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风云际会、瞬间变幻。庄则栋、刘庆棠、钱浩梁三人，就上演了一出人生变奏曲，起伏跌宕。由于江青的青睐，他们一跃担任部级领导，成为“文革”新贵。“文革”结束后，他们或被开除党籍，或锒铛入狱，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体味了“文革”带来的五味人生。
庄则栋：大起大落的人生传奇
毛泽东曾称呼一个人为“小祖宗”，他就是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这次世乒赛，中国队获得3项冠军，国人大受激励。中日争夺男团冠军进入白热化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在家中看电视，激动不已，对表现神勇的庄则栋喊：“我的小祖宗，你快给我拿下来吧！”
这届世乒赛，年轻的庄则栋战胜了两次获得世界单打冠军的日本名将荻村伊智朗，帮助中国乒乓球第一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队拿走了大部分团体冠军，但最激动最值得纪念的，还是这个开创性的冠军。在当时中国乒乓球男子选手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庄则栋，在连续3届团体赛决战中有如此显赫的战功；也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在三届单打赛中连续淘汰了最强劲的外国选手荻村、木村、高桥浩、绍勒尔，拔得头筹。
在中国体育史上，庄则栋书写了新的一页。然而他的人生，却不像他在球场上那样纵意所如。“文革”开始后，国家体委被军管，体育系统陷入瘫痪。1968年5月，庄则栋因为没有同“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划清界限，被造反派抓走并抄家。此后，他每天被游街、殴打、批斗，住牛棚，经历了一段黑暗的岁月。
庄则栋是个球员，无心涉足政治。然而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他不经意地制造的一场体育政治事件，瞬间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文革”爆发后，中国没有参加第29届、30届世乒赛。1971年，毛泽东批示组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队恢复训练，庄则栋被解放。
1971年4月，庄则栋等人到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其中有两台车是专门给中国运动员乘坐的，往返于驻地与赛场之间。一天，美国选手科恩不小心搭错车，登上了中国运动员的专车。庄则栋很大度，友好地送了科恩一件礼物--杭州织锦。汽车到达体育馆后，敏感的日本记者发现两人站在一起，纷纷把这个镜头拍摄下来。第二天，科恩把一件别有美国乒协纪念章的短袖运动衫回赠庄则栋。各家报纸图文并茂报道这件事。几天后，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拉福德o哈里森主动登门，询问中国能不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事情汇报到毛泽东、周恩来那里。他们运筹帷幄，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打开中美两国20多年不相往来的不正常状态，此事日后被誉为“小球推动大球”。后来，庄则栋作为团长，率领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受到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接见，这是建国后中国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代表团。庄则栋从一名出色的运动员，成为“乒乓外交”中一个符号性的人物，从此和政治挂钩。这种身份的变化，几乎是庄则栋荣誉和磨难曲折交替的开始。
1971年“乒乓外交”后，国家体委不再实行军管。38军政委王猛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担任了国家体委党组副书记，兼中国青年队主教练。用庄则栋自己的话：“副书记就是挂个名，还是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他已不自觉地跨入政坛。1973年，庄则栋被选送到“中央读书班”学习，学的第一个文件就是《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学习班结束回到国家体委后，庄则栋发现王猛的处境不妙。别人告诉他，两名内蒙古乒乓球运动员被殴打后写信告状，江青让王猛处理，但几天后没有回音。