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十年风雨情——我与乔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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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  

花魂·树魂

七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谁说草木不通情》,里面写了我家院中的柿子树和梨树。尤其是写了那棵被冠华拯救下来的梨树。我对这两棵树倾注了许多深情!后来柿子树北边垂在我们卧室窗外的那大枝干莫名其妙地枯死了,断裂了。这枝干自从挂果以后,不管大年、小年,它总是结一对硕大的并蒂柿,从青绿到橙红,就挂在窗前。冠华视之为珍宝,谁都不许碰,一直到熟透时,他才亲手摘下,还要在床头挂几天。一直到我说再不吃就要掉下来,软柿子会摔烂在床上的,他才同意一人一个吃掉。我不爱吃柿子,但这对并蒂柿却是每年都要吃的。然而这枝干突然随着钟爱它的主人去了,我少了一份触景生情的痛苦却多了一份凄凉和惆怅。再后来的一个春天,那棵被冠华拯救但在他离去之后死去一半的梨树也默默无语地死去了。我刚发现它死去时异常激动,为什么造物主要夺去我这点点滴滴的回忆!时间长了,我又忽然悟出这恐怕是冥冥之中的冠华神灵犹在,它有意迁走了那结并蒂柿的枝干和这半棵梨树。他不妨看到我受回忆的折磨,他要我摆脱阴霾,坚强起来。

可现在,在他离去十年之际,我又记起了院中两棵榕树,那不也是冠华拯救的吗?1974年,冠华迁入我家这院子的时候,当时的外交部保卫部和总务司建议“为了部长的安全”改造大门,把原来的漂亮大红门封死,从前院临街房屋打开一个新的铁门,还要砍去前院的两棵榕树,以便部长的汽车可从大铁门直接开进院子而不必在大门外下车。我自然是不赞成的。如果大门改变,这房子的结构就破坏了,而父亲当年是力主保存这院子的一切风格的。但冠华当时官大,要由他作最后决定,而我料想他不会同意。果然,他态度十分坚决。他说:“毁掉这四合院的结构简直是犯罪!”他说:“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紧张,哪里有那么多敌人!谁会来暗杀我?共产党的官为什么怕见到群众?!”他说:“这么两棵漂亮的树怎么可以砍去?”总务司、保卫部只好让步,此后,除了有时从车库上车、下车,一般他早早晚晚都在门前下车,与街坊邻居打打招呼。那时胡同里年龄稍长的男人称他“乔老爷”,年龄稍长的大妈大娘们一般都不直接和冠华对话,她们称我“妞她妈”,叫冠华“你们老头儿”。直到今日,胡同里一些老人们仍会拉住我的手絮絮地念叨当年“乔老爷”进出胡同的情景。

我从回忆中醒来,不觉深深地叹息。这一切难道是真的?悠悠岁月已流逝了20个年头。望着镜中的自我,不论人们如何称羡我“永葆青春”,我知道那是我的精神在支撑,而无情的岁月毕竟留下了比比可见的白发和缕缕的皱纹。我又想起当年冠华的花白头发几乎也是这样,而我那时却是满头青丝。有朋友建议冠华把头发染黑,他大笑,说他不干这蠢事。冠华说周南形容他的头发颜色是“Romantic Grey”(浪漫的灰色),他特别欣赏。又有一次,我发现了一根白发,大惊小怪地对冠华说:“不得了,我有白头发了。”他却“幸灾乐祸”地说:“好极了,最好多一点,你也会变成Romantic Crey。我们的颜色一样了,我更高兴。”如今,我真的变成Romantic Grey了,可冠华又在哪里?打开我珍藏的檀香木盒子,取出冠华去世后我托吴蔚然院长替我剪下的他两鬓的两缕灰白头发,这是我唯一保存的冠华身体的一部分。我默默地对他说:“快了,我也快是你喜爱的颜色了。”

前些天,冠华的老友宫达非同志劝我要活得洒脱一些。他说冠华逝世已十年了,我不能总是折磨自己,对他难以忘情。我说这些年以来我好多了。不过感情这种东西是无法用道理去控制的。我也希望多摆脱一些,忘却是不可能的,但我愿把对冠华的记忆埋得更深一些。我说今年是他逝世十周年,我想写一篇长文章,把他和我的故事告诉人们。然后我希望此后的十年我能活得更轻松一些。

天上人间

1983年9月22日北京医院乔冠华病历的最后一页如实地记载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83—9—22上午神志不清,不会讲话,叫不应,尿床,昏迷状态,口唇发紫,呼吸28,心率120,吸氧。

