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东来:美国的强国之路和大国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19 次 更新时间:2005-05-16 2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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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来 (进入专栏)  

  

  2004年11月,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到了美国的总统大选。白宫逐鹿,花落谁家,本来是美国民众的“家事”,但却引来全世界的操心和关注,就此一点就足以说明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重要性。令人多少有些担忧的是,美国选民最终还是选择了被世界民众(除了俄罗斯和以色列外)所不屑的布什继续作为自己的总统。美国人我行我素、张扬跋扈的个性再次显现出来。美国的国际地位从何而来,美国人傲视一切的自以为是又是如何形成?正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美国的大国地位和美国人的狷狂也不是一日形成的。如果从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1898年美西战争开始算起,到今天为止,美国大国之路走了一百多年,连头带尾搭上了三个世纪。其间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事件,不外是在欧洲各国筋疲力尽之际,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大胆构想;倡导裁减军备,促成1922年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冲破孤立主义的篱笆,投身到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创建国际政治组织联合国,西方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由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足鼎立的国际经济体制;用马歇尔计划这一金元外交复兴和控制西欧,用遏制的战略逼降冷战中的对手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东扩北约,收编原来苏联集团的东欧国家。冷战后,凭借其所拥有的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武力,美国更加肆无忌惮:解放科威特,炸平南联盟,扫荡塔利班,推翻萨达姆,由此,其对武力的迷信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总结美国一个多世纪的超级大国之路,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美国人的血脉中充斥着创造和改变历史的强烈使命感,其中夹杂者基督教的宿命论和美国伟大的世俗理想。

  

  以自己的思想和制度影响和改造世界是美国人以一贯之的“天命”,这甚至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年欧洲第一批清教移民来到北美荒原的那一刻。当时的一位领袖人物、牧师约翰· 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 )是这样阐述即将建立的清教社会的重要性:“我们将成为山颠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光都在注视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辜负了我们的上帝,致使上帝不再像今天这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只给人们留下一个故事并成为全世界的笑柄。”1没有什么比这更好地表达出了美国人的使命观。美国史学大家布尔斯廷认为,“为误入歧途的人照明的清教灯塔既不是一本书也不是一个理论,而是清教社会本身。美国值得告诉所有人的是:不是通过规则而是做出榜样,不是通过说什么而是展示如何生活。”2

  

  在美国刚刚立国、国土仅限于大西洋沿岸狭长地带的时候,美国建国之父就认定,美国必须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可能最强大的国家,因为美国立国的原则和理念是优越的--不仅优于18和19世纪欧洲腐朽的君主制,而且优于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和政府的观念。19世纪欧洲的动荡与战争与美国的活力与繁荣形成鲜明的对照,似乎证实了他们的预言。为此,新世界的美国人树立了前所未有的信心。从1840年代开始,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观念弥漫在北美大陆,没有人能够阻挡这个年轻共和国的扩张步伐。跨过密西西比河,打败墨西哥,直抵太平洋西岸,到19世纪末,美国完成了对北美大陆的拓殖。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西部从荒原到都市的社会发展中,一个欧洲学者感叹道:“欧洲人枉费了好几个世纪的功夫去寻找一把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原来这把钥匙在美国。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却辉煌地揭示了世界史的过程。”3而另一个美国历史学大家特纳干脆认为,美国西部的边疆以及开拓边疆的西进运动,是个“有奇异魔力的青春之泉,而美国就在其中继续不断地沐浴和恢复活力。”4

  

  北美广袤的大陆拓殖完毕之后,向海外扩张变得水到渠成。19世纪末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战争正好给美国的扩张提供了机遇。对新兴的扩张主义者来说,这是投身到欧洲帝国主义角逐场的千载良机;对反对欧洲式帝国主义的传统派来说,战争行为可以解释为拯救“水深火热”的古巴人民,张扬美国的理想。第一位海外扩张总统麦金莱把美国打败西班牙之后,控制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形容为“一项重任”,“是按上帝的意旨,以人类进步与文明的名义承担下来的。”5