王洪文的秘书到国家体委说，王猛不传达中央领导指示。国家体委的造反派开始质问王猛。江青告诉庄则栋，王猛是大恶霸、死官僚，是林彪线上的人，让庄回去跟王斗。庄则栋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委党组会上将矛头对准王猛，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1974年12月6日，33岁的庄则栋取代王猛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江青、王洪文等人告诉他：“你年轻，很多事情不懂，什么时候有问题找我们，都见。”庄则栋提出了“批国家体委三代修正主义”的口号，所谓“三代”就是指贺龙、曹诚、王猛，统统都是修正主义，都要批倒批臭。2007年6月29日，王猛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在他去世前，庄则栋给他寄来赠书，并为当年的事情道歉。
遵从“四人帮”的指示，庄则栋上任后更换、提拔了很多干部。庄则栋曾回忆说，以可靠为出发点，“大批地换干部，这下得罪很多人了，得罪的人不是一般的多。任职期间，再没有什么能留下印象的大事情。我也不打干部，更没整死过人。”
作为一代传奇乒乓球运动员的庄则栋，不仅在事业上遭受过沉重打击，感情生活也未能幸免。庄则栋的妻子鲍蕙荞是一名钢琴演奏家，两人相识于1959年的维也纳世界青年联欢节上。1961年，鲍蕙荞在埃涅斯库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在中国音乐界引起轰动；此时，庄则栋刚好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一下子成为民族英雄和很多女孩子的偶像。1962年春节，在北京市委举行的春节联欢会上，两人再次邂逅，其后正式确定恋爱关系。一个是世界冠军，一个是钢琴演奏家，令人羡慕。
1965年，他们结婚了。婚后，庄则栋住在北京鲍蕙荞的娘家。这是一所独门独户的四合院，岳父是水电专家。他们的结合原本很诗意、很完美，然而随着“文革”的到来，一切开始蒙上阴影。鲍蕙荞的父亲被打成“反动权威”，遭到隔离审查。庄则栋因为反对批斗原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也成为批判对象。在庄则栋被批斗的3个多月里，他的教练傅其芳和队友容国团因为受不了羞辱，相继自杀身亡。
1969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过问下，庄则栋恢复了训练和比赛。后来就有了“乒乓外交”。1973年以后，庄则栋开始步入仕途。从这时起，鲍蕙荞和庄则栋之间有了分歧，感情也逐渐产生了裂痕。鲍蕙荞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生第二个孩子斓斓的时刻，庄则栋已是体委主任。在分娩前，他匆匆地对我说：‘我还要去会见外宾，我先走了。’一个下午，迟迟不见他来，后来，他终于出现在产房里。他背着手，不像在看自己的妻子，倒像一个大干部在巡视工作，身后还跟着一位最能标志首长身份的随从。”
“文革”结束后，庄则栋的人生又回到原点。1976年10月，庄则栋被关入北京卫戍区，审查长达4年。审查期间，庄则栋靠看书和练书法打发时间，四年间读了几千部书。
1980年8月，庄则栋出狱，担任山西省乒乓球队教练。因为不算正式教练，他没有伙食补贴，每月只有70元工资，还要给北京的母亲和孩子寄出50元，剩下的20元全部用来吃饭。1984年，时任国际乒联主席的荻村伊智朗，得知了老朋友庄则栋的遭遇，经多方斡旋，庄则栋终于调回北京与家人团聚。回京找工作的过程中，庄则栋私下表示不愿回体委系统。最终，他选择在北京市少年宫任教，回到了他30年前出道的地方，培养青少年选手。有次基辛格来华访问时问起，得到的回答是：“庄则栋出差了。”
1980年代初，拍摄了电视连续剧《乒坛坛主庄则栋》。随后，中国新闻社用多种文字版本向海外发行播放。在这部电视片中，庄则栋亲口说：“人生的道路有时真像一个圆，它既是开始又是终结，它的终结又是一个新的开始。过去，我在少年宫打球，现在又去少年宫当教练，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在热爱的事业中重新找到我自己！”
1985年，庄则栋与鲍蕙荞离婚了。他回到北京交道口母亲的家，住进了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子。在人生低谷里，日本姑娘佐佐木敦子走入他的世界。
庄则栋后来曾这么描述自己的心情：“深夜我在沉寂的斗室里，形影相吊，心里很不平静。我背负生活的重负，赤裸着双脚吃力地跋涉着。我品尝人生的苦、辣、咸、酸，领悟着人生阴、晴、圆、缺的风光。现在，我是一块炭，只能发点热而没有光，谁碰上我，会沾上黑。然而，敦子女士十三年来没有忘记我，却在关心着我，打听我的下落……”
由于政治原因，庄则栋不可以与外籍女子结婚。佐佐木敦子说：为嫁给庄则栋，愿意放弃日本国籍，成为中国公民。然而，他们结婚还需要得到组织的批准。佐佐木敦子随后给中国大使馆和邓小平寄去了申请信，并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成就了这段传奇婚恋。
