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国际化趋势中的高教公平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91 次 更新时间:2005-05-08 20: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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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秉文 (进入专栏)  

  

  2004年英国学界和舆论界举国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辩论:从2006年开始,所有大学将取消国家统一学费收费标准,彻底改革贷款制度等,从而在根本上撼动二战后英国福利制度的最后一个支柱,为此赞成派和反对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美国,州立大学的改革也是风起云涌,纷纷要求摆脱公立的地位,要求授予“企业地位”和自由收费的权利。英美大学改革的目的从根本上讲,一是为了在激烈的国际高等教育竞争环境下提高本国的竞争力,二是为了摆脱财政窘境以弥补大学经费的不足,三是为了更大范围地实现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平性。

  

  我国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高等教育的改革,事实上走上了一条产业化的不归路。不管主观上承认与否,其积极效果是提高了效率,即在人均GDP刚刚跨入1000美元时就实现了19%的毛入学率,其消极效果是导致了社会不公或称“高教不公”,直接影响了社会和谐。

  

  2004年11月我到英国做了一个月的访问学者,详细考察其高教改革过程,访问了深深卷入大辩论的重要公共经济学家。结合自己的研究和观察,笔者以为,从正在进行的英美大学收费改革之中,我们恰恰可以获得解决目前国内“高教不公”的新思路。

   

  分析英美高教收费改革

  

  英国改革

  

  自二战后英国宣布建立福利国家以来,高等教育作为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学费标准定价始终没有放权。即使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对许多福利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始终没有触动高等教育体制。最近的一次改革在1998年,但学费定价和招生名额等还是由中央政府决定。之所以2004年的改革被认为是一次彻底的改革,是因为它最终下放了这两个权力,旨在彻底解决大学的财务窘境和资金来源问题。

  

  英国大学几乎都是公立大学,其资金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政府拨贷款,二是学费收入,三是外部资源。所谓外部资源包括海外学生学费、项目咨询收入、社会培训与短期课程、社会筹资、校友捐款和校园零售收入等六项。战后初期,政府拨款是大学预算的主要来源,构成了其大部分比例。但是,随着大学支出的不断扩大,这个比例逐渐“颠倒”过来:国家财政投入占其比例越来越小,“外部资源”份额越来越大。尤其是近20多年来,虽然政府对高校投入的绝对数在不断扩大,但高校的预算却与日俱增,来自政府的经费杯水车薪。以Warwick大学为例:1979~1980年度预算是2000万英镑,2000~2001年度预算为1.745亿英镑,增加了七八倍,但政府拨款在预算比例中却从60%下降到了27%,本国学生学费收入比例从20%下降到8%,海外学生学费比例从2%上升到7%,研究咨询收入占15%,“其他收入”从3%激增至43%。“其他收入”显然意味着从社会筹资。

  

  英国公立大学主要依靠社会筹资和化缘,否则就难以为继下去,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一个既成事实、是一个政府无力阻拦的大趋势。在这个事实与趋势面前,英国政府所给予的,只能是放松管制、下放权力,除此以外别无它途。其实,沉重的经济负担早已迫使许多高校学费定价在某些领域大门洞开,例如半职读书的学生、研究生和海外学生的学费等。

  

  英国2004教育改革除了扩大高校资金来源渠道、提高在全球的高教竞争力之外,还立足于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穷人和富人的消费能力是不一样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实行差别费率可以更好的适应不同群体和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能适应不同消费能力的社会各个阶层,这才是真正的社会公平,而不是相反;并且,只有这样,对国家、对校方、对学生本人、对学生家庭、对纳税人几方面都是有利的。给穷人以选择的权利,这是体现公平的一个重要体现形式,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因为这样可以促进高等教育参与率。高等教育的融资问题是个悖论:财政转移将会导致一种约束,有潜力的学生没有选择学校的权利。公共财政教育经费越少(如美国),外部供给方的约束就越少。

  

  英国高教改革撼动了福利国家的最后一个支柱,触动了福利制度的核心,引起了社会舆论轩然大波,社会各阶层纷纷加入讨论,各种观点充斥媒体。在2004年这场社会大讨论中,改革派的观点显然占了上风,系统论述和赞成改革的文章铺天盖地,远远多于反对派的言论。后者势单力薄,几乎没有大块的理论文章,媒体声音比较弱。

  

  美国改革

  

  在英伦三岛全国上下激烈讨论的时候,大西洋彼岸美国的改革正如火如荼,风起云涌。

  

  众所周知,美国私立大学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发达,其中好多在世界排名中都名列前茅。但是,在这些世界最优秀的一流大学中也有一些公立大学,并且公立大学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高等教育中承担不可替代的主力军作用和重要的社会责任。全美在校大学生共计1800万人,其中公立大学学生占80%。有许多公立大学被誉为是美国高等教育皇冠上的明珠,被看作是美国的旗舰大学,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等。

  

  许多公立旗舰大学的资金来源中,州政府的财政拨款比例已经变得越来越小,社会筹资比例越来越大,大约占其一半以上。例如,迈阿密大学预算中州财政资金仅占其全部资金来源的15%,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仅占12%,科罗拉多大学更少,只有9%。再例如,弗吉尼亚大学自1825年托马斯·杰弗逊创立以来一直是美国公立大学的一面旗帜,但最近几年来州财政拨款比例一直在萎缩,2004年度在其17亿美元的预算中只提供8%,而20年之前这个数字是28%。于是,对于许多旗舰公立大学来说,在名义上他们还是公立的,但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大学越来越依赖于学费收入和社会上的各种资助,在财政上越来越“私有”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校长格拉汉·斯帕尼感叹道:“我们越来越像私立大学了。”

  