用药后9:00神志清楚,叫能应,点头或摇头。9:40何英、朱大姐来看时,神志清楚,还笑了一下,走时还招手告别,并从夫人手中喝了几口白蛋白。

9:45呼吸减慢。9:50呼吸停止,作人工呼吸,请麻醉科高主任插管,维持呼吸,给氧。

10:03心脏停止跳动,两侧瞳孔放大,抢救至10:40心脏按摩十分钟仍无效而死亡。

死亡原因:晚期肺癌,呼吸衰竭。

抢救时,顾主任、钱主任、沈主任、李护士长及部分护士同志参加。逝世后,由郭副院长及钱主任送至太平间。

病历中最后的句号成了冠华轰轰烈烈一生的休止符。他就这样离开了我,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离开了他眷恋的人间。他带走了我对他的爱,也带走了他的许多未了之情,未诉之冤。他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和孤寂,也留给我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要把他尚未来得及说完的话告诉始终在关心他和我的众多善良的人们。

直至今日,每当中秋节来临,我总禁不住心的颤抖。1983年的9月21日晚是冠华在人间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也恰巧是那一年的中秋之夜。他已多日断断续续处于昏迷状态。

半夜3点多,当我趴在床沿上昏昏沉沉,似睡非睡时,我感觉他无力的手在抚摸我的头发。我猛醒过来,抬头看,冠华果然微微地睁开了眼,张嘴想要说话。我为他擦脸,喂他喝了几口水,此时他精神似乎好了一些,举手要我坐在床沿边的椅子上。他握住我的手,竭力想说话,却只有喉头沙哑的声音,不能成语。我把一块月饼切成两半拿到床前,对他说:“今天是中秋节,我买了月饼,我们分一块,你尝尝。”冠华都听懂了,艰难地微微笑了一下。我把切开的月饼送到他唇边,他动了一下嘴唇,碰了碰月饼,点头表示他尝过了,又指指我要我吃。我把他刚刚碰过的地方咬了一小口,却难以下咽。冠华此时又在挣扎着说话,他用颤抖的手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嘴唇不断在颤抖。我趴在他唇边,听到他喉咙里的声音说“你……我……十年……”接下去听不清了,他又用手比划,加上十分微弱的含糊不清的嗓音,我听出他的意思是说:“你和我,十年了,苦了你。我要说的话你都明白。”

我见他如此吃力,心都碎了。当我用手巾替他擦汗时,我猛然发现他的眼里滚动着两颗晶莹的泪珠正悄悄地滴在枕上。他是个坚强的人,一生很少流泪。此时此刻,他知道诀别即在眼前,他难舍我们十年的患难情意。我知道他有干言万语,此时却无法说出来。我强忍泪水,伏在他耳边说:“我一切都知道。你会好起来的。不要说了,你想说的一切我都明白。”冠华宽慰地点点头,不久又陷入昏迷。

我望着昏睡状态的冠华,想起那天下午所发生的一切。那是他最后异常清醒的一段时间。许多朋友知道他病危纷纷赶来看他。当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央走进病房时,我凑在他耳边对他说:“仲勋同志来看你了。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央讲,是不是都对仲勋同志说?”

在此半年多以前的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央曾委托习仲勋、陈丕显两位同志在中南海约冠华与我谈话。会见十分亲切,他们谈了许多往事。习、陈两位又详细问了冠华的病情。最后,仲勋同志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丕显同志讲到他本人受过委屈的不公正对待并说:“我们入党几十年,差不多都经过这样那样的挫折,受过委屈,你也不要计较了。你有那么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业多做工作。”他们两位还征求冠华对工作的意见,说外交战线需要他发挥作用,十天半个月就可定了。冠华非常激动。尽管当时他知道癌症已经扩散,但他说虽然他病了,但他还是渴望投身工作,最后为党做些贡献。后来听说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阻力,最后冠华被安排在对外友协任顾问。因为有仲勋同志半年前那一段谈话,所以我以为冠华还会有话要对仲勋同志讲。但没有想到他只是微笑着对仲勋同志打招呼说“谢谢你来看我”,然后侧过头来轻声对我说:“不说了,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一切已退,生命已到尽头,何必再说!我知道他的心是坦然的,但也是凄凉的。

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送仲勋同志离开病房时,走廊里集聚了许多朋友。此时夏衍同志从门口急匆匆拄着拐杖走过来。我马上请夏公先进去。冠华见到夏公脸上汪起一阵喜悦。他拉住夏公的手,不等夏公开口就清楚地说:“两次,1958年,我就说过‘留取丹心照汗青’。1968年,你进去了。我没有更多要说,还是这两句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段完整的话是冠华留在人间的最后遗言。我知道在他弥留之际的半夜对我想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他说的“两次”,一次是1958年他在外交部被错误批判为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一次是1976年的冤屈,他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不论这两次斗争给了他多少磨难,他对党、对人民、对国家却一片丹心,始终不渝!岁月的流逝不会使冠华的一片丹心黯然失色,反而会越来越光照人间……!