2013年2月10日，庄则栋在北京佑安医院去世，享年73岁。在庄则栋一生中，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毛主席叫过我‘庄爷爷’”。
刘庆棠：“洪常青”的“腾飞”与坠落
看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人，都会对那位英俊大方、气宇轩昂的娘子军连党代表洪常青留下深刻印象。作为洪常青的第一代扮演者，刘庆棠曾是当时许多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那么，刘庆棠是怎么从一个芭蕾舞演员成为文化部领导的呢？
1946年初，16岁的刘庆棠考入白山艺术学校，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校。1952年12月，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家歌舞团--中央歌舞团正式成立，刘庆棠成为该团的民族舞演员。当年，中央歌舞团曾聘请苏联芭蕾舞演员来教芭蕾。苏联老师根据水平，将男演员分成高中低三个班。刘庆棠属低级的第三班，然而他勤奋好学，一年半之后进入属于高级的第一班。
1956年，刘庆棠听说北京舞蹈学校（已改称北京舞蹈学院）开设了芭蕾舞专业，积极要求去学习，得到组织的批准，24岁“高龄”时开始正式学习芭蕾舞。
1959年12月31日，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了实验芭蕾舞团，由被誉为“中国第一只白天鹅”的白淑湘等22名演员和18名演奏员组成。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专业芭蕾舞团。实验芭蕾舞团成立后，在古雪夫等苏联专家帮助下排演了芭蕾舞《天鹅湖》。在挑选男主角王子的演员时，其他几位候选人在托举女主角白淑湘时显得力量不够，唯有刘庆棠完成得较好，他因此被选为王子的扮演者。首演《天鹅湖》，在中国芭蕾舞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它的首演成功，鲜花、掌声和荣誉接踵而来。《天鹅湖》《海侠》《泪泉》等舞剧，都是刘庆棠和白淑湘一起跳的。在大家的眼中，两人是很好的搭档。但是随着白淑湘名气越来越大，刘庆棠心中颇不是滋味。在排演中，刘庆棠也付出了汗水和艰辛，但是人们大多把目光集中在白淑湘身上。一些内行已毫不客气地指出：“刘庆棠的气质不像个王子，倒像个战士……”刘庆棠不是不明白，芭蕾舞是以女演员为主的艺术，但是他就是摆不平心态。为发泄不满，他开始变相整白淑湘。当时，白淑湘是演员队队长，刘庆棠是党支部委员，分管共青团工作。刘庆棠拉拢唆使一部分人，散布“白淑湘只专不红”，“父亲是被镇压的，她跟父亲划不清界限”等言论。不久，刘庆棠取白淑湘而代之，当上了演员队队长。小试牛刀，让刘庆棠看到了权力的力量。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意，源自周恩来1963年秋的一次谈话。12月，林默涵根据舞蹈界知名人士的建议，决定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创作组很快成立，刘庆棠是成员之一。1964年2月，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11人组成《红色娘子军》创作组，前往海南岛体验生活。创作组组长是李承祥，刘庆棠是副组长。为体验生活，刘庆棠带领编导和其他主演到海南屯昌的解放军某部当兵一个半月。4月下旬，刘庆棠一行回到北京彩排。7月中旬，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完成，请周恩来总理和有关领导审查。北京军区一位领导看后说：“气质不够。满台‘娘子’不见‘军’，手中拿着‘烧火棍’！”
刘庆棠对这个意见很重视，他作为领队带领全体演员、演奏员一百多人又到部队当兵一个半月。回来后再演，气质果然有了明显变化。9月26日，经过重新编排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三次彩排。周恩来观看后眼睛湿润了，他在与演员握手时的头一句话就是：“我比你们落后了、保守了。我原来在想，用芭蕾形式表现中国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是否先编个外国题材过渡一下。没想到你们演得这样成功！”周恩来当即决定，用演出《红色娘子军》招待西哈努克亲王。10月8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真等在中南海小礼堂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毛泽东很高兴，当场赞扬道：“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1964年10月，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公演，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从此改变了刘庆棠的政治命运。在这部舞剧中，才华横溢、暂时无人能替代的白淑湘仍担当女主角。刘庆棠也当仁不让地成为男主角洪常青的最佳扮演者。他们之间虽有矛盾，但为了舞剧的成功，还是尽力合作。剧组多次赴海南岛下部队体验生活，刘庆棠自己也确实付出了努力，最终成功塑造了一个高大感人的红军党代表形象。