  

  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欧洲和亚洲因为法西斯的侵略而饱受战火煎熬之时,美国却独享难得的和平。1941年年初,《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老板卢斯说出了美国精英心中的渴望:20世纪将是“美国世纪,美国作为一个领导大国的第一个世纪”。因此,美国必须扮演人类历史上一些伟大国家、人物和团体扮演过的角色,诸如罗马帝国,天主教会,成吉思汗,大英帝国。这样的使命感几乎贯穿于20世界下半叶的所有美国总统的政策讲话中。肯尼迪在1961年总统就职的演讲就是一例:美国要“让世上所有的国家都知道――无论它希望我们兴还是衰――我们愿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重任,面对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敌人,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延续和成功”。6

  

  其次,美国在使用其巨大的物质力量的同时,还巧妙地将物资实力转为美国的制度霸权。由于美国诞生于反对英国的革命,一向对大政府和大军队保有怀疑,为此,宪法规定人民的持枪权,希冀在和平其间用民兵代替正规军。为了防止军权过大,惜墨如金的宪法居然具体规定了,国会通过的军队预算以两年为限。1789年华盛顿出任美国首任总统时,手下只有陆军672人,海军根本没有。军力的软弱,使美国在19世纪比任何国家都愿意强调正义、法律的重要性,形成了被美国现实主义批评家凯南所抨击的“道义-法律主义”外交传统。

  

  虽然在1890年美国的经济实力就超过了有“世界工厂”之誉的英国,但是传统的影响,加上地处两洋保护的优越地理位置,美国的军力依然非常有限,尚不及一个欧洲小国。1898年与西班牙开战时,其陆军人数不足2.8万,海军略胜于对手。这场战争的胜利,与其说美国的强大,不如说西班牙的无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的陆军也只维持在13万人的水平。但美国众多的人口与巨大的生产能力,加上便捷的运输和通讯统,使之能够很快进行战争动员。到在1918年战争结束时,仅在欧洲的美国远征军就达200万之多。虽然美国大兵的精神面貌比欧洲军人要健康的多,但是,给世人印象最深的却是美国人不同于欧洲的理想主义世界观。为了与英法两国保持距离,美国不是以“盟国”而是以“协作国”参战,为的是“确保民主在全世界畅通无阻”,争取所谓“没有胜利的和平”。7为此,学者总统威尔逊提出了结束战争《14点计划》。其中的自由贸易、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原则,虽然是欧洲自由主义的产物,但他却能够化零为整,把这些老原则包装到国际联盟的新制度中,以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在丛林规则支配的世界强权政治中,《14点计划》无疑是空谷足音,为他赢得了救世主般的声誉,连遥远的中国知识分子也赞扬威尔逊是“天下第一好人”(陈独秀语)。

  

  通过建立国际联盟这个集体安全制度,威尔逊希望实现德国哲人康德所梦想的“永久和平”。但这一设想超越了那个时代,根本不符欧洲二百年年饱受征战之苦的水土。对胜利的一方,特别是法国人来说,他们要报30年前被德国打败的一箭之仇。在遭受法国“老虎总理”克里孟梭的刀砍斧削之后,国际联盟已经是伤痕累累,面目全非。更令威尔逊难堪的是,他的这个遍体鳞伤的精神之子还被自己的同胞拒之门外。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如果因为欧洲的世代冤仇而让美国卷入未来的战争,绝非美国的福音。于是,威尔逊的集体安全构思在现实中化为黄粱一梦。

  