冠华逝世的当天下午,他的老友胡乔木同志从外地发来了唁电。我当时读着电文,禁不住泪如雨下。那些年当冠华处于逆境时,他从未去找过身居高位的老友。但他们毕竟是半个多世纪的战友,同喝家乡水,同出清华园,同用“乔木”名,乔木同志是深知冠华的。他当时的唁电全文是这样的:

炳南同志并转含之同志:

惊悉冠华同志于今日逝世,不胜痛悼。冠华同志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晚年遭遇坎坷,方庆重新工作,得以博学英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被病魔夺取生命。这固然是党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个人失一良友。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后的诀别,实深憾恨。谨希含之同志和全体家属节哀。

胡乔木

特殊的送灵客人

11日25日,对外友协主持了冠华遗体告别仪式。冠华生前的各界朋友来了六百多人。因为免去了官方安排仪式,因此来者大多是自愿来向他告别的,气氛真挚、悲切。对我来说这是心灵最难忍受的痛苦。整整三个多小时面对再也不能说话的亲人遗体,这种折磨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北京的10月本应是金秋时节,这一天却从清晨起就淅淅沥沥秋雨霏霏,上天与我同悲,更增添心头万般凄楚。仪式之后送遗体去八宝山。送的人很少,除了家属和友协的人员大概只有一位很特殊的送灵客人,那是陈毅同志的女儿从军。我没有想到她会去,但她说她哥哥吴苏因重要会议不能去送,关照她务必送冠华到八宝山,因为冠华和陈老总生前的友谊是不寻常的。我十分感动,自然也想起冠华生前多次对我讲过的他与陈老总的情谊。冠华多次对我说,陈老总是他最敬佩的老同志之一。他说老总襟怀坦荡,毫无私心。他对同志真诚、恳切。老总身居高位,对下级平等相待,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判断或做法不妥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对下级承认自己的失误。冠华给我讲了以下这段他终身不忘的历史:1958年陈老总来外交部接任外交部长。当时部内正在搞反右倾运动,冠华是重点批判的对象。陈老总初来时听信了汇报,认为冠华是外交部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部党组连续开会批判冠华,说得都很重,因为1957年时冠华就险些成为右派,那时他被批判为裴多菲俱乐部主要成员。后来是因为周总理保了他,没有打成右派,否则他的才华早在当时就会被埋没。没料到一年后出了庐山会议接着批右倾,他又成了目标。陈老总在党组会上曾经批判冠华是赵匡胤式的人物,“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运动后期,冠华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冠华对我说:“那一次也很厉害,鬼都不上门了。有些人本来关系很近的,甚至是近亲,都不来看我们。”然而,大约一年之后,陈老总在实际工作中观察、了解了冠华,认为当初对他批错了。于是,他找冠华谈心,坦率地对他说当初他来外交部时认为这里知识分子成堆,乔冠华是其中的突出人物,桀骛不驯。老总说他听了部里反右倾运动的汇报,就想一定要把乔冠华的傲气打下去。现在回想,这是错误的,希望冠华不要计较。冠华说一个老同志、政治局委员,能这样向下级坦诚地说整他整错了,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从此他们成为工作中默契配合的上下级,生活中无话不谈的挚友。1971年陈老总处于逆境,肠癌手术后住三○一医院治疗。当时的三○一为林彪集团控制,医护人员对陈老总态度极坏。冠华这年5月下旬因咳血肺结核旧病复发也住进了三○一。此时已是珍宝岛事件后。柯西金与周总理机场会谈决定中苏开始边界谈判,冠华被任命为中方团长,从而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他在住院时能看到各种文件,因此也能把很多信息告诉陈毅同志以及当时处于监护住院治疗的廖承志同志。有时冠华还让司机偷带些酒菜到病房与陈老总共饮。他们两人性格如此相近,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们真正成为莫逆之交。

这年7月,冠华出院,陈老总还在医院。9月13日,林彪出逃,机毁人亡。冠华是最早知道的,因为当天总理召集会议起草谴责林彪叛国的声明,准备在林彪到达莫斯科时发表。15日凌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告诉大家,林彪座机已坠毁温都尔汗。一时群情激奋,人民日报的崔奇同志坐在冠华身边,随手写了一首短诗:“黄沙有幸传喜讯,白铁无辜焚佞首。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后来崔奇同志给我写了个说明,其中说:“后两句是杜甫的诗,因冠华曾在1963年7月写的一篇反修文章中引用,受到主席称赞,故我给他看。他看了会心一笑,随后拿起笔来在一张纸条上另写一首打油诗和之,七步未止,四韵俱成,我那几句实为抛砖引玉之砖矣。”冠华的四句诗是仿唐人卢纶,略改数字,出新意而回赠崔奇:“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后来郭沫若同志读此作,赞不绝口,书录后赠冠华:“唐人卢纶有‘塞下曲’四首,其第三首云:‘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冠华同志仿之,另成新曲一首(乔诗略——作者)。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应命,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庆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拍案惊奇。1973年2月16日郭沫若”

冠华得知林彪下场的第二天一早就匆匆赶到三○一看望陈毅同志,他兴奋地说:“老总啊!出了大事,也是好事!还是你常讲的话应验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现在,我有纪律在身,不能尽情告诉你。中央很快就会传达的。”陈毅同志十分激动地说:“老乔,有这几句话就够了。党的纪律,不该现在说的你不要说。”