在政治运动频繁的1960年代，家庭出身愈来愈重要。这让刘庆棠兴奋不已，感到自己的舞台更为广阔。江青从1963年开始下大力气抓样板戏，看中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善于把握时机的刘庆棠明白，这是自己发迹的最佳时机。江青第一次来到北京南城太平街的芭蕾舞团视察时，全团上下非常高兴，没有料到江青会来“关心”他们。在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院、团两级领导在场的情况下，刘庆棠喧宾夺主，积极表现，围着江青跑前跑后，给她拿材料，汇报《红色娘子军》的创作排演情况。江青也想在中央歌剧舞剧院寻找一个可靠的人为自己效劳，仪表堂堂、善于逢迎的刘庆棠引起了她的注意。此后，刘庆棠便与江青建立了直线联系，经常主动给江青写信，汇报团里的情况。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冲击芭蕾舞团，贴大字报，叫嚣“砸烂芭蕾舞团，禁止芭蕾舞演出”。但江青出于政治的需要，提出“八个样板戏占领舞台”的口号。在江青的“关怀”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样板戏。一夜之间，芭蕾舞团“扬眉吐气”起来。
在芭蕾舞团，刘庆棠率先造反，贴大字报。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污辱愤然自杀。
一时间，刘庆棠俨然是造反派的领袖，成为芭蕾舞团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大权在握的刘庆棠开始疯狂地整人，白淑湘更是在劫难逃，被宣布为“反革命”。李承祥是《红色娘子军》的主要编导，演样板戏还需要他。刘庆棠借整党之机逼李承祥退党，甚至代他写好了退党报告。在刘庆棠的威逼下，李承祥被迫退党。“文革”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连张春桥、谢富治都一度受到过红卫兵大字报的批判，刘庆棠也不例外。1967年初，造反派将刘庆棠拉下马，进行批斗，关进“牛棚”，勒令他与院里“头号走资派”、原院长赵沨一块抬煤，团里排演《白毛女》时，还让他饰演日本兵跑龙套以羞辱之。
然而刘庆棠得到了江青的信任，他不断给江青写信求助。1967年夏，江青数次指示芭蕾舞团的领导班子应安排刘庆棠。不久，江青在一次接见文艺界代表的讲话中，公开明确表态支持刘庆棠。由于“旗手”的支持，刘庆棠重新成为芭蕾舞剧团的“一把手”。有了被打倒的经历，在重新掌权后，刘庆棠对江青更加誓死效忠。被别人搞下台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他利用当时“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五一六分子”等运动，疯狂报复那些反对过他的人。刘庆棠给他们捏造的罪名繁多，有所谓的“裴多菲俱乐部成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攻击江青同志”等罪名。中央芭蕾舞团全团包括临时工仅240人，刘庆棠就“发现”了70多个“反革命”。
1968年，刘庆棠以“革命文艺战士”和“样板戏”领导的身份，开始染指中央其他直属文艺团体，实行刑讯逼供，实施“车轮战法”，强迫演职员们招供纯属子虚乌有的“罪行”和“组织”。陈爱莲是北京舞蹈学校教师、著名舞蹈家，1959年以主演舞剧《鱼美人》一举成名，其丈夫杨宗光与刘庆棠曾是老同学，关系还算融洽。仅因与刘观点不一，杨宗光被刘在一次大会上点名为“五一六分子”，当晚就跑到铁路上卧轨自杀。陈爱莲获知这一消息时，丈夫已成为一把骨灰。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就多达四百余人。
