天,学界对平衡媒体言论权与自然人和法人名誉权的一般性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有的学者倾向于保护名誉权,将媒体名誉侵权视作一般侵权处理;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应重点保护媒体的言论权和批评监督权。尽管如此,学界还是就许多其它一些基本理念达成了共识:第一,当被报道的对象是公众人物(包括行政人员和其它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时,法律应向媒体言论权倾斜;第二,当报道的内容涉及公众利益时,媒体言论权应先于名誉权;第三,当报道评论的对象是一般公民或者内容无关公众利益(如私事)时,名誉权应先于媒体言论权;第四,当报道的对象是法人时,媒体言论权应优先于法人的名誉权。

  

  法学理念只是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实际审案过程中,法院又是如何判案的呢?本章中,我们首先收集、分析210个对媒体的诉讼案例,通过系统性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实然”与“应然”不仅偏离很远,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这些实证数据清楚地显示,目前媒体法律实践中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如果不改革相应的司法程序和实体法标准,年轻的中国媒体将无法面对日益增多的侵权诉讼。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01年暴露的像“银广夏”、“蓝田股份”、“中科创业”这样的上市公司丑闻,以及近一年美国发生的“安然”、“世界通信”等上市公司假账事件,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不只是简单地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让一些公司上市、成立一个证监会进行行政监管。一个开放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还需要一个利益受到相互制约的立法和司法体系,更需要受到法律严格保护、享有充分言论自由的媒体。尽管中国有“银广夏”、“亿安科技”等事件,美国有“安然”、“世界通信”等事件,但是,通过比较两国对类似事件的事后问责、补救和纠错机制运作上的差别,我们将不难看到,在任何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里,开放而自由的媒体是多么关键和具有建设性。

  

  尽管中国媒体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政府喉舌”和“社会大众喉舌”间媒体选择的立足点也日益多样化,但是,他们得到的法律保护到底有多少呢?在《宪法》保护的媒体言论权和自然人与法人名誉权之间,法官选择的实际平衡点到底在哪里?从最近的一些新闻侵权诉讼看,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都对年轻的中国媒体不利。

  

  自1987年1月1日《民法通则》实施以来,媒体名誉侵权诉讼主要以个人原告为主。但是,从2001年12月开始,这类诉讼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首先是蓝田股份因刘姝威研究员对其财务状况提出质疑而以名誉侵权为由、将刘研究员告上法庭,成为中国第一例上市公司因媒体言论引起的名誉侵权诉讼。紧接着,世纪星源于2002年3月因对其财务状况质疑而诉《财经》杂志名誉侵权,并于6月一审胜诉。

  

  同年7月,海尔以名誉侵权起诉在互联网和杂志上发表质疑文章的陈毅聪证券分析师。更有意思的是,世纪星源的诉状主体是七句话,而海尔的诉状则只有三句话。如此容易的诉状就可以迫使在财力上与上市公司难以比拟的财经媒体和作者奉陪到法院。这种“简单”的指控把媒体带到法院后,法官又倾向于使用“谁报道,谁举证”的辩方举证原则,这使本来就很难赢利的媒体行业和职业者败诉的可能性大增。

  

  为看清目前媒体侵权法律实践的真实情况,我们对过去16年的媒体名誉侵权案进行一个系统的实证分析。这里“媒体”指的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内部和公开的刊物、书籍等。案例诉由是媒体已发表的言论,诉讼被告可以是媒体出版者本身,也可以是在媒体上言论的作者或业者。据不完全统计,自1987年1月1日《民法通则》实施至今,已有一千多起对媒体的名誉侵权案。但由于多数案件已无档可查,加上早些年并没有要求法院写出详细的判决书,因此,从各种可以找到的资料中我们只能收集到210个媒体名誉侵权案例。

  

  本章将从媒体败诉的频率和法院判决媒体赔偿的金额两个角度来测度法院的系统性倾向(或者说“偏差”)。除分析法院审判的总体情况外,我们也从以下几方面对诉讼案作分类研究:1、原告是否为公众人物。2、原告是否为政府行政官员、警察、法官或其它行使国家权力的职业者。3、原告是否为法人或机构。4、报道的内容是否涉及公众利益。5、被告媒体是否与一审法院属同一省份。通过这些分类研究,我们试图比较法院的审判实践与这些年新闻侵权法律文献中的理念是否一致。也就是说,本章的目的是对“实然”和“应然”作直接比较检验,由此帮助我们探讨“实然”向“应然”靠近的司法改革途径。

  

  二、案例样本基本情况介绍

  

  (一)数据来源以及数据库基本指标

  

  我们选择的210个案例来源主要包括:1、从北京法意实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案例数据库中选择了42个合格案例;2、从国家法律法规光盘数据库中选择了10个;3、其它案例都是从互联网上检索而得。由于互联网上的案例大多数没有法院判决的原始文本,所以,为了保证案例的准确性,在统计与这些案例有关的数据时,我们要求每一案例至少有二篇以上其它来源的报道,来佐证数据的真实性。为阅读方便起见,一些常用术语的定义如下:

  

  1、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包括著名的演艺界、文化界人士、政府官员、重要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公众人物”是相对于出版媒体的发行范围而确定的概念。

  

  2、行政人员和政府官员:指原告是具有一定行政权力或者代表一定国家权力的人,例如政府官员、警察、法官等。

  

  3、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凡是涉诉媒体言论的内容与一定范围内的众多人具有利害关系,就认定为涉诉内容关系到公共利益。

  

  4、内容失实:涉诉内容与客观情况不符合。文中我们将区分“相对事后办案时所能掌握的信息的失实”和“相对作者发表言论时所能掌握的信息的失实”,也就是,要区分“事后失实”与“事前失实”。