这年11月,中国进入联合国,举国欢庆。主席、总理推荐冠华出任第一个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总理为首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去机场送行。行前,陈老总设家宴为冠华送行,在座的还有叶剑英同志和王震同志。陈老总语重心长,谆谆嘱咐冠华任重道远,多加保重。但是,第二年(1972)秋天当冠华再去联大开会时,陈老总已离开人世八个月之久。想到一年前与陈老总的欢聚,如今已成故人,冠华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在他出发前夕,写了下面这首诗,悼念他敬重的陈毅同志:

怀人

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柳。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今年出国时,景物仍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

冠华后来加注曰:“1971年5月27日至7月10日与陈毅同志住‘三○一’朝夕相处。‘九·一三’事发,皆大欢喜。1971年10月底11月初,陈总邀叶帅、王震及我共饮甚欢。不久,陈病复发,1972年1月6日去世。”

后来,大约1981年时,南京军区写作组撰写“陈毅传”时,其中外交分卷“元帅外交家”有很大部分是小鲁(陈毅同志的幼子)带写作组访问冠华的材料。冠华说:“我能为这本传出点力,也是为陈老总最后作点贡献。”

陈毅同志的孩子中吴苏最长,我想他较多知道他父亲与冠华的不寻常友谊,因此嘱咐妹妹从军代表他送冠华最后一程。

三天后的10月29日,我去八宝山领回冠华的骨灰。我把冠华的骨灰安放在我的卧室里。骨灰盒是我特意定做的:用黑色的大理石,由他的好友丁聪设计,苗子写字,一面是:“冠华安息1913—1983”,一面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初见冠华

我第一次见到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的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

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学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口的斗争:“造反团”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些“老保们”自然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论、对骂不休,而争论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见过这三位有争议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就在这喧嚣一时的派仗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商品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时我直觉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

“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

“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想像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像一个学者。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写“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

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到我第二次再见到冠华时已是四年后的1971年暮春。1968年我在外语学院第二次受冲击,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在忍无可忍的心情下,我上书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派了八三四一部队来解决外语学院矛盾。后来到了1970年,毛主席派我去湖北沙洋干校搞外语教改并指示说教改工作结束后要调我到外交部。1971年3月,我在干校接到调令,于3月31日到外交部干部司报到,分配在亚洲司四处分管南亚次大陆。

就在我调入外交部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急匆匆地从一楼办完事要回四楼办公室。那天上午电梯坏了,大家只好爬楼梯。我刚迈上前厅的大楼梯,抬头看到有一瘦长个子的背影在前面扶着楼梯把手艰难地一步步往上爬。从背后看他略弯着腰,似乎是位老者,我想这大概总是什么领导吧!他的后面有三四个上楼的部内干部,全都慢悠悠地跟在他身后,居然谁都不去超越他。我觉得这个“队伍”好奇怪。于是,我抬腿准备跑快几阶超过那位吃力地爬楼梯的“老人”。突然,一位认识我的人一把抓住我说:“别跑!前面是乔部长!”我惊讶地问她:“哪个乔部长?”她说:“外交部还有几个乔部长?乔老爷,乔冠华你还不知道?”我更惊异,我问:“他多大年纪?怎么这样老态?”她悄悄在我耳边说:“其实他也不算老,还不到六十呢。他夫人今年初去世了,对他打击很大,本来他身体就不大好,这个打击太大,

病了一阵,我们都很替他难过,所以谁都不想超过他上楼。跟他打招呼,他要说话,更累,也真不巧,怎么电梯坏了。”我抬头望望那佝偻的背影,心里不禁产生一丝同情。此时,我的身后又压了几个上楼的人,像无言的默契一般都静静地跟在后面。一直走到三楼部长们办公的那层楼时,冠华略略回过头来,见后面压了一串人,他大概是带有歉意,抬手向大家致意,勉强笑了一下,但气喘吁吁,神态伦凉。接着他转身慢慢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这是我到部里之后第一次见到他,我不禁想起那次文具店的偶遇。他苍老了这么多,真是令人感慨!

毛主席的佳句

经过了这场感情的暴风雨之后,我和冠华迎来了春暖花开的1973年4月。这过去的一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外交战线也是硕果累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双方决定互建联络处。当年9月,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中日建立邦交。与美、日外交关系的打开改变了当时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外交出现了空前繁花似锦的时期,与东南亚各国纷纷开始建交谈判。在这一连串的外交成果中,这年4月廖承志同志应邀率庞大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同时韩叙同志奉命赴华盛顿组建中国驻美联络处。相应地,美国政府于同时派助理国务卿詹金斯来北京商谈建立美国驻华联络处。冠华为他所献身的外交事业的成就兴奋不已,也十分忙碌。我们见面时间虽很少,但心中都有一曲美好的歌。他真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因为忙,他见不到我,他会在中午干部下班时站在他办公室那临街的窗户前等我下班取自行车回家吃饭那一瞬间看看我的背影。有一次正值春雨连绵,晚上他打电话来说:“今天中午看见你穿的雨衣太短了,骑车挡不住雨,要着凉。再说也很不好看。买一件长的吧。真讨厌我这个人没有自由,不然我陪你去买。”我笑他太不了解民情,那是当时品种少得可怜的商品市场推出的新产品,雨衣分上衣和雨裤。我离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裤。冠华说那叫什么新发明?穿上雨裤很臃肿,更难看,千万不可穿!