在江青的提携下，刘庆棠开始“飞黄腾达”。1969年4月，他参加了中共九大，并成为主席团成员。九大前后，刘庆棠当上了国务院文化组成员。1972年秋季，为招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刘庆棠最后一次扮演洪常青。当时，刘已经演了五百多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为尼克松、田中角荣的演出，成为他舞蹈生涯中的告别演出。此后，刘庆棠走下了文艺舞台，转向政治舞台。由江青提名，刘庆棠在1973年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并于1975年初的四届全国人大当上文化部副部长。从一个芭蕾舞演员到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有人愤愤不平地说：“红军长征二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中国军乐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练习演奏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准备欢迎这位贵宾。刘庆棠却兴师问罪，把军乐团领导叫来质问道：“怎么能奏这个曲子呢，这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嘛！”军乐团领导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不悦地说：“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尼克松就职仪式上用过。我们选择它是表示对总统的欢迎。不要太‘左’了，我看很好，可以演奏。”刘庆棠无话可说，悻悻而归。1972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结束后，外交部礼宾司提议大家上台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谁带了一句头，大家开始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场的周恩来也和大家一起唱了起来。晚会结束后，江青把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叫来，质问道：“这首歌的作者是一个叫李劫夫的反革命。他们为什么唱这支歌，你去查一查，然后向我汇报。”几天后，吴德向江青汇报说是刘庆棠同意的。刘庆棠拒不承认是自己领唱的，把责任推给了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几次追问周恩来。周恩来也火了：“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
就在刘庆棠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时候，有人不断地给上级领导部门写信，检举他生活糜烂。“文革”前，刘庆棠就曾因与某歌舞团一个女演员的不正常关系，中央歌剧舞剧院给他党内批评教育的处理。“文革”大权在握时，刘庆棠利用手中的权力多次玩弄女性。这些受害女性写检举信揭发刘庆棠，信件最后转到了江青、张春桥手中，他们以“小节无害”为由不予追究，事情不了了之。
“四人帮”垮台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名单中，安排刘庆棠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组部和文化部专案组经过深入调查，搞清楚了刘庆棠的罪行。鉴于他在长时间的隔离审查期间毫无认罪悔改的恶劣态度，决定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1983年4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刘庆棠一案。首都文艺界奔走相告，纷纷前去旁听。中央芭蕾舞剧团去旁听的人太多，不得不特地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观看这个“魔鬼”的下场。
刘庆棠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只有刘庆棠一人被定流氓罪。刘庆棠的妻子是一位老舞蹈演员，也是一位离休干部，知道了他的丑事后毅然与他离婚，子女也与他脱离了关系。1985年，刘庆棠因患肝硬化，获准保外就医。但他在北京已经没有家了，只好由他弟弟接回老家辽宁盖县居住，又回到自己当年生活过的那个小村子。
1993年10月21日，刘庆棠刑满出狱。他曾试图与前妻复婚，但被拒绝。女儿劝他说：“你想和妈妈和好，我们明白，你是为了这个家。但是，你们确实没感情了，也就没必要再和好了。”刘庆棠从此死了心。后来，他曾应聘到广州某大学教授舞蹈，重新拾起了昔日的芭蕾舞之梦，又曾于北京西山脚下成立北京刘庆棠艺术学校，自任校长。
2010年，刘庆堂因病去世。
钱浩梁：被江青改名，“文革”后又改回来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对样板戏《红灯记》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记忆。《红灯记》也改变了“李玉和”的扮演者钱浩梁的人生。因为《红灯记》，他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成为江青搞样板戏的得力助手，一跃而为文化部副部长。“文革”结束后，钱浩梁的人生也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钱浩梁出身梨园家庭，6岁起随父练功学艺，爱上了京剧。1956年，他成为中国戏曲学校首届毕业生，并被留在该校的实验京剧团工作。