  

  5、主观言论:涉诉内容中包含作者的主观评论、推测性结论等。

  

  6、媒体与一审法院是否同在一个省分:包括媒体是否与法院同属于一个省、自治区或者直辖市。

  

  (二)基本数据信息的介绍

  

  下面对数据的基本情况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表一说明,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媒体被诉名誉侵权的数量急剧上升。从收集的样本看,1999年媒体被诉侵权的案件有29件,2000年有45件,2001年媒体被诉侵权的案件有30件,2002年有28件。2003年上半年的案例为6件。当然,这种上升本身或许并不代表对媒体的诉讼案真的增加了,而可能是由于媒体的报道空间被放宽。从总体看,随着人们的法律意识的增加,各类司法诉求应该都有所增加。

  

  表中还反映出判决赔偿的金额也在逐年增长。根据统计的情况,1999年法院一审判决媒体赔偿的总额为678650元(除去一个赔偿额达到500万元的特例)。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685800元。尽管在2001年这一数字少于2000年,但是仍然达到1490064元的高额。这些总体的数字还不能说明赔偿金额逐年增长的趋势,因为每年的案例总数不一样。如果计算一下各年判决赔偿额的平均值,我们则可证明这一趋势:1999年赔偿额的均值为32316.6元,2000年为93655.5元,2001年为70955.4元,2002年为88000元,2003年(上半年)为231000元。这些数字中尽管2000年的数字大于2001年,但是,考虑到2000年恒生电脑诉王洪等案件一审判决赔偿98万元这样的特殊情况,这个数字的变异不应该影响到对整体趋势的判断。此外,媒体一审败诉频率这项指标也能证明判决赔偿数额的整体趋势。

  

  表一:以年为标准对数据库的统计情况

  

  案例数 审判决侵权个数 媒体一审败诉频率 媒体一审赔偿总额(元)

  2003年前6月 6 4 66.67% 924000

  

  2002年 28 17 60.71% 1496000

  

  2001年 30 21 70% 1490064

  

  2000年 45 18 53.33% 1685800

  

  1999年 29 22 75.86% 5678650

  

  1998年 6 6 100.00% 41100

  

  1997年 12 6 50.00% 213000

  1996年 7 3 42.86% 505000

  

  1995年 9 7 77.78% 739000

  

  1994年 5 4 80.00% 826250

  1993年 5 3 60.00% 6000

  

  1992年 3 1 33.33% 500

  1991年 5 3 60.00% 1100

  

  1990年 6 4 66.67% 3400

  1989年 8 4 50.00% 35300

  

  1988年 1 1 100% 0

  其它年 4 0 0% 0

  汇总 210 130 63% 13645164

  

  表二说明,媒体被诉名誉侵权的案件遍布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不仅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沿海省份,而且包括了如新疆、青海、甘肃这样的偏远内陆省份。这说明,媒体被诉侵权并不是个别地方的事,而是一种全国普遍现象。

  

  虽然各地都有媒体被诉侵权的案件,但有几个省的案件比较多,其中以北京最为突出。统计到的案件中北京有40个,占总数的19.14%。其它比较多的有上海(有24个)、江苏(16个)、湖南(11个)、广东(10个)、浙江(9个)和广西(9个)。诉讼案件的多少大致由三种因素决定。第一,当地的司法是否发达。一般而言,越发达的地方可能其人民的司法诉求倾向性也越强,诉讼案可能相对较多。第二,诉讼案内容是否“敏感”或涉及到“过分敏感的人物”。如果一省的实际诉讼案中有太多涉及到“敏感”的人或事,那么被报道出的诉讼案可能相对较少。第三,教育水平越高的省市,其媒体诉讼案可能越多。

  

  从一审判决的赔偿额看,四川第一位(5071900元),北京第二位(2069900元),山西第三位(1889000元)。考虑到四川在1999年发生的一个案件赔偿额达到500万元,如果不计本案,那么,北京以总额2069900元居第一位,占总赔偿额的55%。决定判决赔偿额高低的因素与上述三种因素雷同。有意思的是,在表二中,沿海省份、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地方,其媒体一审败诉频率也普遍较低,而不发达的内地省份的法院更容易判媒体败诉。

  

  表二:以审结法院所在地为标准对数据库的统计情况

  

  案件数 审判决侵权个数 媒体一审败诉频率 媒体一审赔偿总额(元)

  安徽 5 3 60% 54000

  北京 40 22 55% 2069900

  福建 5 1 20% 5000

  甘肃 3 2 67% 15000

  广东 10 6 60% 372000

  广西 10 8 80% 370000

  贵州 1 1 100% 1100

  海南 6 3 50% 9350

  

  河北 4 3 75% 25300

  河南 4 3 75% 36500

  黑龙江 3 3 100% 370000

  湖北 5 3 60% 10000

  湖南 11 8 73% 1226063

  江苏 16 11 69% 41400

  

  江西 3 3 100% 181000

  辽宁 6 2 33% 306000

  内蒙古 1 1 100% 0

  宁夏 1 1 100% 1000

  青海 2 2 100% 9000

  山东 3 3 100% 183000

  山西 8 6 75% 1889000

  

  陕西 10 7 70% 255250

  上海 24 12 50% 316000

  四川 7 6 86% 5071900

  天津 2 2 100% 60400

  新疆 3 1 33% 0

  云南 2 2 100% 15000

  浙江 10 5 50% 800001

  重庆 4 2 50% 161000

  其它 1 1 100% 5000

  总数 210 133 63% 1385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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