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84 次 更新时间:2003-05-26 13: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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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苇町  

  

  编者按

  本文是著名经济学家、红旗出版社社务委员黄苇町根据7月13日他在中央党校讲课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

  1991年8月24日,苏共被迫宣布解散。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但诚如作者所言:“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作者运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理论,从一个侧面,再次简要地回顾、审视了苏共覆亡的历史,证明了“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的真理。

  认真汲取苏共丢失政权、宣布解散的沉痛教训,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阐释的理解,坚定对“三个代表”是我们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认识。

  

  正文:

  

  不久前,我们隆重、热烈地欢庆了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可对于北方邻邦的共产党人来说,此时此刻,他们的感情却是复杂的。因为相隔不到两个月的8月24日,就是苏共亡党(宣布解散)10周年的祭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大执政党的历史命运如此天差地别,不能不让人感慨和深思。

  对苏共亡党的原因,我国理论界已谈得很多,如帝国主义的颠覆破坏和和平演变活动;苏共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的经济停滞和落后;还有后来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等等。但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事实,人们谈得相对较少,即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触目惊心的反差:辉煌与凄凉

  

  作为苏共掘墓人的叶利钦,1989年3月是以89•44%的压倒多数选票,也就是说,他是在选区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下,击败了苏共的正式候选人,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在他宣布退党后,又以压倒优势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1991年的“8•19”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1000多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

  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

  《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政论家谢尔盖曾写道:“由于种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人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千古之谜。目前没有谁给这个谜作了明确的解释。”谢尔盖不解地说,“看来……是一些正常的人……而现在却像盲人一样,蹒跚地走向深渊。”

  是这个民族缺少政治激情吗?不是,就在同一世纪的初年,群众革命的浪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卷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时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前夕,共产党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于是临时政府就到了众叛亲离的末日。据说,当时派出一支500人的精干队伍就可以攻占起义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然而,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派不出来。我们在《列宁在十月》这部历史巨片中看到的场景,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当起义队伍像潮水一般地涌进冬宫大门时,只有为数寥寥的士官生做螳臂挡车式的无效抵抗。

  还有中国观众熟悉的《列宁在一九一八》,也真实地再现了党的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列宁遇刺后,发疯的人群几乎要把刺客撕成碎片;忍饥挨饿的工人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列宁病情公告……这些过目难忘的画面,同73年之后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黯然离去时人们所表现出的惊人冷漠,反差多么鲜明!

  苏共创业时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其原因,必须从她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

  

  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的蜕变

  

  曾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靠三个口号上台的: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加在一起,反映了参加二月革命的工农兵群众的基本的、也是迫切的要求,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却以所谓国家利益来拒绝下层人民的“狭隘利益”,于是,群众纷纷转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所执掌的力量微弱的新政权才能在国内反革命势力和14国武装干涉的围剿中站稳脚跟、巩固阵地、发展壮大。也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封锁中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达到西方国家用了整整一个时代才实现的工业化。

  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危急形势下也有过一些失误,如无偿征集余粮引起农民暴动,肃反扩大化伤害了知识阶层,还有在白军逼近时枪决沙皇全家损害了红色政权形象……但作为心底无私、襟怀坦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一旦发现错误,就坚决纠正,最有名的就是他用新经济政策取代军事共产主义,为苏俄经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列宁还十分注意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和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1919年,在给动员上前线的共产党员的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在俄罗斯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1922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特别作出规定,要求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入党看作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斯大林为苏联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完整地贯彻列宁的这些重要思想,而是把一些特殊形势下的临时性措施固定下来,并在有的方面走向极端。

  比如,革命胜利后列宁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却把委任制作为任用干部的惟一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由于被选拔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必然使人们逐渐失去共产党掌权之初的那种“主人翁”感。

  再如,列宁强调党的思想统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斯大林则把“思想统一”引申到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具体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有苏共领导人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改革计划工作,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农村也出现要求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放到作业组,并自负盈亏,使个人劳动和物质利益挂钩的提议。这些都是当时苏共从事经济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反映的,也是符合生产发展要求的正确意见,令人痛心的是,提出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而提出意见的苏共干部,还因此获罪。

  还有,受当时环境的限制,列宁不能不较多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这是必要的,但也带来隐患。列宁在晚年,已经有所察觉,他逝世前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人民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如何加强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而斯大林却由权力高度集中,走向个人专断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就严重地窒息了民主空气,损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特别是在随之而来的“大清洗”中,错整了苏联各民族大批的优秀儿女。这期间共有多少人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总之数字十分惊人。这不仅给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很大危害,并产生了社会上、道义上和心理上的严重后果。苏共在当时还使用了残酷的体罚和肉刑,大搞逼供信,殃及亲友,造成无数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会气氛……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能说与“大清洗”的后遗症无关。而今天的民主派也正是通过不断渲染这段历史来吓唬老百姓,利用人们对回到“斯大林专制时代”的担心,和今天的俄共争夺选民。

  可以这样讲,苏共党群关系的巨大裂痕,正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的。

  

  特权、腐败使苏共渐失人心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尽管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重大的改善和进步,但领导集团脱离群众的倾向不但未得到纠正,而且有所发展。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因贡献大小和责任不同存在待遇上的差别也是正常的。十月革命初期,曾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使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目的是要把这作为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这种做法,人民群众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这类待遇还只限于少数高级领导人范围,差别也不悬殊,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当高层和中层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相比享有越来越多的各种福利时,“向上爬”的官本位意识也必然随之强化,搞到后来,苏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这些条例、规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无关,而是为了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定拥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或是说查无实据,或是说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1980年至1983年这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

  提拔亲信和保官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党的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进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和美国搞军备竞赛,用核导弹代替黄油,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众不满。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苏军年轻士兵死伤人数高达3万人,千万个失去了儿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难归咎于当时的政权。

  

  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恶果

  

  另外还有一个不能不谈到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出现理论和实践的不一致,人民的承受能力远远低于其他社会制度。

  就拿平等问题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也讲“主权在民”,但在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公开宣布的却是股同权同的金钱平等,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老板和雇员之间,是没有平等可言的。而在苏联,人们从小就被告知自己生活在工人国家,没有剥削和压迫,苏维埃国家公民人人平等,苏维埃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人们对于社会平等的诉求就更强烈,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和腐败行为就更敏感也更反感。

  而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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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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