1962年，中国京剧院为补充队伍，决定从中国戏曲学校实验剧团选调40人。由梅兰芳任院长，李少春、叶盛兰、袁世海、杜近芳等名角荟萃的中国京剧院，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京剧院。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副院长张东川等看了钱浩梁主演的《挑滑车》，深感这位年轻人是棵好苗子，就把他选走了。
钱浩梁十分景仰中国京剧院一团的著名演员李少春。初到京剧院，选调去的这些人全都留在四团，等待调整分配。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一天，四团在吉祥剧院演出《伐子都》。不巧的是，主要演员在第一天演出《雁荡山》时把手扎伤了，不能上场，副团长李殿华急得团团转。李殿华忽然想到钱浩梁演过这出戏，便让他临时顶替救火。钱浩梁披挂上阵，十分卖力。当晚，江青前来看戏。钱浩梁年轻武生的扮相和演技，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凭着突出表现，钱浩梁如愿以偿地被分到一团。43岁的李少春身体不太好，京剧院领导有意安排他带钱浩梁，培养新生力量。李少春对钱浩梁很是器重，下了很大工夫栽培他。钱浩梁悟性高，进步很快。1964年2月，中国京剧院一团在排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时，选定李少春作为扮演主人公李玉和的A角。按惯例需另配备一名B角，李少春很自然想到钱浩梁。为塑造李玉和这个英雄人物形象，在领会编导意图及去东北体验生活后，李少春从台步、身架到唱腔，都反复揣摩，精心设计。排练中，他一如既往，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地手把手传授钱浩梁。钱浩梁也对李少春毕恭毕敬，言必称“老师”。
在1964年5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中，因李少春身体不好，钱浩梁作为B角在《红灯记》中频频亮相。又因在当年第6期《戏剧报》封面上获得饰演李玉和剧照的刊载机遇，开始在全国走红。江青曾建议：“以后李玉和还是小钱演吧。李少春不像个工人，倒像个站长……”之后，在江青插手的《红灯记》修改中，有一次曾提出李铁梅的一段唱腔不行，下令修改。从事唱腔设计的李少春在艺术上自有主见，没理会江青的意见。江青非常生气，认定李少春眼里没她，多次借题发挥指责李少春。
1965年初，《红灯记》剧组到南方演出，钱浩梁担任主演。江青准备栽培钱浩梁，亲自给在广州的钱浩梁去信，勉励他好好努力，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李少春因未随剧组南下，所到之处的新闻媒介宣传，总是不离钱浩梁的李玉和、高玉倩的李奶奶、刘长瑜的李铁梅、袁世海的鸠山，这几人无形中被人们视为《红灯记》的最佳搭档。钱浩梁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李少春--他有点忘乎所以了。
1966年6月，中国京剧院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声称“中国京剧院的文艺黑线又臭又长”。“文革”爆发后，演出活动不得不停止了。阿甲、张东川、李少春、刘吉典等人都成了“牛鬼蛇神”，关入“牛棚”。钱浩梁作为“黑苗子”，也在被贴了大字报后，被责令靠边站。但是江青并没有忘记钱浩梁。1967年4月，江青派戚本禹带人进驻中国京剧院，授意钱浩梁起来“革命造反”。一些人急忙张罗，帮着钱浩梁成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红灯记战斗兵团”。对这个“革命造反”组织，戚本禹立即表示支持。有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支持，“红灯记战斗兵团”顿时威风凛凛。众多造反派立即改换门庭投到旗下，钱浩梁也一下子成了中国京剧院实际上的负责人。