  但是,用法律来解决国际冲突和竞争的观念在美国根深蒂固。虽然没有参加国际联盟,美国还是在1920年代,与法国倡导了放弃战争作为外交手段的《非战公约》,促成了削减海军主力舰、控制军备竞赛的《五强海军条约》,组织了稳定东亚局势、将门户开放确定为国际法的《九国公约》。这些国际制度看上去相当美好,但却有致命的弱点,它们没有保证机制。实际上,即使有这样的机制,美国也没有力量去执行。一直到二战爆发,美国的陆军还不如欧洲的小国南斯拉夫,仅有15万人的规模。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全球化,最终打破了美国蜗居北美,独善其身的美梦。美国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和巨大的生产能力瞬间转化为无以伦比的战争实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美国一样,同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洋,以及欧洲、非洲和亚洲三地作战,此外,它还通过《租借法》向反法西斯盟国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援助。在用武力打败对手、用实力帮助盟友的同时,美国又一次开始了以国际制度来维持世界和平,进而确保自己领导地位的制度创新实践。

  

  这一次,集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于一身的罗斯福总统,将传统的大国政治与新鲜的集体安全融为一体,创立了“大国一致”为基础、安理会为核心的联合国组织,在赋予大国否决权的同时,联合国也让小国有参与和发言的权利。尽管联合国在后来的冷战中,因为美苏两国的对抗而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存在本身以及其不断扩大,就说明了其存在的价值。它也成为国际法的最主要的来源,大大推进了世界秩序的法治化。除了联合国这个政治组织外,美国在推进国际经济制度化方面也不遗余力。在罗斯福政府的策划下,美苏英中四大国在战时(1944年7月)便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确立美元为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占大股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的世界银行)。1947年,美国又推动成立了“双边谈判,多边受益”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该组织最终演化为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依靠其超强的物质基础,美国确立了金融、投资和贸易三位一体的国际经济体制,形成了由美国制定规则的制度霸权。

  

  战后初期美国主导建立这些国际制度,将美国的霸权隐含到看上去公平合法的制度霸权之中。为了让他国接受美国的制度霸权,美国的确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某些古老的国际规则。最典型的是处理战败国的规则。有史以来,战胜国都是将战败国视为自己的战利品,恣意劫掠,加以无节制的惩罚,进而也种下了复仇和未来战争的种子。甚至在具有崇高理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对东欧和中国东北的占领依然以洗劫一空为特征。但是,美国却改变了这一理所当然的战争规则,非但没有索要巨额赔款,而且还投入了巨大资金帮助战败国重建。在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最终结出了欧盟这个甜蜜的果实;在日本的农地改革,奠定了日本经济奇迹的基础。美国就是这样依靠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收买人心”,建立起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霸权。在这样的霸权确立过程中,美国人强化了美国的使命感和美国伟大的思想,进而发展出傲视一切,狂妄自大的心态。基辛格有一次问年迈的杜鲁门,他最想让人们记住其任总统期间的贡献是些什么时,杜鲁门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助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8

  

  最后,不能不承认的是,在美国四处扩张,甚至恣意妄为的同时,美国国内总是存在着一股相反的力量,由此形成了一种自我约束、调整和修复的机制。在美国的超级大国之路中,虽然不乏外部的阻力以及由此带来的挫折,最典型的就是冷战时期在亚洲的两场“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是,更多的限制却是来自国内。从美西战争起,反对美国寻求霸权的国内力量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

  

  在美西战争及随后镇压菲律宾人民起义的战争中,美国国内出现了强大的反对扩张和兼并的浪潮,成立由包括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前国务卿谢尔曼等社会名流在内的反帝国主义同盟。这一势力如此之强,以至于兼并菲律宾的《美国西班牙和平条约》,在参议院仅以一票的多数得以勉强通过。威尔逊希望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承担国际领导责任的宏大构想,最终也在参议院的投票中功败垂成。正是这一孤立主义的传统,让罗斯福总统迟迟不敢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战争中,直到日本轰炸珍珠港的炸弹才解决了罗斯福的参战难题。

  

  虽然冷战让美国卷入与苏联集团的全面对抗,并确定了没有地理和手段限制的遏制战略。但是,美国国内反对扩张的力量从来没有停止过,其顶峰就是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声势浩大反战(越南战争)运动。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哀叹,美国不是败在战场上,而是败在国内的媒体煽动起来的反战运动。对民众呼声最为敏感的国会,为了限制“帝王总统”的对外干涉权力,通过了《1973年战争权力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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