这些电话给他、给我都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那时正值冠华与美方詹金斯谈判比较顺利,他高兴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的前三句,念给我和其他参加谈判的同志听,说他征求第四句。当时中、日已经建交,廖承志同志正率领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团访问日本,而日本的4月又正值八重樱盛开的季节;在地球的另一端,韩叙同志恰好正在华盛顿商谈建立联络处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馆名为“五月花”(May Flower,1620年,英国约一百余名受宗教迫害的教徒乘名为“五月花”的船飘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在普茨茅斯登陆,成为最早的英国在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所以冠华的头三句打油诗是这样的:

八重樱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韩大哥。

欢欢喜喜詹金斯,

……

他问谁能想出佳句填最后一行。当时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喜上眉梢乔老爷”,有的又说是“洋洋得意乔老爷”,冠华都说不好。一时就搁下了。没想到过了一日,毛主席召集会议听取中美谈判情况。那天,毛主席兴致很高,大家也很放松。有人说外交形势大好,乔老爷诗兴大发,写了三句打油诗,可惜还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说:“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大家齐声说好。主席笑着说:“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于,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

‘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

在场的都懂得这段故事,于是大家开怀大笑,说主席这两句真高明!原来毛主席讲的是冠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一段遭遇。1967年,外事日造反派掀起了“打倒陈、姬、乔”的高潮。他们逼迫姬鹏飞同志和冠华到热闹的市中心去卖造反派的小报。内容是打倒自己。冠华分配的卖报地点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开头两天有造反派押着去卖。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就把一摞小报分配给冠华,命令他卖完后回去报告并交款。开始时,冠华曾好言与造反派相商说他还是个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王府井叫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造反派当然不会接受,因此当“造反战士”不再监督时,冠华马上想出了好办法。他点了一下小报的份数,并按两分钱一张算出总价,即他应当交付的钱数。待到押送他的造反派刚刚走出视线,他就找了一个街角落,把整摞小报往地上一放,他自己也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慢慢踱回部里,把他从小酒馆用整票子换来的零钱上交造反派说是卖报所得,而且每次都要多交几角钱。于是,造反派讽刺地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后来,这个“乔老爷王府井卖报赚钱”的笑话在外交部流传甚广,连毛主席都知道了。主席幽默地把它填进了冠华的打油诗,使之堪称一绝。

父亲长逝

6月中旬,我随团出访南亚归来就病倒了,在家休息。父亲已在一个月前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92岁的高龄去了香港,最后一次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而努力。房修部门趁父亲不在京,大修房屋,我暂时住在门口传达室。一天中午,冠华没有打电话通知我就在下班时急匆匆来看我。我猜是出了什么大事;因为一般情况他中午都要回家午休片刻。没有等我问他,冠华就带着迷茫的神色对我说:“今天早上开党组会传达了一件事,和你有关,要你自己决定。主席昨晚指示,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女大使。他点名说他的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可以派到加拿大这些英语国家。这对你自然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会很成功,我就是不知道我们的事怎么办。”我顿时愣住了,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当时这类大事通常都会由我的“通天朋友”先打招呼,而这一次我却一无所知。我面对冠华,他似乎没有什么表情,但我知道这时他的内心正翻腾着波澜。他多么希望我们很快有自己的家,但由于他的地位,假若我被派往国外,他自然不可能和我一起前往。三年五载我们将长期分离,而冠华那年已是整60岁了。

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时此刻,当我弄明白这不是玩笑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要考虑一下、权衡一下得失的想法,脱口而出就对冠华说:“我不可能去国外工作。我既然对你做出了承诺,我会遵守我自己感情的选择。你已不年轻,我不会离开你。如果在我们两个人之间需要有一个为爱情做出在事业上的牺牲,那当然是我。尽管我对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接近你的成就。所以我会心甘情愿把你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我知道你需要我,我留在国内也同样有许多事可做。”冠华的眼眶潮湿了,他激动地承认:“我今天上午思想混乱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的心太纯了!我怕我太自私!”我说:“我从小生活里缺少温情,总是求而不得。我很珍惜你给我的这份爱。有此足矣!”冠华默默地看着我,取下眼镜,要擦眼中滚动的泪水。我接过他的手帕,替他擦干泪水,我说:“你不是说为了这份爱,你可以不当这个部长,这都是身外之物吧?既然你说服了我,我也可以不当这女大使。”

后来,冠华说这是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关怀,怎么能不接受呢?我说这事只能由我自己向主席报告。我的前半生得到毛主席许多关怀,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没有按主席的指示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毛主席一定是不高兴的,可能是应了他批评我的,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出息”。很多年过去了,当20年前的一切都已成历史的陈迹,当我已失去了冠华,失去了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剩下我孤单单的独自一人时,我也曾饱含辛酸地回首当年,不知道如果20年前,我作了另一种抉择,今天又会如何?残酷的命运似乎从我降生之日起就开始捉弄我!