在江青的“关怀”下，京剧《红灯记》成了首批八部样板戏之一。早在《红灯记》修改过程中，阿甲、李少春等人因不屑于江青的指手画脚，已引起江青的不满。钱浩梁对此一清二楚，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将这些人与林默涵等“文艺黑线人物”挂上钩，当作“破坏样板戏的阶级敌人”。钱浩梁的表现，让江青非常高兴。1968年底，在一次“革命文艺战士”会议上，江青笑着对钱浩梁说：“小钱，咱也不要钱了，钱是资产阶级的。你就叫浩亮吧！”钱浩梁非常激动：“谢谢江青同志，这个名字又响亮又好记！”江青替钱浩梁改名的消息不胫而走，让他在文艺界成为响当当的人物。随着京剧《红灯记》被拍摄成电影，饰李玉和的“浩亮”开始在神州大地家喻户晓。钱浩梁青云直上，被任命为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成为京剧院实际上的“一把手”。1969年4月，在江青的安排下，钱浩梁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1970年5月，钱浩梁开始参与国务院文化组对全国文艺的领导工作。
钱浩梁是个好演员，却不是当领导的料。但在江青眼中，他是个驯服听话的好干部。1975年四届人大后不久，钱浩梁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此后，他搬进了原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寓所。当上了副部长，就不能再登台演出了。他曾把《红灯记》剧组的老战友召集到自己宿舍，感伤地说：“今后我怕是再也不能演戏了……”他对京剧充满了无限留恋。钱浩梁曾闹过一个笑话：一份关于一位戏剧界老同志的报告，送主管的钱浩梁签批。谁知，钱浩梁的批件上把这位老同志的名字中一个很普通的字，写成一个谁也不认识的怪字，弄得办公室的人认又认不得，问又不好问。笑话传出，一些熟人慨叹：“钱浩梁当部长，‘不是这里事儿’（京剧界常用语，贬义，意为外行）。”
粉碎“四人帮”后，在隔离审查中，钱浩梁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予起诉”。1981年，组织上正式对他作出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调出北京去外地工作。在解除长达5年半的隔离审查之时，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还找他谈了一次话，鼓励他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耐心等待组织上对他的工作安排。
钱浩梁的工作安排很快有了结果，回到了昔日的工作单位--中国京剧院，名字也改回了本名--钱浩梁。不再担任副部长，自然不能再住梅兰芳的宅院了，钱浩梁搬到海淀区魏公村一幢筒子楼两间背阴的小屋。虽然回到了中国京剧院，但却不能再上舞台。
1983年，钱浩梁的命运有了转机。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高占祥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他很喜欢京剧，也爱惜人才，认为对钱浩梁要真正落实党的“治病救人”的政策。不久，钱浩梁到河北艺校报到。多年来第一次被人尊称“钱老师”，钱浩梁感激涕零，忘我地投入工作，赢得了同事和学生的尊重。1988年河北文艺界评定技术职称，钱浩梁的高级讲师职称在河北艺校得以通过，但报到省里，唯独他的没被批下来。有人把此事告诉了高占祥。高占祥明确表示：“钱浩梁的情况我了解，他的职称应该批，他的住房也应调整。他是难得的人才，要用人所长，我们要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这年国庆前夕，钱浩梁的职称问题解决了。钱心情愉快，笑容满面，亲自做了几个菜招待前来祝贺的艺校同事。
1992年底，钱浩梁被批准病退回京，结束了河北艺校的教师生活。当时他的病情很严重，半身瘫痪，失去了语言能力。病休一年后，身体得以恢复，能绕着居所步行一周。他每天除遵医嘱休养外，闲时看报看电视。但京剧节目他坚决不看，以免引起对旧日的回忆。
钱浩梁是幸运的。妻子曲素英和他相濡以沫，陪伴他度过了孤独的晚年。曲素英曾对别人说：“以前别人老说，岁数大的人不就是搭帮过日子，哪还有什么爱情呀！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们的经历也证明了爱情常在，如果没有爱情，我们哪会走过这么多艰难岁月，正是我们俩有忠贞的爱情，才使我们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所以，爱一个人就不要计较什么得失，我爱钱老师，所以肯为他付出一切，愿意与他同甘共苦。每当看到他这几天又进步了，我就特高兴，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委屈。”
如今，钱浩梁、曲素英夫妇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除与知根知底的朋友来往外，基本上闭门谢客。当街坊邻居认出他们时，曲素英会赶快掩饰说：“他只是长得像李玉和而已。”曲素英曾对记者说：“希望30岁以上的人们忘了我们，平安度余生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作者系文史学者）
来源: 《同舟共进》201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