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通: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

——对东方社会理论的质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0 次 更新时间:2013-10-05 14: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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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通  

    

   引言

   自上个世纪后期以来,“东方国家”和“东方社会”成了我国“东方学”学者不时谈论的话题。他们力图把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同时也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问题,纳入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框架中去;他们力图说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指导的结果。据说,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后继者们)的著作中发现了这方面的“理论依据”,而实践似乎也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他们把俄国、中国、东欧以及其他落后国家概括为“东方国家”,而把上述“理论依据”和他们自己的理论见解混为一体,归结为“东方社会理论”。我们注意到,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已经进入了作为大学教材的《科学社会主义概论》[1],说明“东方学”已经作为学科确立下来,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围绕这个主题发表的论著中,俞良早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以下简称“俞著”)更具有代表性和系统性。

   俞著从“东方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和“东方”相关的衍生概念——“东方国家”、“东方社会”、“东方理论”、“东方社会理论”、“东方社会主义”、“东方社会主义理论”、“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等等,并构筑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即“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邓小平关于东方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成的一个大的理论体系。”其目的似乎首先在于揭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增强“东方学”的理论性,其次在于解决“东方学”学者认识上“脉络不甚清楚”和“存在较大的偏差”的问题。[1]12

   俞著中的“东方”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模糊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中,“东方”实际上仅限于俄国(俄国公社和俄国革命)[1]58;在“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中,东方是指“俄国和东方其他国家”[1]94;而在“行进中的东方社会主义”中,东方则是指“亚洲、东欧等地区”[1]268。这样一来,“东方”这个框架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东西了。

   俞著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在不同的时期确实提出和形成了东方社会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东方学”。[1]4(2)“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即关于西方先于东方胜利并且为东方树立榜样和提供帮助的理论”[1]16;第二阶段,“列宁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东方社会主义战略理论”[1]20,标志着“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1]29;第三阶段,邓小平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标志着“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1]29(俞著强调指出,“邓小平理论在一定意义上等于东方社会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东方社会理论”[1]21,22)。(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已经揭示出东方社会发展的若干重要规律”(六大规律):东方各国革命和发展的道路不同于西方;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努力建设先进文化;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逐步和不断地推进民主制度建设;东方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东方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处理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1]5-11。(4)列宁和邓小平的“20世纪东方社会主义理论”,即“由列宁理论、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正确指导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理论”[1]24。(5)“20世纪东方发展的三大规律”: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发展(东欧的俄罗斯等国有几十年以社会主义方式发展的历史;亚洲的中国、越南、朝鲜一直坚持以社会主义方式发展);对西方抗争和反击;主动融入全球化。[1]268-276(6)“行进中的东方社会主义”[1]268的特殊性:俄国和中国等国经济落后,既“决定了这些国家先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1]279,也决定了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曲折性”[1]285。

   俞著借助“东方”这个框架想要表达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二,“东方国家”正因为经济落后而必然先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第三,“东方社会主义”的曲折性同样根源于经济落后,但曲折并非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第四,“东方社会”和“东方社会主义”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规律,从而把东方和西方看作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在东方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第六,西方国家之所以至今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从发展中国家获取了生命力。

   我们可以看到,俞著的全部内容和观点是建立在“一个框架”(“东方社会”)和“两个支点”(“经济落后”和“全球化”)的基础之上的。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俞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主义”已经自成体系,除了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为“东方社会”这个概念寻找理论依据外,已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本身(“两个伟大发现”和“一个科学结论”);在“东方社会主义”的名义下,一方面肯定了“落后国家更容易搞社会主义”这样一种观点,另一方面肯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在“东方社会理论”第三阶段和“行进中的东方社会主义”的名义下,一方面模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另一方面在实际上改变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

   既然俞著以少有的理论高度把“东方学”提供给我们,总结出这样多的重要观点,构造成这样庞大的理论体系;既然所谓“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已经进入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教材,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对待了。

   我们向俞著以及“东方学”学者提出的质疑是: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东方”、“东方国家”和“东方社会”可以成为一个涵义确定的概念吗?第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19世纪中后期俄国公社前途命运的论述、列宁和斯大林20世纪初关于亚洲被压迫民族革命和发展道路的论述、邓小平20世纪后期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能够用“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这个框架将其联系在一起吗?邓小平理论等于东方社会理论吗?第三,所谓的“东方各国”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都不同于西方吗?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发展是东方国家的共同规律吗?第四,所谓“东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反而更容易吗?第五,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和转轨说明了什么,能够用“曲折性”来说明吗?第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东方国家”具有普遍意义吗?最后,所谓“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可以成立吗?这些问题也是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深入思考的问题。

   当前,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与其像当年德国杜林教授那样煞费苦心地构造“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倒不如去深入研究和科学回答理论上和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两个令不少人困惑不解和反复提出的重大问题要求给予科学的回答:第一,实践中出现的和现存的社会主义,都来自落后国家或后发展国家;而欧美发达国家却至今没有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这种现象如何认识?是因为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比发达国家更容易,甚至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因为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是前者,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未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如果是后者,如何认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历史地位?第二,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苏联和东欧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瞬刻间发生剧变和转轨,由社会主义道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能够存活下来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则是那些早已经主动进行“第二次革命”——由传统社会主义道路转向新型社会主义道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对于这种现象又如何认识?是因为“老祖宗”对社会主义本身的认识存在空想和偏差,还是因为这些国家曾经超越了必要的发展阶段?如果是前者,市场经济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能够消灭阶级和消除两极分化?如果是后者,落后国家如何走一条更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其实,所有的问题几乎都是从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和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产生的,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无关。从理论上讲,列宁和斯大林有三个重要观点:一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同时产生,而是首先单独在一个国家产生;二是社会主义只能率先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产生;三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帮助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实践上讲,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先后在落后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后封建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催生了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问题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只是走上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已经建立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那种意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是后者,那么是否可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单独在一个国家建立起来,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比发达国家更容易?是否意味着实践突破了“老祖宗”的理论认识?是否意味着列宁和斯大林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重要观点?是否意味着唯物主义历史观(核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不能成立了?问题还在于,半个世纪以后,“传统社会主义”无一例外地陷入困境,从而不得不重新选择发展道路和进行变革: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发生剧变和转轨;中国开始进行“第二次革命”。这种不同形式的政治变革又说明了什么?同列宁和斯大林当初的有关理论认识和传统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

   在上述问题中,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现阶段社会形态的性质,是一个重大问题。俞著的公式是:邓小平理论=东方社会理论。这种认识潜藏着两个观点: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第二,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是东方国家的发展道路。这样的观点能够成立吗?俞著既然认为中国是“行进中”的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根本改变了对社会主义本身的看法;或者是否认为,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和未来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无独有偶,在改革开放中,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商品形式都是社会主义“内在”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并不仅仅是生产过程的活劳动创造的,社会分工中的所有劳动(包括对象化劳动)乃至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这两个观点大大“突破”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问题是,这两个观点能够成立吗?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和“一个科学结论”(科学社会主义)。但是,俞著和“东方学”的学者们是否曾经想过:如果社会主义和生产力性质没有关系,从而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能成立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被“突破”了;科学社会主义被“东方社会主义”取代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可以被否定了?可见,俞著和“东方学”学者们提出的问题绝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因此,从理论上澄清对所谓“东方社会”的误解,正确总结后发展国家探索发展道路的历史经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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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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