1973年的夏天是个“多事之夏”。正当我面临种种压力时,7月1日凌晨父亲又在香港逝世。在此前两天的6月29日,周总理通知我,香港方面报告父亲病危。总理立即指示组成医疗小组,并派专机护送父亲立即回北京,要我们7月2日启程。但是7月1日的凌晨3时左右,冠华给我来电话,外交部值班室先通知了他父亲的噩耗。我从睡梦中被电话铃惊醒,马上直觉到出了大事。我抓起电话,传来了冠华沉重的声音。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他说:“我告诉你一个不幸消息,你一定要顶得住,行老刚刚在香港去世。我现在在叫司机,马上过来陪你。”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但我仍然接受不了这现实。我颤抖着哭了起来,我说:“就差一天了,为什么没有等到我和妞妞去!他最爱妞妞!”冠华说:“你千万别太激动,老人家毕竟93岁高龄了。我马上来!”此刻,我清醒了一些,我坚持说他不必来看我,我会冷静的。那时冠华政治压力极大,要做“检讨”,工作又忙,凌晨跑到我这里陪我到天明,难免又出闲言碎语,我们那时还未结婚。冠华拗不过我,叹气说:“你这个人有些事那么勇敢果断,偏偏有些事又那么顾虑重重!”挂下冠华电话后,马上就接到了值班室电话,说周总理指示由连贯同志作代表同家属一起赴香港料理父亲后事。香港先开追悼会,骨灰由专机迎回北京再开正式追悼会。值班室并通知我当天下午在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筹备会。

放下电话后,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心里一片慌乱。我一直认为父亲在我的生活中并不牵连多少感情。如今他真的离去了,我才突然感到我是他的女儿,他的逝去使我心中的世界塌陷了一块。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待天明,我和父亲的种种往事都浮现出来。我们之间从没有父女深情,因为在我童年时代他就去了大后方重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住在殷夫人那边,我只在下午放学回来偶然见到他。我的少年时代是极其孤寂的。父亲忙于他的律师公务和应酬,母亲忙于社交,几乎天天打麻将到天亮。我早上去上学,她刚刚睡觉。我下午放学,她又在麻将桌上,或出门赴宴。孤独的我常常几个小时地坐在楼顶平台上看小说,看天空,看自由飞翔的小鸟。星期天上午我最大的愉快是去长乐路天主教堂做礼拜。家庭对我来说只是个嘈杂的房子,只有神父的布道和唱诗班的歌声才带给我宁静和梦幻。1949年我随母亲迁来北京后,与父亲才天天在一个家庭中生活。但我已培养不出那种父女、母女的舐犊之情了。我很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想去朝鲜打仗,想去三门峡造水电站。只要为了革命,我毫不留恋这没有多少温情的家。到了60年代初,是毛主席教育我要正确对待父亲,他说血缘关系并非人与人之间决定亲疏的唯一依据,我不应忘记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此刻当我意识到再也见不到父亲时,他对我的那些点滴关怀都记起来了。在我上大学时,周总理有一次去看望父亲,父亲把我的一张照片送给总理,请总理关照我。后来,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询问我的情况。我知道后反而对父亲很生气,我说我不想当民主人士的女儿,受照顾,我要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走自己的路。父亲到了晚年很想弥补我们之间的感情,但却不知道为我做些什么才好。1972年,父亲有一次病重,住在北京医院,有一段时间,神志不清,我天天去看他。以后他病情好转了,有一天,我送家里做的饺子给他。父亲吃完后叫我坐在他床边,非常动情地对我说:“这次我病得很重。有些话我要对你说。我觉得对不住你。你的三个哥哥中,二哥你没有见过,他死得太早,他是很聪明的,可惜了!三哥和你们住在一起,你知道他精神有病,也早死了。你大哥是我花的心血最多的。他一直在我身边,但他一辈子没有做成一件事,章眉从小随她母亲去了香港,我也顾不上。章家到最后有出息的只有你。可是我一点都没有为你做点什么,你是靠自己奋斗成才的。我到这个年纪,最有安慰的只你了,总算我章门有幸。以后你大哥,你眉妹还要你照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动情,一时不知何以作答。我和父亲之间从来没有这样开诚地谈过话,我只是要他好好休息。他那时耳朵已经完全聋了,我写下来给他看,要他放心,我不会辜负他的期望。他宽慰地点头。这一切在当时是些生活中的琐事,而今父亲离开人间20年了,我才觉得幸亏有那次谈话使他得到些许安慰。