  一般来说,公立大学的学费成本比私立大学低得多,例如2004年为5132美元,而私立大学则高达20082美元。但即使这样,州财政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对公立大学来说,所谓“社会筹资”意味着提高学费,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更好办法,只能把眼睛盯在了学生身上。据统计,2003年私立大学学费提高了6%,公立大学提高了10.5%,2004年公立大学学费提高了11%,美国教育学会(ACE)说,2003和2004年公立大学学费成本提高了13%以上。几年来,大学学费的上涨速度一直高于通货膨胀,几乎是通胀率的三倍。2004年总统大选中克里就曾指责布什说,在布什任内4年里,大学学费平均提高了35%,平均上涨了1207美元。而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高校学费提高了90%,大约翻了一番。

  

  大部分州立法对公立大学提高学费的上限标准是控制的,公立大学要提高学费标准必须要先获得州政府的批准,否则就不得随意提高学费标准。于是,越来越多的大学要求给予自由。各公立大学希望“松绑”获得“企业地位”,其目的在于自由定价和提高学费,以满足经费之不足。所谓“企业地位”,其政策含义是,州政府对其管辖的公立大学完全脱离州立机构的管理模式,从州政府的管理名单中分离出来。在整个2004年,美国公立大学获得“企业地位”的私有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2004年6月,科罗拉多大学校长伊丽莎白·霍夫曼宣布,经过多年的游说,他们终于赢得了“企业地位”,校方在提高学费和管理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2004年7月,北达科他州给予了其11所州立大学更多的灵活性,允许其在学费标准和日常管理更大的自主权,在其他方面校方也可以自主决定和设立目标;2004年10月,俄亥俄州的迈阿密大学被批准成为该州第一个可以提高收费的旗舰公立大学,其具体含义是,俄亥俄州的学生可以得到至少10000美元的奖学金,而对所有的外州学生的学费提高到19642美元。2004年提出要求获得“企业地位”的大学,还包括弗吉尼亚的三所旗舰公立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威廉&玛丽学院、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他们联合向州议会申请“特许权”,要求自定学费、自我经营,声称应该得到像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其他私立大学那样的“自由空间”,成为“特许大学”,要求将之从州立法中解放出来。

  

  美国大学改革引起的争论远没有英国尖锐和激烈。总的来看,赞成改革的声音远高于反对的声音。一些早在前几年就已获得“企业地位”的公立大学现身说法,在舆论上获得了比较广泛的支持。

  

  在理论界,国际化趋势改变大学教育的属性的看法,因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而不同。就初等教育而言争议不大,学界几乎都认为它是一种公共物品;但对高等教育的看法却一直存在争议。有人将之看作是公共物品,认为应由国家免费提供,也有人认为是准公共物品,认为国家的任务是提供条件,收益人应当付费购买。在这场长达几十年的争论中,1970-198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导致事实上的高等教育越来越被当作商品来对待。可以说,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是促使学界和各国政府对高等教育性质的看法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后的一段时期内,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免收学费。但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他们开始要求外国留学生交纳学费,日益将留学生教育看成是一种“产业”。英国1988年公布《教育改革法》时采取了多项改革措施,例如下放权力,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试图理顺政府与高校的行政关系,划清彼此间的职责,对留学生开始收费。澳大利亚1979年开始规定,留学生须缴纳培养成本的三分之一,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经费法》更从立法上规定缴纳全额培养成本,1996年澳政府的教育创汇收入达30亿澳元。而美国早就把留学生教育当作国际贸易来看待,有资料说,早在1994年仅留学生一项对美国的经济贡献就超过100亿美元(含生活消费)。

  

  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认为,高等教育是一种产业,是可以“出口”的一个商品,以实现其弥补经费不足和达到宣扬其文化价值观的双重目的。换言之,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将高等教育变成为一种可以在全球范围流动的特殊消费商品。巴尔在与笔者聊天时便经常将之作为一个主要事实。就是这位经济学家,几年前在教育改革问题上,还曾是欧洲经济学界的一个坚强的左派。在许多公共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在谈到教育时一个引人关注的趋势是,最近几年出版的书越来越倾向于将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分离开来讨论。一个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巴尔教授的《福利国家经济学》,在其1987年、1993年和1998年版中,它们始终是合而为一在第13章里,但在2004年第四版时已将之拆分为第13和14章。

  

  高教公平新思维

  

  我国高教改革历程的本质:产业化

  

  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中“商业化”因素的多寡有很多指标,但有两组数据是必不可少的:一组数据是在社会总投入中各级财政的投入比例。统计显示,2002年我国教育总投入达5480亿元,其中各级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总数达3114亿元,即占总投入的57%。另一组数据是家庭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高低。改革前的1988年为2.42%,改革的第一年1989年为2.74%,而到2000年则高达4200元,即占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5854元的72%和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2210元的190%。

  

  上述数据显示,不管我们口头上如何否认我国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政策、理论上如何论证产业化的诸多弊端,但事实上十几年来我们就是沿着产业化的路径走过来的。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这是一个勿庸置疑的事实。我们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我们为什么会走上这样一条事实上已经“产业化”的道路?可能有种种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基本原因,那就是社会需求,这是一个根本原因。这个规律就如同初等教育的“择校费”一样,在巨大的市场面前行政手段显得苍白无力、防不胜防。这个规律就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就是说,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服务消费品是有市场的,价值规律是发挥调节作用的,经济杠杆是起作用的;高等教育具有相当的产业属性,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福利型消费品,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而是可以进行交换的商品,是一种人力资源投入的资本品。一旦政策稍微有所松动,这种交换就势必发生,且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踏上产业化道路的最根本原因。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如财政投入不足等。但所有这些都占次要的地位、发挥次要的作用。

  

  当前教育产业化的正负效应

  

  就正面效应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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