这天下午,我去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的会议。天下起雨来,下得很大。下午4时左右,会议结束时,外面已是瓢泼大雨,天阴沉得厉害。我父亲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过一番不寻常成就的人物,所以老天也为他的逝世而悲恸!父亲本质上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一生曾有多少钱财经过他的手,但他自己却两袖清风。有一次他对周总理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也是你们无产阶级哩!”而他一生又尽其所能,帮助过多少需要帮助的人!记得解放后,靠工资过日子了,母亲限制他接济别人。父亲却总有什么办法从其他阔朋友那里弄点“私房钱”放在写字台抽屉里,有生活桔据的老朋友或要求帮助的年轻人来求助,他总是慷慨解囊。

记得报上刊登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有一天来了一位中年人,进门就朝父亲遗像跪下痛哭说:“恩师,我来晚了,没有见您最后一面!”后来,他告诉我,50年代中期,他是个不满20的年轻人。为了寻求深造机会,他从家乡湖南长沙的一个县城不远千里到北京找到我的父亲,那是三九天气,北京十分寒冷,他却还穿着南方的薄棉衣。父亲不仅见了他,还与他长谈,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最后,父亲不仅资助他的住宿生活费,还把自己的棉袍赠他御寒。后来父亲又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杨秀峰同志,推荐这个年轻人上大学。几年后,他学成分配到一个省的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他从报上看到父亲逝世的消息后就立即赶来北京,但追悼会已过。

想到这一件件往事,我心头说不出的惆怅。

在小平同志领导下

1974年的早春是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批林批孔”的矛头直指周总理。接着,什么电影《中国》事件、江青给外交部信件等等层出不穷的风波把个外交部搅得一团糟,那本应是我们度蜜月的佳期,我们却天天应付这层出不穷的风云变幻。一天下来真正是精疲力尽。冠华1971年上半年曾因肺结核吐血住院,出院后瘦得很厉害,身体也虚弱。尤其到冬季,年年都要犯咳嗽气管炎的旧病。我和他生活在一起以后才明白那主要是因为他一年到头,天天晚上要被特急件叫起来一两次。冬天气温低,从热被窝中起来接文件,批完后再回去接着睡,他虚弱的身体自然是经不起的。我们结婚之后,夜里都由我替他接文件,他可以在床上阅批,避免了受风寒。因而这一年他竟没有犯老毛病。有个安定的家对于冠华来说是艰难日子中最大的安慰。

这时,政治形势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机。在周总理决定住院手术之后,毛主席断然决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政府的工作。昏昏然的天际出现了希望的光亮。4月,主席点名建议小平同志率团参加特别联大会议,并指定冠华协助。主席的决定来得突然,但外交部一片欢欣。压在人们心头将近一年的疑云消失了,在为周总理病情无限焦虑的同时,小平同志的掌政总算给人们一丝希望之光。冠华情绪大振,仅用了三天时间协助邓小平同志写出了特别联大的报告,其中根据毛主席的精辟分析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新观点,在联合国大会上激起了会员国强烈的反应。这是一次极其愉快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在短短的一周内会见了许多国家的与会团长,引起世界的注目。冠华作为小平同志的助手心情极好。那时邓小平同志有早起早睡的习惯。可是冠华却恰恰是晚睡晚起。不过他却信誓旦旦地保证他7点钟能起来吃早饭。结果当然常常起不来,有好几次邓小平同志到了7点钟就从十层长走廊他卧室的一头散步到长廊另一头我们的卧室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叫道:“乔老爷,起来吃早饭了!”就在那次开会时,冠华说他那个“乔老爷”的外号是60年代时邓小平同志开始叫的,后来几乎变成乔冠华的代名词。我觉得除了周总理,冠华最为依赖的领导是小平同志。我相信小平同志对他也了解。所以当1975年底那场政治灾难来临,小平同志处境困难时,冠华彻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记得到1976年初,形势进一步恶化,冠华又去求助小平同志。我和外交部的几个同志焦急地等他回来。但冠华一回来就神情沮丧,我们急问怎样,他说:“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惫,写字时手稍有些发抖。以前从来没有过。我还怎么能麻烦他,给他增添困难呢!”据说在后来的灾难中,有人要置冠华干死地,把他关进牢房,是小平同志阻挡住的。再后来当冠华癌症开刀前,当时外交部的领导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护了冠华。尽管后来冠华始终未能见到小平同志,但他对在患难之时得到的关怀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那次特别联大,我担任邓小平同志的英语翻译。出发前,小平同志嘱咐我们说他的听力不好,翻译时声音要大一点。我平时说话就较为声大,所以我说没有问题,保证小平同志听得清。但现场翻译时,我还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终于有一天,我翻到一半时,小平同志回过头来说:“你声音放轻一点,太响了!”当时代表团传为笑谈。

从特别联大回来,形势完全改观。因为是毛主席亲自点将由小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所以即使中央内部那些捣乱成性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对。外交部终于又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这是一段难得的平静。虽然部内的领导班子的情况极不正常,没有集体决定的制度,没有部长的决定权,而是大事小事听命于“通天人物”的“传达”。

动辄呵斥教训,但大家相信只要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岗位,大的局面不会乱。

那一段时间,也就是1974年夏至1975年夏末秋初,也是我和冠华家庭生活比较平稳安详的一段,也许可以说是十年中唯一的一段!冠华的身体日益健康,体重恢复正常,脸色红润。他的生活也比较规律。有一次黄镇同志回华盛顿,冠华和我去机场送行。我在休息室外与部里其他同志聊了一会,进屋时,黄镇同志叫道:“饲养员来了!”众人大笑,我不知何意。朱霖同志笑着说:“我们大家都说老乔现在非常健康,好多年了没有见他像现在这样气色好。老黄说这多亏家里有个好饲养员,把这头牛喂得这么好。”

冠华无比珍惜我们这来之不易的爱情和我们这个家。每当劳累一天,回到家里,我帮他换上便服后,他总爱躺在他那张心爱的藤椅里,喝一口他最爱的碧螺春茶,要我靠在他身旁,轻轻拍着我的手,喃喃地自语着:“Darling,这多好啊!这是我们两人的家!”冠华用他自己的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记得1974年的6月初,我参加外交部下乡收麦。那时每年麦收季节,中央各机关的干部都要下乡帮助公社收麦。凌晨3时坐大卡车出发,天不亮就下地,要到下午收工。确实是强劳动,一天下来两条腿要疼好多天。司一级领导干部都带头参加。那一次我回到家天已擦黑,累得抬腿都困难了。匆匆洗了澡就躺在藤椅里再也动不了了。这时家里保姆送来一碗冰凉的绿豆汤说:“乔部长晚上有宴会,关照我一定要烧绿豆汤冰起来叫你回来喝。”绿豆汤冰凉爽口,但流入我心头的却是一股温情的暖流!我一生没有人这样心疼过我,父爱、母爱、夫妻之爱都汇入这小小的碗中了。

9点刚过,冠华就回来了。一进院子就听见他急匆匆的脚步和大声的呼唤:“回来了?Darling,你回来了?累坏了吧?!”我想站起来出去迎他,可是腿实在不听使唤,只好扶着躺椅的把手站起来。此时,冠华已快步直奔进房,一手把我按回躺椅说:“不要动,不要动,绿豆汤喝了没有?”我说喝了,很好。冠华这时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调皮神情说:“我给你带回来一样新奇东西,你猜猜叫什么?”我笑他那么兴奋干什么。冠华从他的两个中山装口袋里一手一个变戏法似地拎出两个浅棕颜色,形状大小似鸭蛋般的东西,放在我手里说:“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摸摸软软的似果子,但从未见过。我说不知道。冠华得意地对我说:“这叫Kiwi Fruit!我看到什么地方写到过这种水果。今晚新西兰大使宴会,最后上的水果是这个。我第一次吃到,就带了两个回来给你。”我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个做了件大好事的孩子,不禁好笑,我说:“你这堂堂部长,怎么人家大使请客,你捡了两个水果装在口袋里,这多不像话!”冠华理直气壮地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好东西外国人没见过的更多。我对大使说:“今天夫人去割麦,和农民同劳动。我把这两个果子带回去慰问她,告诉她这是新西兰的Kiwi Fruit,她一定高兴。’大使马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说就要这桌上的两个才有意思。也不用包,放在我口袋里才是我的诚意,大使连声说好。其实这个玩意还是从中国去的。中国人不吃不看,倒让新西兰人运到中国来!”说着冠华亲手剥开果实,里面是翠绿的瓤,黑芝麻般的籽,吃起来酸甜,很可口。多年之后,中国市场上才出现这种水果,名为猕猴桃!”

第二天,新西兰大使到底还是叫人送了两箱猕猴桃到部里给“乔副部长及夫人”。冠华叫值班室分给党组各位部长和领导以及办公厅值班室的同志。我知道后对冠华说他有时候情绪一上来,做事欠考虑。为我装这水果回来,人家大使又送两箱,这多不好,别让闲人说闲话。冠华满不在乎,他说:“这有什么?谁爱说就叫谁说。没工夫去研究每件事谁说什么。”

乔冠华就是这样一个风流洒脱,豪放不羁的脱俗之人。记得有一次我们顺访法国,在法国外长于爱丽舍宫举行的极为优雅的晚宴上,有一道菜是鸡腿。大家都温文尔雅,不出声响地用锃亮的银刀叉一点点地切着鸡腿肉,小口地往嘴里送。冠华从来不喜欢故作姿态,刻意装扮风雅。他从来都主张自然大方的风格。这一天他吃到一半突然很自然地对法国外长说:“西方人用刀叉吃大块肉实在不如我们东方人,把肉切小了再烧方便。如果阁下允许,我想像你们平时在家一样用手抓这个鸡腿,不知阁下认为如何?”法国外长也颇具外交幽默,他说:“阁下的建议实在太好了!如果您同意,我建议我们大家都下手吧!”一时,那拘谨的晚宴气氛变得十分活跃,中法双方都啃起了自己盆中的鸡腿。

来源: 《最后的采访》珠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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